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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位过去的影评人接受访谈，面对三位誓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迷影者，会发生什么？当一名伟大的当红电影艺术家走到镜头的另一边，同意思考他的（几乎）全部作品时，会发生什么？
1981 年 7 月，49 岁的弗朗索瓦·特吕弗，前电影记者，编导电影21部，坐在若泽·玛丽亚·贝尔佐萨（José Maria Berzosa）的摄像机前，回答让·科莱（Jean Collet）和杰罗姆·普里尔（Jérôme Prieur）的提问。与让·科莱的友谊让他心情放松。他观看了自己所有电影的片段，并一一评论。科莱介绍说，访谈中，他评点“自己的作品，一丝不苟，极其清醒，仿佛那是他人的电影。他如同观众一样评论屏幕上发生的事情，没有纠缠于公众不感兴趣的理论和大道理”。
这期聚焦于弗朗索瓦·特吕弗的精彩的“电影课”（Leçon de cinéma）后于1983年在法国电视一台（TF1）分两部分播出。本书中，我们将向读者献上此次访谈的全部内容，这也是其完整版首次面世。
让·科莱是访谈发起人。1981年的时候，这位记者、评论家与将来的大学教授无疑是最了解弗朗索瓦·特吕弗电影作品的人之一。自1960年代初以来，他写了许多有关特吕弗的文章、评论，对特吕弗做过多次访谈，发表在从《电影手册》（Cahiers du cinéma）至《电视广播电影周刊》（Télérama）等众多期刊上。1976年，他借鉴罗兰·巴特的符号学，完成了第一篇以特吕弗为课题的博士论文，后以《弗朗索瓦·特吕弗的电影》（Le Cinéma de François Truffaut，Lherminier，1977）为题出版。1984年特吕弗去世之后，他撰写了一部新的专著，一部真正的“特吕弗电影世界与其所有电影的导论”
，以《弗朗索瓦·特吕弗》（François Truffaut，Lherminier，1985）的简明标题出版。
但是，科莱在成为电影艺术家特吕弗的专家之前，曾是迷影记者特吕弗的崇拜者。更准确地说，那个在1950年代，与其“《电影手册》派”的伙伴（夏布洛尔、里维特、侯麦，等等）“发明了电影人访谈这种采访仪式”
的特吕弗。那是一种随着滋养自与悬念大师长时间交流的《希区柯克论电影》（Cinéma selon Hitchcock，Robert Laffont，1966）的出版而臻至完美的仪式。科莱后来写道：“这些对谈所关注的，不是希区柯克想要传递什么信息，而是一种技艺。特吕弗从来不问：您想表达什么？而是：您想做什么？以及：您是怎样做到的？”
这本书颇具化育之功，它被翻译至全世界，启迪了诸多电影记者和电影史家。1977年末，科莱向特吕弗提议与他一道制作一本访谈录，被果断拒绝。
几年之后，1980年，让·科莱晋升国家视听研究所（INA）所长
节目顾问，重提之前的方案，但改为视听媒体的形式。“INA当时刚出品了（米尔德里德·克拉里【Mildred Clary】的）一套名为‘音乐课’（La Leçon de musique）的节目，专注于音乐创作。于是在《新法兰西杂志》（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评论家、杰出迷影人、一只脚已经踏进INA的杰罗姆·普里尔
的协作下，我提出了‘电影课’的建议：每期节目时长一个小时，关注一名从事电影工作的人（导演、演员、编剧、摄影师、剪辑师、技术人员，等等）【……】。邀请特吕弗本人第一个试水、扮演希区柯克的角色回答我们的问题再合理不过。”
这一次，科莱借鉴了另一个著名范本：简宁·巴赞（Janine Bazin）与安德烈·S.·拉巴尔特（André S.Labarthe）开电视节目阐释电影之先河的系列节目《我们时代的电影人》（Cinéastes de notre temps，1964—1972）。无疑是出于对其精神之父安德烈·巴赞（André Bazin）
的怀念，特吕弗欣然参与了其中两期，《弗朗索瓦·特吕弗或批判精神》（François Truffaut ou l’Esprit critique，1965）与《弗朗索瓦·特吕弗，十年十部影片》（François Truffaut，dix ans dix films，1970），两期节目均由他熟悉与喜爱的评论家让-皮埃尔·沙尔捷
执导。“这两期节目当初我只在它们播出时看过一次。”科莱后来吐露，“做完‘电影课’后，我有机会再次观看，我发觉它们不知不觉中影响了我们对于放给弗朗索瓦·特吕弗看的电影片段的选择。”
“电影课”出品的背景本身有点特别。它由INA出品，却是为在TF1播放。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合作关系”？1974 年，法国广播电视局（ORTF）被取消之后，INA被赋予了三项从此不再由三个电视频道负责的主要使命：档案保存、职业培训，以及视听创意与研究。由皮埃尔·舍费尔（Pierre Schaeffer）创建的原法国广播电视局（RTF）研究部并入INA。该部门一部负责自主、自由出品各频道必须播出的所谓“特别”节目，与此同时，部门联合负责人克洛德·吉萨（Claude Guisard）负责制作每年30小时的创意与研究类节目，这部分节目由三大公共电视频道“定制”并资助。
“电影课”即属于这第二类范畴。1980 年，特吕弗原则上同意了参加“电影课”的拍摄，那将是一期52分钟的访谈，穿插着他本人的电影片段。但是，委托哪位导演来执导呢？“我们认为如果让特吕弗自己选择，他在节目中会更适意。”科莱写道，“而确实是他本人提议由若泽·玛丽亚·贝尔佐萨
执导。出于一个令人惊讶的原因。贝尔佐萨是1970年代法国电视纪录片杰出导演之一，当时刚刚制作了四集关于军事独裁下的智利的纪录片《智利印象》（Chili impressions）
。他争取到了与军政府领导人会谈的机会，完成了皮诺切特将军在法国电视上的唯一画像【……】。特吕弗看过这些片子，很是欣赏。他半认真半打趣地向我解释：‘既然贝尔佐萨能让皮诺切特开口说话，那他肯定也能让我说点什么……’”
1981 年初，《最后一班地铁》的巨大成功及其十二项凯撒奖提名一下打乱了原来的计划。“我不能同意在此时制作一档关于我的工作的节目。”特吕弗写信对科莱说，“我必须让媒体忘了我，因此，1982年之前不上电视。”
接下来的一个月，科莱卷土重来，这一次他赢了。特吕弗同意等4、5月份拍完他的新片《隔墙花》之后参加节目录制。“我们因此可以考虑在6月15日到7月底这段时间里制作您的节目【……】。没有必要在新片上映
的那个月播出。我们可以设想在年内稍后播出，以避免显得是在给新片做宣传。”
出乎所有人意料，拉丁人贝尔佐萨选择了一种略显单一的场面调度。“他，带着一种超乎寻常的诚实和谦逊，决定在不采用任何场面调度手法的情境下拍摄特吕弗。”科莱解释道，“特吕弗将在一个真正的放映室里，坐在一把扶手椅上，一个人面对他的影片。从头到尾采用一个固定镜头，取景范围足够大，不会妨碍到他。不用特写，不用反拍。我们的问题处理成画外音。观众看不到我们。”
与此相对，画面外，节目的三位合作者可以轮流自由提问。
1981年5月10日，弗朗索瓦·密特朗当选为共和国总统，很快导致各频道总裁的例行任免。此后不久，特吕弗写信给科莱：“我已经回到巴黎，《隔墙花》拍完了，两位演员非常出色。如果您/我们的电视节目计划在共和国新总统的执政下依旧有效的话，我愿为您效劳。”
拍摄最终于1981年7月连续两天在马恩河畔布里（Bry-sur-Marne）INA的放映厅进行。“谁也没有料到，当时身体已经很虚弱的特吕弗刚刚做了一个相当大的牙科手术。”科莱写道，“以其人尽皆知的职业觉悟，他拒绝改变拍摄日期。他毅然面对这漫长的两天，明明剧痛缠身，却一点都没表露出来。”
此外，特吕弗当时在心理层面同样是精疲力竭的状态：《隔墙花》的拍摄唤醒了他心中一段未了旧情的幽灵。
看到节目，首先使人震惊的是朴素的场景与简单的机制。特吕弗着衬衣，系领带，牢牢占据屏幕中央，端坐在一把巨大的黄色皮质扶手椅上，依次回答对话者从画面外提出的问题，或是实时点评自己的电影片段。他要求惊喜，不想事先知道会给他播放哪些片段。即兴反应是“游戏”的一部分。
使人震撼的是，特吕弗尽力以电影语汇来回答提问，但拒绝采取真理在手、信念坚定、头头是道、无所不知的电影人的姿态。相反，他进行着一种大声的思考，试图借助一系列不断调整摸索出恰当的表述。“我不知道……我没法回答您……五年前，对您的问题我肯定会是另一个答案，五年后，我的回答肯定也不一样……”忠实于自己的一贯秉性，面对贝尔佐萨的镜头，特吕弗不谈理论，而是谦逊地分析、解释自己的实践，一点一点地揭示他的场面调度与电影书写原则：他对文学评论（《儒尔与吉姆》）和“未完成过去时小说”（《射杀钢琴师》）的偏爱，他对匪徒与制服人物的掷弃（《华氏451》），他在执导儿童（《四百击》《零用钱》）、用图像延展时间性（《柔肤》）方面的乐趣。他明确拒绝难免发生在这类节目中的自夸自擂，而是相反，对其电影进行了一次评判性解读：《儒尔与吉姆》的结果是个“异数”，《黑衣新娘》“摄影上极度缺少神秘感”，对于《爱情狂奔》他“很难以积极的方式看待”……面对《骗婚记》，特吕弗被影片的“画外空间”——他与该片女主演的痛苦决裂——遮蔽了双眼，批评尤为激烈，让人恍惚想起他为《艺术·演出》（Arts-spectacles）
撰写的那些投枪般的评论。“我觉得这个场景太糟糕了，惨不忍睹。不，真的，今天我不会再这样做了！一无是处！”他在观看路易与下船的朱丽初次相遇的场景时嘟囔道。
拍摄结束，科莱热情高涨。“若泽·玛丽亚·贝尔佐萨会告诉您我们对节目样片多么满意。我和INA与TF1商定，制作两期一小时的节目。会很棒。”
但特吕弗更为谨慎，他写信告诉科莱：“我很遗憾同意了这档节目，特别是在身体与情绪低潮状态下参与拍摄。我不想看样片，也不想读文字转录稿，但是，为了遵守承诺，我会一直配合您直至最后。”
电影人特吕弗于是让步于独立制片人、马车影业（Films du Carrosse）掌门特吕弗，他在多年前创建了这家制片公司，出品或联合出品他自己的、有时则是他欣赏的少数电影人的电影。他的公司是电影片段使用权艰难谈判的商谈方——在一部关于电影的纪录片中，电影片段使用费占据相当一部分成本。特吕弗对于此事的经济意义很清醒，锱铢不让。“我不会在商定的每分钟5000法郎的价格上让步，即便是我拥有版权的自己的电影，因为马车影业的运营成本很高，而合理付酬使用电影片段的政策是电影-电视之战的一部分。”
对于另一些片段，因为必须直接与掌握特吕弗某些影片版权的美国公司交涉，谈判更是持续多月，有时让作为作者与导演的特吕弗甚是厌烦。“我给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写了一封短信，寻求《美女如我》的许可权（1分31秒）。但是，对于《日以作夜》，我不能要求5分59秒（否则就得写6分钟！）的许可，因为我几乎肯定他们会拒绝。”
“【1982年】9月初，您将终于能看到我们那几场大刑的成果”，贝尔佐萨写信告诉特吕弗。
事实上，一直等到12月才完成混剪。“上个星期，我最终看到了贝尔佐萨制作的两期电视节目，我们将交给TF1播放。”科莱在给特吕弗的信中写道，“我很遗憾，陷入‘改朝’动荡的INA未能让节目更快播出【……】。您随时可以要求观看，来布里看原始录像带（2 英寸），或者我们给您送一份四分之三英寸录像带的拷贝（质量不是极好，但或许这样您就不用跑一趟了）。”
特吕弗借口“没有时间看节目”
，把这事又耽搁下来。1983 年 4 月——在播出前的一个月——他终于决定在自己的办公室观看拷贝了节目的录像带。出乎意料，他兴高采烈。“万分抱歉a）因为我的怀疑b）因为我延迟观看‘电影课’。节目极好，贝尔佐萨的工作极出色，片段的选择OK，也看不出我正从牙龈手术中恢复；我甚至时不时感觉他把我拍得既热情又智慧！”
如何阐释这种突然的转变？“拍摄结束后，估计特吕弗觉得自己表现不够好，”科莱解释道，“他害怕回看自己，故而推迟这一时刻的到来。克服了这个障碍之后，他一如既往地诚实道出自己的想法，并承认他担心过度了。”
拍摄结束近两年之后，计划终于完成。“预定播放‘电影课’的TF1遭遇了批评，就像每次播放INA出品的节目时那样，人们先验地觉得这些节目太学究气。”科莱解释道，“最终，节目定在1983年5月5日和12日——在戛纳电影节期间——22点15分播出。”
两部分各以特吕弗的一句话为标题。第一部分，从《淘气鬼》（1958）到《美女如我》（1972），题为“我不想再看我的电影”。第二部分，从《日以作夜》（1973）到《隔墙花》（1981），题为“我没法再看我的电影，除了《日以作夜》以后的”。第一部分收视率6.7%，第二部分3.3%。
报刊方面，褒扬不竭。吉尔贝·萨拉沙斯（Gilbert Salachas）认为，“这不是——幸亏如此！——教学意义上的电影课。弗朗索瓦·特吕弗像工匠一样谈论自己的工作。他从头至尾清晰、睿智，而且他拥有电视荧屏上极为罕见的亲和力与沟通禀赋。”
贝尔纳·乐索（Bernard Le Saux）认为，“特吕弗‘教授’的课程起初显得有点严肃。然而，不知不觉【……】我们最终沉迷在他的魅力之中，仿佛被特吕弗作品令人不可抗拒地想到的轻柔室内乐所陶醉”
。只有少数特吕弗神庙的守护者，比如杰罗姆·托奈尔（Jérôme Tonnerre），发表保留意见，特别是针对让·科莱。“《弗朗索瓦·特吕弗的电影》（Lherminier，1977）一书的敏锐性至今无人媲匹。恰恰基于这个原因，科莱或许不是理想的对话者。他满足于在大道上徜徉。如果选择一个更为‘天真’的提问者，譬如贝尔纳·皮沃（Bernard Pivot），肯定能辟出没人走过的新路与隐秘的死胡同。”
凭借这些好评，制作者希望这第一堂“电影课”成为大量续作的先声。他们失望了！“陪伴弗朗索瓦·特吕弗的只有内斯托·阿尔门德罗斯（Nestor Almendros）
。TF1与INA都放弃了。可以为他们开脱的是，必须指出，在电视上播放电影片段花费昂贵。”
1984 年，弗朗索瓦·特吕弗的突然去世赋予这堂“电影课”一个遗言维度，这是有关他的任何书籍报章都不具备的。节目没有重播，
也未制成DV D出版——因电影片段高昂的使用成本而无法实现，但很快转化为图书——“古滕堡星系”的终极嘲弄。在关于节目制作的档案中，有一则手写记录：“将脚本（文字转录稿）寄给以下二人：罗伯特·菲舍尔（慕尼黑），路易吉·斯庞齐利（米兰）。”前者是特吕弗书籍的御用德语翻译，后者是意大利蒙达多利出版社的总编。两人之中，只有罗伯特·菲舍尔实现了这个项目。他以Monsieur Truffaut，wie haben Sie das gemach？
为书名出版了一本精美的图文书，录入了弗朗索瓦·特吕弗在节目中的所有言论，让·科莱为该书专门作了序。
尽管多次尝试，但近二十年之后，该书依然没有法语版。2020年5月，在全力准备弗朗索瓦·特吕弗的一部文学通信集的时候，我与杰罗姆·普里尔取得了联系。在一封电子邮件中，他提及这一“电影课”，制作节目的三人如今只有他还健在。在他的帮助下，我们迅速接触到委托给当代出版记忆研究所（IMEC）保管的 230 页原始打字稿，内含访谈的完整文字转录，一份比在电视上播出的64分钟与57分钟两期剪辑长得多也细致得多的资料。我们现在向您献上的正是这份资料，经过重新编排，以使阅读更加流畅，但始终以尊重特吕弗的气息、节奏与思想为前提。在特吕弗的著作理所当然地重新得到出版界的重视，热度为其逝世之后所仅有（出版书籍与套装DVD，作品在奈飞【Netflix】流媒体平台上播放，等等）的当下，这一《电影课》不啻一剂青春药，一场对特吕弗杰出教导之源的回归。
贝尔纳·巴斯迪德
2021年8月至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