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下根来

有些人逃离是为了偏离错误的道路，是为了躲避即将到来的沉沦，就像看到浑浊的海水上涨一样。他们逃离，是为了避免堕落，避免陷入耻辱的命运。然而，我们最不愿意成为的人往往是离我们最近的人。让我们倍感耻辱的位置，往往就是亲近之人所处的位置。父亲、母亲、兄弟，成为我们厌恶的对象，是我们急于焚毁的对象。我们希望避免陷入这种失败的命运之中。在玛格丽特·杜拉斯的著作《情人》一书中，母亲就是耻辱的化身，她的一言一行，逼得人想要逃离。你必须逃离你的命运。她不断敦促小说主人公从一贫如洗的海外侨居生活中解脱出来。杜拉斯在书中写道：

“她没有看我。她说道：‘或许，你能够逃离这里。一夜之间，我便拿定了主意。问题不在于要达成何种目标，而在于应该离开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逃离，抽身以便摆脱困境，摆脱那个让我们堕落的地方。最终，我们从中走出来。虽然，我们不知道最终目的地是何种模样，但是我们清楚自己在逃避什么，也明白自己想要逃离怎样的宿命，怎样可怕的故事。我们抛弃一切，将所有的过往抛诸身后，让这段过往无法再提前判定我们失败。通过改换位置，忘记自己，成功开启未来。我们选择自我放逐、消失，然后在别处重新现身，以全新、匿名的方式再度开始。

这也是罗朗·莫维尼埃的小说《夜之故事》中女主人公努力尝试去做的事情。然而，过去的故事就像女主人公奇怪的文身一样，代表着过去被边缘化时的耻辱，依旧铭刻在我们内心，让我们倍感难堪。那个我竭力逃离的地方如影随形，威胁着我的新生活。这个我再也不想要的位置，无论我是否与之共处，这个被诅咒的身份依然属于我，不管我多么努力地想去隐藏它。那些见证了我过往的人，将我囚禁在这个位置，并不断强化这个位置就是我真正的身份。他们坚持不懈地提醒我过去我是谁，而这段过往也强迫我一直保持不变。我们对那个我们不再想要成为的人有什么责任？那些无法忍受我们离开、我们改变的人所说的虚假忠诚又是什么？如果有些人如此坚持将我们最终送回我们原来的位置，如果我们的离开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背叛的话，那是因为他们把这种离开当作一种否定，是对他们始终在同一个地方生活的质疑。他们害怕通过我们看到他们狭隘视野之外可能发生的事情。离开村庄、城市、社区，或者前往城市，“登上”首都，到国外生活。通过这些漂泊移动，我们确认我们可以改变位置，而这会引起那些在内心深处并不能确定自己是否处于正确位置的人的不安。

在罗朗·莫维尼埃的这部作品中，有多个女性努力尝试摆脱自己平庸生活的宿命，渴望拥有别样的命运。在《继续》一书中，西比尔回忆起她年轻时的梦想——成为一名外科医生。这部小说回顾了她成年后失去的梦想，回顾了她的抱负是多么荒谬。一个出身普通家庭的女孩，怎么可能期望实现阶级跨越呢？有时候，当我们过于自大，开始主动追求其他事物时，生活会将我们拉回原点，它提醒我们来自哪里，应该留在何处，并把我们送回到底层的位置。待在自己的位置上，保持不变，不要试图走出所属的阶层，不要试图去改变世界秩序，不要去质疑它……这些重复的论调绵延不绝。我们怎么才能让这些批评的、命令式的声音，要求我们保持低调谦逊的声音，安静下来呢？

莫维尼埃作品中的女主人公西比尔已经长大成人，并当了妈妈，但她的儿子塞缪尔自父母离异后就陷入了危机，西比尔决定重新开始。她卖掉了从父母那里继承的房子，以筹备一次盛大的旅行。为了象征性地清算过去，走出原来的地方和场所，她选择去吉尔吉斯斯坦进行一次长途的骑马旅行，仿佛这种“漂泊”可以重新洗牌。但这场旅行最终却成了一场噩梦，这段经历似乎证明了塞缪尔父亲的正确性，他从一开始就批判她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也印证了他前妻永远无法脚踏实地。西比尔认真反思了这些批评，接受了前夫对这次旅行终将失败的判断。她应该满足于“只成为自己，接受自己的平庸，摒弃伟大的梦想，平静地生活”。

西比尔代表了很多生活轨迹被打断的人，她放弃了医学学业，并为自己曾经的雄心勃勃而感到羞耻。她的经历反映了众多女性的生活现实，也是无数平凡出身者的写照，更是那些普通女性生活的映照。她们生活在既定的框架内，承载着“被束缚的希望”和“被束缚的欲望”。她们只能是自己，放弃了探索其他可能性的机会，放弃了展示自我的舞台，放弃了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西比尔曾经想象自己成为外科医生，后来又曾鼓起勇气想成为作家，这些想法像回旋镖一样反过来伤害她，像是一种过度的骄傲，一种自负，最终转化为对自己的羞耻，以及对自己天真梦想的蔑视。

故事的结局是，她失败了，并且挫败地发现只能成为自己。故事本来可以就此终结，但是作者又给出了一些其他线索。因为西比尔没有写完的小说最终在莫维尼埃的笔下得以存在。而西比尔的前夫，作为一个理智又谨慎的人，完全被人类的高度可塑性震惊到了，他对西比尔和儿子所展现的能力感到震惊。其实，我们可以不是我们自己。作者暗示道：“或许，我们最终不会是我们现在的样子。”总会有第二次机会在等待着我们，我们的人生拥有多种可能性。谁能预料，谁又会是下一部小说的作者呢？

离开并不是一时冲动，也不一定是我们游牧本性的延续。离开有时候是彻底脱离和深深扎根的双重结合。给自己一个地方，就是要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来征服它，通过自我肯定和重新掌控自己的生活来拥有它。决定自己的位置，不是出于野心，而是为了给儿子一个立足之地。我们要掌控游戏的主动权，拒绝从一开始就注定艰难的生活与命运，做出明智选择，以便在社会和情感上、在一个非原生家庭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作家玛丽·伊莲娜·拉封在其著作《小广告》中，刻画了一个三十七岁的女性安妮特，她回应了一名比她大十岁的农民保罗的征婚小广告。安妮特决定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填补她作为单身母亲的孤独，也是为了修复第一段失败婚姻带来的毁灭性伤害。她之所以离开，是为了拯救她的儿子埃里克，是为了打破她儿子注定寂寂无闻的诅咒，她想要给儿子一个这个北方国家无法给予他的位置。书中写道：

“他这样无法成为一个人物。他将不会拥有自己的位置，他也不会创造属于自己的位置。她必须改变，离开，去别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创造生活。去农村！为什么不呢？去吧，彻底挣脱。”

要想“彻底挣脱”，就应把自己像杂草一样拔掉，这样才不会步入歧途。从过去的暴力和污名中自我拔除，从北方到南方康塔尔这种地理上的连根拔起，以及个人历史的中断，是他们开启一段新生活的前提条件。不管是哪一种，要实现“彻底挣脱”，我们首先是要找到另一块不同的地方、一块未开垦的地方、一个可以从零开始书写故事的地方。

“安妮特努力不去想念北方。她希望忘记那里所有的一切，从自己身上抹去一切，以便更好地在菲迪埃尔重新开始。她必须融入新的生活，小心翼翼，提防一切。”

矛盾的是，要想在这个村庄、这栋房子里扎根，安妮特必须与旧生活划清界限。她毅然决然地抛弃一切，凭借坚定的意志、耐心和不屈不挠的精神，逐渐融入了这个家庭。她忍受了所有的不公，默默地付出。她以一种悄无声息的方式征服了这个新家，而不是通过粗暴的入侵。她找到了工作，证明了自己。孩子也在新环境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摆脱了父亲（原来生活的北方）的恶名。自此之后，母子二人，曾经的“被收留者”，真正成为这里“风景”的一部分，不再是被质疑和傲慢目光所审视的外来者。有时，我们必须连根拔起，在别处扎根，以使我们的生活不再虚度。或许，这些努力的意义就在于摆脱生命中所有可以预见的一切，正如意大利诗人帕维塞所说：

“我们试图扎根，开拓一片土地，创建一个国家，只是为了我们的肉体更有价值，比一轮又一轮平凡的季节交替更加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