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我们真的知道人们为什么离开吗？
——米歇尔·费里埃《海外回忆录》
他们并不总是清楚为什么离开，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地方在他们看来变得无法忍受。他们内心有一种模糊的、近乎本能的感觉，那就是再也不可能待在那里了。离开，有时甚至是逃离，成了一种必然，既难以言喻，又势在必行。毫无疑问，我们会找到理由和解释，但这种渴望逃离的行为，没有其他的名字，它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自由。他们需要“抽离”，离开，从所有契约里挣脱，不再被任何事物所限制。这种追求消极自由的举动，始于对所有看似陷阱的事物的否定，这种举动是残酷的，是撕裂的，它通过摧毁所有先前存在的东西来获得自由。一个轻松、没有任何包袱的人，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切断所有联系。米歇尔·费里埃在他的著作《海外回忆录》中，描绘了这样一幅场景：
“这是一个离开的人的生活：他的墙上布满裂缝，身上破破烂烂。这种生活既优雅，又粗犷。离开，意味着把一切都抛在脑后，尤其是不再回头，决绝地离去。从自我麻痹、机械化的日常、梦游般的例行公事中解脱出来，走出死亡的轮回。”
从词源学“摆脱”的意义上讲，这种离开重新演绎了“存在”这一行为本身，指的是让我们从乏味重复的日常里脱离出来。离开与它的对立面——机械的习惯——有关，与那些僵化和死亡的事物有关，与那些运行时缺乏活力的事物有关。我们不再享受生活，而是顺从于它，我们屈服于催眠般、沉睡般的生活，意识逐渐模糊，陷入了一种半梦半醒的境地。生活变得毫无生气，一切都是重复和机械的，我们丧失了渴望和活力。这样的生活不再有存在感，也失去自我。
断舍离，实则是给自己创造一个机会，一点恩赐，以此来实现自我救赎。我们必须敢于舍弃那些不能再构成我们生存框架或节奏的东西。这种解脱是从我们当下的生活中抽离，是摆脱所有曾将我们相连的东西——包括关系和财产。它是一种彻底的解放，也是一种回归，“突然之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抓住、阻挡或者挽留住我们，所有的一切光明正大地离开了”。我们不再接受被束缚，我们摆脱事物，远离某些人。正如作者所说，这就是“存在之罪”：需要有一定的勇气，也需要一种“颠覆一切”的罪恶快感，外加放弃亲近的人。
事实上，那些永远无法在一处安顿下来的男男女女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在众人眼里，他们展现出一种常常被压抑的欲望，那就是抛弃一切，把一切搁置于一旁，这种行为看起来既无情又自私。他们渴望不被束缚于某个固定的位置，渴望摆脱所有责任。他们选择逃避而不是固守原地，选择流浪而不是安定生活。他们的目标，不是到达某个地方，而是要开辟一条新道路。离开是一种冒险，但也可能是一种逃离僵局和宿命的感觉，逃离绝望的命运，逃离让我们停滞不前的社会地位陷阱。那些离开的人诱惑着我们，激发了我们的思考，也向我们证实，我们可以生活在别处，而不仅仅是出生就被注定的地方和所有人都期待我们停留的地方。这种大胆而不驯的行为，激起了复杂的情绪：我们既嫉妒又幻想，我们谴责离开的人。然而，正是这些人的行为，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门：我们不必永远停留在原地。在一段带有普鲁斯特风格的文字中，作家米歇尔·费里埃将这种越界的行为视为实现激进自由的条件，他写道：
“一个人的离开总是会在渴望与恐惧之间引发一波焦虑的浪潮，往往还会招致一致的非议……但这样的行为背后究竟有何深意？那是因为他不能停滞不前。一个选择离开的人，以一人之力打破了时间的流逝，扰乱了岁月和世界的既有秩序，他证明不同阶层可以交融也可以打破，证明时光可以是多彩多样的，证明人可以像自己梦想的那样自由地生活。”
拒绝故步自封，就是拒绝被固定在同一个地方，拒绝被限定在单一的节奏之中，拒绝受制于一种生活或思考的方式，赋予自己体验多元生活的机会，从如渔网般缠绕我们的现状中脱离开来。这意味着跨越现有的社会阶层，质疑这些阶层的合理性，不再被它们所阻碍、拖累或束缚，在思想和行动上给自己绝对的自由。
在离开这一残酷行为的背后，展现的不仅是个人层面的自我追求，也可能映射出一个人深层次的本性。或许只有在这种不断的移动中，有些人才能忍受自己在世界上的存在。毫无疑问，对有些人来说，大地总是在移动，威胁着要将他们压在难以承受的负担之下。对他们来说，长久的关系和承诺似乎是对自由不可容忍的剥夺。对他们来说，稳定和可靠是不可能的，是难以忍受的。或许，我们不该强迫那些逃离的人，而应该认识到他们内心的无能，无法忍受建立关系，安于一方。
在西尔万·普吕多姆的著作《在路上》一书中，他认为“世界上有两类人，离开的人和留下的人”。书中的主人公是一群年轻时游走四方、无依无靠的老朋友，其中包括：作家萨沙和一个类似于凯鲁亚克式“搭车者”的人物——他似乎无法长期待在一个地方，也没法安心于一种身份角色。二十年后，这两个主人公偶然在东南部一个小城市重逢，彼时40岁的单身汉萨沙希望在那里“开启一段新生活”，远离巴黎的喧嚣。在这座无名的城市里，他也一样寂寂无闻，萨沙渴望重生，仿佛这能让自己焕然一新，在这个宁静而平和的地方，他期待找到内心的平静：
“我渴望这种宁静。在这座城市里，我期望重新寻回多年来已然丢失的专注力以及禁欲般的生活。这种适度的离群索居，让我终于能够重整旗鼓，找回自我，也许还能重生。”
然而，这个被萨沙视作可以找寻自我的地方，却是搭车者经常逃离的地方，他总是逃得很远、很久，远离自己的妻子玛丽和儿子奥古斯丁。二十年后，他好像仍然难以长期在一个环境里安定下来，不管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情感上，他很难驻足定居。如同他年轻时候一样，他只是通过邮寄明信片来传递自己的消息，这些明信片简要地勾勒出了他的活动踪迹。后来，明信片越来越少，很明显最后一次逃离是没打算回头的。萨沙和玛丽越来越亲近，他成了留下来的人，是可以依靠的人，是坚守位置的人。搭车者从来没有真正占据过伴侣或者父亲的位置，而萨沙虽然没有取代搭车者的位置，但是他在玛丽和奥古斯丁身边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萨沙通过自己的存在和坚韧不移的精神，绘制出这个席位，对他自己和玛丽母子来说，这个席位显而易见十分必要。
在此，我们也能清楚看到，位置等同于承诺，等同于长期付出。既与地点有关，也与时间有关。它与自己有关，也与那些对我们提出要求、与我们有联系的他人有关。这种关系是强制的，是绑定的，正是如此，这些位置令人担忧。
毫无疑问，我们应该谈一谈那些不打算停下脚步的人，对这些人来说，那些位置已然如同一条直线或一个箭头，绵延不绝没有尽头，又或者如同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所有能量都融入移动的趋势之中。我们应该谈一谈快乐的流浪生活，那种只是过客的快乐，那种发现其他土地或者面孔让我们发生变化的快乐。我们也应该谈一谈那种接触与我们不同或者存在差异的东西，让我们变成了什么样的人。还有那种从未安定下来，永远在离开，追寻他处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