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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伦海姆战役对敌我士气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马尔伯勒公爵在1705年自始至终都胸有成竹地认为，只要在那些不是绝对固若金汤的地带进攻法国人，他们就会投降。他写信给海因修斯说：“只要一遭受攻击，法国人就一定会被迫屈服。”
但由于神圣罗马帝国的松懈、荷兰人的阻挠以及他人的嫉恨，这一年宝贵的时机就这么白白流逝了。法国人获得了重振士气的喘息之机，虽然1706年这一战争“奇迹年”发生的事情表明这个喘息之机还是不够长，但这一耽延有可能会对欧洲的解放带来致命的影响。有两个因素避免了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是马尔伯勒公爵无比耐心，绝对不会让一时的怒气坏了礼节或乱了大谋；二是英格兰获得胜利的意志越来越强烈了。
1704年9月初，马尔伯勒公爵跨过莱茵河追击他在多瑙河流域打败的敌人，此时距他需要进入过冬营地还有两个月。反法联军在去年再度被法国人攻占的兰道面前停了下来。攻城作战被交由巴登的路易斯亲王负责，他指挥起来就像磨洋工，这是他决心报复英军将领背着他打布伦海姆战役的第一个实际信号。一名英格兰军官在11月写道：“巴登亲王现在充分地报了我们在布伦海姆大捷剥夺他荣耀的一箭之仇；他一直拖拖拉拉，直到此次作战所仰赖的左翼骑兵全部消耗殆尽。我们一个骑兵连还剩不超过20名骑兵。” [1]
马尔伯勒公爵和欧根亲王本来打算指挥这场攻城战，但由于法军（甚至包括那些没有去过巴伐利亚的）受到了强大的震慑而不敢在这年秋天蠢动分毫，马尔伯勒公爵决心利用这一机会，进军摩泽尔河谷地。欧根亲王留下来替路易斯亲王慢吞吞的作战行动打掩护，直到兰道最终开城投降。如果马尔伯勒公爵能出其不意地到达摩泽尔河，他就能拿下特里尔和特拉巴赫，并为他来年春天取道蒂永维尔和梅斯入侵法国的宏大计划建立根据地。这距离他将摩泽尔河视为获得最终胜利的捷径已经过去一年多了。从这条河一直到法国腹地并没有像尼德兰那么坚固的堡垒防线作为拦阻。只要他攻下萨尔路易和蒂永维尔，他就能打开一条（用他自己的话说）“再接再厉、迫使敌人坐下谈判的正确道路”。军事学家认为，一旦他抵达梅斯城下，光是他的露面就足以迫使法国人弃守阿尔萨斯，他将出现在尼德兰法军的后方，可以“四处征用军需物资，甚至直到巴黎城外”。 [2] 1704年秋天，他带着小股袭扰部队打下了根据地。他预计次年春天将有9万英格兰、荷兰和德意志军队来实施大计。的确，要是维也纳和海牙方面能给他任何适当的帮助，他很有可能于1705年从摩泽尔河进军，结束战争。
马尔伯勒公爵在多瑙河病了一整个夏天，又在莱茵河患上了疟疾和头疼病。他在10月初写信给萨拉说：“我非常虚弱，感到非常不舒服”，“一定是你的关心在这个冬天呵护了我，要不然我肯定就得害上肺痨”。但他从没有想过让自己喘口气，或者干脆躺在功劳簿上。他从兰道长途行军到达摩泽尔河要经过森林茂密的丘陵，他把这些地方称为“山峦”，是“带着火炮行军的部队所能想象的最糟糕的地形”。
但他得益于“异常良好的天气”，使得布拉德上校可以用他的工程学技能让火炮通过这一地区。他们成功地打了法国人一个措手不及，特里尔不战而降。特拉巴赫经过短暂的围城后也开城投降了，摩泽尔河自与萨尔河交汇处以下都被占领，并在此建立联军基地，为来年春天的大计做准备。 [3]
马尔伯勒公爵完成了当年的军事工作，于11月初动身，他不是直接回家，而是先勉强自己出使一趟柏林。如果说伍德斯托克的庄园是给马尔伯勒公爵的丰厚年薪，那么他也是靠认真卖命辛辛苦苦赚来的。次年春天，马尔伯勒公爵急于通过摩泽尔河一线赢得战争，准时启程出国了。每一年他都是抱着注定要失望的心态出发，而他带着最不利的预兆渡过英吉利海峡的那几年，他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一点确实很了不起。这种有趣的现象并不是光用运气就能说得通的。一场胜仗会让荷兰和奥地利当局对下一场战役有所松懈，而一旦遇到点儿挫折，他们又会加倍配合马尔伯勒公爵的计划。当他在1705年4月抵达海牙时，上一年还让他带走大部分荷军赴多瑙河作战的荷兰议会只同意派一小股部队到摩泽尔河与他协同。当他在5月抵达作战现场时，他发现他在特里尔设立、由荷兰人负责充实的弹药库有一半还是空着的：荷兰军需官已经带着贪污的赃款潜逃法国了。
同时，奥地利人和莱茵河一带的德意志诸侯显然也同样辜负了他。他们承诺的军队并没有开往摩泽尔河。欧根亲王是马尔伯勒公爵计划的核心与灵魂，但他已经回到了意大利，他在宫中的影响力也随着危机的解除而消退，而正是这场危机让他在前一年变得炙手可热。
耶稣会士和保守派再度在维也纳得势，而巴登的路易斯则统管了德意志诸侯的作战计划。皇帝利奥波德的去世让这个夏天的形势变得更加混乱，人们希望仰慕马尔伯勒公爵的皇子约瑟夫登基后能在明年改善反法同盟的处境。奥地利与匈牙利的谈判破裂，而维也纳的政府出于难以置信的迂腐，开始在正式文件中称安妮女王为“殿下”而不是“陛下”，不承认这位去年还积极帮助哈布斯堡家族保住王位的合法女王作为主权者的头衔！就连谨小慎微的国务大臣哈利都看不下去了：他命令斯特普尼明确无误地告知年轻的皇帝，英格兰方面对这一无礼的繁文，以及巴登亲王和维也纳敌视英格兰的人所干的“好事”有何看法，这些枝节“让马尔伯勒公爵不得不放弃了在摩泽尔河的计划”。 [4]
尽管马尔伯勒公爵只接到了不到他原本希望的一半兵力，但他并没有立刻放弃这一计划。他不仅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甚至还遭到了强烈的反对。路易十四意识到他的国家危在旦夕，这一年他用人得当。维拉尔元帅已经被派去阻挡马尔伯勒公爵对法国的入侵。这位法兰西元帅选择在从摩泽尔河到蒂永维尔途中的谢尔克严阵以待。那里一边是河流，另一边是峡谷和密林，可以阻止敌人靠近，而且维拉尔元帅还在唯一薄弱的地方构筑了工事。马尔伯勒公爵凭他那一点兵力是无法攻坚的，但他穿过山谷到达山脚，想诱使敌人出来交战。维拉尔元帅就是坚守不出；尽管他夸夸其谈，喜欢自吹自擂，但他对现实状况有着清醒的认识，知道什么时候该谨慎，什么时候该奋勇。他看不起其他法兰西元帅，但他不像维勒鲁瓦那样看不起马尔伯勒公爵。
马尔伯勒公爵无法突破谢尔克，希望能从东边和南边绕过它，并前去攻打萨尔路易，就在6月中旬，他收到了尼德兰方面的紧急军情：维勒鲁瓦全力猛攻，夺回了马斯河畔的于伊，正在攻打列日。荷兰人让马尔伯勒公爵回师救援。因此，他充满遗憾地离开了他进攻法国的“正确道路”，到尼德兰重重叠叠的堡垒中“迎战敌人主力了”。 [5]
他此后再也没有回到摩泽尔河。他的盟友缺乏心胸和智慧，不肯让他以最快的方式赢得战争。荷兰人只肯在自家门口作战，别的哪儿也不愿意去。奥地利和莱茵河诸侯格局狭小，专注于各自的小打小闹，对“统一指挥”和同盟战争计划的想法都很反感。只有英格兰，在马尔伯勒公爵的政敌因选举失势后，积极地在他所选择的任何地方作战。同盟各国都只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让他不得不对自己的计划束手束脚。当我们拿他的功绩去和腓特烈或拿破仑相比较时，必须记住他作为一名指挥官的权威所受的限制。
从那以后，马尔伯勒公爵不得不全力以正面进攻的方式来直接征服西属尼德兰及其堡垒；他再也不能指望从南边迂回进攻这一地区了。在这些条件下，他所要突破的第一道障碍就是所谓的布拉班特防线。法国人在战争爆发时构筑了这道屏障，并在1702年马尔伯勒公爵首次大捷后退守其后。这道防线从大海一直到马斯河，从安特卫普直到那慕尔。这道防线有一部分是依靠大河天险，但其大多还是工事，和威灵顿公爵的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差别不大，但其长度更接近奥法长堤。
荷兰将领曾于1703年禁止他攻打这道防线。他们在1705年还是持同样的意见。不过这次他“完美地苦口婆心说服他们同意了”，正如他的牧师弗朗西斯·黑尔在给国内的信中所写的，“让他们同意就像管教小孩一样”。他承诺“如果他发现防线固若金汤，他就不会再坚持攻打了”，而且他们同意荷兰军队只有“当他进展顺利才会调兵跟进，如果他失败则会帮助他撤退，但不会和他同生共死”。马尔伯勒公爵那一年在荷兰将领中的好友奥沃凯尔克在防线以南数英里处制造了一些动静，误导了法国人。因此防线在埃利克瑟姆村只有小股兵力把守。英军秘密开往那里，趁着深夜穿过了威廉当年在兰登的战场。将近破晓时分，他们抵达了那道面前有小热特河保护的著名防线。身着红色军装的步兵强攻埃利克瑟姆的桥，直驱防御工事，并在“以为要进行苦战之前就结束了”，于是“这道原本认为要损失数千人的防线只损失6个人就突破了”。
但敌人已经得到了警报，从南边飞驰而来的35个骑兵营的军刀上映射着徐徐升起的太阳，步兵则跟随其后；他们也许能收复失地，而当时联军的步兵主力还在列队通过桥和浮筒，并爬上工兵匆匆在土垒上挖出的缺口。在布伦海姆战役中逃过一劫的巴伐利亚最精锐的部队是穿戴黑色胸甲和头盔的重骑兵，他们有法国、西班牙和瓦隆骑兵作支援。他们崭新军装上的大块斑驳就像荷兰的郁金香一样光彩夺目。
当时可谓千钧一发，但英军骑兵和龙骑兵已经通过了防线，并及时部署就位。其他的联军骑兵也急忙赶来支援。包括马尔伯勒公爵本人在内，卡多根所部骑兵和英军其他骑兵营迎面冲向巴伐利亚的阵列。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了布伦海姆战役中已经出现，而且还将在滑铁卢战役中再次出现的情况，即只有布衣护体的士兵自由挥动手里的刀剑，照样可以打败顶盔掼甲的胸甲骑兵。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敌军骑兵疾驰而去，步兵则侥幸组成空心方阵，在英军骑兵面前有序地撤退。军旗、战鼓、火炮以及3000多名俘虏成了战利品。统率皇家苏格兰灰色龙骑兵团的约翰·海勋爵“亲手”活捉了亲身参战的敌军首要将领达莱格尔侯爵。马尔伯勒公爵一度陷入肉搏战，一名敌军军官过于急切地向他下手，以至于在挥刀时失去平衡落马被俘。奥克尼伯爵写道：“我问大人这是不是真的。他说：‘千真万确。’瞧他有多开心。我相信这让他高兴的程度和布伦海姆大捷一样。这完完全全要归功于他。”
的确，这是一场大胜仗，而且损失还那么小，以至于荷兰将领们虽然因为自己没能发挥重要作用而开始对马尔伯勒公爵心怀怨恨，但还是在早上欣然向他道贺。在蒂勒蒙的街道上，凯旋的英军士兵欢呼着“约翰下士”，向他大声疾呼，要他率领大家追击逃敌。早上10点，经历过威廉战争的老兵们尽管行军了一整夜，还是向长官呼吁，说他们熟悉当地情况，可以在天黑之前到达勒芬。撤退途中的敌人不断回望蒂勒蒙，生怕身穿红色军装的英军从那里冒出来，开进通往勒芬的道路。要是当天马尔伯勒公爵再使一把劲，他或许就能一举收复尼德兰大部。但要进行这样的冒险，他必须保证荷军完全配合。与马尔伯勒公爵素来不睦的斯朗根堡将军正和他一起在蒂勒蒙，身边都是激动的英军士兵，请求再接再厉；他同意马尔伯勒公爵的看法，认为应该继续进军勒芬，然后再折回来，装作和他的荷兰同僚达成一致。但荷兰军队已经在支帐篷了，而且他们在跟着英军后面行军一整晚后累得筋疲力尽。我们并不清楚马尔伯勒公爵和荷兰将领们到底交换了什么意见；但进军的黄金时间是被错过了。（如他很多朋友所认为的）不管他停止进军的决定是对是错，其动机都是他认为自己无法充分依靠盟友的积极支持。 [6]
因此，敌人得以在勒芬的代勒河后集结，并把布鲁塞尔和佛兰德再守上一年。但他们著名的布拉班特防线算是彻底作废了；9月，马尔伯勒公爵麾下各团的勤务队将其相当长的一段夷为平地，以至于在说起战争战略时再也没有人提起布拉班特防线的事了。从那以后，西属尼德兰还是得守，但不是通过一整条由河流和工事组成的外围防线，而是通过它坚固的堡垒以及守军在堡垒之间灵活地机动，以至于马尔伯勒公爵费尽心机都无法和他们进行正面决战。法国人除了自己积极地避敌锋芒，荷兰将领及各省的文职监军也帮了很大的忙，因为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否决马尔伯勒公爵提出的方案。
要是把他们在随后几周里所拒绝的方案一一列出来，估计读者看了就要犯困了。马尔伯勒公爵机智地发现了可以在上艾瑟击败敌人的最后机会，荷兰将领及监军一如既往地予以否决，双方的矛盾终于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只有奥沃凯尔克恳求他的同僚同意发动进攻。“斯朗根堡这个禽兽（弗朗西斯·黑尔牧师就是这么叫他的）大吵大嚷”，而且当面辱骂身为总司令的马尔伯勒公爵。这个荷兰人是出于嫉妒而不是怯弱，要知道他已经在两年前的埃克伦战役中证明了自己的骁勇。
经过了此番公开受辱，马尔伯勒公爵知道自己和这帮人一起是成不了事的。他在给波特兰伯爵的信中写道：“正如斯朗根堡大人所愿，我的权威还不及去年的十分之一。”他一向深谋远虑，决定采取一个办法，这会牺牲掉今年余下战事的所有胜算，但为的是在来年能够全权节制兵马。作为当时最杰出的军事家，他可以说卑躬屈膝地央求荷兰下属们为联军制订计划，而他负责执行就可以了。
我对这支军队的看法非常好（他在8月27日给海因修斯的信中写道），以至于我认为他们能把将领们所作的决定都付诸实施；此外我们距离要考虑过冬的事情还有两个月。我请求您相信我并且让其他人也相信我会以最大最积极的努力，将提交给我的一切方案都顺利完成。
一周后，他从蒂勒蒙写信说道：
我做出服从贵国众将安排的决定，让我在今年战事的余下时间里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清净，这样我就能好好享用斯帕的矿泉水了。
总司令马尔伯勒公爵这一礼貌回击所隐含的讽刺被世人领悟到了，尤其是荷兰的政府和人民。安妮女王在向荷兰大议长提出的抗议中表达了对马尔伯勒公爵的支持：“我们不得不将近来所发生令人失望的事情归咎于他们今年对马尔伯勒公爵的信任比去年减少了。”荷兰有半数以上的民众也和全英格兰人民一样感到愤怒。在长期旅居意大利后，什鲁斯伯里公爵带着他新娶的公爵夫人在回国途中到阿姆斯特丹逗留，记载了当地人民的不满情绪。
马尔伯勒公爵（他在1705年12月写道）很受当地市民的爱戴；除了他的战功和优点，他们还认为他作为一个在外建功立业的异邦人，是不会威胁到他们的自由的。他可以给他们带来好处，但绝不可能伤害到他们。他们对与他作对的斯朗根堡的愤怒，堪比对待一个阴险的教皇党徒，说假如今年夏天斯朗根堡在破坏了战局后到阿姆斯特丹来，他们一定会像当年对待德维特一样把他生吞活剥了。
只有那些想要在收复西属尼德兰之前就与法国媾和的荷兰人才会认同这些荷兰将领的行为。于是在1705年至1706年的冬天，马尔伯勒公爵在海牙赢得了胜利。上有海因修斯、下有全国民众，荷兰议会迫于压力同意明年不把斯朗根堡派往前线，而且要选择和马尔伯勒公爵亲善的人来担任各省监军和将领，并且还要嘱咐他们支持马尔伯勒公爵的任何提议。 [7]
对1706年战事同样利好的是，联军的挫折加重了维勒鲁瓦元帅的轻敌，以及他的上司、战事大臣的愚蠢。9月，沙米亚尔从凡尔赛写信给前线的维勒鲁瓦说道：
我觉得马尔伯勒公爵不过是中人之资。
他认为布伦海姆战役“纯属侥幸”。维勒鲁瓦以同样的口吻进行回复，说这位英军将领是“一个穷途末路的冒险家”。法国当局开始有了这样一个念头，认为他们可以通过在尼德兰发动一场战役来报布伦海姆的一箭之仇。战争双方的军事当局各自都逐渐形成了新的心态，这在新一年战事开始后迅速导致了拉米伊战役。 [8]
不过对于军事上取得胜利的把握，路易十四倒是没有大到足以让他彻底放弃外交手腕的地步，而要论外交，他在最明智的时候可是一等一的好手。他曾经因为好大喜功而脑袋一热，将欧洲拖入了战争，现在多瑙河战败的冷水让他冷静了不少。在战争爆发之前，他对于获胜信心满满，以至于连法国和附庸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平分西属尼德兰都盘算好了。但到了1705年秋天，他尝试着与荷兰议和，隐约提到让西属尼德兰成为独立国家——只不过对于要如何保证其真正独立语焉不详，还留有危险的余地。争夺西班牙王位的查理是无论如何不能成为尼德兰或米兰的君主的：路易十四提议他可以接受那不勒斯和西西里，作为放弃西班牙帝国其余部分的补偿。但由于奥地利没有舰队，按照这种条款取得的南意大利不过是波旁王朝制约哈布斯堡王朝的一枚棋子。只要法国及其盟友仍然驻军米兰公国，他们可以随时夺取南意大利，而奥地利军队如果没有英荷等海上强国参战介入，是根本无法涉足那里的。而萨伏伊—皮埃蒙特则被法国的势力两面包围，也将沦为法国的附庸。
因此，路易十四的提议是相当难以接受的，不过还是有人担心荷兰的主和派受到这一提议的影响而试图让荷兰脱离同盟。其实，有一派理智而忠诚的人士比海因修斯更倾向于议和，其代表人物贝伊斯就考虑到，要是路易十四把米兰公国也一块放弃了，议和的条款就不会这么苛刻了。但这样的修改只有等到1706年的战事后才有可能。
英国不像荷兰和法国，它的信心在不断增长，最近的大选肯定了它财政的稳定、民意的支持以及获胜的意愿。因此在1705年8月，马尔伯勒公爵和戈多尔芬恳请海因修斯不要听信法国人提出的条件。马尔伯勒公爵和荷兰将领的矛盾一度达到顶点有几周之久，但即便在那个时候他也是对最终获胜充满信心的。他和戈多尔芬向海因修斯提出，不仅是荷兰必须在尼德兰拥有牢固的屏障（这位荷兰政治家对这一方针也非常同意），而且米兰必须归于奥地利的查理。这基本上就是1701年《大同盟条约》中威廉三世对于新欧洲的蓝图，而且最终也在《乌得勒支和约》里得到了实现。但这两位英国政治家走得更远：早在1705年尚未收复尼德兰和意大利之时，他们就发誓履行“不要没有西班牙的和平”这一信条。8月18日，戈多尔芬就路易十四的提议写信给马尔伯勒公爵说道：
要是英国输掉了一场海战和一场陆战，我想它仍然会对这样的和平嗤之以鼻，而且我想您也确信，英国人决不会同意任何让安茹公爵得到西班牙和西印度群岛或者其中之一的和约的。
马尔伯勒公爵把这封信寄给了海因修斯。他本人还评论道：
您和我一样都很清楚，除非让查理国王得到西班牙的王位，英格兰不会喜欢任何的和平；而至于贵国，我想您会希望在安特卫普、那慕尔和卢森堡维持驻军，此外我觉得我们还需要特别考虑一下萨伏伊公爵的处境。
就在马尔伯勒公爵写下这些文字时，“查理国王”及其盟友还没有占据米兰、那不勒斯、西西里和尼德兰，除了直布罗陀之外在“西班牙和西印度群岛”也没有一寸土地。他实际控制巴塞罗那也是一个月之后的事情了。
在马尔伯勒公爵和戈多尔芬的书信中，我们对他们赢得战争的决心感到敬佩，正是这样的决心在第二年的拉米伊战役和都灵战役中将法国打回了它在18世纪应有的位置；但我们也承认他们一门心思想要完成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这是威廉当年想都没想过的。在马尔伯勒公爵的书信中没有一个字提到1701年的《大同盟条约》以及威廉在其中所设定的适中方案。1703年的《对葡条约》取而代之，决定了英国新的战争目标：奥地利的查理必须赢得西班牙本土及其不可分割的帝国。 [9]
马尔伯勒公爵不是一个只会提一些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却又无所作为的人。1705年冬天，他在德意志的行程比上一年还要长，为来年同盟拿下意大利制订好了计划。首先他在访问杜塞尔多夫时说服普法尔茨选帝侯派兵前往意大利。然后经过一段“非常沉闷的旅途”（包括为了避开冬天湿滑泥泞的路面而在多瑙河上坐了六天的船），他于11月中旬抵达维也纳。年轻的约瑟夫皇帝虽然与普鲁士和荷兰关系不好，但对马尔伯勒公爵推崇备至，他们协调好了来年战事的相关问题。这位同盟的调停者接着北上柏林，在那里圆满完成了任务，为有效救援萨伏伊公爵做好了安排。 [10]
有些读者或许会对下面这些描述1705年战事行将结束时马尔伯勒公爵个人生活的文字有兴趣。其作者是他的老朋友——艾尔斯伯里伯爵托马斯·布鲁斯，这个侨居比利时的詹姆士党人尽管主要是和法国方面有联系，但他在双方军队中都有朋友。马尔伯勒公爵接待他一方面是念及旧情，另一方面也是想在詹姆士党贵族的温和派中保持人脉。艾尔斯伯里伯爵应邀穿过了联军战线来见马尔伯勒公爵。
将近（1705年）9月中旬时，我的好友兼通信人奥克森谢尔纳伯爵写信给我，要我来一趟蒂勒蒙，因为马尔伯勒公爵为了履行（去年）给内人的诺言，受了不少劳烦。我乘着自家马匹拉的驿递马车走了一天的路程，在穿过兰登的平原时我注意到了通过荷兰前线道路两旁马匹尸体发出的恶臭……所有的死马都留在地面上腐烂，而联军和法军营中的战马也疫病横行。
奥克森谢尔纳伯爵住宿在一座女修道院里，而马尔伯勒公爵大人当时正在门外。主人邀请了好几位英国同胞和我一起吃晚饭。次日早上，他带我去公爵大人处，当时大人正在公干，主要将领和辅助部队的将领也在场，但他让我们两个去他的房间，当天正是邮件送达、发出的日子，他要奥克森谢尔纳伯爵陪我到吃饭的时候，之后我们在他的小餐桌上吃饭，和他说了很多话，除了星期天之外，他很少在吃饭的时候和人有太多交谈。他对我非常欢迎，和我说了不少郑重其事的话。吃饭的时候他坐在我身边，他一直握着我的手，但又很官样地（他可是这方面的老手）把手藏在餐巾下。
那天晚上，奥克尼伯爵大人请我赴了一顿丰盛的晚宴，他认识的所有重要宾客都向我问好。他拥有近卫步兵团的高音双簧管……很多曲调绝佳的乐谱，以及来自各个国家的各种乐器，和高音双簧管相映成趣，和声美妙非凡。然后来的却是马尔伯勒公爵大人（因为他没有被邀请，也没有吃晚饭），他指着我说道：“奥克尼伯爵大人，如果我说我是因为这位大人而来的，请您不要见怪。”他非常开心，还大吃大喝了一顿，而且我们都见识到了上好葡萄酒的厉害，我从未见过比这更欢乐的场面了。第二天，他问我要在哪里吃饭。我告诉他也要一起来吃——在奥克森谢尔纳伯爵那里。“我可高兴不起来，”他说道，“因为我这是被罚去和卑鄙可恶的人一起吃饭，饭也自然好吃不起来。”荷军的三名省监军邀请了他，而那一年这三个人着实可悲，只会夸夸其谈，还不断给他小鞋穿。
第二天，我们都被邀请到了阿尔伯马尔公爵大人在兰登的住处。那天上午，奥沃凯尔克元帅检阅他的士兵和辅助人员，即荷军的左翼，而马尔伯勒公爵大人也答应要去观摩，但在我们上午去见他时，他陪着我们一行人好长时间，以至于我提醒他该走了。他在我耳边小声说道，其实去不去他都无所谓。最后他还是坐上他的单马单座轻型马车走了；在出发时他再次站起身，告诉我他忘了给我看他在伍德斯托克的宅邸和花园的平面图了，于是上前指了哪间房是他的，哪间房是他夫人的，等等。然后指着其中一间房对我说：“您来看我的时候这间就给您住了。”可正是他和戈多尔芬大人的失策和怯懦害得我流亡海外，而又是他们两个在心里对我有各种最好的祝愿。我问他建筑师是谁（其实我知道是谁）。他回答道：“是约翰·范布勒爵士。”我笑着说道：“大人，我想您选择他怕不是因为他是公开的辉格党人吧。”我发现他有些不快，但作为这样一个社交老手，他是不会怒形于色的。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补充说他也应该请一下大建筑师、建筑界的桂冠诗人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最后，我虽然不是很懂建筑，但（通过我看到的平面图）可以看得出那些房间像一堆石头一样，毫无品位和生气。
Memoirs of Thomas ， Earl of Ailesbury （Roxburghe Club，1890），Vol.Ⅱ，pp.584-587.
马尔伯勒公爵在征战期间保持着很高的生活水准。今天在奥尔索普庄园可以看到精美的银制“朝圣瓶”，这是用来装葡萄酒供牲畜驮运的，还有巨大的冷酒器，这些器皿上都美轮美奂地雕着他的纹章以及代表他德意志诸侯身份的神圣罗马帝国雄鹰。他出行时都会带上这些器皿，还有一扇巨大的屏风，也珍藏于奥尔索普庄园，这是一件中国的工艺品，但上面绘制的是身着当时服饰的欧洲人，是神圣罗马皇帝送给他作为布伦海姆战役的谢礼。这些他外出征战时排场的细节让人想起的是在船舱里用银盘吃饭的德雷克，而不是艰苦朴素的腓特烈大帝和查理十二世。
[1] P.49. H.M.C.Coke （1889），p.51.
[2] P.49. Dispatches ，Ⅱ，p.5； Portland ，Ⅳ，p.186.
[3] P.50. Coxe ，Chap.XXIX，I pp.330-336；Atkinson，pp.241-243； Taylor ，Ⅰ，pp.246-251； Parker ，p.98； Dispatches ，Ⅰ，p.518； Pelet ，Ⅳ，pp.648-673.
[4] P.51. H.M.C.Portland ，Ⅳ，pp.186-187； Add.MSS .（ St .）7059，ff.65，67，69-70； Coxe ，Chap.XXXIII.
[5] P.52. Coxe ， Taylor and Atkinson ， sub loc. ； Lediard ， Marl .，Ⅰ，pp.480-489； Paler ，Ⅴ，pp.383-480； Villars Memoires ， sub ann .1705； H.M.C.Portland ，Ⅳ，p.250.
[6] P.55. Coxe ， Taylor and Atkinson ， sub loc. ； Millner ，pp.155-158； Lediard ， Marl. ，Ⅰ，pp.492-503； Parker ，pp.103-106； E.H.R. ，April 1904，pp.311-314（奥克尼伯爵）； H.M.C.Hare （1895），pp.201-203； Blackader ，p.254； Pelet ，Ⅴ，pp.52-58，574-586； H.M.C.Portland ，Ⅳ，pp.251-253（克兰斯顿少校论及蒂勒蒙发生的事）。另参见 The Cavalry Journal ，July 1931，斯塔克少校有关埃利克瑟姆的论文，特别是有关巴伐利亚军装。
[7] P.57. Taylor and Atkinson ， passim . Coxe ，Chaps.XXXVII-XXXVIII；马尔伯勒公爵给海因修斯的信，本书第461页附录； H.M.C.Downshire ，Ⅰ，2（1924），pp.841-842； H.M.C.Hare ，p.205； H.M.C.Coke （1889），p.64； Lediard ， Marl. ，Ⅰ，pp.511-522； H.M.C.Portland ，Ⅳ，230，237，253-255。有关荷兰民众的感受，参见 H.M.C.Buccleugh ，Ⅱ，2（Shrewsbury，1903），pp.710，796； Coxe ，Ⅰ，p.445（8月31日马尔伯勒公爵的信）； Priv.Corr. ，Ⅰ，p.11。
[8] P.57. Pelet ，Ⅴ，pp.75，90，608.
[9] 有关1703年的《对葡条约》，参见第一卷第302至303页；参见本书附录A； Coxe ，chap.xxxviii，Ⅰ，pp.453-456；有关荷兰方面对议和条件的态度，参见 Geyl ，pp.8-10；有关1705年至1706年冬天路易通过在荷兰的达莱格尔侯爵所提出后续、更为正式的议和条件，参见 Legrelle ，Ⅳ，pp.364-374。在这些条款中，达莱格尔侯爵提出给马尔伯勒公爵“两百万”作为和平条件；但马尔伯勒公爵没有路易等人所以为的那么见利忘义。1706年1月，英格兰驻哥本哈根公使詹姆斯·弗农向哈利汇报了一场餐桌上的谈话，显示英国的部分盟友非常不愿意看到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过分扩张：“瑞典公使邀请了神圣罗马帝国、荷兰及普鲁士的大臣和我本人与他一起吃饭。饭后有人说到（至彼得伯勒伯爵攻克巴塞罗那时）西班牙将爆发一场全面的革命。这句话让瑞典公使一下子火冒三丈，要是（法国公使）普桑本人反应这么大我都会感到吃惊。他说欧洲各国君主不会忍受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主宰一切；将会有人阻止这一迅速发展的趋势；他无法想象英国和荷兰想要让事态发展到这样的地步，而不满足于一份瓜分西班牙帝国的条约……普鲁士公使当时没有对他提出的任何意见表示反对。其余宾客则注视着滔滔不绝的瑞典公使大发雷霆。” H.M.C.Portland ，Ⅸ，p.220.
[10] P.60. Coxe ，Chap.XLI； Geyl ，pp.8-10；Marlborough to Heinsius，Nov.14，1705， Rijks-archief MSS .； Atkinson ，pp.275-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