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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年秋天，新一届议会召开，拜夏天的大选结果所赐，这时戈多尔芬政府显然可以从此一帆风顺地施政。“温和派势力很大。”在过去的三年里，王座上的安妮、会议桌前的戈多尔芬、议会大厅里的哈利和建功海外的马尔伯勒公爵通力合作，让“国内和平、国外打仗”的原则取得了成功。
尽管安妮最不情愿，但目前四方都步调一致地与高教会派托利党的政策拉开距离。不过，既然温和派已经在大选中获胜，对于如何维持并利用这一优势就出现了意见分歧，这在北方事务大臣哈利和财政大臣戈多尔芬之间的通信中已现端倪。在与辉格党结盟一事上，戈多尔芬的准备比哈利更进一步。当然对于安妮而言，她因为与高教会派托利党有了矛盾，所以就得和辉格党交好，这一点她向来是不肯承认的。1705年7月，她写信给戈多尔芬，恳请他“保护我免受两党残酷无情之徒的摆布”。 [1] 三个月后，哈利在给戈多尔芬的信中开始提出一些原则，与女王的非常相似。
我理所当然地认为（他在9月写信给戈多尔芬说道），议会中没有哪个党派可以在没有女王的臣仆加入的情况下独立获胜。基本情况就是，人和党派来找女王，而不是女王去找他们。女王已经正确地选择她要支持哪个党派。如果英格兰的绅士们意识到女王才是首脑，而不是哪个党派，任何事情都会变得简单，人们就会来给女王献殷勤，而不是奉承哪个党派。
因此，不能因为急于讨好辉格党人而彻底疏远高教会派托利党这一反对党。
让绅士们（我指的是地方的绅士）公开反对女王的政府这种局面是必须避免的。
在哈利看来，辉格党的政策将要“震动的人比他们将要争取的人还多”。这位安妮女王一朝的头号“平衡手”已经准备要调整政治天平，以遏制他所预见并恐惧的辉格党优势。
但戈多尔芬有着另外的想法。他没办法像哈利那样冷漠无情，可以面不改色地改弦更张。他对高教会派托利党的做法感到愤愤不平，尤其是写小册子的教士们大放厥词，对他进行人身攻击，这令他很是苦恼。更重要的是，他在信中告诉哈利，政府手里有100名“女王的臣仆”的中间派，只能拉拢160名辉格党议员在下议院形成多数，这些人比那190名托利党议员要好搞定得多。
我们每从那190人中拉拢一个人，就要从那160人中丢掉两到三个。而且保住那些曾经帮助我们的人，难道不比那些曾经卑鄙又忘恩负义地竭尽所能、想要干掉我们的人来得更加合理和容易吗？……至于那些教士，他们总是自己说女王可以轻易地将他们纳入她的队伍。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只要能彻底地让他们满足，也就是合适的升迁门路。 [2]
或许这两封信读起来只是说戈多尔芬要继续做辉格党人，而哈利要回头做托利党。但它们之间的差别还不仅于此。哈利和安妮女王一样，认为纯粹的党派政府在英格兰的出现是可以避免的，也应该避免。戈多尔芬则认为下议院政治生活铁一样的事实正在让党派政府成为必然的趋势。哈利宣扬的就是后来博林布罗克子爵鼓吹的“爱国者君主”，即一种通过其在议会的影响力来施行统治的君主制，却不受党派纽带的束缚，这种理念在哈利的时候还算被认为是可行的，但到博林布罗克子爵时已经是明日黄花了。
哈利和戈多尔芬之间在政策上的差异与辉格党自身决定倾向于戈多尔芬而非哈利有关，不是其原因就是其结果。不管是严肃的萨默斯还是轻佻的沃顿，在上议院的席位上与戈多尔芬讨价还价都非常得心应手。而所有的辉格党人都对哈利表示猜疑，不管是因为他为人狡猾鬼祟，还是因为他们自己已经察觉到他的想法要有所变化，可看出他是个潜藏却危险的敌人。
升任掌玺大臣并被许以贵族的威廉·考珀爵士留下的私人日记向我们深入地揭示了辉格党人对哈利的不信任。考珀上任不久即打消了安妮原来对他的偏见，并以他和前任赖特迥然不同的热心肠以及清廉地拒绝了在衡平法院执业的律师们送来的“新年礼物”这一陋规，赢得了所有人的褒奖。他认为这些外快尽管可能是古时候传下来的规矩，但却有贪腐的意味，更别说它们每年预计的数额可达1500镑到3000镑不等。其他法院的首席法官对他如此铁面无私很是嫉恨。但公众支持考珀，反对其他法官，他的刚正不阿还有安布罗斯·菲利普斯——这位诗人的绰号“Namby-Pamby”在英语里有“为赋新词强说愁”之意
——蹩脚的诗赞曰：
“年节礼物”把钱掏，
古来判官尽折腰。
而今公披法官袍，
一身清廉千秋傲。 [3]
由于他性子直，再加上当时的政治气氛，考珀能和他在内阁里的托利党同僚聊到一块。他甚至还与托利党反对派最高层的领袖罗切斯特伯爵私交不错，他宣称后者“虽然脾气暴躁，但本性不坏”。但他和哈利就不是一路人。从一开始他就怀疑哈利老奸巨猾，暗中作梗。1706年1月初，哈利摆了一桌宴席，请了马尔伯勒公爵、戈多尔芬和辉格党大佬们。这是“让萨默斯和哈利法克斯男爵与哈利握手言和的”大好机会。
（考珀写道）哈利大臣拿起一只玻璃杯，敬了爱、友谊及天长地久的联盟一杯，还说要是有更多托考伊葡萄酒喝就好了（我们已经喝了两瓶，酒不错，就是有点浑）。我回应说他的里斯本白葡萄酒清澈透明，喝起来最好不过了：我想他心领神会了（我看在座的大多数也听得出弦外之音），我说的是他的品格，做事从不光明磊落，总是藏着掖着，甚至有些两面三刀；即便在没有必要的时候也爱耍花招，但内心深处却很为自己的狡猾而沾沾自喜。如果说有什么人天生就要当无赖的话，他就算一个。
其实，辉格党大佬对哈利的态度非常像他们的后来者对谢尔本的态度。而且戈多尔芬原本也对他有类似的猜疑。的确，当哈利写信给他说“我从灵魂深处跟您是一拨的。我没有别的想法和私心，唯您马首是瞻”时，他怎么能不起疑心呢？哈利这忠心真是表得过犹不及。 [4]
根据当时的观念，政府的职能之一就是对匿名写过小册子抨击政府且言辞激烈者进行甄别和起诉。两年前辉格党的笔杆子曾经被戈多尔芬政府告上法庭；此时轮到他们的对手了。高教会派小册子《论英格兰国教会表》的作者詹姆斯·德雷克博士还没有被公开身份。1705年8月，马尔伯勒公爵从战场上写信给戈多尔芬说道：
我在大营里读了《论英格兰国教会表》这本小册子。我从没有读过如此厚颜无耻、血口喷人的东西。如果作者被人找了出来，我毫不怀疑他将受到严惩；因为如果写如此捕风捉影、恶意中伤的东西还能逍遥法外，没有哪个政府还能维持得下去。先不管我刚刚怎么说，当我读到估计作者把你我写成宗教狂热分子时，我实在忍不住笑；还有就是白金汉公爵和泽西勋爵被写成了国教会的支柱；他们一个在詹姆士国王时期是罗马天主教徒，另一个只要能讨先王欢心，连贵格派或别的任何教都敢信。
考珀认为哈利在侦查这本反书的作者时磨磨蹭蹭，而且不愿动用自己的耳目和线人来对付托利党成员。调查和诉讼拖拉了一年，在此期间德雷克博士虽然没有被正式定罪，但因担惊受怕而发了高烧，最后一命呜呼；可怜的托利党酒馆诗人内德·沃德称不上名垂青史，他因为写了《休迪布雷斯再世》（ Hudibras Redivius ）而被判戴枷示众，饱受曾被他讥讽的伦敦暴民羞辱，比之前同样因言获罪而戴枷示众的丹尼尔·笛福要惨得多。 [5] 不管哈利在这些党同伐异的事情上表现出的消极懈怠是否出于人性和理智，但在戈多尔芬和辉格党看来就是两面三刀，这些人过不久注定还要狠狠地起诉一个“博士”，他可比德雷克要有名得多。 [6]
新一届议会于1705年10月底召开，众议院的头一件大事就是推选出一名议长。托利党反对派准备提名附加法案派领袖布罗姆利，这早已是公开的事实。他的竞争对手是铁杆的辉格党人约翰·史密斯。按照当时的规矩，争夺议长宝座的两人用“没有下限的言辞”攻击对方的人身和品性。一方面，众议院议员们又复习了一遍史密斯在威廉时期背叛国家利益，投票支持在和平时期维持一支常备陆军。但另一方面，布罗姆利在14年前曾出版过一本荒唐的书，是他少不更事时的游记，人们觉得这本书揭示了他心向詹姆士党，至少是他学识短浅。他的政敌及时地将此书重新出版发行，以影响分组表决——据说这又是哈利的一条诡计。 [7] 史密斯以248票对205票当选。并不是所有的政府支持者都意识到他们应该投票选一个辉格党议长，有15名拥有官职的人投了布罗姆利的票；其中有海军部的一名秘书，他被剥夺职位以儆效尤，好让政府和辉格党的联盟今后可以对女王陛下所有臣仆的投票感到放心。 [8]
女王致辞带有辉格党的色彩。第一份草稿是戈多尔芬亲手拟的，和通常所有君主对议会两院的讲话一样，它是在安妮在场的情况下获得了内阁的批注。安妮向议会两院强调了与苏格兰达成联合条约的必要性；她对那些声称英格兰国教会在她统治下陷入危险的人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她还宣称“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希望，靠着神对我军及盟军的保佑，我们为奥地利王室光复西班牙王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攻克巴塞罗那的消息刚刚传到了国内，乘车进入伦敦参加新一届议会的下议院议员们也听到了庆祝的礼炮声。辉格党和政府的报纸说替“查理国王”打下西班牙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并预测之后和西属美洲殖民地的贸易利润会超过这场战争的全部开销。说到军事上的支出，反对党的媒体一直反对；他们说国家被搞得民不聊生，而且非常不公平的是，“荷兰人在战争上没有花一分钱”。辉格党和政府的报纸对这两种说法都予以反驳。高教会派的报纸为了阻止英苏联合而对苏格兰人进行抨击也有一段时间了：《复述报》（ Rehearsal ）声称苏格兰枢密院和爱丁堡的官员下令焚烧救主基督的肖像——这一报道遭到了辉格党报纸《飞行邮报》（ Flying Post ）的驳斥。哈利尽管对未来有疑虑，但他此时还是相当忠于政府的政策，他写信给马尔伯勒公爵说道：
我听说荷兰的悲观分子对女王致辞中涉及西班牙王位的内容有非常错误的看法，觉得这是要让战争经年累月地打下去，其实这才是实现和平的唯一办法，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 [9]
在议会上下两院回应女王致辞并对她表达的观点表示欢迎后，下议院急不可待地投入选举申诉这一喜闻乐见的事情上了。和往常一样，首先考虑的是党派立场，证据什么的都只是次要的。闹得最厉害的是圣奥尔本斯的选举，这里两边差距很小，常在那里居住的马尔伯勒公爵夫人亲自拉票，让摇摆不定的选民转向了辉格党候选人、海军将领基利格鲁。布罗姆利在下议院里大胆地将她比作爱德华三世年老昏聩时宠信的女权术家艾丽斯·佩勒斯——做出这种比喻看来是不打算取悦女王了。经过一番唇枪舌剑，该议席最后被表决给了基利格鲁。 [10]
自大选之后，高教会派托利党失去了对下议院的控制权。西摩和布罗姆利变得萎靡不振：昔日在西部权势熏天的大佬行将就木，而布罗姆利没了大多数议员撑腰，说话也不再有人听了。托利党反对派更有分量的人物是在上议院，那里就成了本届议会政治较量的主战场。
1705年12月，罗切斯特伯爵提出国教会处于危险之中，理由是牧师和主教都倒向了敌人那边，并含沙射影地说女王也是如此。在随后进行的辩论中，辉格党主教们对自家神职人员在教牧人员代表会议和别的地方对他们进行攻击表示痛心疾首。伊利主教基于在剑桥大学的经历抱怨道：
他们从小教育这些上大学的绅士要有火一样的热情，结果这些人一毕业就把同样程度的怒火带到了各个堂区去了，给亲善和睦的社会环境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托利党人抱怨说不从国教者到处开办学校和学院，其实不从国教者完全是自掏腰包，而且更重要的是，按照法律他们还不能上正规的大学。辉格党人回应道：自从实行信仰自由以来，不从国教者“已经软化了他们的强硬态度，并积极地服务于政府的各种目标”，这自然比那些攻击他们的人要好得多。议会两院均以压倒性多数表决通过决议，敬爱的先王威廉三世已经将国教会从迫在眉睫的危险中拯救出来了，“无论何人宣称并暗示国教会在女王陛下的政府治理下处于危险之中，他就是女王、教会和国家的敌人”。安妮本人经常到上议院来旁听，当她听到昔日的盟友指责她对所热爱的国教会不闻不问时，她对这些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厌恶。这是她和辉格党最为亲近的时候——至少是她与托利党最为疏远的时候。 [11]
高教会派在此次会期也处境堪忧，因为在和议会同时召开的教牧人员代表会议上，上议院的温和派主教与下议院大多数野心勃勃的教士之间又爆发了一次激烈的争吵。下议院里温和的少数派公开联署抗议，支持主教的权威，更是令气氛火上浇油。最终安妮出手干预，仍旧是站在了同一边，宣称“她决心维护她的至尊地位，因此牧师和主教各安其位至关重要”。她支持大主教有权让下议院休会，而激进的高教会派人士曾予以否认。 [12]
在圣诞节之前，上议院中的反对党又提出了有关英国与盟国之间关系的问题。大胆鲁莽的哈弗沙姆勋爵前不久刚从辉格党人转变为托利党死硬派，他提议对去年夏天战争期间巴登的路易斯亲王及荷军将领阻挠马尔伯勒公爵一事进行调查。英国人提起这件事自然气不打一处来。一些政治诗人对荷兰人的恨甚于对马尔伯勒公爵的爱，他们写了一首题为《荷兰监军》（ The Dutch Deputies ）的诗讽刺道：
奸贼、卑劣的共和派控制，
马尔伯勒公爵的胸中大事。
看他们把这胜将阻挠猜疑，
让他老婆的党羽获得胜利。
民间批评倒也无所谓，但上议院动议谴责盟友将会在国外引起强烈的反弹，对明年的战局有害无益。这些批评倒也不是空穴来风，但最有资格批评的人恰恰会因为哈弗沙姆勋爵别有用心的动议而蒙受最大的损失。议会两院均投票通过了对女王的致答词，以保持与盟国的良好关系。 [13]
这年冬天上议院的党派斗争虽然主要都是些细枝末节、一时兴起的事情，但还是机缘巧合地导致了一个注定要给英格兰的前途带来重大后果的举措。《摄政法案》不仅为1714年汉诺威王朝最终不受阻碍地登上王位提供了制度保障，而且还移除了《王位继承法》中那些后来证明会妨碍议会内阁制政体发展的条款。这件事情非常离奇，其结果也同样意义重大。
反对党的领袖们眼睁睁看着他们党派的权势从安妮登基伊始的如日中天，一下子落入了战争和辉格党的阴霾之下，便对女王及其臣仆怒不可遏，以至于他们的举动在这个冬天变得乖张而危险。当时在伦敦的苏格兰詹姆士党人洛克哈特写信回国向阿瑟尔公爵说道：“自耶路撒冷被围以来，我还从没有见过哪个国家”像英格兰这样“分裂，或者更应该说是四分五裂”，托利党人宁可发动叛乱也不愿看到辉格党掌权。这位苏格兰人其实不太懂南不列颠，内战在那里比在他的祖国更加有悖于当地传统。但洛克哈特的信里有一句话倒是说得有几分见地。他观察到辉格党和托利党在讨论王位继承问题时单单从党派利益出发，便补充道：
在英格兰，比起谁来当国王，他们更加在意的是他将成为谁的国王！
这个顽固的詹姆士党人之所以能说出如此妙句，是看到了以哈弗沙姆勋爵为首的高教会派托利党大佬们在上议院提出动议，要求邀请汉诺威王朝的王位继承人来英格兰居住，直到女王去世。 [14]
支持哈弗沙姆勋爵动议的罗切斯特伯爵、泽西伯爵和白金汉公爵都算半个詹姆士党人。但罗切斯特伯爵又和汉诺威前任选帝侯的遗孀、英格兰王位法定继承人索菲亚私交不错。1705年10月，他通过一个在汉诺威的通信人得知，索菲亚对他的敬意一点也没有减少；“只要女王和议会召她”，她非常乐意到英格兰来，而她的儿子、现任选帝侯乔治“虽然现在还非常含蓄”，但基本上同意其母的意见。 [15] 罗切斯特伯爵很想在外甥女安妮身上发泄怒火，而安妮又公开憎恶有人提让什么“继承人”在她还活着的时候到英格兰来分庭抗礼。安妮曾经写信给马尔伯勒公爵说道：让索菲亚或者选帝侯乔治甚至小亲王过来是“我所不能容忍的，哪怕只来一个星期”。罗切斯特伯爵和诺丁汉伯爵眼看自己已经和现任君主完全撕破脸了，而现任君主应该也活不了太久，于是想冒着彻底失去获得安妮宠信的可能性的危险，去为她的一位潜在继承人立定策之功。这个计划非常精明，但在1705年还为时尚早，因为体弱多病的安妮其实还能再活个十年。到了她真的快撒手人寰的时候，辉格党玩起了同样的把戏，只是他们更加大胆、更有诚意，结果也要成功得多。
上议院的反对党的这一步棋还有另一层用意。假如大臣们和辉格党接受邀请索菲亚或其子的提议，那么他们将会和安妮女王决裂。但假如他们反对的话，会和整个国家决裂吗？他们到时候会不会被高教会派托利党指责为对新教继承不忠呢？而且即便英格兰没有很多人相信这样的指控，但在汉诺威那边会不会有人信以为真，让索菲亚和乔治觉得诺丁汉伯爵和罗切斯特伯爵是他们唯一忠诚的盟友呢？这时辉格党大佬们和未来君主之间的私人关系还没有不久之后那么亲密。至于戈多尔芬和马尔伯勒公爵，全欧洲都知道他们在威廉时期对詹姆士党的支持不亚于罗切斯特伯爵，而且比诺丁汉伯爵要多得多，要知道诺丁汉伯爵一直忠于詹姆士党，正如沃顿本人一直忠于汉诺威王朝。因此在1705年，要让汉诺威王朝相信辉格党和政府对新教继承的忠诚不如饱受中伤的高教会派托利党，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陷阱，戈多尔芬及其辉格党盟友只有采取大胆而有力的行动才能避开。他们拒绝投票支持在女王在世时要求王位继承人来英格兰。但在枕戈待旦的沃顿的鼓动下，他们对高教会派托利党进行了侧翼包抄，提议了一部《摄政法案》，为安妮死后新教继承可以顺利落实提供实际的制度保障。
上议院议员中的托利党反对派在发言中抱怨说，女王出席上议院限制了自由辩论。不管怎样，她还是坐在那里，而且越听越来气。她听到白金汉公爵以安妮可能随时丧失理政能力为由来说明有必要邀请索菲亚过来，感觉她成了“受他人监护的小孩一样”。但最令她感到震惊愤怒的是听到诺丁汉伯爵和罗切斯特伯爵支持哈弗沙姆勋爵的动议。
当他们还是她手下的大臣时，他们曾向她灌输说，辉格党提议在她在世时邀请王位继承人过来是想要推翻她。此时他们自己倒支持起了邀请王位继承人的政策。沃顿斗志昂扬地揶揄罗切斯特伯爵、泽西伯爵和白金汉公爵“不明不白地转投”汉诺威王朝一边，且反对邀请王位继承人并提出《摄政法案》的大致内容。大臣们立刻在萨默斯勋爵的协助下起草了这一重要的法律。这位伟大的辉格党法学家非常不受安妮的待见，以至于他没能再度出任御前大臣，但朝廷的大臣还是可以让他的指挥和经验为己所用。尽管他只是一介平民，但还是在《摄政法案》和与苏格兰联合条约的制定和通过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6]
虽然1705年至1706年冬天的《摄政法案》是党派斗争的产物，但它对英格兰的未来还是有着举足轻重的价值。它更新了《王位继承法》，并为汉诺威王朝继承人尚在国外这一关键时刻提供了落实《王位继承法》的办法。它规定枢密院不会因君主驾崩而解散，而是继续召开并立即宣布王位继承人。由一群“法官”摄政监国，直到索菲亚或乔治能够从汉诺威过来并亲政。这些“法官”由安妮去世时七名重臣
以及其他被王位继承人指定的人组成。议会不会按照当时法律（特殊规定除外）因安妮的去世而解散，而是在她死后立刻召开，为期六个月。这些安排让詹姆士党的王位觊觎者几乎没有机会在政府陷入混乱瘫痪时趁机登上王位。到安妮驾崩这一考验真正到来时，这些提前措施不仅可行，也达成了目的。同时还通过了另一项法律，将选帝侯夫人索菲亚及其子女归化为英格兰人。
反对派高教会派托利党只能低声抱怨说这些措施是多此一举。他们中间的詹姆士党人也自食其果，聪明反被聪明误。当《摄政法案》被送到下议院时，它被“反对法案的暗中操作”搁置了一段时间。汉诺威王朝与高教会派托利党密切沟通。索菲亚对辉格党人并没有特别的好感，而且被安妮个人公开的敌对态度所激怒，继续在幕后煽动人立刻邀请她来英格兰。她写信给坎特伯雷大主教，表示如果获得邀请，她很愿意过来；这封信被人印刷出版，在下议院中引发了激烈的辩论，安妮女王因此和她的汉诺威亲戚们更加疏远了。
时年75岁的索菲亚生气勃勃，乐于冒险，她不怕在英格兰制造一些麻烦。到这个著名的岛国小住一阵，作为备受追捧的“王位继承人”在那里“潇洒一回”，将会给她的迟暮之年增色不少。不管是在生活习惯上还是在情感上，她对汉诺威都没有像她儿子那么深的羁绊。如果说她的心不是“百分之一百的英格兰”，那么也不是百分之一百的德意志——或者荷兰。如果她能活到登基，这个“索菲亚女王”必然会很受欢迎。
因此下议院里的高教会派托利党提议邀请索菲亚来英格兰，取代《摄政法案》。个别的辉格党有不顾小集团的命令、投票支持邀请王位继承人的危险，毕竟这曾经是而且在六年后还将是辉格党的政策。但辉格党党纪严明，邀请王位继承人的提议遭到否决，《摄政法案》成了法律。 [17]
这一新的法律中有两个小的条款对英格兰后来历史的重要性并不亚于该法的主旨，它们对1701年《王位继承法》中的某些条款进行了改动。原先的法律明确了王位由索菲亚及其新教子嗣继承，但也对王权做出了某些限制，将在汉诺威王朝的继承人实际继承王位时生效。这些限制中有一条规定：
所有与治理本王国有关的事务，根据本国法律和习惯可以在枢密院进行适当判断者，应移送枢密院，所做出的一切决定应由枢密院商议、同意并签署。
这一条款旨在终结近年来形成的、通过内阁秘密协商进行治理的制度。但《摄政法案》在这一规定得以生效前就将它撤销了。
秘密协商的内阁制政府因此得以继续存在。但这样的内阁可能其所有成员都与下议院没有关系，正如美国的内阁与国会两院都没有关系一样。这就是过去英格兰政治的理想状态，光荣革命前后许多年下议院不少议员就是这么认为的。当时的反对党——不管是辉格党还是托利党——都非常希望将“皇家臣仆”从下议院中踢出去，他们认为这些下议院里的“禄虫”是朝廷收买来阻挠他们投票的。那种下议院不再是反对派的聚集地而将成为行政权力机关的观念还只是一点一点地在传播。
在沃波尔担任首相之前，最重要的大臣都在上议院，但下议院还是会对这样的政府有所质疑，并对政府在他们中间的影响力颇为猜忌。因此在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中规定，一旦汉诺威王朝的继承人继承王位——
在国王手下拥有官职或带薪职位者，以及从王室领取津贴者，不得出任下议院议员。
当《摄政法案》被提出时，政府认为这是撤销这一规定的好机会。尽管撤销该条款后来证明是下议院取得绝对优势地位的主要原因，但当时的上议院非常支持这一举措。有趣的是，1706年2月的下议院对摆脱这种让他们和国家政府相隔离的自我否定条款远没有那么上心。托利党执政派自然全力支持撤销这个会让他们在女王死后在政府职位和下议院议席之间二选一的规定。但出于同样的原因，反对派高教会派托利党坚决要求维持这一条款。辉格党则意见不一，但在上议院小集团的施压和党纪的要求下，他们投票支持政府的意见。经过多次辩论和分组表决以及一次上下两院的正式会议，最终达成了一项妥协。在汉诺威王朝的继承人继承王位后，下议院议员将不能再担任某些职位。但担任其他职位包括最主要的国家政治职位者虽然要在接受职位时辞去议席，却可以重新被选举为下议院议员。选民要考虑的是，让他们继续出任议员是否合适。这样的安排在1707年确立与苏格兰联合的法律中得到了重申，它一直运作良好，直到前不久才做出了修改，几乎没有引起什么人的注意。
在辩论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政治手腕显然更为高明的上议院提醒下议院说：
所有被国王任用并信任的人仅仅因为这一点就不能被人民所信任了，其实就是说国王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肯定一直是相互矛盾的；没有哪个善良的英格兰人会接受这样的观点。
这么来表述问题的关键再睿智不过了。尽管斯图亚特诸王与议会曾经有过矛盾，
但行政权力和立法权力的关系越密切，国家的治理就越好，甚至对人民的自由也越有利。今天美国政治制度中行政权力和立法权力的分离频频导致国会与总统及其内阁因党派之争而发生冲突，给美国乃至整个世界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假如在汉诺威王朝登基之后，“禄虫”被踢出了下议院，英格兰也将出现类似的后果。而这一切被1705年至1706年的《摄政法案》所避免了。
[18]
如果安妮在这时候去世，索菲亚将顺利登上英格兰的王位——（苏格兰就是另一个故事了）——而她将不像她的儿子在1714年那样主要依赖辉格党的支持。她无意将自己的利益和哪个党派捆绑在一起。她认为辉格党必然忠于汉诺威王朝，而她的重点应该是去争取托利党还不太牢靠的忠诚。这位公主是在17世纪而非18世纪的观念洗礼下长大的，尽管她同意议会可以排斥罗马天主教徒的继承权，但她不关心什么“议会赋予自己的权利”，而是主张自己的“世袭权利”。其中的差别可能比较琐碎，无关宏旨，但这表明她和之前的威廉三世一样，在政治理论上是王党，而非辉格党。
那些来汉诺威烧她冷灶的辉格党狂热分子如小册子作家托兰一样没有让她有什么先入为主的好感。可怜的托兰是思想自由的先锋，他和很多不受时人赏识的先锋一样，缺乏个人魅力，也没有能让他和索菲亚建立良好关系的处世智慧。索菲亚在哲学上的好友是莱布尼茨，而不是托兰。
她更喜欢像“格洛斯特郡的守林官先生”这样比较卑微的访客，后者在1704年来“告诉她在英格兰她有多少朋友”。而且根据英格兰驻办公使的汇报，“选帝侯夫人殿下十分善于取悦这些远道而来、希望被取悦的人，非常谦恭地对待他，以至于他说他一点也不怀疑，只要听说了他受到了怎样的厚待，格洛斯特郡还会有二十个比他更位高权重的绅士过来拜访”。
戈多尔芬尽管心里是支持《摄政法案》的，但他从来没有像辉格党大佬那样直接和汉诺威方面书信往来。曾经支持詹姆士党的历史永远像乌云一样笼罩着他和马尔伯勒公爵。尽管马尔伯勒公爵每次打仗结束都会不辞辛劳地拜访汉诺威的宫廷，但一旦王位继承出现争议，他们两个都会被辉格党和汉诺威方面视为立场不坚定。而安妮对王位继承的态度更受人们的怀疑。
1706年初夏，哈利法克斯勋爵被派出使汉诺威，替辉格党和政府在那里疏通关系。他带去了《摄政法案》和《归化法》的文本，以及给小亲王即后来的乔治二世的嘉德勋章。但索菲亚对她没能去成英格兰耿耿于怀，也相信辉格党无论怎样也会忠于汉诺威王朝，不愿意表现得很热情。刚刚因为写诗歌颂布伦海姆战役而当上爱尔兰总督助理的艾迪生跟着哈利法克斯勋爵一行来到了汉诺威。索菲亚已经听说他机敏才学的名气越来越大，很期待能听他谈论一番。但他在宫廷里表现得害羞、沉默寡言，这让她很是失望。
她和伯内特夫人之间就没有这么吃力了，后者于次年过来向她传达其夫的致意。索菲亚非常喜爱这位主教夫人，以至于连下面这样推心置腹的话都跟她说了：
她相信假如女王今天就去世，她明天就能继位，然后再传位给她的子女。但如果女王再活个二十年，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而且她不知道她这个啥都不了解的儿子是不是能胜任。
如果说辉格党不知道要怎么和索菲亚本人打交道，那么他们现在开始越来越熟悉她的儿子选帝侯乔治了。哈利法克斯勋爵和他关起门来“用非常蹩脚的法语交谈”。这位辉格党大佬向戈多尔芬汇报说：
选帝侯比我预料的要随和亲切得多，而且正如认识他的人所说，他最近变出了一副好脾气，但我觉得他很枯燥无味。我走了大运，因为马尔伯勒公爵大人这次胜仗（拉米伊战役）让他们的表情变得比我料想的要和蔼许多。
只要他母亲还健在，乔治在英格兰王位继承问题上就只能屈居幕后，但他毕竟是汉诺威的统治者，而且对战争及与英格兰结盟一直都很积极。他已经认识到马尔伯勒公爵和辉格党的英格兰是比荷兰更有价值的盟友，一旦双方发生矛盾，他会站在英格兰一边反对荷兰。但他怀疑托利党反对派对战争漠不关心。他对英格兰内部事务不如他母亲那么了解关心，但他很乐意讨好这个保卫德意志利益免受法国侵害的英格兰。因此比起托利党，他和辉格党更加亲近。当六年后博林布罗克子爵结束战争时，这些第一印象在未来的乔治一世心中更为深刻了。 [19]
索菲亚和乔治忠实的朋友、哲人政治家莱布尼茨比他们俩更有智慧。1706年8月，他在给托利党执政派笔杆子戴夫南特的一封信中体现了他对政治原则及其与现实的关系把握得很到位：
依照法律统治的君主大多是最有权威的，或者至少都是最稳固的。这句英格兰格言应该成为所有国家的格言。在被你们的原则和资金所拯救之后，我们应该向你们学习——我的意思是现在的你们，而不是六十年前的。你们已经因为把自由抬得过头而交了学费。因此我希望人民现在变得更聪明了，在专制权力的威胁已经因为法国惨败（拉米伊大捷刚刚结束）而大为削弱之时不会再被夸张的共和派原则骗得晕头转向。辉格党目前和朝廷的关系很好。我们对此并不感到遗憾；因为我们所希望的就是国家的福祉，以及各党派就同一个首要目标团结一致，即确保王位继承顺利实现。
[1] Add.MSS. 28070，f.12.
[2] 最后这句评论固然符合个别教士的情况，但对于全体教士肯定是有失公允的，这反映了戈多尔芬对教士的敌意越来越重。戈多尔芬这封写于1706年3月的信看上去像是在回复1705年9月哈利的信，但其实两封信中间隔了这次议会的会期。 H.M.C.Bath ，I，p.74； H.M.C.Portland ，Ⅳ，p.291.
[3] P.85. Campbell’s Chancellors ，Ⅳ，pp.296-300； Cowper ，p.30； Burnet ，Ⅴ，pp.243-244.
[4] P.86.Cowper，pp.15-16，25，33，39； H.M.C.Bath ，I，pp.vii，72-73.
[5] 蒲柏的“厚如戴枷沃德的脸蛋”说的可能就是1706年的这件事，因为内德·沃德也出现在《愚人志》（ Dunciad ）中的另外一段（I，l.233；Ⅲ，l.34）。1706年5月，萨顿的堂区长因诽谤马尔伯勒公爵而被判戴枷示众，他由于彻底认罪服法，被萨拉恳求赦免并得到了公爵本人的同意。 Coxe ，chap.xlii.约瑟夫·布朗医生也因为写了《乡村堂区主持牧师给掌玺大臣的谏言》（ The country parson’s advice to the Lord Keeper ）而被关进了纽盖特监狱。
[6] P.87. Coxe ，Chap.XLII，i.，p.515；Nichols’ Lit ， Anecdotes ，I，p.134； Cowper ，pp.35-36，39； London Gazette Nov.18，1706； Luttrell ，Ⅵ，pp.36，57，107.
[7]
这个新版本确实相当鸡贼。其中有一个新的目录，上面写着这样的标题：“作者比了比救主基督和他的身高差，发现他只矮了一个手掌的宽度，第107页。”“作者身为新教徒，吻了教皇的鞋子并领受了他的祝福；却丝毫没有谈到宗教的话题，第149页。”“八幅图画所占的空间比十六幅同样尺寸的画要小，第14页。”在辉格党于1705年出版的“点将录”《波兰议会：讽刺诗一首》（
The Dyet of Poland
，
a Satyr
）中，有关“布罗姆斯基”（即布罗姆利）的段落中写了这类的文字：
他在外国白游了一大圈，
写了本书就返回了家园；
说在查塔姆他走了一遭，
看到罗切斯特有一座桥。
[8] P.88. H.M.C.Portland ，Ⅳ，p.268； Coxe ，Chap.XL，L，p.485；Add. MSS. （ L’H. ）17677 AAA ，pp.487-489，496-498； IIearne’s Collections ，Ⅰ，p.59； Parl.Hist .，Ⅵ，p.460； Burner ，Ⅴ，p.223 [428]；Oldmixon， Hist.of England ，1735，p.345； Remarkes in the Grand Tour of France and Italy ， performed by a person of quality in I691，2nd ed.1705.
[9] P.89.有关内阁、戈多尔芬和安妮的讲话，参见 H.M.C.Bath ，Ⅰ，pp.64，78-79以及E.R.Turner， Cabinet Council of England ，Ⅰ，pp.456-457； Parl.Hist. ，Ⅵ，pp.451-454； Coxe ，Chap.XL，i.，p.490；大英博物馆所藏的报纸， passim ，例如 Review ，no.116，Dec.1705； Flying Post ，March 20，1705； Rehearsal ， passim ，例如no.28； Add.MSS. （ L’H. ）17677 AAA ，ff.513-514。
[10] P.88. H.C.J. ，XV，pp.37-39； Burnet ，Ⅴ，p.224（429）； Add.MSS .（ L’H .）17677 AAA ，ff.531-532，550-551； Add.MSS .4743，f.50.
[11] Parl.Hist. ，Ⅵ，pp.479-509； Burnet ，Ⅴ，pp.235-238（435）； Cowper ，pp.25-26.托利党人达特茅斯伯爵在给伯内特的说明中对这场辩论的氛围有着非常近距离的描述：“与其说是辩论，不如说这场争议是罗切斯特勋爵脑子一热引发的，他没有和任何人商量过，时机也再差不过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女王对她落入的势力不是很满意，而且辉格党也不过是想要一个能证明自己和教会关系好的机会。就在罗切斯特勋爵接受哈利法克斯勋爵挑战的时候，我正好坐在戈多尔芬大人身边，我对他说（没想到这场争论还会进一步发酵）我想这两位一个是国教会的急先锋，一个是清教徒的马前卒，吵起来一定很精彩。他对这个巧妙的说法很是中意，还把它讲给周围所有的人听，他知道没有什么比把它变成闹剧更能糟蹋一场辩论的；而且它确实起到了这样的效果，不管是他们哪一个发言，大伙都能笑出声来。”
[12] 有关1705年至1706年的教牧人员代表会议，参见 T.Lathbury ， Hist.of Convocation ，pp.398-399以及 Burnet ，V，pp.247-249（442）。下议院向主教们抱怨笛福的《评论》（ Review ）和图钦的《观察家》（ Observator ）是放荡的出版物；抱怨剧院伤风败俗的乱象；抱怨并不受《信仰自由法》保护的独一神教派在伦敦公开举行礼拜。
[13] P.92. Cowper ，p.17； Burnet ，Ⅴ，pp.238-239（436）； Add.MSS .（ L’H. ），17677 AAA ，ff.521-524，529-533，551-552，571-574； The D ... Deputies ， A Satyr 1705（ Rosebery pamphlets ， Edin .）.
[14] P.93. H.M.C.Atholl R. 12，Pt.8（1891），p.63.
[15] P.93. Correspondence of Clarendon and Rochester （1828），Ⅱ，pp.459-460；A.W.Ward’s Electress Sophia ，p.382； Burnet ，Ⅴ，p.z33（Onslow’s note）.and notes； Ward ，Electress Sophin，pp.379-394； Add ， MSS .（ L’II .）17677 AAA ，f.582； H.of L.MSS .（1704-1706），pp.321-328；Klopp，Ⅻ，pp.5-19； Life of Archbp 、 Sharp （1825），I，pp.307-311.
[16] P.95. Burnet ，Ⅴ，pp.225-229以及达特茅斯等人的注； Conduct ，pp.150-160； Add.MSS. （ L’H. ）17677 AAA ，ff.521-524，529-533，571，582； Cowper ，p.15； J.H.L. ，XVIII，p.19。
[17] P.96. Parl.Ilist .，Ⅵ，pp.519-532； Burnet ，Ⅴ，pp.228-235（432-434）and notes； Ward ，Electress Sophin，pp.379-394； Add ， MSS .（ L’II .）17677 AAA ，f.582； H.of L.MSS .（1704-1706），pp.321-328；Klopp，Ⅻ，pp.5-19； Life of Archbp 、 Sharp （1825），I，pp.307-311.
[18] P.99. H.C.J ，XV，pp.132-133，153 and parssim ； H.L.J .，XVIII，pp.94-96 and passim ； Burnet ，Ⅴ，pp.234-235（434）；Add， MSS .（ L’II .），17677 AAA ，f.583， BBB ，ff.80-81，95.
[19] P.101. P.R.O. （S.P.）81，161，1704年波利的信，例如4月4日、6月27日；Ward， Electress Sophia ， passim ；Foxcroft， Life of Burnet ，pp.429-430，458-460； H.M.C.R. 9 Morrison ，p.468，哈利法克斯侯爵的信； H.M.C.Stopford-Sackville （1904），p.33；Maepherson， Original Papers ，Ⅱ，pp.26-73； Klopp ，Ⅻ，pp.2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