第三章
埃及艺术

人人都以为埃及是可以长生不死的国度。

1798年，拿破仑·波拿巴将军远征埃及，想要出其不意，抄后路偷袭英军，从而唬住英国，令其匆匆求和。

这次远征尼罗河谷非但没能出奇制胜，反而耗时费力，令法军损兵折将，落得个仓皇而逃的下场。然而，拿破仑将军麾下的一名士兵发现了著名的罗塞塔碑石。正是这位年轻的科西嘉探险家，在不明所以的情况下，让湮没了近两千年的古歌珊地的珍宝得以在欧洲重见天日。之后，商博良辨认出石碑上的文字，由此我们得到了了解埃及文字、破译尘封一千五百多年的埃及历史的钥匙。

不过，人们对埃及古文物的科学考察始于19世纪中叶。不久后考古学家得出结论：研究分析绵延近四千年历史的古遗迹，绝非举一国之力就能完成。于是考古学家决定各国分区，各司其职。自此，各国都尽其所能地发掘河谷早期男男女女的生活遗址。虽然这些尼罗河的先民们过着单调乏味的生活，正如本书开头所说的那两个围着红围巾的男孩女孩一样，不过这些卑微的居民从未停止艺术创作，尽管其中一部分微不足道。

现代生活无时无刻不在变化，激动人心的事件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我们忙忙碌碌，追逐着生活的乐趣。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我们难以理解，人类历史长达六千年（从公元前4000年至今）的所谓“有史时代”，竟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毫无内容、死气沉沉的时代。

乘船前往孟菲斯或底比斯，尼罗河两岸的古埃及农民耕地的情景历历在目。他们的耕作水平相比如今，没有太多不同。最初，神秘的含米特人占领了这片肥沃的尼罗河谷，像世界上其他极具才干的民族一样，他们一个人一个人地聚集成部落，又一个部落一个部落地聚集成民族，他们背井离乡，来到环境更为优越的尼罗河谷，重建家业。埃及农民在这片沃土上耕作，几千年后，孟菲斯统治者才在河谷下游建立起所谓的古王国。古埃及农民继续耕作，历经胡夫、海夫拉、门卡乌拉三代国王为自己修建金字塔形的陵墓时期。一千年后，亚伯拉罕举家从吾珥迁往地中海沿岸。

在埃及古王国六百年的历史中，古埃及农民始终在这片土地上耕作，当时的尼罗河谷艺术发展到了顶点。为安全起见，古王国将都城从孟菲斯迁到了著名的底比斯，荷马称之为“百门之城”。

为了调节尼罗河水流，阿门内姆哈特三世修建了大型水库。在阿门内姆哈特三世的统治下，该地人口逐年增加，人民始终过着富足的生活。

公元前2000年，喜克索斯人征服西亚后，入侵了埃及；闪族游牧部落（希伯来人）入侵埃及后，协同喜克索斯人一起管理尼罗河流域。

几百年后，阿摩西斯国王（号称公元前16世纪的乔治·华盛顿）将喜克索斯人驱逐出尼罗河流域，建立了新的帝国。在图特摩斯、阿蒙霍特普三世、拉美西斯等英明君主的统治下，新帝国开疆拓土，疆域拓展到埃塞俄比亚、阿拉伯、巴勒斯坦和巴比伦。

公元前1400年，古埃及农民曾打算挖一条运河连通红海与地中海。

希伯来人最终被迫追随喜克索斯人，在巴勒斯坦群山定居，古埃及农民没有想到昔日辉煌的帝国竟衰落得如此迅速。公元前1091年，埃及南部一个新王国宣布独立，定都于尼罗河三角洲中心的塔尼斯城。

埃及失去埃塞俄比亚，不过占领并洗劫了耶路撒冷。埃塞俄比亚人突然打回埃及，统治埃及长达半个多世纪。等到亚述人驱逐埃塞俄比亚人，把埃及划为帝国行省，古埃及农民生活照旧。对于长期的王位争夺战谁胜谁败，他们一概不过问。公元前653年，另一外来民族夺得埃及王位，定都于尼罗河三角洲的赛伊斯城。

拉美西斯国王在红海和地中海之间开通运河的计划，直到八百年后尼科国王统治时期才实施。1869年，运河宣告竣工。

当波斯人打进尼罗河流域时，古埃及农民照耕不误；当希腊人和腓尼基人打着贸易的幌子蜂拥而至、掠夺河谷地带时，埃及农民耕种如常。当亚历山大大帝在失修近千年、破败不堪的凯尔奈克宫举行盛大宴会时，埃及农民眼睁睁看着泛滥的尼罗河水淹没了田地。

亚历山大大帝派马其顿将军驻守埃及，其统治延续到其后裔埃及艳后。她与两位罗马将军纠缠不清，卷入政治旋涡，最终她失去了江山。马其顿人在埃及建立的帝国覆灭后，埃及沦为罗马的行省。

从此，埃及成为罗马帝国的重要粮仓，埃及农民不得不更加勤奋地耕种田地，他们只有先养活罗马帝国的那些无业游民，才能养活自己。尼罗河口的亚历山大港因亚历山大大帝占领埃及而得名。当基督教徒摧毁埃及辉煌的文明时，古埃及农民仍然只知耕耘，不问外事（他们哪能知道村外发生的事情呢）。基督教徒摧毁了神庙，关闭了最后一所讲授神圣象形文字的学府，古埃及农民仍然一如既往地耕作。

当哈里发奥马尔（修建了耶路撒冷大清真寺并以其名字命名）占领埃及时，古埃及农民并不信奉新的宗教，他们一如既往地耕作，不指望新变化能带来什么帮助。

这是一种奇异的生活，也是一种奇异的文明！四千年来，有着棕色皮肤的男男女女辛勤劳作，种植庄稼，等待尼罗河水淹没小农场，抚养孩子，向埃及统治者纳税，最后又归于尘土飞扬的沙漠。埃及人留给世界的这片土地几乎一如从前，他们每天不断重复相似的平淡生活，恍若内心的欢乐都归于平静，完全忘记了自己年轻时的躁动。

一代又一代男男女女，早出晚归，辛勤耕作，以一种微妙而神秘的方式。这些棕色皮肤的男人尽管毫无特色，却创造出一种以庞大和精细见称的艺术。这种艺术不仅完美，而且给人以无比震撼的感染力。

创造出这种艺术必定是有原因的，绝非仅凭运气或机遇。事出必有因，尽管我们也和希罗多德一样困惑不解。公元前5世纪，他走访了尼罗河流域，当时他年事已高，站在金字塔前发问：“为什么？”

金字塔当然与艺术毫无瓜葛，甚至不能划分到建筑一类，而是工程学问题，简单明了。金字塔不单单是为了表现美感，它还像银行里的保险箱一样，非常实用。不过不是为了保存金银珠宝，而是为了保存埃及先王的遗体，这远比金银珠宝珍贵。

为何建造出如此巨大的金字塔，人们还没得出确切的结论。也许是为了在邻国面前耀武扬威，为了炫耀国力和财富，这大概就是埃及在艺术领域建树颇多的根本原因吧。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金字塔的修建与古埃及人长期生活贫困和失业有关，人们夜以继日地修建金字塔只是为了填饱肚子。不过，无论是如托尔斯坦·凡勃伦所声称，修建金字塔是一种巨大的挥霍和浪费，还是与五千年前的海难事件有关，不可否认的是，最初修建金字塔绝不是为了艺术。但在今天，这种凝聚埃及人无数心血和精力的建筑已是世所罕见的艺术品。

金字塔在所有埃及文物中最广为人知，却并非最重要的。几乎每个种族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臣服于君王的统治，在世界各个角落建造出类似的纪念碑。但不管是建造巨石阵的凯尔特人，还是备受赞誉的希腊人，都无法在雕塑和图形艺术领域创作出如此多的杰作。可以肯定的是，几千年来，没有哪个民族的艺术达到了古埃及那么高的水平。有些民族即使显赫一时，也仅仅繁盛一两个世纪而已，很快就衰落了，不管多么努力，再也无法重现往昔的辉煌。只有埃及人在长达四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持续不断地创造着艺术的辉煌。比起白种人抵达美洲大陆未满五百年，我们的祖先是在一千五百年前才到达西欧，这真是一段漫长的时间啊。

埃及人之所以能在艺术领域取得如此举世瞩目的成就，得益于他们尊重传统。埃及人发自内心地尊重传统，而我们说着尊重传统，却常常固执己见。埃及人的生活与节气密不可分，这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传统。为了记录节气变化，埃及人深入研究了天空，掌握了星云运行轨迹与季节的周期性变化规律。因此，埃及人对待艺术也遵照“传统”，因为他们每天按部就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周而复始。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埃及艺术家为何重视类型胜于个人风格，为何树立的类型总是趋于完美，而非表现出个人特点。

这不免让我想起一个肖像的故事。艾米大婶和杰里迈亚大叔相濡以沫五十多个年头，杰里迈亚大叔去世后，一位画家为他画了肖像画。艾米大婶评价道：“这幅画很漂亮，就是不太像杰里迈亚。这个世界上，也只有我知道杰里迈亚长啥样。”画家可真不走运，艾米大婶十之八九并不知道她已故丈夫的真正模样。倒是画家，若是画技高超，要不了十分钟就能画出模特儿的长相，而艾米大婶耗时半个世纪也未必能做到。不幸的是，画家观察到的情形，外行人理解不了。因此，就算这幅画是杰作，杰里迈亚大叔的亲朋好友拒绝接受，画家耗费多少心血都是徒劳无功的。

埃及的雕塑家和画家则要幸运得多。他们要为国王创作雕像，当然要非常注意国王的特征，特别是眉毛、下巴、鼻子等面部特征。这些细节尽管重要，却不是重点。重点是要表现出国王的神韵，令人一眼就能认定“这是国王”。国王不同于凡夫俗子，拥有不同于芸芸众生的独特气质，与近乎神的祖先颇为相似，具有统治者风范，叫人一眼即可辨认。因此，不管哪一时期，古埃及的人物雕塑作品大多面无表情，全然没有人世间的喜怒哀乐。他们永远目视前方。平心而论，并非眼神呆滞，而是心无旁骛，目光所及之处远非芸芸众生所能理解。

若想了解得更加透彻，不妨对比一下伟大的古埃及法老雕像和具有现代思想的米开朗琪罗以及罗丹的作品。米开朗琪罗和罗丹创作的英雄和神祇，面部表情都富有七情六欲，在神庙外行乞的乞丐也有相似的面部表情。

现代人认为，正是这种人性的表现使得过去四百年来的雕塑艺术兴味盎然。对此，埃及人却极为反感。事实上，我怀疑他们甚至不懂为何如此。埃及人认为，自然处处不平等，不可超越，神就是神，国王就是国王，国民就是国民，一切都有合理的安排，完全符合需要。

在世界上几乎每个地方，艺术都和特定时空紧密相连，埃及艺术也不例外。这种艺术在“此时此地”持续了近四千年，必然对人们的人生观产生了重大影响。从现代观念来看，时间对于尼罗河谷的人民来说没有明显的影响，如同猫狗这些动物也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一样。

尼罗河谷的人们单纯善良，日复一日重复同样的生活，耕种同样的土地，顿顿吃同样的食物，同样娶妻生子，生活观念没有什么不同，崇拜同样的神灵，不管生活在公元前5000年还是公元前500年，时间对于他们而言并没有什么差别。人们既没有时间的概念，也没有空间的概念。

这种环境同时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艺术。尼罗河谷地貌单一，土地广阔肥沃，四面环绕着连绵不断的山脉和荒漠，影响着当地人的宗教观念。埃及人似乎受到永恒的思想理念影响，季节交替，日月星辰起起落落，甚至尼罗河水的涨落，一切都是循环往复的。

如果文明都有规律可循（确实如此），那么埃及文明本身就是永恒不朽的体系。这一文明体系遵循其总体布局，但也有细微的变化，细心观察就会注意到。埃及艺术就在这一体系下，尽管年复一年，总体上没有什么变化，许多细节却发生了巨大改变。要真正了解埃及的艺术形式，就必须研究细节的变化。

在这里，我们要讨论一下极易被忽视的一个问题。古埃及国王是唯一发自内心倡导艺术的人。他们自然想不到有朝一日，人们会把神庙和宫殿改造成露天博物馆，自己也被贴上木乃伊的标签，放置在国家博物馆某个房间的玻璃橱窗中，在地中海游轮上供乘客参观。戴维·罗森也给女王陛下拍摄过X光胶片。

古埃及人和后来的罗马人、中世纪时的人一样，都没有区分艺术和日常生活的意识。他们建造宫殿和庙宇，而后摧毁、修缮或者重建，他们随心所欲，从不考虑为后代留下完整的建筑。如果拉美西斯十二世发现某位拉美西斯前国王数百年前修建的神庙破败不堪，他一定会下令修缮一番，出于私心，他可能会把入口处矗立的祖先雕像挪至别处，换成自己的新雕像。

人们总喜欢为建造于公元前2500年的神庙配上一排公元前1000年时的柱子，或者为建造于两千年前的柱子配上一百年前的新柱子，这也令古埃及艺术研究变得困难重重。我不得不提醒一句，诸如此类的做法在各国时有发生，至今仍屡见不鲜。

中世纪时的先辈们都是实干家，往往把整个罗马斗兽场变成小村庄，毫不尊重原建筑师的意愿。他们会在哥特式教堂外的扶壁之间搭建几十间小房子，或在古天主教堂中心再修建两个基督教新教的礼拜堂，或在12世纪时圣徒的罗马式雕塑上安上哥特式脸谱，又或为15世纪时的画像添加上18世纪时的元素，还会为巴洛克式的客厅布置洛可可式的沙发。按现代品味和“仿古家具”的眼光来看，这种做法简直不可饶恕，但他们非但不为亵渎行为感到羞耻，反而认为我们只考虑艺术，而不考虑舒适度和实际需要，简直愚不可及。他们认为生活重在享受，不该局限在一些教授所宣扬的美学理论中。这种持续不断的改造长达数千年，即使对此研究有素的专家，也对真相颇为费解。

以卢克索神庙为例，这座神庙可追溯到公元前15世纪，最初由法老阿蒙霍特普三世修建。一百年后，拉美西斯二世扩建此庙。公元前4世纪，神庙仍在修缮当中。亚历山大大帝占领埃及后，下令按建筑师意愿改建神庙大殿，埃及人对此并无丝毫不安。

很遗憾，几乎所有埃及宫殿和神庙都遭到了破坏，金字塔尤为严重。金字塔的表面不易损坏，修建者为了阻挡沙漠地区的强光损坏高于圣保罗大教堂的金字塔，在其表面覆盖了一层从图拉采石场开采的极为坚硬的小石块。三千年后，阿拉伯人统治时期，为了在开罗修建清真寺，他们悄悄剥掉金字塔表面的保护层用作建筑材料。失去了保护，有朝一日，金字塔非坍塌不可。也许只消一两千年，金字塔就不复存在了。

不管是破坏行为还是漠不关心，都到此为止吧，想要系统再现古代艺术绝非易事。此外，请铭记一点：古代的雕塑家和画家从不在作品上署名。至少还未曾发现刻有原作者姓名的希腊雕塑。那些考古学家在百年之内，就能把埃及这一世界上最古老的艺术宝库井然有序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对此我们的敬意会油然而生。

类似于日本和其他东方诸国的艺术，埃及艺术亦不讲究透视法。但在西方，透视法在艺术中举足轻重。我们不妨先了解一下何为透视法。

透视法是在平面上绘制立体物的艺术，绘出的物体与人们从一定角度观看实物，在相对位置、体积、距离上完全相符。简单来说，即把长、宽、高三维空间绘制在平面上。

如今，学绘画的孩子都会掌握几条透视法的要点，这有助于他们像“观察”场景一样“观赏”绘画。他们对于神秘的消失点、平行线以及平面的明显会合都了如指掌。即使七岁的孩子，也能大致画出物体的位置，让物体看似悬在空中，而不是落在平面上。

西方艺术家15世纪时才开始认真对待透视法，而东方的艺术家近年来才注意到透视法。学会用东方艺术家的眼光欣赏画，我们并不觉得他们的画有何不好之处；而那些习惯于透视法的人士对东方的绘画法非常恼火。许多人接受不了日本版画，就像我们接受不了现代派音乐一样。可能这些现代音乐对于邻居来说悦耳，但对于我们来说却是极其难听的噪音。因为我们年轻时接受的音乐教育讲究和声，要求韵律“和谐悦耳”，而现代派音乐不讲究这一套。

因此，透视法像是去品尝一道菜，或是欣赏一曲现代音乐，尝试过才能深有体会。对透视法的理解不是与生俱来的，就像没有人天生能够领悟数学的奥秘一样。小孩子如果不加以引导，只能画出“平面”画，而不会有立体感。早期绘画都是不讲透视法的，如果有透视的效果，纯属偶然罢了。

埃及艺术受到“传统”的制约，那时的神庙僧侣和统治阶级强行规定保护传统，因而艺术家创作时优先考虑传统问题，结果就是艺术品的表情和姿态十分僵硬死板。若不是统治阶级强制要求，埃及人会不会改弦更张呢？我想会的。埃及人目光如炬，明察秋毫。尼罗河经常泛滥，埃及却干旱无雨，那些得以在燥热气候下幸存的埃及早期木雕表明埃及雕塑家拥有无与伦比的艺术天赋。王室陵墓中有很多木雕作品，虽不知雕塑家姓甚名谁，但其制作工艺精湛，巧夺天工。埃及是个注重传统的国度，人们的生活习惯、耕作方法、社会行为、民俗风情都是“既定”的，一切都按原有轨迹运行，除非天灾发生，不然一切都一成不变。

雕刻是一个特殊的领域，埃及艺术自然对材料的要求比较苛刻，这也是很多初学埃及艺术的人时常抱怨的。尼罗河谷的雕塑家只能用花岗岩和玄武岩做原料，他们得不到大理石。用大理石只要手法得当，就能雕刻出有动感的人物形象。雕塑家不得不用花岗岩或玄武岩，这两种石料名副其实，坚硬异常，刻线十分僵硬，难度可想而知。

即便埃及雕塑家可以用稍软一点的石料，我想他们也摆脱不了社会和宗教制度强加的束缚。

在小农经济占主体的国家，人们自给自足，彼此不太需要联系。人人自力更生，一旦懒惰或粗心，家人、亲戚就会挨饿，但这种懒散影响不到邻居，人与人之间漠不关心。除非这家失火，威胁到他人的财产，否则根本不会有人来关心。人们的幸福和家族的持续繁荣并不依赖于他人，而只能靠自己。直到一百年前，在美国的生活都是如此。

但在尼罗河谷，人们彼此之间要通力协作，否则将一事无成。修建水库非一己之力能完成的。自古以来，河谷地区的人口密度变化不大，每一英里土地上生活着几百口人，但仅凭一己之力，时不时地灌溉土地，难以养活这几百口人。河谷只有十英里宽，却生活着上百万人，要想生活在这一地带，人们必须齐心协力。起初这么做只是为了保护自己，但成效不错，人们也就认可了这种做法。在埃及独立的几千年里，人们始终坚持这种做法，从未间断。

在埃及语中，“法老”原意为大房子，后来演化成了“大房子的主人”，意即国家元首。我想，埃及人未曾想过还有其他办法可以取得同样的效果，何必为这些含糊不清的猜测自寻烦恼呢？埃及原有的体系就很不错了。古代世界充满饥饿、贫穷、物资匮乏，埃及人深知自己生活在粮仓里，相比邻国的居民要幸运得多。只有赋税过重，尤其是国家处于外来侵略者的统治下，埃及人才会在盛怒之下公开造反。其他时候，这些矮小、棕色皮肤的人们不了解其他生活方式，心甘情愿地听命于统治者，为其修建无数高大的宫殿和寺庙，唯独不愿面对一件事，那就是死亡。

这没什么不同寻常的，人类有史以来就未曾想过会死。许多人都像希腊人一样，临死前面带苦色，将死神描绘成手拿镰刀的收割者。人们只知道埃及人是唯一一个佯装死亡并不存在、试图愚弄死神的种族。

埃及人（我想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过着单调的生活，日复一日地按部就班，不过单调并不意味着不幸福，也不意味着对被迫过上那种生活不满。相反，现代美国人认为，生活乏味平凡的人，比起我们这些相信只要保持精力充沛、不断寻找，最终会发现人间天堂的人，往往更加快乐和满足。

埃及农民可能只是矮小的地球人，但他们过得很快乐，因为从来没有接触过“罪”的教义，那是犹太人多年后才提出来的。像因纽特人一样，埃及农民可能没有属于自己的东西，但他们比我们城市中的居民开心得多。我们的生活被一些小玩意儿和那些让现代生活成为负担的可怕死物弄得一团糟。

埃及农民的头脑也非常简单，他们认为，既然人不能完全否认死亡的存在，那么至少可以假装从未听说过死亡。这可能就是死亡崇拜的起源。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活人崇拜”，欺骗自己不知道等待着所有人的命运。真是可悲，幼稚地渴望听到祖母说：“好吧，我的小宝贝，没有妖怪，去睡觉吧，做个好梦。”

一旦做好“故作镇定”的思想准备，再去审视埃及古墓葬，你就能明白我的意思。中世纪时的基督教陵墓确实十分恐怖，满是交叉的骨骼和骷髅，还有遭受地狱火刑的可怜罪人。与之相比，埃及陵墓中的陪葬品则令人心生愉悦，陪葬品有珠宝、香水、贵重衣物，陪葬人俑有小规模的女仆、面点厨师、乐师、秘书、警卫以及水手等。谨记，这些陪葬品就是为了让人们死后仍当作一切都没有发生，不管是国王、父亲、丈夫，还是叔伯、妻子的身份，虽然离开了人世，但死后仍会像生前那样，在来世继续享受生活。

埃及人像其他农业民族一样，按照自身形象，赋予所有自然力量以人格。他们也将自然力量视作神圣的等级制度，如同法老和法老的军队、顾问和祭司一样，直截了当、毫不含糊地影响平民百姓的生活。一旦埃及众神的年纪像埃及神话中的冥王奥西里斯、生命女神伊西斯、守护神荷鲁斯或者尼罗河谷中其他神明一样大，有意思的情况就发生了：埃及这些神祇不再高不可攀，而像普通的官员，如税吏、水利督察员一样了。你只要知晓诀窍，就可以“亲近”他们。

和国王的仆从打交道比较容易，只消塞几个银币，他们就会看向别处。和神祇打交道则复杂得多，想让他们帮忙，须要懂得某种咒语或祷词。谁要是懂得正确的咒语或祷词，甚至可以走出陵墓，享受一下生前好友的陪伴。因此，人们理应让亲人死后也能像在生前一样生活。于是，为逝者服务的艺术家群体应运而生。但艺术家心里明白，殡仪工作是为活人服务的，因此，他们的每件作品都力图优雅、有魅力和充满欢乐气息。艺术家也带着极大的热情，陪玩“佯装长生不死”的游戏。

关于小型艺术就讲到这里吧！在埃及，比起大型艺术所展现出的创造天赋，这些小东西确实更加有趣迷人。那些连绵不断的荒凉宫殿、庄严庙宇、大得与人不成比例的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埃及家家户户门前伫立着的成千上万超凡脱俗的神像和国王像，似乎是为了提醒民众：冥世茫茫，无始无终。

宫殿、神庙的墙、柱子、屋顶和门楣上都装饰着成千上万多彩多姿的小型插画，无一不表现出埃及人的乐观天性、童心未泯。不论多么难以接近、多么隐蔽的地方，都随处可见表现人们日常生活场景的图画。不管是烹饪鱼的正确方式，还是国王制服敌人的手段（或许令人生厌），一切都应有尽有。

生活场景多采用绘画的方式来传达，但人物和所附说明尽可能刻在石壁和石柱上。这种石雕通常称之为浅浮雕，起源于意大利。中世纪时，石雕有严格的区分，绘画刻度不足背景厚度一半的称浅浮雕，多于一半的称高浮雕，正好一半的称半浮雕。

后面讲到雅典帕特农神庙、爪哇婆罗浮屠以及印度的许多庙宇时，还要提到许多雕工精细的浮雕。不过，埃及浮雕中的人物常常不是凸出来的，而是把人物轮廓刻进石头里，此即所谓的陷浮雕。如今，浮雕这种艺术形式已不太时兴，不再予以分类，只要不完全脱离背景，就统称为浮雕。因而，后面只用“浮雕”一词。说起来，制作浮雕相当困难，有经验的雕塑家才搞这种艺术。一流的艺术家能使浮雕意味无穷，作品越简单，就越招人喜欢。

有人认定四千年前制造的东西必定比如今做得好，（你也能看出）我不这样认为。不过，古代艺术家确实在某些作品上表现得比今天好。原因在于：

首先，艺术如今已不再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艺术家已经脱离了实际生活，成为取悦大众的艺人，供人们花钱找乐子。

其次，“时间就是金钱”这一口号诞生后，匆忙和仓促的气氛也感染了工艺家和艺术家。今天的人甚至想加快自然界的进程，例如加快树木生长，促进胎儿发育，也向画家、雕塑家提出同样的要求。搞浮雕，既要有时间，又要有耐心，我们丧失了这两种美德，因此艺术作品也就大打折扣了。

再次，现代生活并不利于雕刻或浮雕的发展。昨天盖的房子，明天可能又要拆掉。雕塑家深知这一点，不愿意人家把自己的作品装进卡车运到一个空地上等待买主，而买主是否会出现还是个未知数，今天的人们很难对雕像感兴趣了。浮雕是墙面的组成部分，命运甚至不如单个石雕。房子被拆掉时会连同浮雕一起拆掉，甚至注意不到浮雕与其他铺路的垃圾有什么区别。

埃及艺术家创作时不会受以上不利因素影响，埃及人永远都在创造，生活在万物皆不变的设想中。要是知道三千年后，一群仰慕者站在你创作的鸟兽画前赞叹“居然能画得这么好”，你就会更用心创作；可要是知道自己的作品不管如何出类拔萃，都会在你死后几年内被人遗忘，你又做何感想呢？

最后，尼罗河流域的建筑方法为埃及艺术家发挥技艺提供了良机。没人能像埃及法老的建筑师一样，给全世界留下如此多的平雕和圆雕。

要记得，这些古神庙并非我们所说的教堂。对现代新教徒而言，“教堂”一词意指教徒在容纳几百人的大厅做礼拜，会众听上半小时左右简短的道德或精神讲座，内容涉及《旧约》或《新约》经文，积极参与教堂事务，会众和牧师共同祈祷，共同唱赞美诗。教会本质上就是教堂，要是碰巧集会的建筑被烧毁了，也可以在剧院、谷仓甚至露天集会，而礼拜仪式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埃及神庙是希腊和罗马神庙、中世纪大教堂的原型，但并不作集会之用。会众不参加任何祭祀。祭祀以仪式为主，囊括神庙祭司的象征性行为，而会众不算在内，不管是一万会众在场还是一个都不在场，仪式照常举行。

埃及神庙实际上包含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其中一部分是一间幽暗的小房子，乃是神明之家，供人们顶礼膜拜。所谓的“神明之家”，自然是因为神明理应住在远山之外的领地。但这对于普通人而言过于遥远缥缈，神明之家至少应当具体为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普通人即使见不到神明，只要知晓神明会在何处落脚、上流人物可以与神见面，也就心满意足了。

用一个现代事例也许就能说明。有种神秘的黄色金属很了不得，当今人人看重，大多数人都相信，这种黄金储备决定国家的安全，但也只有几名警卫见过。类似于古埃及神明深藏在黑洞之中，黄金储备是美国国家信用的基础，即便美国总统、财政部部长也不被允许进入这个神圣之处。

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打算为这头现代金牛犊举行新型的崇拜仪式。但这样的事在所谓的“精神世界”里却很难说，想不到的事发生过，就极有可能再次发生。

然而，一旦把对黄金储备的崇拜等同于民族崇拜，那就有了类似于古埃及的宗教信仰，只消用看不见的神明来代替一桶看不见的金石。华尔街、百老汇街和威廉街由此有了一系列大法院，民众站在那里等待，财政部助理部长走进黑暗、看不见的金库，说道：“十亿零九十七美分到二十亿零四十八美元。”民众确定了信仰对象的存在，而后兴高采烈地回去工作，毕竟天下太平嘛。

我在此要详细介绍一下，脑海里对神庙有个大致的概念，你才能理解这些东西。神庙是某一神明在凡世的住所，往往是一些狭小而普通的建筑，坐落在规模宏伟的内外庭尽头。你不禁要问，为何不颠倒过来？为何不把内外庭弄得更加朴素简单，而把后殿修成小王宫呢？因为所有祭司都明白，如果神庙建筑不能制造出强烈的戏剧效果，不能掌控群众的思想情绪，他们就没法（长期）维持生活。

祭司本质上就像政客，首要任务是保住饭碗。在埃及，祭司想尽办法创造神秘的气氛来符合国民的精神。然而希腊诸国没有牧师这一职业，则需要另作安排。神庙本身才是重点，外庭可以忽略不计。实际上，当时并无外庭一说，风景本身起外庭的作用。但埃及人习惯于集体行动，人们重视外庭，外庭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艺术家经常关心的地方。

起初，在尼罗河谷使用金属前，神庙外庭、后殿都是用木头建造的；使用金属后，后殿往往在附近凿山而成。随着孟菲斯和底比斯之类的大城市在平原上发展，人们常常仿照木制神庙建造后殿，不同之处在于这次完全使用石料。这些石壁和石柱为画家和雕塑家施展技艺提供了绝佳场所。

卡纳克神庙有石柱一百三十四根，长、宽、高分别为三百三十八英尺 、一百七十英尺和七十九英尺。采光是通过檐下的窗户。除了窗户，所有墙面皆可用来绘画或雕刻。

我已说过，埃及画家完全用水粉作画，不讲究透视法。水粉作画是最古老的绘画形式，洞穴居民最早使用。大家都见过粉刷匠刷房，刷房用的白灰就是一种水粉。复杂点的水粉由各种颜色和胶质材料调和，溶解于水后，就能在石灰粉刷过的墙面上使用。使用水粉时，墙面必须干燥。现代绘画采用户外绘画法，这种新奇的方法是在墙面还未全干时着色，墙面把颜色吸进去，其效果与画在全干的墙面上截然不同。

埃及人最初只用黑、红两色。埃及人发明了墨水这种奇妙的东西，用来书写、绘画。但我到现在还搞不清象形文字和墨水的先后关系。

后来，除黑、红两色外，埃及人又用了黄、绿、蓝，还有一种褐多于朱红的红色。

在十二王朝至十九王朝，即约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300年拉美西斯时期，埃及艺术家的技艺经过长达七百年的发展，到了最辉煌的时期。凡·艾克兄弟两人大约在1400年发明了现代油画，比起服务于法老的艺术家，现代画还处于起步阶段。

在我们看来，埃及艺术有太多奇特之处。这门艺术年代久远，似乎无始无终，也许只有上帝才知其始于何时。埃及艺术在仁政与苛政的双重作用下发展，历经无数次外族侵略和各类天灾人祸，像大海遭受暴风雨和潮汐的袭击却能保全一样。埃及艺术从建筑、雕塑、绘画、音乐到各种精巧的首饰，从木器发展到青铜器，从青铜器到铁器，从陶器到玻璃，又从棉花到织布，无所不在，无所不包。埃及人的人生目标就是活下去，这是一种宁静平和、坚韧不拔、不求有福也不怕得祸的生活态度。

现代的人生哲学与古埃及的人生哲学极其不同。现代人过分强调个人权利和特权，“我”这个字支配社交、道德、艺术等全部社会活动。埃及这个国家确实与众不同，是过去五千年来除中国和印度之外，另一个艺术历史较长的国家。

现代艺术表现的是个性，埃及神庙和雕像所表现的是社会性。在摩西见到埃及艺术时，它已经很古老了；当恺撒大帝来到埃及时，埃及艺术更加古老了；等拿破仑援引埃及艺术高谈阔论时，埃及艺术可以说古老得不能再古老了。

我希望有朝一日，你能研究埃及艺术。当你着手去做时，你会发现那些小木俑、沉默的石头更夫以及许多绘画依然如此鲜活。

我无法解释这一点，也没人解释得了。也许这样更好。至少在艺术领域，过分依赖推理能力是很危险的，仅凭理性，我们往往得不到什么结果。从中受益、心存感激才是明智之举。

我想每个博物馆大门上最好都能够刻上：“终身受益，感激不尽。” reWiPy/msShFRBVDlFBMXRupIAMHsuIZG8tQpvMIemy5BIAYpFxPS4qee+uxGg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