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学者从自身的角度来对正念给出各自的定义,提出各自的结构,并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验证,与此同时,正念的研究已呈井喷式增长,并涉及心理学的方方面面。但是回归到正念本身,我们再次问这样一个问题:正念到底是什么?我们仍然存在一些疑惑。
第一个疑惑是,正念的本质是什么。我国学者总结前人的研究,发现人们在对正念进行解读时,会存在不同的取向,如将正念看作一种需要练习才能提升的状态,是一种特有的思维认知,是一种特定的可以训练的能力,或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特质。不同的取向使得人们对正念的理解存在差异,对正念的测量也出现了分歧。
除在取向上的分歧外,学界对正念的核心理解仍然没有达成绝对的共识。国外研究者总结不同的观点,发现和正念有关的能力涉及注意、觉察、忆念、保持、接纳、辨别。但如果用科学的概念来界定,到底什么是正念?事实上,还没有公认的权威结论。诚如卡巴金最早给出的定义,更多的是偏操作性的,即“通过有意地不评判地对当下的注意带来的觉知”,他更多的是从“练习”的角度来提及如何培育正念。那么正念本身是什么样的?觉知或觉察(awareness)能否进一步界定?我们从这一概念不得而知。而且卡巴金本人也承认,他的概念是基于西方人所易于理解的语境和语言而给出的,有“方便”理解的意味。从这个角度看,正念的概念,抛开从干预和练习的角度来看,它自身到底又涉及什么样的特质、如何描述,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诸多学者逐渐认识到,正念可能和意识的特殊性存在关联,为了对正念给出更为完整科学的定义,一方面我们也许需要重新从涉及正念起源的佛学典籍中汲取灵感,另一方面也要摆脱宗教的限定,以跨文化的、人类普遍适用的心理特点的视角来进行界定,同时还要结合认知神经科学对于冥想和意识研究的证据,帮助正念完成彻底的科学化。只有对正念有了一个权威科学的概念,对正念本质有了一个公认的共识,才能够规范不同的研究方法,才能够让研究之间存在借鉴性和可比性,才能够在尽量相同的语境下讨论正念相关的科学问题,才能够批判性地吸收不同学者的研究成果和结论以开发出更易操作化的适用于提升意识品质的心智训练方法。
第二个疑惑是,正念的成分和结构到底是怎样的?通过此前阐述我们可知,关于正念的结构有单因素、两因素、三因素、多因素模型等。虽然这些模型各有各的道理,也得到了一些研究结果的支持,但是终究在解释上不能够彼此融洽,且在自身的模型验证方面不够完美。以两因素模型为例,费城正念量表的觉察与接纳维度彼此并不存在任何相关性,开发者的解释是觉察和接纳是正念的两个独立的成分。但是细细思索,如果两个成分相互独立,那将其归为一个概念是否合适呢?还是说觉察和接纳在本质上有各自的概念范畴?更有部分研究中觉察和接纳出现了负相关的结果,这似乎意味着正念的不同成分不是正向关联、相互促进的,而是相互独立甚至相互抑制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看待正念这一整体概念呢?与之相似的是正念的多因素模型,在肯塔基正念技能问卷和五因素正念问卷中,观察维度和其中的不评判等维度出现了负相关,说明正念的内在成分之间仍然存在互斥的关系,解释起来亦会出现困难。尽管后来问卷开发者在有冥想经验的样本中进行研究,发现观察维度和其他维度重回了正相关,看似解决了正念成分内部存在冲突的矛盾,但仍然留下了疑惑。如果正念是人与生俱来的特质或能力,那么它的结构和成分在大多数群体之中应该是类似的,而为何在没有冥想经验和存在冥想经验的个体之中,其结构存在如此大的差异呢?这种差异的改变,是经过冥想而自然生成的,还是因为参加了正念的课程,经过了带领者的施教而发生的变化?如果是后者,即正念是需要经过教育才形成内部相互促进的心理结构,那么未经正念练习、接受正念相关心理教育的个体身上所测出的正念水平又意味着什么?
似乎单因素模型可以解决这些矛盾,因为单因素模型的开发者提出的观点是,正念的唯一的核心就是注意觉察,而接纳等元素只是和正念有关的概念,并且单纯的觉察必定是接纳的,因为如果将态度作为觉察对象,那么内心的评判、反感、不耐烦等心理活动都会因为受到个体的觉察而不被其牵绊,剩下的只有开放和好奇。正因如此,依据单因素模型所开发的正念觉察注意量表(MAAS)没有不评判或接纳的维度。有意思的是,有研究发现MAAS和接纳本身存在正向关联。从这一点看,维度之间的冲突似乎得到了避免。然而,单因素的视角更加偏向于东方的一元思想,即以简单的概念界定,而不去生发其他概念而使问题复杂化。但是在正念的练习实践中,单纯强调觉察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对初学者来说,他们往往会因为觉察不够而陷入评判之中,因而在实践的适应性方面,多因素比单因素模型更有优势。总之,目前没有一个普适性的正念模型来解决正念在结构和成分方面的疑惑,需要未来研究者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工作来建立完备的正念结构理论模型。
第三个疑惑是,正念在测评上的悖论如何解决?正念涉及一个人的觉察程度,那么对觉察的评估对个体本身就存在自知力方面的要求。首先从自评问卷的角度来讲。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是没有觉察力的,那么即使他日常生活中常常出现心智游移(也就是我们说的走神),他也可能会觉得自己“没有不专注当下”,在做测评时会在某些题项上给自己评估为高分。相反,如果一个人是高度觉察的,那么他就有可能知晓自己不专注的状态,从而在一些题项上给自己评估为低分。在正念相关的态度评估上也存在相似的情形,如果一个人觉察到自己的评判,和一个人没有觉察到自己的评判,它们在量表的打分上也许也不会如我们预想中的显示出其真实的正念水平。另外,在采用行为检测法测量正念水平方面,同样存在悖论的可能性。我们心中理想的情形,是高正念水平个体的注意力全然在呼吸上,低正念水平个体频繁出现心智游移,从而出现高低正念水平个体在得分上的显著差异。然而,如果一个正念水平较高的人,他虽然没有非常专注(毕竟专注本身不是正念的要求),但是他可以频繁觉察到自己的心智游移,那么可以想象这个人在冥想呼吸专注的得分并不会很高。而一个正念水平低的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心智游移了,因此也许又会在测量时给出虚高的得分。这样一来,正念水平高和低的两类人在得分上出现了混淆甚至反转。从这些角度来讲,当前的正念测评工具就正念本身能否真实测出方面,仍然存在局限。
究其原因,还是在于一个人对自己的状态不可能真正了解,这是所有心理测量遇到的困境,但是这一困境在正念的测量方面尤甚,因为正念测量的内容反映出的正是一个人对自己状态的了知程度。只要采用主观报告的形式(目前行为测量正念的方法严格意义上也是主观报告),就不可避免地存在正念测量的悖论。未来对正念的测量,需要有方法学上的革新。遗憾的是,虽然认知神经科学近年来飞速发展,脑电、脑成像等认知神经科学技术越发成熟,但人类对意识状态的探测仍然大多是黑箱状态。我们只能大致知晓一个人的大脑的觉醒程度、情绪状态、某一区域大脑的血氧含量,但是对每一次心智游移、对注意力具体的分配、转移、散乱无法探测。更进一步说,或许我们永远也无法完全探知个体的意识状态,正念测量的悖论可能永远无法消除。但是,未来我们也许可以从某些方面,更加依赖阈下反应和内隐测量的结果,尽可能地回避主观报告出现的偏差。
目前,正念的研究和实践已经在非临床心理学领域开展了许久。尽管如此,学界仍然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正念概念的“转化”。卡巴金对正念的定义是基于临床设置的,其目的是让参加正念减压课程的人更好地理解正念。因此,其正念定义本身就隐含着临床语境。而且前文也曾提及,该定义更加偏操作性,旨在更好地教授正念减压课程参与者通过规范化的练习来提升正念水平。但是,当正念进入非临床领域时,如亲子养育、运动竞技、组织管理等,这一临床语境下的定义可能在适应新的研究情境方面出现困难,针对特定领域的正念水平的测量上也需要有所调整。所以,如何在非临床范畴中对正念的概念进行科学界定,在让正念的核心元素保留的前提下能够适应新的研究领域,是各分支领域研究者需要继续钻研的课题。
自20世纪80年代卡巴金创立正念减压以来,正念在实证的道路上走过了近40年的时间,人们对关于什么是正念这一问题有了长足的探索,并且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然而,我们需要承认,对于正念的认识远远没有到达终点,关于正念本身的模型和理论还亟待完善,一些分歧和争论还会继续存在,未来仍需要更多更深入的工作继续推进。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妨保持乐观的态度,因为真理越辩越明,将正念纳入科学实证的体系下进行探索,能让我们对正念的认识越发客观。实证主义对正念干预的发展和完善是有益的,未来应该继续坚持在研究正念时采用科学的方法论。相信有着来自不同文化和专业背景的学者的持续探索,正念在未来将会为人类摆脱痛苦、提升心智水平做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