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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婉京 1990年生，北京人。先后就读于中国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布朗大学、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任教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作品散见于《收获》《人民文学》《湖南文学》《小说界》《山花》等文学刊物。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取出疯石》、长篇小说《造房子的人》等。曾获山花文学双年奖·新人奖、香港青年文学奖等奖项。
我爷爷走的那年，我还小，也就四岁半的样子。不知道过了多久，突然之间，家里的大人都忙了起来。一连好几天，到了晚上就开始念经，通宵达旦经声不绝，连饭都不叫我吃一口。我饿了，饿得昏了头。只看见诵经坛和月台之间，一条红线上穿着纸人，纸人身上缀着灯花。我顺着这串灯花，一个纸人一个纸人地摸过去，爬到了月台底下。
那个月台不大，也就一尺宽，窄窄的台面上，满满当当摆着用黍米和高粱米做成的打糕、搓条饽饽、苏子叶饽饽。我悄悄地顺下来一个饽饽，扭头一看，不远处还藏着一个人呢。癞头，花白胡子，破衣烂衫，嘴里也叼着个饽饽。我说，这是我家的饽饽。他说，吃一个吃不穷你。我重复着说，我家的饽饽。他说，那什么，我认识你爷。我说，你是我爷啥人？他说，你就喊我大伯吧。我说，你要是我大伯，咋不穿孝服呢？他说，别整那些没用的，你快吃，吃饱了，大伯带你玩去。
饽饽进了肚。我跟着他溜出了灵堂。一路直线扎下去，穿过灵棚，穿过大摆桌，我们到了一片空地。他蹚开土，在地上画了一个圆。我蹲下来一看，还挺圆的。他拍拍我说，你帮大伯一个忙吧。我说，大伯你说。他说，等下大伯要变个戏法，你去胡同里招呼点人来。我就站起身来，迈着小步，一溜烟去请人了。没过多久，我就带着全胡同的小孩回来了。他让我当孩子王，安排大家围着圆圈站好。人齐了，轮到他发话。他说，我们现在来做个游戏，谁能把自己家的大人请出来，谁就能吃我手里的糖！一摊手，他掌心握着一把“大白兔”。
孩子们乌泱泱跑开了，不一会儿，唤来了他们的爸爸妈妈。这时我那大伯画了一个更大的圆。他让大家都后退，站在圈外，只叫我进来，站在当中。他叫我去找个街坊要一块钱，我乐颠颠地照办。他拿了钱，一翻一覆，上面的左掌一掀，硬币就不见了。大家伙倒吸一口气。他摆摆手，两只手空空如也；再握拳，一扣手，一摊开，右掌里出现两块钱。大家伙纷纷鼓掌。就这么着，一块变两块，两块变三块，变到最后，我大伯的裤兜里塞满了钱。表演完，人散了，他领着我往胡同深处走。我说，大伯，你教教我呗。他说，你身上有钱吗？我寻摸了一遍，从右屁股兜里掏出来一角钱。我说，只有这个，买糖的钱。他说，好，你看好了啊。
那天晚上，三只大猫在墙头徘徊，我对着它们变了一回戏法，惹得它们满院子地叫。等它们跑到邻居家的土墙边上时，我家院子里已经挤满了人。后来的人还想挤进来，爷爷的灵堂前，两扇不牢固的大门吱吱嘎嘎响着，连桌子也在摇晃。院子里一片乱哄哄的议论声，我听不清那些大人在吵什么，只知道打头的是我家邻居，她斜着眼，侧过头，带头哄叫起来，骗子，还钱！街坊们一窝蜂地拥进灵堂，爸妈这才知道这件事跟我有关，那人骗了街坊们的钱。爸妈把我训了一通，我不服，又给我妈表演了一次我的戏法，她揪住我的耳朵把我拖到门外罚站。我杵在门外往灵堂里瞧，这伙人不再跟我爸妈废话，他们呼呼啦啦地到处走，拿三搬四，我妈抬起头来瞅他们一眼，我爸连头都不抬。他们几乎把我家搬空了。我妈来来回回地检查少了些什么——一盘白肉煳肘、一盘血肠净肚、三盘烧碟、三盘江米糖、两盘关东糖、一坛猪油、两瓶北冰洋、一副乒乓球拍、一双拖鞋，还有一件穿破了的雨衣……他们好容易出了院，我们全家人都垂手肃立，气都憋在肚子里不放。这时我放了一个屁，怯怯地问，妈，啥是骗子？我爸推了我一把，说，走走走，上炕睡觉。
一年以后，到了春节，我们胡同的人凑在一起看春晚。我记得，那是第一年有春晚可以看。胡同口放着一台彩色电视机，开着，可是电视里的人影却是雪花。我照着机顶拍了两下子，这才跳出来两个小人，一男一女，说是搭班子变戏法的。他们挺来劲的，先是变出来一盘饺子，之后又变出来一碗面。马季和姜昆，两个相声演员在旁边捧着，吃着饺子，他们说这俩人变的是魔术，不是戏法。后来我凑到电视机前，想抢着把它给㨄起来，连续抬了两次，没抬动，最后一次㨄得太猛，把自己摔一跟头。
我喜欢变戏法，是因为每变一次总要说点什么，我嘴笨，有时候不得已只好编故事，说说自己这手法有什么新奇，朋友们知道了也不戳破，跟我很有默契。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魔术师。然而，我没有坚持下去。我儿时用过的硬币、纸牌，现在已经很旧，黑黑的，不知道是烟熏的，还是长了霉。跟着我的记忆也像是发了霉，光照不到我，现在的我是一个房地产中介。我对未来没有期望，感觉自己将会这样度过一生。
自从十一岁那年，我妈出事以后，我爸就替我做了选择。他说，卖房子稳当，一个人有房在手，就不怕没地方住。那是一九八九年夏天。放假了，我从县北边的学校回家，横跨东坡庙到长阁村，六十里地，连跑带颠的，走也要走上大半天。那会儿，丰宁坝上的草才长起来，没不过我的脚脖子。潮河的水绕着坝上草原流，河水明晃晃的，几乎看不出流动，只有潮湿的雾气从地上升腾起来。月亮爬到老高的地方，看着我，把我送入家门。
屋里头没人，爸妈还在风电厂上班。我在窗户前坐了一阵，看到一伙人走进了隔壁的院子，他们递了一张纸给我邻居（我喊她“王姨”），王姨拿着那张纸敲我家的门，问，有人在家吗？我没说话，这王姨就回去了。过了一会儿，我听见院子里有丁零当啷的声音，头上三尺的天花板开始当当地往下掉土渣。我赶紧出屋瞅，一抬头，吓一跳，王姨家的那伙人正踩在我家房梁上，一个劲儿地往下掀瓦片呢。我喝一声，住手！你们干啥呢？他们一愣，说，咋有人在呢？我说，搁谁家偷瓦片呢？其中一人说，不是，你家不都签字了吗？我说，签啥字？另一人说，拆迁协议啊，合着你家不姓王啊？我搬了个梯子，慌忙冲出来。我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很不自在。我说，这话你和我说不上，我家姓赵！这伙人聚在一起，悄悄地对了对那张纸，然后问，这不是王秀玲家啊？这时邻居家的王姨已经跨进门了，见了我的面，她尴尬一笑。那个笑容很短，只有一两秒钟。后来我才知道，王姨是他们的同伙，两边唱的是一出双簧，而且在长阁村已经唱了好几回。到我们家这回，她是说破了嘴，却落得个用力吹网兜——白费劲的下场。我妈是个硬骨头，横竖不肯，说这房子是老祖宗留下的，后院还埋着我爷爷呢，爷爷不同意，她做不了主。
但人心在暗处，深不可测。等我爸妈下班回到家，一看房顶被人掀掉一半，我妈说，咱豁出去吧，反正房已经拆了，咱过去跟她拼了也不能让他们好过……话说到一半，我妈在我的肩膀上重重拍了一巴掌，打得我一个趔趄。我听到她倒在地上，抽搐着上半身，口吐白沫。后来知道我妈是急性脑梗死，当初我们并不知道，我爸拉上平板车就往医院跑，我扶着，路上，我妈的下半身已经凉了。从医院回来，我爸气急了，闹起来，带着我翻墙去找王姨理论。谁知那王姨一点不怕，吐了唾沫在手心，撸起来袖子要干仗。我推了她一把，说，姓王的，我瞅见你了。她说，赵波，你瞅见啥了？瞧把你给能的，咱们村谁不知道你啊，你个小骗子！我爸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把菜刀，刀刃上还沾着芹菜和韭菜末，他死死攥着刀，没等到“进攻”，自己先哭上了。他的哭声很低，跟他那副大骨架实在不相称。
我爸叫赵金刚。他是丰宁一家风电厂的工人，负责吊装风电机。他们厂是政府为了解决满族人就业临时创立的企业，人不多，全厂上下也就三十来人。具体到他们车间，只有他和我妈两个人。我妈能干，同时负责调试和检查，相当于我爸的上游和下游，起着引导和兜底的作用。说白了，我爸离不了我妈。我爸是个很不够格的工人，手艺比一个刚刚学徒的小工强不了多少。一般老师傅会做的活儿，不用说相定主机、制备导流罩、安装轮毂、给机舱罩设计模型还是计算尺寸和公差，这些他统统不会，他连吊车都开不好。当了半辈子的风电工人，他只能干一些小工活儿。我爸这人原本话就少，一天没有两句话，老是闷不吭声，我家遭了横祸以后，他更是躲着人走，从单位的茶水炉灌两壶水，把茶水筛在保温杯里，一坐就是一天。他忘了他的活儿，吊车也就没人开。一个月之后，厂长拎着水果来家里了。他来了，我爸才把地上的砖头捡回墙堆上去，把碍手碍脚的碎瓦片归置了归置。即便如此，家里还是四处透风。厂长进了屋，见了我爸，不说话，只是愣愣地看着我爸傻笑，后来我爸说，谢谢领导，咱服从厂里安排，谢谢。厂长走了之后，我问，爸，你谢啥呢？我爸说，厂里出面，给咱解决拆迁的事。我说，那王姨不是闹到市里了？说咱们在拆迁时不老实，不服从安排，说咱们这样的人家不配住新房。我爸说，厂长说他有路子，但他有一个条件。我问，啥条件？我爸说，让我下岗，吊装还是有人干，不是我了。
虽说如此，我爸还是下岗在前，上楼在后。下岗了快两年，我们才搬进了潮河北面的矮楼。那年我十三岁，身上开始有了变化，生了胡楂儿。经过很长时间的缠磨，我爸终于答应带我去坝上看看。那几年每年都涝，出了村二里远，就是一片水泽，岸对过的老家看不见，那个方向什么也没有。
吃过晚饭，我爸带我出了村。临行时我爸咂了一口老烧，也给我尝了一口。我们披着雨衣，带着手电筒。出村不远就没了道路。潮河涨起来了，到处都是稀泥、浑水和一些我辨不清楚的野草。我爸蹚着水走在前头，拿手电筒照着，一一指给我看，哪些是羊草，哪些是金莲花和蓝刺头。那天晚上月亮很扁，不窄也不宽。月光皎洁，照在野草间的水上，一片片粼粼波光。水草里虫鸣蛙叫交织着，填满了整个夜晚。父亲走在前面，他的呼吸声细细的，有点像穿过树林的微风。
我感觉走了很长时间，才从水坑里钻出来。翻过了两座山冈，爬上一个斜长的土坡，我爸说这就是坝上。往下看，一大片旷野，黑的，地势越来越低。他横着一摆手电筒，用光指给我看，这边有，一、二、三，那头有，一、二、三、四、五……儿子啊，这些都是风塔，雪白雪白的，好看不？他说，这就是风塔，是我和你妈半生的心血。
我爸脱了雨衣摘了帽子，又脱掉了裤子，赤裸裸一丝不挂，他的毛花白了，在月光下荡着，像是被人踩脏了的春柳絮。他握着手电筒，顺着山脊的方向走。这条路父亲很熟。后来，他自己折了一根树枝攥在手里，斜着往下跑了几十步，把树枝插在风塔的边上，又爬到另一座山头去看它。迎着月光的一面，河水铺平了一切；背光的一面，没有水，平沙一片。眼中全是高高低低的山丘，不知从哪儿来，不知往哪儿去，一座一座的，撞到一起，扭在一起。望着这浩浩荡荡的世界，我爸也有些惶然。
他见我来了，把那根树枝拔了出来，松下脸对着我笑。我说，爸，你走得也忒快了。他想了想，说，儿子，你知道山那头是哪儿吗？我们立在山上看了一会儿。发愣的工夫，河水像是又涨了几寸。我看着我爸，用手电筒顺着他的目光照过去，潮河以南，是一片寂寞的荒原。我说，灰扑扑的，没啥好看。他说，不对，再往南，那儿是怀柔，也就是北京。
从一九九一年到一九九八年，连续有八年的时间，春来夏去，时光流转，我经常爬到坝上看北京。那时候，生命像是不会由盛转衰，没有过去，没有将来。后来我读完了初中，勉强上了中专，学了财会专业，毕业后在北京天通苑的一家售楼处发传单。我偶尔回家看看，也不知道跟我爸说什么。我听到我爸还在谈过去的事，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大炼钢铁……我妈走后，他像是一个人留在了过去。
这么些年，他从来不去北京看我，只在暗地里搜罗了我的传单，悄无声息地贴了一墙北京各区县的房产消息。他用这种方式在了解我。因为我的关系，他甚至成了我们村第一个知道“房改房”“经适房”“商品房”的人。风电厂倒闭了，他们这群工友倒是没散，有事没事就会找一家饭馆，叫上几瓶白的，围炉而坐，听我爸唠唠北京的房子。
有一次过年回家，碰上他们的聚会，我爸把我也带去了，说是叫我给他长长脸。那次饭吃到一半，恍惚之间，他突然掏出一个猪肝色的小本。他咽了个酒嗝，掀开来第一页，念给大家伙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为保护房屋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对所有权人申请登记的本证所列房屋，经审查属实，特发此证，河北省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房屋土地管理局。他提一个，再干一杯。他说，有了这本本，谁还敢忽悠咱？工友们鼓掌。我说，爸，你喝多了。他说，儿子，我没多……我把咱家的房子交到你手上了，你啊，拿好了，争取用它给咱换一套北京的房子。
这件事一晃过去了二十多年，我由一个小青年变成一个中年人。去年年初，我从天通苑调到了将台路，在上风上水的北京东北角——房价最高的阳光上东小区做上了销售经理，还用这些年的存款按揭买下了一套刚腾出来的一居室。付了首付之后，我回过一次老家，在村头碰到我爸。当时他肩头挑了一担水，正往南，朝着风塔的方向走。他没变样，多少年都是那个样子，高大结实，沉默寡言。一到地方，擦起风塔的底座，还是没完没了。
去年年底，我在办公室接到一通电话。
电话里，一个女人找我的同事周仓。她说，周经理，我姓彭，我老公是麦克。是这样的，我跟着我老公十年前移民去了美国，留下几套房子在咱们小区，一直都是你帮忙打理的，很感谢。但是他最近有点反常，一声不响地回国了，他想卖掉这些房子，可我不太愿意，所以我加了你的微信……我打开手机，微信里果然蹦出来一个陌生人的好友申请，对方全名叫作“彭玉清”。
我点开她的头像一看，照片里的人比我年轻，瘦弱纤细，不算漂亮，但是人看着很和善，搂着身边的外国男人笑得甜美。我想了想，在那通电话的最后说，彭女士，我这边马上要开个会，先不说了。好像单单这样一句，恐怕会开罪客户，这时我觉得我有一点义务要尽了，既然我做了“周仓”，就要做好“周仓”。于是我又拿起电话，小心地加了一句，这件事我放在心上了，一定会再联系您。
一天之内，十个电话里总有八个打到我这里，是来找周仓的。周仓是我的上级，阳光上东小区的负责人。周仓油头滑脑的。油，说的是他在这小区的资历，有资格，有派头，罩得住。阳光上东小区有两千七百三十七户房子——豪宅、复式、三居室，再往下数是两室一厅、一居室——他认识里边一半的业主。他按照房产的价值给人排出了三六九等，没钱的人在他那里就是毛坯房，他都懒得多看一眼。滑，说的是他的做派。自打我来了阳光上东，他守着业主群不让我进，微信甩给我几十个租客，都是短租看房的，有打工人，也有明星。据说我们小区的明星很多，可我数了一下，好像也并不认识几个。周仓把持着大头，什么好事都尽着他自己，我因为不说话，时常暗地里吃哑巴亏。而后来我们交恶，是因为他隔三岔五地来截我的和，抢了客户，还去领导那边给我穿小鞋。所以这些电话打到我这里，我不管真假——是真有客户找他，还是他故意玩我——都是一个态度：接，但不记录，不汇报，也从未走漏一点风声。
那天下午，电话又响了，还是个陌生的号码。我接起来，礼貌地说了“你好”，我说我是周仓。那边沉默了几秒，像是在犹豫，随后说，周老板，前几天给您寄了太庙艺术展的请柬，不知道您收着没有。我端着电话走到大厅，招手叫来了周仓的实习生小米，我让这孩子帮我找一下。这孩子跟我一样，经常受周仓的欺负，我心里边向着小米，他的委屈，我知道。小米把周仓的工位翻了两遍，最后在书桌紧里头找到一张薄薄的贺卡。镂空镏金工艺，手写的邀请函，精细极了，堂皇得不像是周仓的东西。我把那张请柬拿在手里，确认应该没错。我拨通邀请函上的电话，跟电话里的人对了一下，今晚六点半，故宫太庙，对吧？他说，来吧，来的都是熟脸。听我老板说，好几位都是您的客户，您来了还能谈谈生意。我问，你老板是谁？他说，您逗我呢，还能是谁，麦克·哈里斯啊。
北京的冬天，天黑得特别早。临近傍晚的时候，我穿着皮袄，戴上帽子和手套，从地铁里钻出来。走了大概有十分钟，就到了南池子大街。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来。那天的风很大，街上荒荒的空无一人。我一路贴着边走，过了北湾子胡同，远远地看见太庙东门外立着一个人，一手提着风雨灯，另一只手轻轻呼扇，扇去灯罩上的浮土。我走近了，才发现他是在掸雪。下雪了。他看见我在远处停住，提着灯便迎了上来。这人穿一身汉服大氅，脚蹬一双厚底皂靴。他说，敢问阁下尊姓台甫，府邸何处？我活了心，头一次听人这么恭维我的。我说，不敢不敢，周仓，阳光上东。话不在多，我像一条不太体面的小狗，随着这位入了庙。
太庙和故宫只隔着一堵墙。庙大极了，黄琉璃瓦顶红墙身，自南向北有三重门。一进山门先有一条汉白玉甬路，上了道，推开殿门就是满目的黑白摄影，这是享殿，皇帝们兴办祭祖大典的地方；拾级而上，紧跟着便是寝殿，再往里，是祧庙，一层一层地挂满了照片。主展厅是在享殿里。大殿两旁的小屋摆着炭炉、茶水和点心，这两处是客人的聚处。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在平日，是绝不会进来的。大殿里很黑，很冷。殿中央，有一张作品用绒布盖着，布上覆着射灯。看这照片的位置，太正中了，要不是做展览，这里本该是供桌，理应奉养一些老祖宗的牌位。世室、重屋、明堂、太庙，祭祀向来是我们中国人的头等大事，我想不通，什么人能在太庙办一个摄影展？我不信，什么照片能好到“配享太庙”的程度？一个人、一张相片而已。我凑近了，刚掀起一个角，想要一探究竟，就被人叫住了。我一扭头，看见一个穿汉服的人。
这边有请，周仓先生。他冲着我作揖。我看看他，想了一下，好像也并不认得他，就回答，您好。他递上来两只建盏，让我随便挑一只。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精致的茶杯，很小心地摸，又紧一紧手。他说，您尝一口，两个都好喝。我说，喝茶？他说，不是茶。我抿了一口，冷的。他说，是酒，鸡尾酒。我也不答话，只顾喝。他说，您认识麦克多久了？我说，哦，有几年了。他说，今天的酒都是他选的，每个客人都不一样，您喝的这一款叫“安徒生花园”。我说，哦，我卖的房子。他说，调酒师是他从美国专程请的，纽约Soho House的王牌酒保，说他一杯酒就值这个价，说着他连翻了五下手，看那意思是一杯五千，要不就是一杯五万。我大概还没有从酒里醒过来，只微微点一点头。他说，我们老板找您是为什么，您知道吧？听说是为房子，但老板的事您知道，咱们不好多打听的。我说，他有个老婆是吧？他说，有的。我说，中国人是吧？他觑起眼睛说，说曹操曹操到，等着，我给您看样东西。
有些画面是我永远忘不了的。那天他给我看的，是一张照片，黑白的，女人的形象映现在太庙的正殿中央。那么多的照片，我只看见这一张。一个温柔淑静、观之可亲的中国女人趺坐在地板上。清水脸，单眼皮。她一手托腮，把眼睛推上去，成了吊梢眼，别有一种冷削的风情。身子宛若一片白瓷。棕黑的沙发，油黄色的官帽椅、圈椅，却照得像古铜。沙发套子上浮出青白的小花，一股脑儿地蔓延到身后两个青瓷大罐上。
她很美，美得跟个静物似的。细细去看那背景，灰褐色的屋子里零零落落地布置着定窑、玉器、漆器、铜壶、香炉、佛造像，照片里的物件一样一样独自分开。庞大的屋子把小小的她从四面八方包围起来，她用一双既深沉又忧伤的大眼睛，默默看着我。这时候，后殿里远远地走出来一个外国人，鹤发童颜，六七十岁的样子。我猜他就是麦克。因为大殿上下里外，宾客们见了他都欣然雀跃簇拥上去。他们拉着他的手，满脸含笑，问长问短。他们的笑声打着旋儿，一浪一浪将我推了出去。
我不敢多待，恐怕被人识破。于是背着人群往外走，走到一半，我听见有人在问，麦克，你老婆呢，玉清怎么没来？随后，我就听见刚刚接待过我的那一位说，你好好看看，照片上的人就是玉清。另一位说，真好看啊，跟个仙女似的。
我提着公文包，不敢回头也不敢旁顾，穿过金水桥，扑进西长安街。我打一个寒战，吐一口气，心里感到轻松多了。在街灯的照耀下，雪也一粒一粒地放起光来，蛰伏了很久的小鸟，合着雪影飞出来觅食，吱吱咕咕叫。继续往前走吧，我一边走一边骂自己，赵波，你是来北京租房子住、工作、过日子的，你一个数着脚印走路、处处加了小心的人，怎么会说这些没谱的话？我放缓了步子，回过头，太庙已经被我落在身后。但刚刚那女人的神情、她忧郁动人的目光，好像什么信物似的，一直保留在我脑海中。
在想象她之前，我首先想象的是她的房子。
三室一厅，南北通透，采光好极了。在一个夜晚，我梦游似的跟着她上楼。上楼做什么？参观她的房子。出了电梯，黑灯瞎火的，我闭起眼睛，却能感受到她的存在。她那时候心府轻快，孩子似的顽皮，伸出一只手来勾住我。我吓了一跳，但在黑暗中，她没有给我犹豫的时间。我有点不好意思，擦着汗说，冬天的工服就是不太好脱。她说，让我来。随后，她脱掉我的上衣，把我按坐到床上。我这时候才解开腰带，她只翻一翻手就把我的裤子拽了下来。一大串钥匙散落一地，她笑着问，你怎么有这么多套房？
我没回答，两个人重重砸到床上。
很快又到了年底。应该有一个月的时间，中间我给她发了几条信息，她都没有回复。元旦之后，休假回来，我在晨会上收到她的微信，她说，周经理你好，我想我改变主意了。我说，你想要什么？她没再说话。我点开她的头像，心里一沉，她把头像换成了太庙展的那张照片。会后，我和周仓到大区领导的办公室。领导招呼一句，周仓啊？我和周仓齐齐答应，我甚至比他还快一秒。领导看见了，说，你们一个片区俩“周仓”，这话是怎么说的啊？周仓说，领导，房子主要是我在卖，赵经理就负责我的后勤，我们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领导说，周仓，可别小瞧了赵波，人家以前在天通苑的时候，就是一把好手，能压众，有口才，房子卖得呱呱叫，而且人缘特别好。周仓用眼梢觑着我，说，那可不怎么？我们赵波好着呢，浑身都是宝。
隔了两天，我们又开晨会。会开到一半，小米推门进来说，有人要找周经理。周仓说，是客户吗？小米说，看着不像，是个小孩。周仓说，多大的小孩？小米说，四五岁吧。周仓想了想，说，赵波，你代表我吧，替我跑一趟。我离了席。果然，等我走到门口，一个小男孩抱着皮球敲了敲门。我把门推开，他朝里看了看，问，你就是周仓？我点点头。他指了指东北方说，出了小区，溜着河边走，有个阿姨在坝河公园等你。我说，那阿姨长什么样？他说，那个阿姨怪怪的，不爱说话。我说，叔叔路不熟，你给指指道。他说，好。说完拍起他的皮球，一溜烟儿地走在我前面，我把公文包夹在胳肢窝下，揣好手机，跟在他身后。
坝河在我们小区的东北头，是亮马河的一条分支。过了河就是丽都水岸，我们片区另一个高档小区，据说也是明星扎堆的地方。这两个小区之间，隔着一大片待拆未拆的平房，也可以说是棚户区，再往南才是坝河公园。一条河，两种生活，北岸的人过不来，南岸的人也过不去。
在南岸的公园里，我在一棵柳树下遇见了她。她的手放在兜里，两只耳朵冻得通红。我从树后蹭了过去，她的眼睛一直闭着，头靠在长椅上。我在她身旁坐下，坐了一会儿，她还闭着眼，不动弹。又过了一会儿，我把手搓来搓去，小声说，彭女士抽烟吗？递过去一根。她接了我的烟，放在嘴里，我用打火机帮她点上。她抽了一口，咳嗽了两声。我说，没事，抽两口得了，暖和暖和。她说，北京的冬天真冷啊。我说，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她说，麦克先回来的，差不多有一个月了。我说，你呢？她说，我不重要。我说，看着麦克对你还行啊，他把你拍得挺漂亮的。她嘬了口烟，没说什么。我说，那什么，对，我去太庙了。沉默了一会儿，还是我说，你这趟回来是为了房子？她说，嗯，北京的房价又涨了。我说，北京就是北京，没有啥能击垮全国人民在北京买房的热情。她说，麦克有八套房在阳光上东？我指指公文包说，对，你们在安徒生花园有五套，在滨河花园还有三套。她说，我不看，你就告诉我，加起来一共多少钱？我说，按照现行的市场价，你们的房子都在四千万到四千五百万这个区间……她转过头看我，顺手掐掉了她的烟，问，一半是多少？我说，一半？她问，如果我跟麦克离婚了，我分一半，那是多少？我说，好好的，怎么想起来要离婚了？她说，是麦克。麦克出轨了。说着她睁开了眼睛，一对黑极了的瞳仁，两眼黑黑的没什么眼白。她说，我给你十万块钱，你帮我一个小忙，好吗？我顿了一顿，抬起头说，为什么找我？我帮不上你的。她慢慢退到河边，一边走，一边说，你可以的，你看起来像个好人。
第二次见她，是在三天以后。那天晚上，她把草拟的合同带过来，说，周经理，为了保密起见，我没有写内容，你要做的很简单，就是帮我跟踪麦克·哈里斯。我问，真到这一步了吗？她不作一声。我说，开弓没有回头箭，你可得想好了。她手指一指，说，一式两份，你在这里签名。我低头看了一眼合同，一张普通的A4 纸，没有抬头，也没有日期。我说，作为过来人，哥劝你一句，谨慎点，别把婚姻当儿戏。她说，哥，我不会算计。你帮我这一次，我永远记得你的好。我说，你不算计，就不怕我拿钱跑了？她说，别说这些了。
十万块钱，扎成一捆，也就两斤多点。
两斤多点，压在手上，不过是四个苹果、一袋精面粉的重量。或者是供销社的两大勺两斤白酒，刚好够装两瓶“农夫山泉”的。我之所以知道两斤酒的重量，还要说回到我爸下岗以后，有那么一两年，他常独自在幽暗的房间里发呆，也养成了默默喝散装白酒的习惯。家里的拆迁款，大头留着给我上学，剩下的全被他造了。有一次我放学回来，家里找不见他，村里也没有，我骑着自行车绕到坝上，发现他在风塔底下睡着了，打着呼噜。他手边撂着两个矿泉水瓶子，被他用来装酒。回家的路上，我帮他拎着酒，他走在前面，一直扭脸看我。他说，给我吧，得有一斤呢。我说，咋的呢，不就是一瓶水吗？他说，啊，可不就是一瓶水。
和她达成协议之后，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这么便宜的买卖，为什么会找上我？像她这样的阔人，不缺朋友，她的世界，自然也不缺我一个闲人。翻来覆去地想，后来我捋出了三个原因，两个跟周仓有关，一个跟赵波有关。第一，基于他们两口子和周仓的关系，她觉得周仓认识麦克，万一被麦克揪住了，周仓也有得解释；第二，她知道周仓有求于她，这批房子一挂出去，就是一等一的房源，周仓铁定会求着她签独家代理，到时候决定权在她手上，周仓是苍蝇飞到驴胯上，必须抱好这条大腿；第三，我，赵波，按照她的说法，我是一个好人。而且她也许不知道，多可笑啊，连我自己也不相信，只是因为一张照片，我已经喜欢上她了。
她很有意思，不用银行卡，不用转账，只用现金。她就叫我回家去等，第一笔，十万块，会在明早送到我家门口。她好像无所不知，再者说，要不是因为她，我不可能知道周仓在全小区最新最贵的安徒生花园有一套房子，两室一厅，南北通透，全户型。那一晚，我守在周仓家门口，坐在陌生的台阶上，想得最多的是坝上的家，那片我经常去的草原、那条河，想起我爸永远喝不完却永远在喝的白酒，我窝着脑袋，睡着了。
她的形象在我心中开了花。梦里，我带她去看河，潮河。她问我，河有多深？我说，钱有多多？两个缺少主语的问句，一个奇怪的梦。在我醒来之前，她对我说，我可以用钱把这条河填满，你能吗？我说，我不能。然后我就醒了，手里握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不知道什么时候她来过了。但我知道，这是两瓶矿泉水的重量。
我接了这个活儿。
不过，在讲述我的跟踪任务之前，我想先聊一聊小米。
小米是一个大学生。二十岁出头，娃娃脸。一年前，刚认识他那会儿，他跟我说起过他的大学生活，他念的是中文系，大学四年，写了一抽屉的诗，谈了一个女朋友。听小米说，他女朋友最喜欢的作家是萧红，刚好和他是老乡。小米聪明文雅，念诗时嗓音非常好听，他在办公室时特别沉默安静。
有句诗，不知道是不是他写的，但常常被他挂在嘴边。他说，诗歌是用语言复制灵魂的一种方式。我说，我不懂。他说，哥，你没读大学是对的。我说，那不是。他说，学来学去荒废了，啥也没学明白，就学了个寂寞。我说，这我听懂了，那不至于。他说，哥，你知道萧红吗？萧红是我们那儿的，女作家萧红。我说，你哥不成，学上得半半拉拉的，中学课文只会背一句，“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核心思想只知道一个，“八路军把蒋介石打跑了”，书本不说的，另外还有许多就不知道了。他说，够了，够用就得。
他们那儿的人相信，萧红是一个传奇。而在他们的故乡呼兰河，有的是传奇。一百年过去，呼兰河还是那条河，萧红笔下的十字街也还在。他小时候住的房子，就在萧红中学的西边一点，离着十字街不到一里。他说，在他五岁那年，呼兰河冬天下大雪，一连下了大半个月，雪越积越厚，最后压垮了他家的房梁，雪砸下来，把他的炕床砸出一个洞。他咂摸着，这便是老话说的“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历过这一劫，他是什么都受得住了，有些山里孩子不怕狼的意思。那一晚，他妈带着他躲进了家边的一座祠堂。他们进去的时候，祠堂里已经住了十几口子，人们面朝东坐着，东边立着一盆火。数九寒冬，无家可归，流落在这儿的全是穷人，有的是捡破烂的，有的带着个残疾孩子，一看就是火车站结伴乞讨的，还有的说不清楚来路，一张铜色的干巴脸，他看见你进来也不让，把脸贴在东墙上，占着热乎气，闭上眼打盹儿。还有啊，他说，祠堂里的神像都用黄布挡着，四大天王，分开立在东西南北四角，不是缺了只胳膊，就是少了条腿。西墙上有一块黑板，上面写着两个粉笔字：“办社”。我说，办社可就早了，这庙怎么着也得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他说，不久，十字街上开始闹鬼，至于闹的什么鬼、鬼长什么样，有许多种说法，但传得最厉害的一种，是说这座庙里死过人，是个老铁匠。闹鬼了，很多上夜班的人瞅见过。有一阵子，你只要是独自走夜路，摸着黑，一路摸到祠堂的门口，就能听见周围有打铁的锵锵声，仔细一看，只看见两条腿和一把刀在移动，上身没有……小米说着，从裤兜里翻出来一张餐巾纸，吓了我一跳。他把纸徐徐展开，用笔勾出了刀的形状。一把牛耳尖刀。鬼，他不敢画。他说，后来有人拎起一桶狗血，贴着墙边把祠堂浇了个遍。哥，你猜怎么着？东墙边上的干巴脸不见了。那人的地铺上，被单也没了，只剩下一张烂羊皮。
小米讲得口水乱飞。他接着说，哥，我干了一件事，这件事连我妈都不知道。一天夜里，趁着他妈睡了，他披上那块皮褥子就往外面跑。别提了，痒啊，那块羊皮里面都是虱子。他没跑远，到了街口，找了个门墩缩着。天太冷了，他正在那里哆嗦，就有一个人影轻悄悄地，犹如一匹金钱豹闪了进来。他知道时机到了，倏地钻出了小巷，脸一下子就被强光给照亮了，四面的墙壁和房顶，仿佛都跟着他一道现了原形。后来闹到派出所，抓他的人找来他妈，捋清楚了情况，知道他是“激情犯罪”，并非蓄谋已久，也就未加追究。他问了问祠堂里失踪的那一位，烂羊皮的主人，民警也是毫无保留，告诉他，这人已经没了。他问，他咋没的？民警回，装神弄鬼的时候，被人正当防卫给捅死了。他又问，他干啥要装鬼呢？警察说，那人不知道是听谁说的，说萧红中学西头的祠堂要拆迁，怕被人撵走，没地儿去，一时出此下策。故事告一段落，小米看着我说，那祠堂到头还是给拆了，哥，你说他不是白费劲吗？说完，没等我回话，他转身走了。
小米会讲故事。但这事有个前提，就是他必须对着一张熟脸，换了生人，一概不灵。这孩子认生，他对着客户能憋上半天，连个屁也放不出。来这儿头三个月，他只签了一个单，卖掉八号楼的一个开间，买家还是我帮他找的，我前妻的一个亲戚。他不是不知道，地产销售有一条流水线，背调、电销、接客、带看、评估、报价、谈单边、收钥匙、谈独家、开单、回访，白天工作起来好像不是要卖一套房子，而是要把灵魂一点点碾碎了，泼上水，粘成客户想要的形状。
到了晚上，他还要守在电脑前面，盘点房源，把大大小小的房照，一张一张地传到端口。月亮升了起来，小米的影子映在墙上，墙上有张“阳光上东全域楼座图”，贴满了“置业顾问”的小红旗子。小米是实习的“顾问”，有责底薪，阶梯佣金，月入三千。像他这样的“实习顾问”，名头虚，数量多，每个月都要辞退几个。辞退时，大区经理并不说话，只是在月底搞一回团建，清一清小红旗子，点一点“实习顾问”。要是哪位“顾问”被点到了名字，该“顾问”立马就明白，他是没戏唱了，必须卷铺盖走人。当然了，事先总要有一点风声，不然我也没办法插手。
在我们认识的小半年里，我前后救过小米两次。先是在四月，后来是十月。十月那一次，差点出幺蛾子。小米跟了半年的客户跳单了，他的业绩完不成，找到我。他说他在八号楼有套房子，独立间，一居室，房子虽然老了点，但是公摊面积小，得房率高。他说，哥，要是你买了，我转手就能帮你租出去，你信不信吧？实用面积一百多点，只要七位数。哥，你还了房贷，一个月还能赚个千八百的。当时他手里攥着一本书，来回翻动。我不说什么，接过他手上的书，打开一看，原来是《呼兰河传》。
十月底，我们俩打出一个配合，他前脚刚挂上房源，我后脚就交了定金。我要做的，只是在房产本上写我爸的名。我说，小米，哥信你，房子不看哥也要了，但是有一样。他说，哥，你说。我说，周仓可不是好糊弄的，开单不好写我的名。他掏出一支笔，说，你言语一声，写啥不是写。我说，你就写“赵金刚”。
自从有了这套房子，我和小米的关系更近了。他帮我在坝河北岸的老旧小区租了套房子，手续办好后，他又帮我搬家，叫了“货拉拉”，请了装修工，里屋外屋打出三个隔断，把这五十平方米生生隔成了两室一厅。他溜着墙边走一圈，敲一敲，分出来实心和空心，这样倒好，省事。他无非是在空心墙上“做文章”，打上钉子，挂衣服，挖出格子，做壁橱，横竖伤不着墙体。打剩下的木料，他找人钉了许多钉子，立在玄关处做鞋架。我的鞋子不多，面朝里，底朝外，只挂了半扇墙。他还送了一双鞋给我，亮面的漆皮皮鞋。新鞋上了墙，鞋底贴了一张白纸条，写明这双鞋的保养方法和合穿场合。
那张纸条我反反复复地读，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当时我并不知道这话是一个诗人写给萧红的，但我确实穿着它走了很久。这双鞋，大多时候我舍不得穿，一穿起来就舍不得脱。春天来了。我穿着这双鞋跟踪麦克，一周之后，我又穿着它站到彭玉清面前。
春天的旱柳，一嘟噜的新芽支棱着朝天。我们面对面站着，河边像是没有人一样安静。她披着一件卡其色的风衣，和上次一样散着发，敞着怀，里面只穿一件抹胸，胸脯很薄。我们之间隔着半张公园的长椅，长椅上摆着一本《呼兰河传》，我等她的时候打发时间看的，她来得突然，我来不及收。她手里握着一杯咖啡，看了一眼，挨着这本书坐下。她说，你也看萧红啊？我说，啊。她说，这本写得最好，《生死场》我也看过，太正了，没有这本好。我说，不懂，什么意思？她说，你也写故事吗？我想了想说，那太难了，我就卖卖房子。她对着坝河画了一个圈，说，不难，好的故事通常都有三个阶段——开始，离别，重新开始；它们首尾相合，合成一个圈，就像生命的轮回。在这里，有无相生，难易相成，万物自然混成，生命通过朴素而达到永恒。
我以为她会聊起她的爱情，但是她没有。我劈开两条腿，一边听着她说，一边用双手很有节奏地拍着膝盖，一些前言不搭后语的话从我的嘴巴里吐出来。我说，我跟了麦克一周，没有什么特别的，他的一天特别平淡，甚至可以说无聊。这个人是个工作狂，他早上五点起床，鼓弄电脑。她说，回电子邮件。我说，对，五点起床回电子邮件，七点吃早餐，一半是在路上吃的，七点半左右到公司，八点高层会议，九点到十二点面试新人、商务谈判，十二点吃中饭，下午稍微松泛一点，一点到三点就是检查工作，四点他会出一趟门，有时候是去国贸打壁球，有时候会去朝阳公园对面的基督教会，估计是去做礼拜，但他很守时，六点之前准点回到公司……她打断了我说，所以你跟着他进了教堂？我一紧张，脸上红起来，鼻尖冒了点汗。我说，不会，没听说过谁在那地方搞外遇的。她说，那就对了，像是他在外面的作风，老不正经了。
有一年她跟着他回英国，他们在伦敦唐人街一家中餐馆吃饭，麦克捏了一下女服务员的屁股，他以为她不知道，但人家女孩收银的时候把她叫到了一边。我说，然后呢？她说，那女孩当场甩给我一句话——“幡杆灯笼，照远唔照近”。我说，听不懂，什么意思？她说，人家说的是广东话。后来她回到纽约，在唐人街找人一问，才知道这话是在提点她，让她留神灯下黑。我说，哦，灯下黑。男人嘛，我觉得你也别跟他计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她说，你收了我的钱，想让我当睁眼瞎？我说，不是，咱们眼见为实啊。她说，没有闹过离婚的人，不会明白。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她没有回应。
话说到这里，明显说不下去了。我也不好再说什么，本能地将身体向后仰去。这时有人从后面搂过我的膀子，霍地把我向后拉去，那人的身后似乎还有人，他们一水儿地看着我。我回过头，是小米，他遛着七八条狗。哥，你搁这儿谈恋爱呢？姑娘谁啊？介绍介绍。他觑着眼睛往那边看。狗群里有一只认出我，柴犬，像是八号楼我们家租客的狗。它狂吠了一阵之后，挣开狗绳，冲出来挡在我们面前，小米追上来，在抓它的时候，脚一滑，手一松，放跑了所有的狗。一片乱糟糟。他是你的同事？玉清熟练地抱着狗，站了起来。狗在她怀里很乖，一点也不认生。我说，真有点对不住啊，把你的事给搅和了。她说，没什么，是我找你帮忙，不赖你。说着她把狗交给我，眼睛朝河边看，小米还在远处疯跑着追狗。我说，刚才说到哪儿了？她说，不知道。我们互相看了看，是我先低了头。我说，那啥，麦克那边有我盯着，教堂我会再去的。她说，知道。
麦克总是独来独往。我又跟了他一周，没有什么收获。到了周末，小米来找我，他骑着一辆电驴子，大灯和脚踏板很旧，过去也没见他骑过，我怀疑不是他的。那天，他戴着“野马牌”头盔，躬身坐在防护罩里，穿着一身荧光黄的机车服。他让我坐在后面，然后使劲按了两下喇叭。我在他身后说，哎，你玩吧，我走了，还有事呢。他转回来，说，哥，别价，我有车我送你，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拗不过他，只好上了车。他的破电驴在车缝中穿行，好像水流一样。开上四环，支流汇入干流，河道激荡出水系。他问我，哥，咱们去哪儿？我说，顺着四环辅路走，过了朝阳公园桥掉头，右拐有个教堂，知道不？说着向前指了指。他说，你去教堂干啥？我一愣，说，我去附近办事，不进去。他点点头，说，我瞅着你也不像。我说，不像啥？他说，哥，没啥。只管办你的事去，我在门口等你。
基督教堂坐北朝南，门开在东风南路上。不算上西边的钟楼，这幢通体白色的楔形建筑，大致分成上下两层，一层和二层之间有长长的石灰石台阶。礼拜堂在二层，每个做祷告的人都要爬一段，一如朝拜山门。而我就坐在山门口，石阶最上面那一级。如果麦克带着姑娘从二层出来，到这里，我刚好能撞着，如果他们走得隐蔽点，改从一层走，我这个位置更是形胜之地，一览无余。不知道待了多久，我想走，可又不敢走。快到傍晚，还不见麦克出来，风吹起来，吹得我浑身发抖，我突然意识到，如果麦克没来呢，如果他死在里边了呢，我是不是会一直等下去，然后不是冻死就是饿死？
春天也能冻死人的，只要等得足够久。后来我掏出一根烟，夹在嘴巴里，点上，慢慢地抽。这时我看见远处有一道黄色的闪电，正在向我靠近，我便不动，立在原地等着，只见那闪电飘忽着，一点点地近了。是小米，捂着肚子来找我。他一颠一颠地爬上楼梯，见了我，说，哥，憋不住了，我得进去上个厕所。我低了头说，别进去，我这儿马上好了。他说，哥，你蹲了快三小时，我就进去三分钟。之后他把礼拜堂的门打开，撩开帘子，钻进去了。我在他身后喊了一声，哎，小米！他摆摆手没理，嘟囔了句，不行，不行，拉裤裆了……过会儿，他大摇大摆晃出来。他的话就像纸屑从碎纸机的出纸口喷出来，我是一句也没听懂。
我听了好久，才听明白他似乎是在对我陈述自己的见闻。
他说他看见了一件怪事。教堂里面不大，只有一个顶天立地的十字架、十连排的祷告椅，几把小凳子。正在他到处找卫生间的时候，他撞见一对老夫妇。准确地说，他是先看见那个老先生的。一个金发碧眼的老外。他看见那人坐在一个红木盒子前，不知道在做啥。我想到那应该是忏悔室，就是教堂照片里常常出现的那种。见到他进了门，老头儿很慌张，老太太没看见，只瞅见一双手，老头儿紧紧拉着她的手。他说，那个木盒子很各色，没见过哪个木盒还能装人的，开玩笑吧，那不成了活棺材吗？我问他跟那俩人说什么了没有，他说有。他上完大号出来，再次经过他们，凑近了问那老头儿，会说中文不会啊？老头儿瞪了他一眼，转过头继续和他老婆说话。是老婆吧，反正他在说，他们什么时候要走、带多少钱之类的。
这下我完全明白了。
当时忏悔室里面有两个人，除了麦克，还有一个女人。
过了春节，我爸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老家一切都好，没有什么重要的事，他就是想跟我交代一声，杜丽丽回丰宁了。
杜丽丽是我的前妻，我们离婚也快有十年的时间。电话里，我爸说，丽丽来家里看我，还问起你，问你怎么样。我咬一咬嘴唇说，我？我能怎么样？我爸说，丽丽那是关心你，她没咋变样，长了点肉。我说，她那个开服装厂的小老板呢，没跟着她一起来？我爸说，听她讲了一嘴，说是不让我告诉你，他们这几年的生意不顺利。上面领导一换，他们的货就要烂在厂里。丽丽现在把北京的房卖了，给人做代工，勉强撑着吧。我不说话。我爸说，儿啊，金盆打水银盆装——原谅（量），你就原谅了她吧。我还是不说话。我心里清楚，“卖房养厂”一定是她的主意。她这个人心眼硬，认死理，遇上了事从不商量，也不忍让。
终于在十年前的晚上，杜丽丽收拾好了行李，坐在我的面前。当时我正在客厅看电视，某一年的春晚吧，不是二〇一二年就是二〇一三年，有刘谦变魔术的那年。我没关电视，眼睛觑着，觑了半天，说，你这是要出门？她说，赵波，我爱上别人了。我没说话。她说，你要不要看看他？我摆了摆手，还是没有说话。这时候她开始脱衣服，一层一层地脱，后来她索性光着身子蹭过来，斜斜地站着，半仰着头，她说，赵波，你是男人吗？要是男人，你怎么就不想知道他碰过哪些地方？我低声说，算了，大不了我不看电视了，我回屋。她抖着膀子推了我一把，不许我动。我沉吟了一下，说，实在不行，咱就离吧。她一下火了，满屋子噔噔地走，走进厨房，发现菜板上放着一把切水果的小刀，拿着刀出来了。事后我一直想不通，她为什么要用水果刀割腕，如果她真的求死心切，她不应该用橱柜顶上的菜刀吗？那天，她用刀划了手腕一下，很轻，但是有血滋出来。她当着我的面，像撒米，像撒盐，一点一点地把血顺着胳膊抛下。血弄得到处都是。她说，赵波，有血的地方就有他，他都干过。后来我只是静静地看着她，没有问过他是谁。走出房门之后，我听见她坐了起来，拨通了 120。
这么多年来我都不曾向我爸甚至丽丽爸妈说起这件事。久而久之，我也不确定是否真的有那么一回事，还是那仅仅是个梦，是我用来缓解离婚失意的一则借口。但它让我觉得婚姻这档事没劲极了。日子久了，心里是松开一些。后来我也遇见过一些女人，有同行，也有保姆、美容师和网约车司机，她们当中也有不错的，适合搭伙过日子的那种，但是我们始终没有走向婚姻。在她们的身上，我始终没有碰到爱情，直到彭玉清的出现。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我到底应不应该帮她。她也许真的会卖了房子，分了钱，然后跟麦克离婚。从普通朋友到夫妻，从夫妻再到陌路人，现在人对待婚姻的态度变了，仿佛婚姻原本就是儿戏，一扬鞭子就没影儿的事。所以她不催我，我也不去找她，任凭她的事横在我们之间，飘来荡去的，一晃到了三月。三月底，我实在没办法了。我不能继续等。我恍恍惚惚觉得，命当如此，让我抓到一个证据，坐实了麦克的外遇。
有一天，我正在小区里走，才走到主道上，便道上冒儿咕咚（北方方言，贸然、鲁莽）地出来个人，吓我一跳。是小米。我看了他一眼，笑了。我说，小米，你眼睛怎么了？小米迎风掉泪，眼红红的，不住地眨巴。他说，哥，你别这样，谁没长过针眼啊？我说，你小子，一定是看了什么不该看的。他说，还说呢，从教堂回来以后就开始长了。我说，你这是撒娇还是耍赖？他说，赖上你了，你给我算工伤。他吸了一口气，针眼在睫毛下动了动，吐一口气，又说，我要去周仓家送个东西，你陪我走一趟呗。我说，送什么？他眼睛朝下眨了眨，我看见他的脚底放着一盆花，花骨朵儿白得像玉，像羊脂。他说，这是客户送给老周的昙花。
周仓家的门很好认，白色烤漆门。进到屋里，小米让我脱鞋，于是我掏出来一双鞋套。他摇摇头说，不成，里边铺的羊毛地毯。关上门，从外往里，到处一看，就知道周仓这些年的底子是很厚实的。单是玄关处的一组泰山五供，如果不是赝品，就值不少钱。往里走，客厅也非常敞亮，少说得有一百多平方米。往北是一个很大的休闲区，柚木地板铺地，整整齐齐排列着莹润光洁的家具，有餐桌，有吧台，有沙发，有组合柜和投屏电视。南边是阳台。阳台靠窗摆了一溜月牙白的盆栽架。其中花架最高，四五尺的样子，上面摆满了花，有芭蕉，有海棠。我说，这些难不成都是咱们客户送的？他说，嗐，送了花也没用，咱们周经理，一分钱不带让的。我说，要不人家外国人说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往往伴随着罪恶。他说，老周的罪恶主要在于折腾我。就说这房子，他限我一个月之内给他租出去，不然的话，他让我滚蛋。我说，胡扯，你的转正申请是我亲自交的。他把昙花放上花架，随后探头朝窗外看了一眼，刚说了一句“别提了”，他就立马背过身来，眼睛瞪得溜圆。他不说话，一个劲儿用手比画着，叫我把灯关上。我看着小米，心里疑惑，关灯就关灯，他慌什么。这时屋里黑了下来，昙花的新叶郁郁葱葱。我透过一片叶子看到——起初我以为那是幻觉——让人怛然失色的一幕，飘飘然，昏昏然。可那不是，我分明看到了麦克和他的情人，他们的形象久久不散，灼得人脸热。我把手机伸出窗外，缩着脑袋拍了一张，望一眼，又拍一张。小米举着手机爬了起来，说，哥，我也要拍。我说，你拍什么？他说，哥，完了，我的针眼永远好不了了。我说，什么？他提高了点声，说，那那……光腚那个，就是上回我在教堂遇着的那人！
那天晚上我们大喝了一顿。在周仓家楼上的天台，我们造了一打“纯生”和三瓶“青岛”。小米这小子酒量不行，喝多了就念诗，一口一个“狗菖的”。我就是四季，有时候我想，狗菖的，我是元月，是五月，是十一月，是泥泞，是迷雾，是清晨。狗菖的，我是谁都好啊，只要不是我自己。他说，哥，我还有一句萧红的，你想听不？我扭脸看着他，他的脸红得像喝了假酒的关公，我打了个酒嗝，他趁机亲了我一口。
小米说，我明白了，哥，你谈恋爱了。我说，得了，甭把你想干的事安我头上。他说，这么着，你现在把我想象成你喜欢的姑娘，就上次河边那个小姐姐嘛，想象啊，你跟你喜欢的姑娘，大半夜的，坐在天台上喝酒，是个啥感觉？我说，哆嗦，齁老冷的。他说，你就感觉咱们这儿，这大北京……小米轻轻地动了一下，却站不住。我托住他的腋下，提他起来。我说，小米，知道哥为啥要来北京吗？他说，听你说过一嘴，哥，你老家的房子被人骗了。我说，对，狗菖的，我要把他们欠我的给挣回来！
后来我们海来着喝（北京方言，指“往死里喝”），喝大了，没知觉了。小米用我的手机给彭玉清发了一条微信。我躺在天台的边边上，斜着眼看他，动弹不得。狗菖的，这小子在笑。我想我完了。最后他喝光了瓶里的酒，喊了声，回信儿了！喝到舌根发硬，声音一哽一哽的。他说，哥，牛菖了，人家姑娘让你找她去呢！说完他趴在地上吐了，手机摔出去好远。
等到我醒来，已经是红日初升，我低头看一眼手机，对话框里空空如也。彭玉清撤回了昨晚的信息，我不知道她到底发了什么。
这时，我听到远远地有人呼唤我的名字。我大声地答应着，一会儿，小米拎着豆浆油条从楼下上来了。他说，别琢磨了，去吧，我都替你看过了，人家在青城山等你呢。我摇摇头，轻轻地说，别开玩笑，吃饭，吃完开会。他说，哥，没会开了。我说，怎么的呢，老周没了？他说，哥，你是梦里让我给你请了三天假，咋的呢，酒话啊？然后他掏出两根油条，一铺扯，摆在豆浆的前头。
不过这一次他变了调。他说，哥，勇敢点，挡在你面前的，从来不是这样式儿的大江大河，而是你自个儿。
那天下午，我又带一拨人看房，看到一半我就走了，为了赶上飞成都的末班机。飞行的过程我一点也记不得了，好像在飞机上睡着了，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午夜，和我一班飞机的人都走了。机场很空。太晚了，连网约车都没有。我下到地库，拦了一辆出租车，说，去青城山。司机说，青城山哪里？这时候我才揩一把眼睛，翻出手机，点进朋友圈，找到她。回答司机，青城山普照寺。
普照寺不在青城山上。山峰这一面，有车路上去。进山有一道岗亭，司机停下，问了问，才得知前面这座山名叫“七峰”，后来有人提出“七峰”不雅，不如改叫“青峰”，向一方水土借一个“青”字。到了青峰山顶，最高处是后门，不是山门。山门早早地关了。我取下行李，来到后门口，敲了敲那扇木门板。仰头一望，门板上高高悬着一块匾，上面写着“乾安”二字。看清了，人也就醒了。
不一会儿，门开了。一个瘦得出棱的老头儿，敲着竹杖出来了。那时将近凌晨三点，寺中只有他一个人看门。这人灰衣僧袍，蓄发留须，说僧人不像僧人，说居士不像居士。他的眉头一直没松开，见了我，没有查问，也没有打听，我进门后，他砰地关上后门。我说，老师父，不对吧，我是来找人的。他没理我，拐杖在坡路上颤颤巍巍地游移。我跟着他往寺里走，一直走到门房。他叹了口气，继而又是一阵沉默。门房搭在后门与坡路之间，对着一大片荒地，黑洞洞的。门牙子上遍生茅草，还有青苔，这儿太潮湿了，密匝匝的苔藓长进墙缝。空荡荡的房间里，横摆着一张上下铺。他和他的床都沉没在黑暗里。老人在一旁用竹杖轻点着床栏，抬起头，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我看到他用竹杖撑住他的手，翻进床栏，很奇怪，那一晚我没听到任何声音。
第二天，他早早就把我叫醒了。我睡眼惺忪出了门，随着他往膳堂走。普照寺依山而建，虽说不算大，前后高差却有十来米。最高处是后门，紧挨着老师父的门房。从后门进来，逐级经过藏经楼、钟鼓楼、观音堂和大雄宝殿，最低处是南面的膳堂。我到膳堂里看了看，僧人们都在吃早粥。好大一个膳堂，至少坐得下六百个和尚。不，普照寺上上下下尽是女师父，这里没有方丈，只有师太。师太们统统穿着褐色海青，头戴六角僧帽，仨俩一桌围坐，静静地吃粥，不出一点声音。我看见彭玉清也坐在里面，想跟她打个招呼又不好打，她套了一身竹布长袍，素雅好看。看了很久，想了想，我提醒自己，这次可不能㞞，就差临门一脚了。别怕，来都来了，说说话。于是我趁着打粥的工夫，背对着僧众，小声喊了句，彭玉清！一回身，我看见玉清微微点了点头，她正端着她的粥，像是在山涧凝望一棵树。
天刚刚擦亮，寺内无风。一时没人说话，我跟着她四处转转，一路溜达到山门。山门明间正中供的是弥勒佛，背面立的是韦陀塑像，次间两侧佛龛内有四大天王，次间前壁分立着哼哈二将。两个金刚头戴宝冠，横眉怒目，面色可不大好看。玉清不走了，频频看着金刚的眼色，我也不催，只是略略用眼尾扫着她。后来她走到哼哈二将的面前，站了一会儿，对着哼将，她说“哼”，对着哈将，她说“哈”。我接着她的话茬儿说，哼哼哈哈哼哼哈。她笑了，把我叫到一棵树下，抬头让我看看这棵树有多高。
树干通直。在小椭圆形的细叶中间，显出淡绿微黄的颜色。我想这便是南方的春天，春的全盛时期。她看看我，说，来了？我低下头，说，来了。她从上衣口袋掏出一颗糖给我，我小心剥开包装纸，一尝，是米花糖。她抱了一下树干，抱不住。我说，粗，有年份了。她说，你信吗，这棵树和我有血缘关系？我说，一早就看出来你是妖精变的。她又笑了，说，不是，这是我先祖栽的楠树，快八百年了。我说，哦？她说，到了民国的时候，我们家的先人还在这儿种树呢，青城山里边有个“椿仙行道”，说的就是我太爷爷彭椿仙的事迹。听我父亲说，我家这位太爷爷很耿直的，杀过人，得罪过军阀。他一辈子就守在这里，问道，修仙，三十多年，立下一个规矩。我问，什么规矩？她说，欲访椿仙者，需在游山道旁植树一株。我说，不想你是名门之后。我很尴尬地笑着，不知说什么好。她说，没那些个讲究，现在咱们都是平头老百姓。说起来，几十年以前，普照寺大拆过一次，从山下收水稻，到山上掰玉米，整整拆了六个月。近千年的木头，砍倒了，也运不走。后来，实在没辙了，架起一条溜索，把寺门前的大楠树拴上钢绳，一直牵到山底锁龙桥的大银杏树上。寺里的一切，包括梁、椽子和木板，连带着新砍的楠树（我查了资料才发现，全是价值上亿的金丝楠木），通通滑下来、接住、卸掉，再用架架车运出山去。她说，所以我每年都来这儿，看看树，相当于祭祖了。我看着树说，年年都来吗？她说，啊，在国外就没办法，回国了肯定要来的。
从山门进来，回到寺里，玉清说，忘了问了，你昨晚睡在哪儿？我指了指后门，说，看门的，有个老头儿接济了我。她说，哦，那是老马。走，先做早课，他的故事，咱们后边说。
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们趁着最后的亮，一气下了山。山路还算好走，多是青石板路，路的两旁种着楠树。走到半山腰，她开始讲老马的故事。她说，这么多年，老马一直待在寺里，白天打扫，夜里看门，逢年过节都不带回家的。我说，这人悄没声的，问他什么都不言语。她说，你不知道，他不是不想说，他是说不了。老马是个哑巴。当然了，这些事她也是听师太们说的。
据说二十年前老马初次来的时候，他还不是哑巴，那时候他非常虔诚，是个年轻的香客，还有头发，也就四十岁出头，他拉扯着他的老婆，两个人一跪一叩首地爬山路，一天一夜才来到观音堂前。他的女人怀孕了，想求一个儿子。到了来年，他们果真如愿以偿，在插早稻的时候得了一个男孩。孩子有了，家里的稻子还是要种，而且种得更勤更多了。女人种水稻，主内，老马跑单帮，主外。又过了两年，有一天，大概也是在春天，一天早晨，老马出去了，留下女人和小孩在家。早上，女人把孩子放在浸种用的水盆边，就出去晒种了。在青峰山，浸种是山下农家的平常事，老马他们相信，浸过种的水稻发芽率更高，芽也更壮。晒种在屋前的空地，浸种在屋后。等女人想起孩子来，看见水盆边上没有孩子，才知道这下坏了。她没有马上起身抱起孩子，而是在水盆边坐了好几分钟，手里还攥着一把稻种，既不敢扔掉，也不敢搁下，后来她终于站起来跑向村里的小卖部，把种子撒在土路上。她疯了似的打电话，打给医院，打给老马，她有话说，可她说不出来。再后来，他们葬了孩子，女人就搬到寺庙了。老马上山来求她，接她回家，她不肯，老马喝了一瓶农药，哑巴了。经历了这些事，老马是观音菩萨看人，慈眉善目。她说，你来了，他见你是个善男子，他就帮你。我说，善男子啊，我吗？她没搭话。到了山脚下，我们在木栈道上坐着，歇歇，不发一语。
天渐渐地黑下来。她指给我看一座桥和一棵树，她说，桥是锁龙桥，树是银杏树。在桥与树的中间，藏着一处剔红色的房子，像是历史的一道暗影。她在山上给我讲的两个故事，我琢磨了，后来挺难受的。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我挨着她，几次想提麦克的事，几次开不了口。后来她把手伸进我的怀里，靠了过来，说，明天咱们就下山吧。
隔天下山，大雨滂沱，寺里的门海都被灌满了。
白雾犹犹豫豫的，雨声啰啰唆唆，我们一前一后撑着伞走在雨里，脚踩着楠树的落叶，哗哗地响。走到山脚的时候，玉清的身体好像突然垮了下来，我不用看，就知道她有心事。后来她停住脚，远远地望着桥对过的红房子，见屋里还亮着灯，她便卸下她的背包给我。背包很重，压手，少说得有十来瓶矿泉水的重量。她说，我再求你一件事行吗？我说，你说。她说，对面那幢房子看见了？我点点头。她说，你拿着这个钱过去，去买一块罗盘，要是店主开高价，你就听着不还口。我说，咱们最高能出到多少？她拍了拍书包说，一百万。这里头有一百万。但记住一点，你必须说你是诚心问道，非要请这块罗盘不可，罗盘的名字叫“先天八卦”。我说，要是钱不够呢？她说，不会。你心里有个数，量入为出，剩下的钱归你。正说着话，四野里响起一阵怪声，吱呀如裂石，把我们引到路中间来。她于是不再说，走两步，挪出雨帘望望，立马钻回来，脸上失了色。沉默了半晌，一张嘴，先推了我一把，去——你去！我背上书包一看，红房子里走出来个老头儿。
雨声不绝。红房子在雨中像一座小岛，三面环着山，门前有一条河通到普照寺。河水沿门廊打一个弯，潺潺而过。老头儿八字眉，三角眼，脖子很长。一个很大的喉结，随着他说话上下颤动。他说，你是道友，还是檀越？我说，都不是，但我感兴趣。他打量打量我，用脚跟把流水落叶往外推推。然后从腰里摸出一个烟袋锅，点着烟，吧唧吧唧吸几口。他说，来了就是缘分，不拦你，你自己进去看看吧。
我梦游似的拉开门，看见里面昏黄的走廊里，两边天花上各系着一盏水晶玻璃灯，灯下是奇珍异宝，瓷器、玉器、竹、木、牙、角，还有文房四宝。这么些个好玩意儿，店开在这里，不知道图个什么。走到灯光相映处，我拿起一块玉珏，左看看，右看看，对着外面说，这块玉是什么朝代的，怎么卖？老人踱步进来，四处一望，说，不简单，年轻人，你还是有点眼光的。这块玉是汉代的，你细看，上面有蟠螭纹，你要，三十五万。我恍惚地说，好，挺好的，我再看看。
往前走，檀香烧空，香灰满地，烟熏得我泪眼婆娑，只见路的尽头有一个水晶玻璃柜。我伸手指了指，说，老板，柜顶上圆圆的是什么啊？老头儿的态度立刻变了，他清清嗓子，提高了嗓门，小眼睛直盯着我，说，出来吧，那不是你该看的。我说，我大老远来的，就觉得跟它投缘。这么着，您开个价？他往前一探身，喷出来两口烟，冷冷地说，交底吧，你小子什么来路，不会是她派来的吧？我想了想，说，她是谁？他说，五行八作中，这么些个玩意儿，你偏偏看上了“先天八卦”，它可不是你这样的人能使的。会使，还知道它的好，你且找去吧！全中国也找不出五个，而且都姓“彭”，你说，我能不认识吗？我说，您误会了，我真心想买。这样吧，一口价，五十万？他摇摇头。我说，六十万？他笑着说，你尽管提。我说，八十万。这时突然有人开门，我久梦乍回一般说，九十万……外面的人闯进来，是玉清。她把我使劲揪出门外，眼睛又放出光来，她说，爱卖不卖！不就是一个罗盘吗？这老头儿是个傻菖，别理他，我们走！说完她冲出去，在地上捡起一块石头，回到红房子，把石头重重砸在门板上。
她走，我跟在她后面，过了桥，是一段不太宽的石头路。铺路的石头大大小小的，不规整，而且很光滑，不好走。我看见她一只脚踩在圆石头上，哗的一声滑了一下，我急忙上前搀扶，却被她挣开了手。
等我们打上车的时候，天已经有点黑了，但雨还没有停，空中尚有些银亮雨丝斜着飞，路上没什么车。终于开出了青峰山，司机说，去成都哪里？我说，市区。她说，机场。司机说，你们夫妻把号吹成一个调，要得不嘛？我没言语。她说，去机场。司机说，那就听老婆的，去机场。讲实话，这么大雨我都不愿意出来开，你们两口子交好运啊，碰上我。成都这附近常闹水灾，格老子嘞！水灾好像有周期，十年一大闹，五年一小闹。你们看，前面就是郫县，我就是郫县人，我们那里……这时候她拉开书包，抽出一沓钱，拍在司机的肩膀上。她说，从现在开始，你不出声，这些钱就归你。
司机说，你啥子意思嘛？她说，少废话，开你的车。司机瞪了她一眼，又瞥瞥我。我说，不带这么侮辱人的，你把钱拿回去，有话好好说。这一下她急了，把气撒在我身上，说，这又不是你的钱，你凭什么管我？我说，玉清，咱们别这样，我知道你心里憋屈。她说，周仓，你知道我什么了？今天，要不是你坏我的事，那个罗盘我一早拿下了。我说，彭玉清，咱们讲讲道理，我大老远地来找你，你不闻不问的，一句都不提你交给我的事……整整三个月，我忙前跑后的，你不关心我，还不关心麦克吗？她说，周仓，这些话，你非得当着外人说吗？我说，彭玉清，你做人有问题，你混成今天这个样子，多半就你自己的原因。听着，我帮你捋一捋：我一个房产中介，对你有用，我就是人，他一个出租车司机，对你没用，咋的，他就不是人了？她的眼泪迸出来，抹一把，没止住，干脆哭起来。她说，周仓，我真是看错你了。我腾地站起来，脑袋磕到车顶，又坐下，喊道，师傅，停车！车停了下来。打开车门，我站到雨里，对她说，你找错人了，我不是周仓。我是赵波。
现在，我把心里的话一口气说出来，我和她之间，再也没什么模棱两可的东西了。在这个连阴雨的地方，走了几个小时，我似乎有点明白了。在爱情面前，人变得很小，很小。有一种寂寞的力量，一种广大的寂寞，跟着爱情到来。
在一点一点暗下来的天空中，什么都显得无关紧要。一种绝对的感情从自然中来，它让你蹚起淹及脚踝的水，一直走，双腿不听使唤。它让你看到自己的将来，然后你就会接受在她身边既羞愧又卑微的事实，从此追随了她。你先是有点慌，来不及多想，再是释然，那时你就会看见她的相片，她毛茸茸的黑头发，她薄薄的胸脯，听见她说过的话，爱情是“开始，离别，重新开始”的往复循环，但是你没忍住，还要问，如果你们没有“开始”，是不是就不会有“离别”？
路边有一大片水。雨下得太大，看不清是湖泊还是水塘。一眼望过去，只有两个野孩子齐齐地站在水边，把一泡急尿哗哗地射到水里。我学着他们的样子，在水的另一边，跟他们比，看谁尿得更远。这样的比赛，我小时候在丰宁也玩过，尿完了，我们就沿着潮河边上跑。春初水暖，蹚过新长起来的芦芽和蒌蒿，穿过芦荻的穗穗，很快又是一片新绿，那儿就是我的家。
我回到红房子的时候，天已经亮了。卖古董的老头儿还坐在屋檐下抽旱烟，看见我踉跄着走来，咂着嘴笑了。他说，小兄弟，你的头在流血。我没有说话，进屋就抄起了一对青花贯耳瓶。他急了，冲上来说，有种你就往地上砸，我不拦你！我没有说话，松开了我的左手。后面还发生了一些事，我不想多说，像是我说钱没带够，只好先给了定金，像是他说那一百万欠着，叫我一拿到书包就给他，我一边退出去一边说话。反正，总之，我最后拿到了那块罗盘。我退出红房子，不知道为什么，我的上身都是血。一辆出租车停在我面前，车灯一闪一闪的，像是黄黄的水，黄色的浪头拍在土坡上。我想，没啥，水大漫不过山，我把整个身体压在把手上，咣当一声掀开车门。
上了车，我睡了一觉，连着做了几个梦，梦里边都是她在说话。
关于罗盘，她讲了一个故事。细节我记不太清了，大概意思是说那块罗盘是她太爷爷彭椿仙的高祖，高祖的高祖，再高祖的高祖，一代代传下来的，传到她爸爸这一代，不想最后被她大伯抢走了。她的大伯不是别人，就是卖古董的那个老王八。后来，那人为了争罗盘，一口气出卖了全家上下二十多口人，唱了一出兄弟阋墙……等我醒来的时候，发现她睡在我的身边，闭着眼。
她喘了一口气，轻轻地说，你好啊，赵波。
我入迷地盯着她的嘴唇，笑容绽开。玉清说她下了决心，搬过来跟我一起住。爱情是这样的，就算前面是刀山火海，也要下去闯一闯。我买了一部相机，给她拍了很多照片。她红着脸颊，微张的薄唇殷红，脖子淌着汗，坐在北海公园的小船上。我就坐在她对面，她拿过相机也给我拍了几张。我侧着脸，我侧影看来也很年轻，发黑而浓密，只是鬓角有点白。
回到北京之后，玉清很快离开了麦克，至于麦克身边的女人，我们都已经排查过，确认清楚，那女的是北欧人，现在是欧洲某大使馆的文化专员。两人是在太庙的一次活动上认识的，后来又在教会偶遇，好上了，已经好了半年多。她在床上听我讲着，平静地向着床头的一边翻过去。我看不见她的表情，但我觉得她不怎么伤心。她听了，怔一怔，也就把麦克忘记了，连同和他有关的很多事情。
我家里有三个房间，说起来，还是小米帮我打的隔断。我说，玉清，租的房子小了点，委屈你了。她说，傻瓜，有隔断才好呢，每个房间代表着不同的生活。好的爱情就是应该有不同的房间，情人各自占着几间，这样，哪怕有一个房间乱了、垮塌了，他们还可以躲到其他房间。我说，那啥，我是你的哪间房呢？先别说，我猜猜，厨房？她摇摇头说，厕所。我看了看她，又看了看墙上的挂钟，说，半夜十二点，阴阳交替，就算你是妖怪也不好撒谎的，我问你，都想清楚了，从今往后真打算跟着我吃苦？她无言以对，俯身在我耳边说，傻瓜，吃什么苦？卖了我的房，你就有钱了。我说，合着你现在没钱啊？玉清，你不是个有钱人吗？她说，不够有钱，还可以有。我合上眼睛，倒在床尾睡着了。中途她醒了一次，说，赵波，咱们的事先别跟外人说，现在还不是时候。而且我在阳光上东的八套房，最好还是走私人洽购的路子。这样，你找买家的时候，多找点二套房的业主，哪怕是“房哥”“房姐”也没关系，咱们一锤子敲定，干净利索。我点点头。她又把我摇醒，再问，赵波，二套房的首付款能有多少？我眯缝着眼，说，北京市区，百分之四十。她亲了我一下，说，百分之四十好啊，不少，拿了钱，咱们就走。我说，走去哪儿？她说，美国。
大约一周以后，我和小米去八号楼收房。就是去年十月，他卖给我的那套一居室。那天我到的时候，小米已经在楼下了。我看他有点不对劲，他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一进电梯就靠边站。我本来想跟他说会儿话，结果他慢慢退到了电梯后头，冷不丁地背过身，和电梯里的所有人背向而立。接着他深呼吸，吸，吐，吸，吐，做着长长的吐纳。等电梯升上去，上到二十三层时，他突然转过头来大喊一句，嘿，有个明星叫什么来着，他就住这层！说完他按下二十八层。出了电梯，我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脊梁骨冒冷气。大家伙都在看他，而且目光灼灼。我拉住他问，你咋了？他说，你瞅见没？他们都盯着我。我说，都觉得你有病。他用一种难以形容的古怪表情看着我，说，哥，从前这个城市总是背着身，不搭理我，现在我好不容易为它转过身，掉了头，跟它一个方向，可我发现自己又要走了。我要辞职了，离开北京。
我说，好好的，别闹，哥有正事要找你。他说，哥，你的房子交给我，老放心了。我说，不是这事，还有一件呢。时间紧迫，我只能删繁就简，把玉清的情况简单跟小米说了。好在这孩子一听就懂。他想了想说，哥，我帮你找房本去？我又说，那啥，不用原件，你嫂子家里边啥都有，房本、证明文件她都有，只是她现在回不了家，取不了。他说，好说，我打着老周的名义给你弄去。我说，代你嫂子谢谢你啊。他说，哥，咋都成“嫂子”了？我说，嗐。他说，啥时候办事吧？我说，等她那边落听了，我不着急。他说，哥，不是办喜事的办，是办过户的办。我说，那啥，两个月够吗？他说，不用，离职前给你。
在北京，春夏秋三季是连成一片的。由春到夏，好像只是短短的一瞬间，前脚还在三月，后脚已经是五月。换季的时候，北方的雨一直下，下在乡愁的阴阴郁郁里，人也化作鱼。就在这水美鱼肥的季节，我发现了一件相当奇怪的事，说起来那是五月初了。
有一天，我跟着大区经理去四环边上的东山墅办事，碰巧路过东风南路的基督教堂。一路上经理兀自说话，说他看不惯周仓的为人，虚招太多，倒是觉得我不错，老老实实的，说他有意提拔我，带我出来就是一个信号。说着说着，我忽然插进一句，那什么，领导，我想上个厕所。借着这个理由，我晃开了经理，自己一个人去了教堂。这次，我终于进入礼拜堂。从里到外走了一遍，我发现，四四方方的教堂里只有连排的祷告椅，没有忏悔室。
一个做保洁的阿姨经过，我赶忙拉住她说，大姐，你们的忏悔室呢？她呆看了我两眼，然后说，这里是基督教会，又不是天主教会，你找哪个？你要是不相信主，可以说你不相信，哪里来的忏悔室嘛。我被噎得够呛，仍在问问题。实木盒子，这样式儿的，我用手比画着说，大姐，忏悔室？她对着我画了个十字，说，阿门。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爱情变淡了，生活的细枝末节随之浮了出来。我们不再同时睡醒、同时入梦。我们不再聊自己的童年，说话也只顾眼前，跟房子有关的一些事。我常常惊讶于她的现实，有时她提到一个客户，名字和联系方式我早就给过她了，可她还是要问，她想要在最短的时间里认识最多的人；有时我在闲谈中提起我想不通的事，比方说教堂那一件，我问她怎么看小米，她听了也不搭茬儿，没有任何反应；有时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我觉得她似乎在隐瞒什么，隐瞒一个不能被抹除的人，或者一段记忆。我不知道。又或者是，我们之中有谁不再爱了。
晚上下班之后走进家门，玉清拧开炉灶，打上火。我看见她正在厨房，埋头做炸酱。炸酱的过程说来容易，但炸好了也是个费功夫的活儿。上个月，我给她做过一次炸酱面，吃面的时候我告诉她，我们旗人小孩生出来，第三天必须“洗三”，为求一个“长命百岁”的意头。在“洗三”这一天，仪式还是次要的，最主要的一项，就是要请街坊们吃“洗三面”。满族人里边，有吃打卤面的，也有吃炸酱面的，各地风俗不一，我们丰宁这边是吃炸酱的。我脱了工服，凑近一看，看见她已经把葱末姜碎给下了。她说，糟了，葱姜末下早了。我说，哎，跟你说了多少遍，葱姜预备着，但是不炝锅。她汇了一勺，喂给我，说，你尝尝吧。我接过一尝，品了品，说，你这酱沤得太久，没了香味只剩辣味了。她说，我也没放辣椒啊。我说，得了，你还没放花椒呢。她说，炸酱面不放花椒的，我是……我不耐烦地打断她，说，你不是号称四川人吗？她扔下勺子，说，赵波，你什么意思？
当时我脑子里特别乱，有两个声音在说话。我能做的只是复盘他们说的话：一个声音悄悄说，你认错吧，就算她在隐瞒什么，你选择相信她，又能损失什么？然而，一个更大的声音说，赵波，你这个人呢，太实诚了，别人说什么就当人家是什么，如果那些房子真是她的，她怎么能没有房本呢？两个声音穿插着出现，直到我晕乎地做出选择，说出覆水难收的话，它们才算彻底消失。
没有人该去冒这个险。正面对质的风险太大了，有些话不能说啊，要永远烂在肚子里。哪怕我不想，可我还是说了，我对她说，你到底是哪儿人啊？她说，四川人。你不相信我吗？我点点头又摇摇头，说，不是不相信。她说，赵波，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些秘密，我的，大部分已经告诉你了。我退到一边，把刚出锅的面挑出来，挑到碗里浇上调料立刻进嘴。我没有拌面，吃得狼吞虎咽。她不说话，只是看着我吃。我说，逗你呢，真生气了？她还是不说话。过了一会儿，我说，不吃了，我带你下馆子去。她说，炸酱面不好吃吗？我说，好吃。你听我说，有个客户要买你的房。
那顿饭我们没吃成。实际上，那天之后我就和她失去联系，她搬走了。虽然我给她介绍了二十一个客户，但是只帮她卖掉一套房子。她急着用钱，而我不够快，拖慢了她的进度。不说别的，就说房本吧，小米离职以后这事就搁下了，又过了半个月，我才拿到房本的复印件。我曾经试图找过她几次，我还写了诗，想靠着我的努力修补我俩的关系，可是她一个字也没回我。后来我的一个客户成交之前告诉我，她的房已经卖得差不多了，剩下两套朝向差点的不好卖。我问，她怎么样？客户说，这小姑娘有意思，开着宾利来接我们看房，看完了还给我们送家去。我说，她人很好。客户说，那咱也不是看人做事，你知道我，价钱不合适，人再好也没用不是？小赵啊，哥问你一句，她靠谱吗？我说，人格担保，你闭着眼买。
小米走了之后，周仓要出租的房子就交给我了。大约在七月初，有段时间，我经常带人到安徒生花园看房。每次要去那边，我就穿上我的亮面皮鞋，用小米的话说，就是“又支棱起来”了。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可能是一种本能，怕在小区里再次遇见她吧，一种又怕又想的本能。
入夏之后，我带一家三口上来，推开门，花气熏人。客人说，头好晕。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那是个白天，我带他们到了阳台，连书包都不放下，我们先去看昙花。那香味果然是它的，小米送的那盆昙花开了。昙花真美啊，簇白簇白的，花心淡黄，淡得同月色一般。小孩子天真得很，最喜欢这样的花。我身边六岁的女孩欢欢喜喜地抱起昙花，花盆底下撂着一张小纸条。一翻过来，我就看见小米给我的留言：开始，离别，重新开始。哥，我们现在到哪一步了？这时候，客人要走。我为客人找衣服，找书包，毛手毛脚打翻了身边那盆昙花。花落在地上，味道更浓了。我摆了一下头，蹲下去，把土里的纸条揉了，死死攥在手心。
那盆花，我看了很久很久。我想就这样看它一夜，但是我困了。送走了客人，我在周仓的家里睡了。睡着之后，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昙花开了。
我如何知道那是梦呢？因为我嗅到了一股热烘烘的牲口味，夹杂着一股腐草的气息。那味道腥得很，冲鼻子，显然不是昙花的香味。凭着一种古怪的感觉，我似乎在梦里动了一下，随后我听到暗处的狗在吠叫。远远地，一个花白胡子的老头儿跳出来。他搔着他的癞头走上前来，站在我的面前说，小子，还想学戏法吗？这一回，我看着他，盯死了他的手。说真的，我的眼睛从来没有这么亮过。接着他掏出来两枚硬币，都是银光闪闪，一模一样的。他取出来一枚，放在我的手上。他说，跟我做，先是一摊。我说，跟我做，先是一摊。他说，再是一转。我说，再是一转。他说，接着换手，过它三五回合。我说，接着换手，过它三五回合。他稍微一晃，两手一甩，说，现在扣过来。一晃神，我漏了半拍。他还在等我。我很尴尬，只好抓挠说，现在……扣过来。我不懂。明明是打着灯笼做事，我一招一式地学，怎么向前甩手的时候，就不对了呢？接下来，他的手心空了，一点响动也没有。可我的手里分明还有东西。我一怔，立马抓住了他的手。他看着我说，小子，你不松手也没用，没了就是没了。
大伯给你看这个，不是为了钱，钱多钱少，不都一样过嘛！大伯今天是要告诉你，这世上没有戏法，只有相信戏法的人。你相信吗？我慢慢地点头。
他说，只要你相信了，有一秒是真的，足够了。
一个月以后，我决定给彭玉清打一个电话。她一直没有消息，虽然我们已经分开快两个月了。我打她的手机没人接听，响了十几声之后自动挂断。
那天早上，晨会开始之前，我和周仓两个人坐在会议室里喝咖啡。咖啡机坏了，打了一半不出奶，只有奶渣。他喝了一口，吐了，叫我去给他买一杯拿铁。我提议他可以找师傅来修修，毕竟这是公家的东西，大家伙出钱买的，他说不用了，实在是麻烦，叫我随便弄弄。我说我没空。他像没听见一样，还在说他的拿铁。我说我没空。后来他还是喝上了拿铁，是我给他买的，我又向他请了几天假，说是要回老家一趟，他同意了。走的时候，我问了他一个问题，麦克·哈里斯是不是有个中国老婆？他听了之后，骇笑了两声，说，麦克怎么可能有老婆！而且麦克离开中国也有好几年了，中间没听说他回来过。
没有不透风的墙。彭玉清的事终于传到我的耳朵里。
我在老家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接到周仓的电话。在电话里，周仓说他摊上事了，一个女租客假冒业主，打着他的旗号走私洽，卖安徒生花园。五百平方米三层复式只要两千万？赵波，这是何方神圣啊，你认识她吧？现在她八套房变现了六套，一次成交十八笔，买家里还有一个是你赵波介绍的，你，你别他妈跟我说你不知道！刚才我们开会的时候，人家房东麦克一个视频电话打过来，质问我到底怎么回事，问我手底下是不是有个人叫小米。按照人家麦克的说法，是小米先给他打的视频电话，然后他们才在电话里聊起房子的事，小米把找好的买主叫了过去，在视频里就坐小米身边，也就是那个女骗子……俗话说得好，黑头虫儿不可救，救了就要吃人肉！这麦克可怜啊，不该轻信了小米，只收了他们一千万定金，白白损失了八套房……麦克说了，要是抓不住他俩，你和我，咱俩就他妈等着吃官司！先赔钱，后坐牢，光是定金，定金啊，这俩骗子就收了三个多亿……后来我把手机开着，调成公放，周仓的声音便一路吐着，远了，近了，密了，稀了，飘过了草原。暮色如烟，缓缓地笼罩下来，水鸟鸣叫着，一批批着落在风塔周围。
一个月以后，玉清主动找到我。当时我在坡上擦风塔，她垂着头，微微弯着腰，手里执着一根长竹竿，一下又一下，扎在浅浅的泥洼上。她突然走了过来，也不作声，一脚就把水桶踢翻了，盆里的水溅到风塔上。她脸上挂着水珠子，裙角滴滴答答地滴着水。等我拧身把她压在身下，这时候我才发现，月光照到她昙花白的乳房和一把青的腰肢上，我好像头一回真正看到了一个赤裸的女人。我跪在风塔底下，借着月光，一寸一寸地把她擦干净。
后来，她在我们家一住五天。我们的生活平平常常，和过去很不一样。她给我讲了小米年轻时扮鬼伤人的事，他在路上闹鬼被人捅了，没死成，出院之后改去她家那一片晃悠，打架斗殴，见谁打谁，江湖行骗，逮谁骗谁。她似乎有意当着我爸说出她的身份，她既然自幼认识小米，那么她除了是“呼兰河人”，没有第二种可能。我爸一旁听着，没听清，接上一句，对，姑娘，你可得把眼睛擦亮了，别让我家赵波给骗了！那段日子，他俩处得特别好。我爸得空就给她包饺子，做炸酱面，吃喝全包。直到某天夜里，有人来敲门，我开门出去，听见她在背后说，是小米，一定是他，他要是问你，你就说我去河边了。我说，你去河边干吗？她说，埋钱。我骗他说，我把钱埋潮河了。我说，他这是亡命之徒，来者不善，如果他有别的法子，不会来找你。
十天之后，警察是在潮河下游、梨树沟附近找到小米的。小米的尸体被河水冲进了一个桥洞。老远就听见訇訇的水声，桥上桥下，围了好些人。他全身乌青，肚子胀起，把皮裤都撑裂了。新闻上说，尸体的头脸被鱼群叮得稀烂，死者的身份目前尚在调查中。大概是小米身上的皮夹克，被哪个桥头的拐角卡住了。我买了一份报纸，对比着看了看。我记不清自己被打了多少下，没处躲，也记不得自己打了小米多少下，只记得那天的风很大，吹得满山野草掀腾翻滚，我追到了他的身边……风兜住了月亮，我的手指尖有些发凉。再等我回过味儿来，小米已经动弹不得了，一阵凉意直通我的背脊深处。
小米的死，在我们老家引起了一阵骚动。隔天我爸给我打了个电话，我接起来，他说，他在河边烧了一大沓纸钱，全是烧给那死人的。我爸说他烧纸的时候，碰上了我王姨，也就是当年害过我妈的王秀玲。不知道她生了啥病，没人样，瘦得脱了形。我顿了一顿，然后告诉我爸，河边不干净，能少去就少去吧。我爸说，神道的，死那人你认识？我说，爸，不说了，要登机了。他说，你飞哪儿呢？今天不是回家吃吗？玉清好吃猪肉茴香的水饺，馅我都拾掇好了。我说，先不回了，玉清要去成都，我陪她走一趟。
那一天，我用手头最后一点钱，买了两张去成都的机票。她故意和我岔开飞，没有坐同一班飞机，说是到了地方，她要先去见一个人，老马，她说那是她的父亲。她的眼睛还是那么黑，长睫毛呼扇呼扇的。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到了黄昏，我下了飞机打上车，直奔青峰山。走了一半路程，快到郫县的时候，天开始下雨，起初很小，后来渐大。路渐渐暗下来，雨水在天地间拉开了灰白的巨网。接着稠密的夜包围过来，沿着车头慢慢散开。我下了车，站在水里，寻找一处淋不着雨的地方，我记忆中的那幢红房子。后来我蹚着水走过去，走近了，用力推开红房子的门。
房子里什么也没有。形影黯淡，黑沉沉、阴冷冷的。我掏出打火机打火时，一条狗从我身后蹿出来，仗着雨势，叫了一声便撞出门去。打火机喷出的火苗把它给吓着了，而它那轰然迸发的叫声，也把我吓了一跳。我抬头去寻找那个水晶柜时，猛然发现，柜子被人搬走了。墙体残破，斑痕处处，水晶灯的位置也空着，天花剥落了四角。在这些痕迹中间，有一张黑白照片。
在那张照片里，同样的，什么都没有。光秃秃的墙，没有古董，也没有陈设。只有一个身穿昙花白色长裙的女人，环抱着一块罗盘端坐其中，她微笑着，看着我。
水缓缓地灌进来，绕着我走，退向远方。我抱起相框，闭上眼睛。她一身白裙，从黑色背景里款款走下。
看她的样子，像是在这雨里等了我很久。
原刊责编 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