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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成立后的2000多年来，其影响力主要在亚洲范围内传播（如印度、中国、日本和东南亚诸国等）。直到20世纪后半叶，伴随着大量亚洲人移民西方国家以及欧美“二战”后的民权运动与文化思潮，佛教思想在西方世界开始盛行。有一批西方学者用世俗化的语言将正念脱离佛教语境，直接促进了正念从佛学向心理学视域的发展。
20世纪中叶，美国先后废除排华法案并开启移民政策的改革，大量的亚洲人前往美国工作和生活。其中，一部分佛教禅修人士也远渡重洋，在美国传播佛教思想。特别是在诸多赴美的佛教僧人中，越南僧人一行禅师的影响不容忽视。在越南遭受流放后，他来到美国广泛宣传佛学冥想，采用民众能够理解的方式深入浅出地讲解佛学书籍，受到美国民众的欢迎。一行禅师认为，正念是佛教文化中极其重要的成分之一，是佛学冥想的核心。在他的推动下，正念的概念开始在西方深入人心。
与此同时，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伴随着美国民权运动的发展和越南战争带来的争论，西方社会开始对以往的价值观产生怀疑，于是开始寻求思想上的创新与突破，使“嬉皮士”文化开始盛行。这是一种反主流文化运动，人们批评西方国家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反对西方传统的宗教文化。而正是这种反西方主流的思想促使西方人对东方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佛教和佛学思想开始进入年轻人的视野，有很多欧美人士对佛教产生兴趣，部分有经验的修行者在美国成立冥想中心，其中约瑟夫·戈德斯坦、杰克·康菲尔德和莎伦·萨尔茨堡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为了易于美国民众理解，他们不仅同一行禅师一样，有意识地淡化佛教中的涉及仪式化和神秘学的成分，而且融合了西方心理学和心理疗法的元素，用美国人易于理解的方式阐述佛理。在他们的课程和书籍中，正念也是他们所教授的佛教冥想中的重要内容。
上述人物对正念在欧美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公认的真正将正念进行系统操作化，并将其迈入实证科学大门的人物，是乔恩·卡巴金博士。
乔恩·卡巴金（Jon Kabat-Zinn），1964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71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其父亲也是一位分子生物学家，母亲喜爱作画，因此卡巴金从小就接受科学与艺术的熏陶，并一直向往着从事兼具科学和艺术属性的事业。
1966年，在就读麻省理工学院期间，卡巴金接触到了佛学冥想，并被其深深吸引，开始了为期13年的系统学习。在卡巴金修习的过程中，他一直寻求从事某项事业，能够实现将其分子生物学家的科学属性和禅修者的佛学属性相结合。这种持续性的内在探索，促使他内心最终生发出具体可行的想法。那是在1979年春天的一次冥想的过程中，卡巴金脑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念头，短短的几秒钟，激发出对自己未来从事工作的全新规划，他马上捕捉到这难得的灵光乍现。半年后，卡巴金在美国麻省大学医学中心开设减压诊所。
在这家减压诊所里面，卡巴金创造性地将佛教禅修的内容提炼出来，去除其宗教色彩，将其翻译成易于普通人能理解的可操作的语言。在具体的禅修技巧方面，卡巴金主要借鉴了内观禅修的方法，并融合了他过往修习多种佛学流派的技巧。通过摸索、尝试，一个逐步完善的减压课程日渐形成。数年之后，卡巴金将正念作为其减压课程的核心，并将其课程命名为“正念减压”（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MBSR）。
麻省大学医学院的医学研究中心每天都会收治大量的病人，而且主诉大都是躯体疾病。对于中心接待的各类“疑难杂症”，或者医学手段难以继续产生效果的情况（如癌症晚期病人、慢性疼痛病人等），医生们通常会在进行常规治疗的同时，还推荐这些病人去卡巴金的减压诊所。所以，这些病人成了第一批正念减压的课程参与者。在课程中，卡巴金尽量弱化佛学宗教思想，更多的是教授正念技能，并基于正念冥想的体验，帮助患者处理自己与身体病痛的关系，以及如何在身体存在痛苦的前提下保证生活质量。
值得赞赏的是，卡巴金没有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大肆宣传，而是采用实证的方式开展随机对照科学研究。随后，卡巴金发表了一系列科学论文，表明正念减压在一些疾病的康复过程中，尤其是在心理症状的改善、生活质量的提高方面效果显著。正是这些研究数据的支撑，大大促进了美国社会和美国民众对正念的认可，也肯定了卡巴金本人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卡巴金所创立的正念减压对正念心理学的发展具有跨时代的作用。直到现在，正念减压都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正念干预方法。正是因为卡巴金基于科学家的精神，采用彻底实证的视角来研究正念，才使得正念实现了从佛学到心理学的跨越。虽然卡巴金本人并没有取得心理学的学位，但是正念减压中的诸多概念和操作充满了心理学的色彩。更重要的是，卡巴金的工作吸引了众多临床与健康心理学专业人员的注意。大量的临床心理学家、心理治疗师前往麻省大学医学院的减压诊所学习，催生出正念在更为广阔领域的应用，甚至推动了心理治疗理念的革新。
前文提到，卡巴金发展出来的正念减压是首个实证科学视角的以正念为基础的干预方案，但其工作范畴并没有限定在心理学领域。卡巴金本人更多的是从解脱痛苦这个更为普适性的出发点来开展工作的。而真正比较明确地将正念与心理治疗结合，并且将正念作为心理治疗核心成分的代表人物是以下三位学者：多伦多大学的津德尔·西格尔（Zindel Segal），牛津大学的马克·威廉姆斯（Mark Williams）和剑桥大学的约翰·蒂斯代尔（John Teasdale），他们发展出来的基于正念的心理干预被称为正念认知疗法（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MBCT）。
西格尔、威廉姆斯和蒂斯代尔都是认知行为治疗方面的专家。20世纪90年代，三人正在合作开发更加有效的针对抑郁症的认知行为治疗方案。针对抑郁症，认知行为治疗此前已经被证明可以媲美药物治疗效果。但当时面临的一个难题是，不管是药物治疗还是认知行为治疗，在阻止抑郁症反复发作方面都存在一定局限。当三人一筹莫展时正好遇到辩证行为疗法创始人玛莎·莱恩汉，辩证行为疗法中也融入了一部分正念的理念，并且针对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效果显著。莱恩汉提议他们可以从卡巴金的正念减压中学习经验、寻找思路。
经过和卡巴金的一番沟通，三位学者最终选择亲身体验卡巴金的正念减压课程。三位从未体验过冥想的科学家初次参加正念减压时，内心受到了很大的震撼，似乎找到了突破目前研究工作困境的新解法。通过多次参加课程以后，他们逐渐发现正念练习可以帮助个体的内心处于一种全新的存在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个体更多地和当下的经验（包括想法、情绪、身体感觉）相联系，而不再沉湎于反思过去或计划未来，这从根本上更有助于摆脱引发抑郁症反复发作的反刍思维。
结合自身的体验和理论上的探讨，三位学者最终决定彻底更改原有的认知行为治疗方案，将正念练习作为核心要素。他们以正念减压八周课程为框架，并根据抑郁症的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主要是添加了认知行为治疗中的心理教育成分，重点阐述抑郁症的反刍机制，以及正念如何帮助患者摆脱反刍、回到当下的原理。另外，认知行为治疗中的家庭作业的设置在新的方案中也予以保留，只不过家庭作业的内容变成了正念练习感受的记录。这种将正念和认知行为治疗结合的团体干预方案被命名为正念认知疗法。
2000年，三位学者在权威期刊《咨询与临床心理学杂志》（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发表了实证研究论文，表明正念认知疗法对预防抑郁症反复发作存在显著效果。正念认知疗法由此被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推荐为预防抑郁症反复发作的指南性疗法。由于思维反刍在很多心理障碍中都存在，因此正念认知疗法后来被发现不仅可用于预防抑郁症复发，而且在诸多心理障碍中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疗效。由于正念认知疗法的显著效果和其治疗思路和形式上的革新，它被公认为行为主义治疗中继行为治疗、认知行为治疗后“第三浪潮”的代表性疗法。
得益于卡巴金的创造性贡献，自从他正式将正念操作去宗教化、科学化以来，以正念为基础的干预在西方世界开始流行，且近20年更是传播迅猛。以正念减压为例，在美国每个州以及全球50多个国家都设有正念减压中心，经认证的正念减压师资人数超过千人。
更值得一提的是，伴随着正念减压和正念认知疗法的创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和治疗师受到启发，使得更多的基于正念的大大小小的干预方案开始在心理学和身心医学领域进行实践探索，并获得了实证支持。例如，在临床领域，正念应用于癌症、焦虑障碍、抑郁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成瘾行为、冲动行为、进食障碍、睡眠障碍等多种身心问题。在非临床领域，正念可用于激发创新能力、提升领导力、改善运动竞技状态、增强幸福感、促进人际及亲密关系等。此外，正念还被用于提升亲子教养、学校教育质量等方面（以上部分内容会在后文进行详细介绍）。应该说，凡涉及心理层面的内容，大都会有正念尝试的足迹。
而正念的心理和认知神经机制研究也有了大量的进展，不管是主观报告数据，还是基于行为的、反应时数据，抑或涉及脑电、皮肤电和脑成像的数据，都有佐证正念干预确实给人带来心理功能的改善，甚至是大脑的功能和结构的持久变化。而每年以正念为关键词的学术研究论文更是呈指数级增长，仅2022年，在科学网（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收录的以正念为关键词的实证研究和综述论文就超过了3000篇。
而正念应用的步伐甚至走在了研究的前列。麦肯锡、高盛、谷歌、脸书等知名公司定期为员工开设正念冥想课程。西方众多名人，如乔布斯、比尔·盖茨、科比·布莱恩特等的冥想习惯更是引领了大众参与正念的潮流。更有甚者，在2018年，卡巴金在英国议会举办了一次正念政治会议，吸引了全球众多政要参加。由此可见，正念已经被当今西方主流社会接受，成为一种时尚的减压手段乃至生活方式。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正念的练习方式也开始变得多样化。类似于卡巴金正念减压的地面课程开展的同时，线上的、自助的正念练习方式更是得到风靡。苹果手机在其健康数据板块内置了正念训练的内容，方便用户记录正念冥想的情况。此后，基于手机应用的冥想程序大量开发，目前已经达1000多个，涉及各种场景、不同形式的练习，大大增加了正念练习的自主性。而更有部分科技公司开发出可穿戴设备（如腕表），结合个体的生理数据来指导冥想练习，使得正念练习可以更为细致地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更有针对性地调节身心。
正念的流行也催生出巨大的冥想经济市场。目前，在美国已经有超过 2450个冥想工作室，创造的收入达6.6亿美元。而书本、杂志、光盘等则占据了大约1亿美元的市场份额。美国亚马逊网站上售卖的书籍中，超过 3万本书的标题中包含正念一词。同时，线上和移动端的正念课程每年营收达到1亿美元以上，而部分正念冥想的手机应用程序的估值高达数亿美元。基于正念冥想的经济产业日趋成熟。
由此可见，不论是在科学研究、临床干预，还是在生活应用等方面，正念在西方已经彻彻底底地流行起来。
中国作为佛学文化重要的传承地之一，对正念的学术研究起步却相对较晚。在卡巴金创立正念减压之后的30年里，西方对正念研究的热潮迟迟未能波及我国，国内学者大都没有对正念产生足够的重视。直到2008年，以刘兴华为代表的心理学研究者通过访学的机会才窥见正念在心理咨询与治疗领域的潜力，并着手将操作化的正念干预方案引入中国。
在国内研究初期，学界对mindfulness的中文翻译意见存在过分歧。曾经出现过“内观”“觉知”“心智觉知”等翻译。后来学界仍然尊重历史事实，沿用古人的传统译法（巴利文Sati，在中国古籍中的翻译均为正念，而其英文翻译为mindfulness），逐渐达成了将mindfulness译为“正念”的共识。
心理学视域的正念引入中国之初，国内研究以综述为主，旨在总结国外研究涉及的正念概念的探索、认知神经机制的发现以及在心理和医学领域中的应用。刘兴华团队最早开始国内的正念干预实证研究，是针对强迫症、抑郁症、肾病进行个案干预，在之后开展对健康人群的随机对照团体干预。此后，国内其他学者也陆续开展正念相关研究，主要领域为心理治疗、运动竞技、毒瘾戒断、行为矫正等。同时，正念在我国医学领域的研究也开展起来，研究对象以癌症病人的心理康复为主，另有医学团队对正念在医护职业倦怠的预防和孕产妇身心健康的维护方面产生兴趣。近年来，国内研究开始较多关注正念在亲子教育和儿童发展方面的潜力，以及自我慈悲在正念干预中的作用。
另外，越来越多脑科学领域的学者开始涉足正念研究，相信未来国内在探索正念的心理和认知神经机制方面会有更多发现。在正念的应用研究方面，基于日常生活经验的动态评估方法由于其具备较高生态效度等优点，在国外正念研究中早已成流行趋势。而最近几年，国内也知晓这一动向，并开始逐步展开针对正念的动态评估研究。总之，国内的正念研究正在逐步赶上国际水平，往深度和广度方面继续迈进。
伴随着正念研究的推进，研究者意识到，国内亟须成立相应的学术组织来进一步凝聚研究力量，发挥团队优势。因此，2015年，正念心理学研究者在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下成立了正念学组，随后在中国心理卫生协会认知行为治疗专业委员会下成立了正念学组。正念学组聚集了全国60多名正念研究学者，来自全国各大高校、医院、研究所等学术机构。研究领域涉及心理学、医学、体育竞技等方面。正念学组每两年举办一次全国正念冥想学术研讨会（2015年首都师范大学、2017年南京大学、2019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2021年线上，2023年北京大学），并发布中国《正念干预专家共识》。2020年，正念学组为广大医护、患者和居家隔离者提供正念干预线上服务及正念指导音视频。2021年，经正念学组学者的努力争取，终于通过中国心理学会常务理事会决议，成立中国心理学会正念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作为中国心理学会的第39个专业分支机构，并于次年转正。正念学组和正念心理学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正念的科学研究及实践的专业化发展。
笔者于2010年攻读研究生学位时就开始从事正念方面的研究实践，参加工作以后将正念列为自己主要的研究领域。具体方向包括正念的效果及机制，涉及儿童、青少年、大学生、老年人、创伤经历者、肿瘤患者等群体，尤其关心结合动态评估和追踪研究考察正念在日常生活情境中和长远发展中的近端和远端机制。部分研究成果将结合本书的叙述进行呈现。另外，笔者自2017年起担任正念学组秘书长，此后又担任正念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秘书长，可以说是我国正念研究和学术组织发展的见证人和参与者之一。相信在各位同道的努力下，中国正念研究和实践一定会有一个美好而灿烂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