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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年英格兰与葡萄牙结盟，让英格兰的大舰队得以使用里斯本的优良港口，次年就发生了攻击直布罗陀的战事和马拉加海战。这一连串事件导致英格兰迅速取代法国获得了地中海的制海权，为在伊比利亚半岛开战铺平了道路，英格兰一些政治家如诺丁汉伯爵就将半岛战事这一重大的“次要事件”视为这场战争本身。为了帮助奥地利的查理从波旁家族的菲利普那里赢得马德里的王位，英格兰投入的兵力一年比一年多；在德意志、佛兰德和意大利已经打了胜仗的情况下，这一战事给了各国继续延长战争的理由；最后这一努力还以失败告终了。但英格兰最终还是保住了直布罗陀和梅诺卡，这让它在比斯开湾以南获得了海军基地，如果没有这两座基地，英格兰在地中海的海上势力就无从谈起了。
1704年至1705年冬天，法国和西班牙试图夺回直布罗陀，这六个月的围攻战充满了各种凶险。年迈矮胖的“埃利奥特”替乔治三世守直布罗陀一战更为著名，因为它在英国全球失利的至暗时刻算是一个闪光点，而安妮手下的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尽管取得了类似的成就，但这只能算女王胜利王冠上的一片月桂叶。
这次为英格兰守直布罗陀的“埃利奥特”甚至都不是英格兰人。黑森—达姆施塔特的乔治亲王是德意志贵族和军人最好的代表，他忠心耿耿地为主张马德里王位的奥地利家族“查理三世”效力；但不像查理的其他德意志顾问，他头脑清醒，知道成功赢得西班牙王位完全有赖于和英格兰人友好合作。他曾在爱尔兰与英格兰人共事，对他们很是熟悉。
他机智老练，博学多才，意志坚定，是最适合指挥直布罗陀守军的外国人。即便如此，要不是黑森亲王脾气好、办事谨慎，查理让他的本国人来指挥一支几乎全由英格兰人组成的军队，恐怕会引起摩擦，直布罗陀弄不好就完了。
马拉加战役结束后，英格兰的大舰队于1704年8月底离开直布罗陀回国，留给黑森亲王的是1900人的英格兰海军陆战队和400人的荷兰海军陆战队，另有从海军借调的60门重炮和60名炮手。作为回报，鲁克和宾两位海军将领提议带走直布罗陀要塞的铜制火炮和葡萄酒。鉴于敌人的围攻很快就要到来，黑森亲王坚持把这些东西都留下。两位将领气势汹汹地走了。所幸他俩的不满影响了利克海军中将，他当时指挥着一支过冬舰队驻守里斯本，协助黑森亲王保卫直布罗陀。
由于黑森亲王与两位海军将领的矛盾，守军内部开始出现了挑战其权威的动静。带头表示不服的是海军陆战队准将福克斯。黑森亲王之前可能有欠考虑地任命了流亡的爱尔兰天主教徒纽金特为直布罗陀总督，后者此前被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封为西班牙贵族。纽金特此时已奉“查理三世”之命，晋升为西班牙军队的少将。福克斯很是愤怒，他发现自己还要受制于另一个外国人，而且还是一个被征服的爱尔兰人！这一个人的纠纷还掺杂了政治问题，即直布罗陀到底是一座英军的要塞，还是查理治下的一座西班牙城镇。如果不是福克斯和纽金特在11月初双双阵亡，这场纠纷可能会愈演愈烈，甚至给守城战带来致命的后果。攻城军队的炮火“不偏不倚”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让黑森亲王可以从头再来。他吸取了教训，从此只任命英格兰人。施林普顿准将接替纽金特担任直布罗陀总督；直到攻城战结束，他和守军的首席工程师贝内特海军上校一直都是黑森亲王的左膀右臂。
连续两起向敌人献城投降的阴谋被揭露了出来。第一起是西班牙人干的，但第二起阴谋的首脑是海军陆战队的劳伦斯少校，他出身于英国上流社会，但据黑森亲王的说法，他先后受宾和福克斯影响，敌视黑森亲王的权威。劳伦斯的叛国行径被及时发现，他上了军事法庭并被判处枪决，但获得缓刑并最终官复原职。和本博在海上的行径一样，这些丑陋的事件告诉我们，当时陆海军军官的军纪与纳尔逊和威灵顿公爵时代不能同日而语，而且那时的叛国行为并不仅限于那些和圣日耳曼宫詹姆士党朝廷暗通款曲的政治家。黑森亲王有理由后悔没让两位海军将领把葡萄酒给带走，因为尽管他一直对英格兰守军顽强而不辞辛劳的勇气称赞有加，但他对他们常常酗酒并酒后失礼感到痛心疾首。 [1]
假如法国人从海上攻打直布罗陀，他们可能就不会遭到失败了。从欧罗巴角到旧防波堤之间这三英里长的地带易于进攻；这里的防御工事往好了说是过时且不完善的，而且已经被宾的炮击所摧毁，没办法再经受一次炮击或抵挡敌人登陆。法国海军将领普安蒂两度试图从海上发起进攻，但利克两度从里斯本及时疾驰而来，击溃并歼灭了他的舰队。而且当利克不在的时候，法国军舰不是躲在加的斯，就是因恶劣天气无法发动进攻。直布罗陀湾作为锚地的缺陷正好在那个冬天帮了英格兰。比起法国封锁舰队那些畏畏缩缩的水手，利克的救援舰队在狂风中更加得心应手。泰塞元帅在攻城军队营地中写道：“英格兰人让我们见识了如何在各种天气下保持海上航行，他们在海上来去如风，就跟你在尚蒂伊城堡里游泳一样。”是“战斗和微风”挽救了直布罗陀。
利克为直布罗陀提供的海上保护尽管时断时续，但要不是英葡联盟让他能使用里斯本港口，可能连这点保护都提供不了。从比斯开湾以北的基地出发，要在一个冬天里三次解救直布罗陀是不可能的。普利茅斯和朴次茅斯距离太远了。但利克能够在里斯本舒舒服服地过冬，这让他可以集中全部精力准备一再地救援直布罗陀，让他全力奋战的舰队可以一再地在冬天的海面上行驶，一再应战敌人，同时他还能为黑森亲王运来士兵、粮食、弹药、工具和装备。他从国内获得了很好的供应，英格兰政府完全了解保卫直布罗陀的重要性和艰巨性。人员和物资从英格兰源源不断地到达里斯本，又从那里运到被围攻的直布罗陀要塞。
如果没有英格兰的补给，利克恐怕也是爱莫能助。他抱怨说他就像《出埃及记》里的希伯来奴隶，得“在不给草的情况下做砖”，因为葡萄牙的码头和仓库没有各种必需品，而且当地官员不友好也不配合。更糟的是，之前谈成同盟条约的优秀使节约翰·梅休因虽然是国王彼得宫中最有影响力的英格兰人，但他却嫉妒利克，并开始给他制造障碍。不过他们两人心里都非常希望守住直布罗陀，因此及时化解了矛盾。利克在英格兰功高至伟。当他还是年轻的海军上校时，就突破了海上拦阻索，解了伦敦德里之围；作为一个人到中年的海军将领，他的精力、胆识和远见救了直布罗陀。 [2]
这些海上的有利条件让黑森亲王可以在北边的陆地战线上以寡敌众。北边的自然条件固然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潜力，但历来人们很少对这些丰富的天然防御条件加以利用。峭壁上还没有凿出可供士兵射击的坑道或炮位。未加施工的直布罗陀巨岩耸入空中，仍旧保持着原生态，就像很久很久以前奥德赛和提尔人见到它时一样。但巨岩庞大的底部限制了敌人通向城镇北墙的通道，那里可供攻城军队部署火炮的平地还被一大片零星的池塘进一步缩小了。法西联军的堑壕先是挖到池塘的北沿，然后绕过池塘到达巨岩的背风处，最后延伸到池塘和城镇之间的地面。发射攻城火炮的前沿堑壕距离把守北部围墙的所谓“陆地口岸”只有250码。
圆塔以及从圆塔到陆地口岸一线的英军火枪手可以打击他们的侧翼。
部署在旧防波堤尽头的一处炮位也给敌人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这一整套堑壕体系很容易遭到圆形炮弹的俯射，这些炮弹有时来自海湾里的利克舰队，陆地上还有居高临下的威利斯炮台源源不断的炮击；这位勇于进取的军官于1704年10月在水手使用索具的协助下，在前人未及的高处竖立了一座至今仍以他名字命名的炮台，这是人们第一次真正试图将直布罗陀巨岩变为城防工程的努力。这就是直布罗陀攻防双方在为期六个月的考验中所处的位置。普安蒂将军被派遣带着土伦港法国主力舰队中的一支舰队协助攻城。1704年9月底，他在直布罗陀湾运抵了3000名法国步兵和一批攻城设备，与先期从陆路到达的9000人的西班牙军队会合。攻城战随即打响，但普安蒂本人则乘船前往加的斯，只是偶尔在直布罗陀湾露面参加行动。在整个10月，堑壕冒着英军的火力缓慢地绕着池塘向前挖掘。到1月底攻城炮位已经到位并全力开火。普安蒂带着他的舰队卷土重来，准备从海上发起进攻。另有500名西班牙士兵庄严立誓，不拿下直布罗陀绝不回头，他们沿着巨岩东侧的峭壁绕道经过加泰罗尼亚湾，趁夜从靠近巨岩南端处爬上山顶。他们的向导是一个爱国的牧羊人，名叫西蒙·苏萨特，他对悬崖峭壁上的道路了如指掌。他们从山顶放下绳梯，让后卫部队可以下来。这等打游击的壮举和西班牙的民族精神很是相称。
他们在圣米迦勒溶洞这个壮观的栖身之处睡了个觉。人们都认为直布罗陀将遭到三面夹击——一是来自海上，那里有3000人计划在新防波堤登陆；二是来自堑壕；三是来自山上埋伏的奇兵。因此人们认为攻城势在必行，是有几分道理的。但就在发动总攻的前一天，利克杀进海湾，消灭了那里的法国军舰，在几个小时前阻止了几乎要从英格兰人手中拿下直布罗陀的进攻计划。
次日早晨，那500个西班牙人在巨岩上观望，徒劳地看下面有没有同胞和友军的任何行动。他们虽然被抛弃了，但勇气却丝毫不减，他们沿着山顶北上，制服了信号站和中部丘陵的卫兵。下边城里的英军发现了这支出其不意的敌兵，便派了几个连的海军陆战队上山。这股敌军像典型的西班牙人一样遇事不周，忘了带更多的弹药，但他们还是奋勇作战。约有200人被俘，其余的士兵不是死于英军的枪口，就是掉下了悬崖。很多人是头部着地，一命呜呼，但有几个人受到伸出峭壁的仙人掌或其他灌木的缓冲，落到了石灰岩沟里，捡了一条命回到加泰罗尼亚湾。
这就是利克第一次救援直布罗陀的行动。尽管冬季的狂风让他停留在海湾里变得既困难又危险，但他还是在那里待了几个星期，给了守军急需的援助。最终在12月初，他起航返回里斯本，去那里护送从英格兰运来给直布罗陀的物资和人员。
整个冬天攻城战进展得非常缓慢。倾盆大雨淹没了堑壕。菲利普国王的士兵没有鞋子穿，没有军饷领，严重缺乏食物、火药和其他补给，在齐膝的泥泞里艰难跋涉。攻城军队有半数死于疾病和严寒。但西军在防守或攻打城镇时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顽强，他们一丝不苟地执行任务，同时也将不满情绪发泄在了友军身上。“要是当局没有宣布和法国人打架的西班牙人将以死刑论处，他们每天就要自相残杀了。”但守军遭受的疾病和消耗也不见得更少：到11月中旬，黑森亲王只有1000名疲惫不堪的水手和海军陆战队队员来把守城墙；他们每天都要勉强起身，去修补不断崩塌的缺口，去更换被打得横七竖八的火炮，其中有40门被敌军炮火摧毁了。这是一次顽强坚持的较量，一场相互消耗的战争。
第二次救援哪怕一天后就来到也不会显得太早，食物、物资和弹药从英格兰经里斯本送达，还有施林普顿准将英明指挥下的两千来自近卫步兵团和普通步兵团的正规军。他们依靠侥幸和利克的保护，有惊无险地逃脱了在加的斯外海守株待兔的普安蒂舰队的拦截。统率驻里斯本英军的胡格诺派新教徒戈尔韦伯爵本着大公无私的慷慨精神，削减了在葡萄牙作战的本部人马，为的是让这些部队和其他部队能迅速解救直布罗陀。在第二次救援到来后，攻城部队军心丧尽；在年底之前，西班牙将领报告称，他有4500人开了小差。这些士兵所经受的饥寒已经超过了人类的极限。
西班牙人并不缺少自豪和勇气，因为没能从信奉新教异端的水手那里收复直布罗陀，卡斯蒂利亚的城镇和乡村里弥漫着愤怒和羞耻的氛围。全国上下群情激愤，以至于西班牙宫廷即便有心，也没有胆量放弃攻城。路易十四尽管没有抱着那么强烈的个人情感，但也很想替波旁王朝夺回这座地中海的门户。但凡尔赛和马德里方面的合作已不再和谐；法国和西班牙的蜜月期在严重的猜疑中结束了。西班牙王后宠信的奥尔西尼王妃敢于顶撞气势汹汹的法国大使德格拉蒙公爵，认为西班牙的事情要为了西班牙人的福祉。她不再充当法国宫廷的代理人，转而忠心服侍她的女主人，以及这个已经懂得寻求她拯救的国家。因此，路易十四把她召回了法国。懦弱的菲利普国王在身体健康、个人幸福乃至国家大事上都很依赖他年轻聪慧的萨伏伊妻子，不得不至少在表面上支持王后在奥尔西尼王妃问题上与自己的祖父为敌。在奥尔西尼王妃被迫回国后，西班牙宫廷上下闷闷不乐，法国大使很快发现他的影响力不见得比王妃还在和他作对时更大。更要命的是，宫里的谋臣们没有奥尔西尼王妃的那股干劲。大小事情萎靡不振，直布罗陀也不例外。
西班牙国王和王后与格拉蒙公爵唯一的共识是，要让路易十四把贝里克公爵从驻西班牙法军总司令的位子上召回来——这一错误决定差点断送了他们的王位。贝里克公爵不愿为了法国大使和西班牙王后的喜好而改变他的军事计划。 [3] 他于1704年11月离开马德里前往法国，直到8个月后奥尔西尼王妃卷土重来，这段时间里主持西班牙文武事务的人或男或女，都缺乏胆识和才干。路易十四任命泰塞元帅接替贝里克公爵，这是一位讨人喜爱的廷臣，能从前线写来辞藻华丽的信。他非常适合斡旋让奥尔西尼王妃回到西班牙，他也尽心竭力地执行这一任务。但他还得接手直布罗陀城下阻挡堑壕里疫病横行、大水泛滥这项苦差事，这就不是他这样的人所能胜任的了。 [4]
法国人和西班牙人的相互敌视并不仅限于宫廷的圈子里。两国军民也充满了愤恨的情绪。在圣诞节，泰塞元帅抱怨西班牙人阻挠了法国增援攻打直布罗陀的部队行军，这些西班牙人心怀妒忌，生怕法国友军收复了他们自己丢掉的直布罗陀。出于这种动机，即将被泰塞元帅接替的西班牙将领比利亚达利亚斯侯爵决定在2月7日，即其继任者带着更多法国援军抵达的三天前对直布罗陀发动总攻。这场进攻几近成功，因为参战的西班牙人迸发出强烈的爱国热情，斗志百倍，不仅要和对面的英军杀个你死我活，还要和己方的法国人一争高下。他们事后声称法军步兵想让泰塞元帅而不是比利亚达利亚斯侯爵攻克直布罗陀，没有对他们进行适当的支援。不管这一指控是否成立，英格兰之所以能有惊无险地守住直布罗陀，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两个拉丁民族相互猜疑。
这次总攻并不是针对被英军火力覆盖的道路以及道路尽头的城墙，而是针对位置更高的地方。总攻的目标是一座堡垒，它是摩尔人在14世纪甚至更早时修筑的，但建成之后经过了多次修缮。施林普顿准将在给马尔伯勒公爵的报告中称，堡垒古老的城墙非常厚，但炮击已经打开了一个“很容易攻入的”缺口。
[5]
摩尔人堡垒一旦陷落，直布罗陀攻防战就胜负已分，但攻城部队想要接近它还得先通过两道外围的防线。这两道防线都不是什么铜墙铁壁：它们由原始的石灰岩墙壁组成，上面已经被炮火打开了好几个缺口；它们在威利斯炮台所在峭壁下方的陡坡上平行而立，易守难攻。第一道防线始于守军首要前沿据点圆塔上方的高坡。第二道防线始于四炮炮台处（后称为“汉诺威炮台”）。
这两道防线所处的战场即将上演决定直布罗陀命运的肉搏战，那是一道陡峭的石灰岩碎石坡，今天上面长满了野橄榄树和灌木。法西联军的先头部队趁着夜色爬上了这片崎岖不平的战场，神不知鬼不觉地藏在了沟壑之中，直到天空露出鱼肚白。他们一得到事先定好的信号，就冲向第一道防线，居高临下向圆塔守军开火、投掷石块，夺下了圆塔。然后他们继续前进，沿着碎石坡往上爬，来到了第二道防线，这里也被他们突破，四炮炮台陷落。1500多名精选的法国和西班牙步兵乘胜前进，他们的排头兵距离直布罗陀门户摩尔人堡垒上的缺口只有40码了。 [6] 这次奇袭进行得非常顺利，下方城里的英军后备部队还在仓皇起身，在街道上集合。但费希尔上尉和17名海军陆战队士兵抵挡住了敌人，争取到了非常宝贵的几分钟时间。虽然他们最终还是寡不敌众，但这时数百名近卫步兵团和普通步兵团的士兵已经赶到；有的是从城里一路跑上来的，有的是从被火力覆盖的道路爬上来的，敌人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没有对这里进行牵制打击。第一股援军是由胡格诺派新教徒难民蒙卡中校率领的。在随后的10分钟里，三国士兵在冬季破晓的微光下相互射击、刺杀，滑落到光滑的石灰岩上，一同滚下陡坡。法国人和西班牙人最终不支。他们撤出了四炮炮台，撤出了曾经占领的防线，并撤出了占据60分钟的圆塔。约有400人死于这场厮杀。
直布罗陀再也没有陷入这般险境，但它仍旧没有脱险。泰塞元帅从法国带着一支3000名步兵的生力军赶到；几天后，施林普顿向马尔伯勒公爵报告称，守军减员到了1800人，而且他们“只有正常所需休息时间的一半都不到”，每天还因敌军炮火损失20人到40人，近卫步兵营只剩下250个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的士兵了。但泰塞元帅相信只有从海上发动进攻才能瓦解守军的抵抗。帮了英格兰大忙的大雨仍然瓢泼地下着，堑壕里水漫金山，坟地中也埋满了死尸。凡尔赛宫里的路易十四急于救自己的士兵于水火，对攻打直布罗陀已经受够了，但马德里当局仍旧不肯放松。
双方同意应该最后再努力一把。普安蒂得到了有违他意愿和判断的明确指令，要他从加的斯起航，攻打直布罗陀。但恶劣的天气再度推迟了这一海上进攻行动，这位不得志的法国海军将领在直布罗陀湾外逆风行驶，他的舰队被风浪弄得四散，当他们驶出浓雾和狂风的中心时，迎头撞上了利克的舰队，后者不顾大风和天气从里斯本卷土重来，打算一劳永逸地解救直布罗陀。
这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对抗，而是一场追击。有5艘法国三层甲板军舰在海湾外遭到突然袭击，其中1艘一炮未放就失去了战斗力，还有2艘被登船俘获，剩下2艘被赶到了岸边烧毁。那些距离战斗还远的船只则逃过马拉加，直奔土伦去了。在这场漂亮的小规模战斗中，荷兰人在利克看来表现得比英格兰人还要好，但葡萄牙人中“那些有胆量近前参战的则是帮了倒忙。一艘葡萄牙军舰将‘彭布罗克号’误认为‘利斯号’，对其进行了侧舷炮击，不过没造成什么伤害”。
又过了一个月，西班牙人坚持赖在直布罗陀城下不走，但任何胜利的希望已经化为了泡影。葡萄牙和意大利的船只可以不受拦阻地向城里运送大量补给。路易十四急不可耐地想脱身止损，泰塞元帅也匆匆忙忙地准备开拔。最终在临近4月底的时候，已经筋疲力尽的英格兰人看到敌人从堑壕里把炮拖走，敌军迅速撤退，消失在已被春天染得翠绿的北部山峦之中。自从这些山峦依次变绿以来，直布罗陀地峡荒芜的地面以及数千法西联军殒命的修罗场终于重归寂寥。5000名士兵列队撤离，在他们所走的路线上，之前至少有同等数量的士兵为避免饿死在堑壕里而开了小差。在泰塞元帅看来，西班牙国王只要能给军队提供足够的军饷、被服和食物，他还能像列祖列宗一样拥有“世界上最优秀、最能克服艰难险阻的步兵”！
西班牙人在撤退时回望，不禁悲从中来，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有多少英勇的同袍血洒于斯。那座象征着地中海霸权的直布罗陀巨岩高耸入云，已落入异邦人之手。当年摩尔人在离开伊比利亚半岛时也曾这样回望哀叹。如果说人生短如白驹过隙，那么帝国霸业又何尝不是浮生一梦。 [7]
在直布罗陀陆上保卫战中扮演首要角色的海军陆战队只是在安妮在位初期被称为英军的一个专门分支。相当了不得的是，他们很快就获得了两种伴随几代人的名声——一是以优秀、正直和谦逊的记录和品质闻名，二是在势利小人眼中没有陆军来得圆滑。1708年，查塔姆伯爵的祖父、以获得“皮特钻石”而得名的老总督皮特在马德拉斯给家里的儿子罗伯特写信时说道：
我注意到了你给我儿托马斯找的差事。我宁愿你能给他在英格兰的卫队里找个上好的差事，哪怕得花上三倍的钱，因为当海军陆战队员必须在海港里待上很长的时间，在那里可结识不了最上层的人。[ H.M.C.Fortescue （ Dropmore ），1892，p.36]
此外还有斯梯尔在1709年10月11日第79期的《闲谈者》（ Tatler ）中风趣地写道，“末席上那个老实粗犷的亲戚，是个海军陆战队上尉”以及他“善良而简单的头脑”。过去英格兰对海军陆战队的观念并没有太多改变，从安妮时期到维多利亚时期都是如此，看看当时梅瑞狄斯在《利己主义者》（ Egoist ）中是如何描述克罗斯杰父亲的服役生涯、品质和待遇的吧。
[1] P.37. Kunzel .pp.465-466，469-470，516，524-525，553-554； Parnell ，pp.79-86 and notes； Wentworth Papers （1883），p.40；Corbett，Ⅱ，pp.536-537； Leak ，I，pp.228-229.
[2] P.39. Tessé ， Mem. ，Ⅱ，p.147； Leake ，I，pp.195-197，215 and passim ； Künzel ，pp.502-503. Corbett ，Chap.XXXII； B.M.Add.MSS .5440-5441，梅休因、黑森亲王和利克之间的通信；5441，f.26，在直布罗陀最终解围后，黑森亲王写信给利克说：“公众只会且将会为许多重大而幸运的后果而感谢您一个人。”
[3] 西班牙王后说贝里克公爵是“一个英格兰的大恶魔，为人严苛，直来直去”。 Tessé ， Mém .，Ⅱ，p.137.贝里克公爵戎马一生，是詹姆士二世和阿拉贝拉·丘吉尔的私生子；他的军事才能没有愧对马尔伯勒公爵这个舅舅。
[4] P.43. Berwick ， Mémoires ，有关1704年至1705年的内容； Tessé ， Mem. ，Ⅱ，pp.136-138，154-156； Tessé ， Lettres ，pp.219-238； Noailles ，Ⅲ，pp.251-253，269-275。有关奥尔西尼王妃，塔扬迪耶夫人和莫德·克拉特韦尔的书是两本优秀的近作。
[5] 施林普顿补充道：“要是他们同时从隐秘小道、北边的堡垒以及（下面的）城墙打我们，我们应该很难将他们抵挡住。” Add.MSS. 9115，f.14.
[6] “他们爬上山来，直到四炮炮台，把那里也占领了，距离很容易进入的城墙缺口只有40步了，这可是他们面对的最后一道防线。”施林普顿致马尔伯勒公爵。 Add.MSS .9115，f.14.
[7]
P.47.有关直布罗陀围攻战，参见
Corbett
，Chap.XXXII以及
Leake
，Vol.Ⅰ。另参见
Künzel
中黑森亲王的通信以及
Add.MSS.
9773，ff.140-143；9774，ff.60-61，72，88，109，147，155，186，204，214，246；以及
Tessé
，
Mem.
和
Lettres
中泰塞元帅的通信；以及
Add.MSS
.9115，ff.14-16中施林普顿的通信；
P.R.O.
（S.P.），89，18，ff.165，171-182，239，黑森亲王等人；
Add.MSS.
5442，f.90，92-94；5441，ff.1-38，有关梅休因方面；28916，ff.149，169；28093，ff.273-274；
Fortescue
，Ⅰ，pp.446-450；
H.M.C.Portland
，Ⅳ，pp.149-150，一位英格兰工程师的信，可能是贝内特上尉；
Galway
，pp.4-5；
H.M.C.Chequers
（1900），pp.177-179；Allister Macmillan，
Malta and Gibraltar
（1915），pp.429-430；Drinkwater’s
Gibraltar
（1790），pp.9-14；Saver’s
History of Gibraltar
，pp.130-139；
Parnell
，Chap.X；Berwick’s
Mémoires
，有关1704年至1705年的内容；
Burchett
，Bk.Ⅴ，Chap.XVII；
Noailies
，Ⅲ，pp.252-253，270-277；De Ayala，
Hist.of Gib.
，translated by Bell，1845，pp.149-155；Monti，
Historia de Gibraltar
，pp.93-102，192；Montero，
ditto
，pp.290-291。蒙蒂包含了许多西班牙方面的有价值的细节，但对法国过于苛刻，而且将苏萨特下悬崖的日期弄错了。
我有幸（于1928年）在E.G.M.古德温中尉（现已晋升为上尉）的悉心引导下进行实地考察，并在直布罗陀工程师楼与戈德尼上校进行探讨。两位都对我提供了慷慨而有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