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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瑙河那场大捷后的冬天，我们英国人对新的形势进行了评估。布伦海姆战役将德意志从即将被法国征服的险境中拯救了出来；它使得路易十四及其军队的声望首次遭受沉重打击；它让英国陆军和马尔伯勒公爵名扬四海；它让本已气馁的反法同盟重整旗鼓，带着胜利的希望继续进行艰苦的战争。但战争的胜利仍然遥遥无期，开战的目标还没有达成。作为《大同盟条约》的缔约国，英格兰、荷兰和奥地利有义务将法国人逐出意大利和西属尼德兰。条约已经签订三年了，但西属尼德兰和意大利仍旧在法国人手中。
战事大臣亨利·圣约翰在1705年夏天写道：“我们希望用七年时间在佛兰德达到威廉国王开战时的局面。” [1] 后来的拉米伊战役将“七年”缩短到了“十几个月”，但在圣约翰沮丧地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没有人预料到拉米伊战役，甚至没有人敢肯定马尔伯勒公爵能够再度上沙场歼敌。因为在布伦海姆战役后的一年里，不但神圣罗马帝国军队不支持他在摩泽尔河的宏大计划，荷军众将也仍旧不许他在荷兰边境开战。
但如果说顽固不化的荷兰人和德意志人没能领教马尔伯勒公爵在布伦海姆战役中的天才表现，这在我们英国倒是造成了全面的影响。当捷报传来时，晚上“满心欢喜而辗转难眠”的人远远不止伯内特主教一个。 [2] 在庄园宅邸、农场和作坊里，那些平日只关心自己生计的乡巴佬儿都因来自多瑙河的奇闻而激动，为他们的内心世界打开了广阔的空间，回想起“亨利五世的阿金库尔战役”和“伊丽莎白女王在蒂尔伯里鼓舞士气”这样的炉边故事，并畅想国家和子孙后代不可限量的未来，就像薄雾后面的日出那样朦朦胧胧。因为英格兰对陆军偏见很深，所以不用担心它会被欧陆扩张的黩武理想或美梦所误导。但布伦海姆战役让它坚定了信任马尔伯勒公爵、赢得战争的决心。虽然党派政客对这一问题仍旧争执不下，但公众舆论的主流已经定型，女王也超越党派之争，运用强大的王权来保证全国的决心。王权和民众一致支持马尔伯勒公爵是1705年大选获胜的秘诀，这彻底粉碎了路易十四的野心。只有在1706年“奇迹年”反法同盟因拉米伊战役和都灵战役获得根本性胜利后，国内外才出现了新的形势。
一系列的大丰收又令民众对战争和戈多尔芬政府的支持锦上添花。从1702年到1708年，小麦的价格大部分时候低于每夸脱30先令，比起马尔普拉凯战役那一年（战争日益不得人心）飙升到可怕的每夸脱72先令，还不到一半。但在安妮与路易十四斗争关键的最初几年，英格兰普通民众无论是买粮食还是自己种，都能吃得饱。在那些位于山区的堂区里，只要村子共同耕地里的庄稼收成好，村舍和农场里自然仓廪充实。在那样的日子里，就连富裕的绅士都能用自己的地产养活一大家子人，约克郡的乡绅莫尔斯沃思写道：“我们现在除了糖和香料，什么都不用从市场上买，吃的喝的家里一应俱全”。 [3]
但同样是这些绅士，尽管他们看着这些年餐桌上堆满了自家土地园囿的收获，心里对丰裕的农家生活很是喜悦，但想起贱价卖掉的农产品，还是会满腹牢骚。在布伦海姆战役后的那个圣诞节，一位中部地区的乡绅写给同乡托马斯·科克的信就体现了大丰收糟糕的一面：
立法部门认为应该对每价值1英镑的土地征收4先令，但我没听说有任何举措能让地主交得起这么重的税。花掉的钱从来不见少，商品（除了外国商品）也没有变得更便宜。上好的牛肉只能卖到每磅2.25先令，羊肉每磅2先令，小麦每蒲式耳
3便士，其他所有谷物的价格也相当。由于缺少买家，这些东西都无法大量出售。牛羊被送到集市上，然后又原封不动地赶回来，如果能卖出二三蒲式耳的小麦，这就算销路好了。东西卖不掉，收税官又将本该在当地流通的一点点货币收走，这早晚会把中部各郡给毁了。
[4]
要不是马尔伯勒公爵在多瑙河取得了胜利，这些针对土地税的不满或许会在下议院造成大的影响，以至于让战事陷于停顿。其实布伦海姆战役的捷报已经救了戈多尔芬政府一命，但在1704年10月最后一周议会召开年度会议时，他们的处境仍旧严峻危险。马尔伯勒公爵、戈多尔芬和哈利“三巨头”纵有女王和国民的信任，但他们自己在议会上下两院都不占多数。内阁已经不能代表整个托利党了，而且它还没有吸收任何辉格党人来填补去年5月去职的高教会派托利党大臣所留下的位子。怎样才能扩大这一政府狭小的基础呢？和高教会派托利党的分歧是无法弥合的，而辉格党虽然赞同内阁的内外政策，但要想他们在议会予以支持，就得分给他们一官半职和女王的宠信。尽管“三巨头”百般不愿和辉格党头头分享权力，但他们也开始觉得至少有必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与此同时，各方面都在预告辉格党和高教会派托利党两大反对派将要合流。作为哈利私底下的亲信谋士，笛福警告这位大臣说，在今后召开的会议里，辉格党再也不能“用花言巧语哄骗了”，而且“两派将要一起搞掉中间派”，除非温和派政府能与这两个激进党派之一和解。“威廉时期的辉格党人想要东山再起”，商量着先得把哈利赶下议长宝座，然后再把他从大臣的位置上“弄走”，还要把戈多尔芬赶出财政部。在向主子警告了如此危险后，笛福劝他和辉格党的前任大法官萨默斯搞好关系，“大家都觉得他是个不得了的人物。和他联合，您有什么事做不成！与他为敌，两派乃至整个国家将要蒙受多大的伤害！” [5]
但有一些难处是笛福这样身处低位的人所不能体会的。安妮女王对萨默斯有着极其强烈的偏见，其实她对辉格党小集团所有领袖都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她仍旧倾向于前几任君主的观念。她认为君主选臣任人可以不拘党派，让他们自己去和议会两院讨价还价。她绝不会承认她的内阁必须是某种议会多数派的代表。有这样想法的并非只有安妮一人。认为需要根据众议院情况来调整内阁构成的观点在当时并没有被普遍接受，尽管前任国王晚期的乱局已经充分表明这很有必要，而且最终也对威廉三世的思维和行动造成了相当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马尔伯勒公爵夫人 [6] 在整个秋天为辉格党承受了双重的压力，她一方面要劝说“可怜不幸的莫利夫人”，另一方面要给仍在战场的丈夫写信。到1704年10月底会议开始之前，人在德意志的马尔伯勒公爵对其夫人的政治请求做出了回复：“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不会插手军队以外的任何事务”——当然，他这一说法并不算公允。但他在两周后屈服了，他告诉夫人：“我已经按照你所希望的，写信给财政大臣说了白金汉公爵和纽卡斯尔公爵的事。我对你都是有求必应。”在议会召开之前，哈利就已经和辉格党大佬纽卡斯尔公爵友好地通了书信，诺丁汉郡和约克郡许多市镇在大选期间都唯纽卡斯尔公爵马首是瞻，他的“身份举足轻重，定能助政府一臂之力”，而且他还不属于臭名昭著的小集团，不会被安妮所忌惮。哈利认为纽卡斯尔公爵可以成为温和的非党派政府的栋梁，他很想在女王权威的保护下成立这样一个政府。人们开始觉得高教会派托利党的白金汉公爵可能很快就要被免去王玺大臣一职，被纽卡斯尔公爵取而代之，尽管这一变动直到次年春天才成为现实。 [7]
辉格党这几年在逆境中受到了不少磨炼。他们的行动是由严密的小集团及其参谋商量决定的；辉格党的党纪尽管在威廉时期有所松弛，但在安妮时期却很是严明。因此辉格党知道要耐心等待，他们最终必将东山再起。他们没有和高教会派托利党的异见分子结盟。他们继续对政府施加压力，做出威胁，却没有真的动手。那年冬天，沃顿就宣称他“现在已将财政大臣的脑袋收入囊中”。小集团的领袖们尽管还没有领到政府的津贴，但已经能左右政策了。他们年轻的追随者罗伯特·沃波尔已经被视为下议院辉格党的“领袖”。一位同僚抱怨：“他不是一直在笑，就是一直在谈天”；但这位来自诺福克郡的乡绅嬉笑轻浮的举止掩盖了他狡猾谨慎的本性，为的是在政坛出人头地。
于是当议会召开时，哈利虽已身为首席大臣，却仍被允许占据议长席位，为的是不让更激进的托利党人控制这一职位。会议刚开始时政府并没有遭受挫败，随着会议的进行，高教会派托利党对政府和辉格党共同支持的政策大加批判，很快就让那些视赢得欧陆战争为头号政治目标的人团结到了一起。 [8]
这年冬天，高教会派的怒火都发泄到了安妮本人及其臣仆的身上，人身攻击的味道越来越浓。一份题为《论英格兰国教会表》（ the Memorial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的著名小册子将戈多尔芬和马尔伯勒公爵斥为两面三刀之徒，“他们今天的荣华富贵全靠教会的保护，他们的敷衍塞责和忘恩负义一样可耻，他们自己假惺惺地投票、讲话支持教会，同时却用津贴和官位来教唆收买别人反对它”。尽管戈多尔芬是托利党出身，但他还是被这些攻击刺激到了，对国教教士的敌意甚至比辉格党人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他看上去温文尔雅，但其实比轻佻的沃顿更加难以忍受辱骂。早在1704年9月，他就在给哈利的信中写道：“谨言慎行的神职人员几乎就像黑天鹅一样罕见。”次年9月，他又写道：“我听闻了不少教士的无礼行径，是可忍，孰不可忍，几乎就是公开造反，而且我发现丝毫没有人留意到这些，也没有任何言论或措施对其进行申斥。”我们能从字里行间看出四年后萨谢弗雷尔控告案的萌芽。 [9]
高教会派托利党对马尔伯勒公爵的深仇大恨也是从这时开始的，有关他贪财、卑鄙、通敌的传言此起彼伏，斯威夫特在几年后用他的生花之笔将这些传言镌刻在了国民的记忆上，它们相当根深蒂固，以至于19世纪伟大的辉格派历史学家麦考莱在某种意义上都上了当。萨拉在1705年5月写道：“谎言随着托利党人到处肆虐，他们的人数比我有幸认识的还多。”
（一位精明的批评者写道）他为人相当吝啬；有一天他在佛兰德骑马旅行，只套着一对亚麻绑腿布，绑腿布湿透了，不撕开的话根本脱不下来；他吩咐解绑腿布的仆人小心翼翼地沿着缝撕开，这样或许还能缝起来继续用。
真是荒唐！但还有更恶劣的，说他拼写错误百出。
这个在世上闹出不小动静的人并没有念过什么书。他不学无术，连英文都拼不对。
这位批评者告诉我们，马尔伯勒公爵将“Cardinal”拼成了“Cardonel”，有点像他的秘书卡多内尔的名字！ [10] 还有一次在1705年，剑桥大学希腊文教授乔舒亚·巴恩斯捧着他编辑的一本《阿那克里翁》来到陆军部，想献给马尔伯勒公爵，看能不能得到几个基尼的赏钱，当时剑桥大学教授都是这样希望“大人物”能给他们打赏的。
战事大臣圣约翰先生当时也在房间里，公爵大人就过来对他说：“亲爱的哈利，这儿有人来找我，跟我说什么阿那克里翁，我对克里翁一无所知，但克瑞里是《俄狄浦斯王》戏里的角色，麻烦您来跟他聊吧。”圣约翰先生说公爵大人一个子儿都没有给那个人，但他想让圣约翰自己来出这个钱。
我们英国人让这样一个没听说过阿那克里翁、把亚麻绑腿布沿缝撕成条的人来统率三军，说起来还真挺丢人的。但国家正在打仗，用人就不能挑肥拣瘦。按我们今天的话说，那些最热衷于传播这种卑劣传言的绅士属于“失败主义者”。在布伦海姆战役的捷报传来后，这场战役的确打死、俘虏了不少敌人，但这对法国国王来说也只是九牛一毛。 [11]
马尔伯勒公爵一生只对一个人敞开心扉，她可以提供一些片面却丰富的史料，我们或许能拿来和马尔伯勒公爵的政敌们在咖啡馆里的街谈巷议做些对比。奥尔索普庄园的档案室里存放着两份文件，是马尔伯勒公爵夫人萨拉在她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月所写的，她当时已经是一个84岁的老妪，行将枯萎的内心仍有一处柔软的地方，保存着她对去世20余年的丈夫的鲜活记忆：
我把以前从没读过的利迪亚特的（马尔伯勒公爵）传记拿来读了……它开头是艾迪生先生真诚而优美的诗句……一切真实再现了已故的马尔伯勒公爵，以至于我一边读，泪水一边滴在纸上。但他在献词中说了很多有关现任马尔伯勒公爵的话，说他在方方面面都与外祖父大相径庭，这让我感到很不舒服。（1744年10月4日，致马利特先生）
马尔伯勒公爵从不爱慕华而不实的东西，所以在身居高位多年之后，他留下了庞大的家产，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他长命，还从不乱花钱；而且多年以来，投资的收益都有百分之六。他曾经在毫无必要的情况下对我郑重发誓，说他在安妮女王在位期间大受宠信时，从来没有向任何人出售任何职位、头衔或别的什么东西。他生性好怜悯人，会自掏腰包接济一些贫困的故旧，哪怕他们意见不合。他在国外时还会让我支付一些津贴给别人，而且要留下接收者的信件作为凭据。
他为人非常温和（她补充道），一点也不会矫揉造作，即便不修边幅，也英俊得宛若天使。
马尔伯勒公爵不是什么学究，而且他坦承自己有关英格兰的历史知识都是看莎士比亚戏剧得来的，这赢得了他那位饱读诗书的后裔温斯顿·丘吉尔的尊敬。萨拉念过的书并不比他多：在其夫罢帅之后，愤愤不平的辉格党人将托利党对他的不公对待与贝利萨留斯所遭遇的忘恩负义相提并论，萨拉就去问伯内特，这位伟人是何许人也，他又为何失势。伯内特主教像往常一样机智，张口就说贝利萨留斯在民众中失宠的原因之一，就是他的“老婆是个悍妇”。
当议会在11月和12月初召开时，马尔伯勒公爵正在国外。他已经完成了1704年始于多瑙河、终于摩泽尔河
的战事，不顾自己头痛、身体欠佳，一连好几个星期每天骑马驾车在德意志泥泞的道路上行驶15个钟头，纵横超过1000英里，完成他每年冬天的必修课，劝说那些不好伺候的诸侯再次借出所部人马，以进行明年的战事。
[12]
尽管布伦海姆大捷很有说服力，令人仰慕，但大家还是希望马尔伯勒公爵能亲自来现身说法。所以他在回来接受国人道谢之前，必须长途跋涉去一趟柏林。
柏林拥有打开意大利局面的关键之匙，而且只有马尔伯勒公爵才打得开。驻萨伏伊宫廷的英格兰使节理查德·希尔请求他救援都灵免遭法国占领。的确，自从去年夏天以来“意大利诸侯对马尔伯勒公爵的到来深感恐惧，尤其是罗马教廷”；的确，布伦海姆的捷报和英格兰舰队的巡航令热那亚当局大为震动，转而对英格兰商船采取友好姿态。但只要萨伏伊—皮埃蒙特的最后抵抗被法国人击垮，这些利好表象就会很快烟消云散。而且在希尔看来，除非英格兰出手相助，否则这种情况就注定会发生。他写信给马尔伯勒公爵说：“我们在皮埃蒙特没有足够的士兵来驻守都灵。”神圣罗马皇帝约瑟夫一世的信件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因为他坚决不肯妥协，导致国内的匈牙利起义愈演愈烈，因此他无法再向意大利派出奥地利军队。他转而叫马尔伯勒公爵到别处搬兵，以解救盟国萨伏伊。难道就不能说服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再借8000人给英格兰，在早春时节派到波河河谷吗？
但让普鲁士伸出援手是有一定难度的。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在普鲁士东部边境外虎视眈眈，麾下军队连战连胜，他本人又捉摸不定，这让腓特烈一世一直寝食难安。腓特烈一世讨厌约瑟夫和奥地利人；他还曾向荷兰主张荷兰前执政威廉三世的遗产继承权，因而与荷兰政府交恶了两年多。虽然柏林方面反感荷兰和奥地利，但他们对英格兰倒是非常友善。腓特烈一世曾经打算将英格兰的《公祷书》翻译成德文并做适当修改，作为其治下的礼拜用书，希望以此来团结路德派和加尔文派的臣民。普鲁士军队在布伦海姆战役中一战成名，极大地增强了柏林宫廷的军威；就连向来深谋远虑的马尔伯勒公爵都在多瑙河战事的百忙之中抽空“多次给普鲁士国王写信，极尽恭维之能事”。
于是在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马尔伯勒公爵风尘仆仆地到达柏林，受到了当世无双的礼遇。短短几天，马尔伯勒公爵就平息了腓特烈一世对荷兰人的怒气，打消了他对瑞典的恐惧，并达成协议，让8000名普鲁士士兵跨过阿尔卑斯山，支付30万克朗作为那一年的军费。马尔伯勒公爵通过这场冬天不辞艰险地访问柏林之旅，在1705年解都灵于倒悬，又为次年将法国人赶出意大利做好了准备。
他在回国途中路过了汉诺威的宫廷，去未来的国君那里烧一烧冷灶总没有错。他在荷兰上船，还带着被俘的塔拉尔元帅同行，并于1704年12月14日抵达英格兰，这时议会正开到关键阶段，对高教会派托利党很是不利。他曾在汉诺威写道：“我发现只有狂热和成功才能保护我不被奸党所害。” [13]
是年冬天，这位布伦海姆战役的胜利者在夫人的协助下缔结了一项私人协定，进一步巩固了他间于辉格党和托利党的政治地位。他的两个女儿已经分别嫁给了桑德兰伯爵和戈多尔芬的儿子；现在轮到了他最宠爱的小女儿玛丽·丘吉尔小姐。传统说法认为她曾经倾心于一位普通乡绅，但在那个年代，就算是“大人物”最宠爱的女儿，在终身大事上也不见得有比公主们更大的自主权。1705年3月，在马尔伯勒公爵出征进行春季战事之前，玛丽·丘吉尔嫁给了约翰·蒙塔古，其父拉尔夫不久被封为第一代蒙塔古公爵。拉尔夫是个机智的无赖，于公于私终复辟一代都是最差劲的，但他的家产丰厚，这使他成为独立于党派的一股政治势力。尽管丘吉尔家族连向安妮请求联姻所需的赏赐都不敢，但马尔伯勒公爵和拉尔夫都认为两家结为秦晋之好有好处。这对小夫妻的婚姻似乎一直都还算幸福。约翰·蒙塔古在1709年袭公爵爵位，他是个讨人喜爱的万金油，除了岳母萨拉将他描绘成一个傻瓜之外，几乎所有人都喜欢他。今天北安普顿郡的人还记得他栽种了一些壮观的林荫树木，而且和他寡廉鲜耻的老父亲一样，他也赞助了不少优秀的艺术家。他继承了伦敦最好的现代市内宅邸，“建筑威严，花园奇特”——位于蒙塔古楼，即今天的大英博物馆所在地。而他父亲在威廉时期修建的鲍顿庄园（位于凯特林附近）是当时英格兰乡村最好的法式建筑，房间里挂着精美的法国挂毯作为装饰，可与雷恩爵士在汉普顿宫设计的房间相媲美。人们希望这些奢华的物质条件和一位和蔼可亲的丈夫足以慰藉美丽的玛丽·丘吉尔；她在画像里被一群侍从簇拥着，从她的外表看，这桩豪门婚姻似乎还算过得去。 [14]
当1704年至1705年冬天的议会会期开始时，戈多尔芬政府的命运还在未定之天。它在上下两院都不占多数席位，还很容易遭到辉格党和高教会派托利党两方面的攻击；只有仗着布伦海姆大捷的余威和女王的宠信，它才显得比较强势。有人说服安妮积极地助臣子们一臂之力。她在对议会讲话时告诫他们要“在国内团结一心”，因为“除了希望我们同室操戈外，没有别的什么可以激励敌人了。因此你们应该考虑不要给这些企图一点可乘之机。我希望在你们这些最应该增进公众福祉的人中间不要有什么纷争”。安妮已经对《偶奉国教法案》没有了任何热情，因为她除了战争没空想别的事情，而高教会派托利党对于他们最喜爱的措施一再受挫深感懊恼，以至于完全没有考虑战争的事。这些效忠分子两年前还在为秉承相同信念的安妮成功登基而欣喜若狂，如今他们就和安妮彻底分道扬镳了。
为了进一步维护她的大臣，安妮在这一议会会期里恢复了查理二世的一项旧习惯。她以非正式的身份出席了上议院最重要的辩论。“快活王”查理觉得，观看沙夫茨伯里伯爵一边谴责女王的政策，一边用谨慎的余光盯着背对火炉、“微服私访”的女王的脸色，这一场景“堪比一出好戏”。安妮就座于同一位置，如果说她没有从辩论中获得那么大的愉悦，那么她也从辩论中学到了不少东西。她的所见所闻令她对诺丁汉伯爵和昔日的高教会派托利党盟友愈加愤怒，而辉格党头头们趁机当着女王的面维护诸位大臣，想要以此来缓和安妮对他们的偏见。女王陛下的驾临让不少人蜂拥申请来上议院旁听，以至于上议院下令：
女王陛下的首席测量师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立刻主持在上议院大门上方建一条带有四条长凳的旁听席工程。 [15]
在上议院的请求下，雷恩还着手进行了另一项工程，这一工程与历史学家尤为有关。他将伦敦塔的房间整修干净，使它们适合用于存放国家档案。上议院的一个委员会发现，在白塔和凯撒礼拜堂的衬铅屋顶下，金雀花王朝和都铎王朝“堆积如山的破损档案”正在“大批大批地”腐坏。
当雷恩忙着给“古代的记事年史”准备栖身之所时，另一位伦敦塔常客很有可能来探过班，他就是铸币局局长艾萨克·牛顿；英格兰大地真是“一时多少豪杰”。
与此同时，托马斯·赖默正在公款的支持下编辑第一部中世纪国务文件汇编；卷帙浩繁的《条约、协议、公文及所有一般官方文件集》年复一年地出版，从1704年一直出到了1714年。英格兰历史档案的系统性出版由此拉开序幕，并为18世纪伟大的古文物研究运动铺平了道路。 [16]
但正当安妮观看“大人物们”在上议院“无敌舰队之役”挂毯的围绕下开会时，圣斯蒂芬礼拜堂里发生了这次会期最为关键的一幕。虽然当时只有那些比较不重要的政治领导人才会成为下议院议员，但只有他们才能投票决定是否为战争进行征税。在最后一次会期行将结束时，诺丁汉伯爵和其他高教会派托利党人士愤怒地说，下回下议院将把《偶奉国教法案》“附加”到其他法案里。 [17] 该法案旨在消除不从国教者和辉格党在市政府和议会选举中的影响，它已经连续两个会期在托利党控制的下议院高票通过后却在上议院败下阵来。它已经成了党派立场的试金石。土地税是战争的财政支柱，托利党希望将这一法案附加到土地税法案里，这样上议院就不得不通过了。在1704年秋天议会召开之前，代表牛津大学的议员威廉·布罗姆利在喷泉旅馆组织了一系列托利党会议。借着10月出产的麦芽酒的酒兴，这些猎狐者决定采取附加法案的策略，这必然能让大学教师和教士们满意，但女王和整个国家可能就不会那么赞成了。提出这项策略的人声称，如果上议院不得不在“通过《偶奉国教法案》”和“否决战争税”之间做出选择的话，他们就会把《土地税法案》和《偶奉国教法案》连带一起通过。但情况绝不是这么一目了然的。因为上议院议员已经不分党派地宣布“附加法案”这种做法有违宪法，而且为了维护自己的集体特权，上议院也可以像那些附加法案派一样罔顾国家利益。
会期一开始，布罗姆利就提出动议，将《偶奉国教法案》附加到《土地税法案》里，爱德华·西摩爵士和约翰·帕金顿爵士表示支持，后者是一位来自伍斯特郡的准男爵，他因与当地辉格党主教劳埃德的争论而闻名。但除了他们以外，附加法案派的表决名单上就没有什么有头有脸的人物了。在这一问题上，托利党的温和派以及担任大臣的人与辉格党联手，壮大了反对附加法案的阵营，包括国务大臣赫奇斯先生、战事大臣亨利·圣约翰、西蒙·哈考特爵士、代表剑桥大学的议员亨利·博伊尔以及哈利家族和戈多尔芬家族的小儿子们。“火蜥蜴”卡茨这员勇将是托利党人，他告诉下议院，附加法案会毁掉主要的战争税源，“将让法国国王获得重大的战果，几乎和我们在布伦海姆战役中从他那里获得的战果相当”。在这一关键的表决中，该法案以251票对134票落败。
全国上下对这一结果欢欣鼓舞，以至于表决名单被一反常态地公布出来，受到详细的审查。各党派拥护战争的爱国人士都把附加法案派的名字一一记录下来，好在下次大选中拿出来谴责一番。马尔伯勒公爵写信给戈多尔芬说，既然附加法案派这么不留情面，那么按照战争的规矩，我们也不用给他们留什么情面；而戈多尔芬也写信给马尔伯勒公爵夫人萨拉说：“我绝不会认为那些投票支持附加法案的人适合继续担任现有的职务。”
作为回应，附加法案派称那些拒绝支持布罗姆利动议的托利党人为“卑鄙之徒”。第二年4月“卑鄙之徒”和附加法案派一起参加选举，他们仇恨起对方来比仇恨辉格党还厉害——辉格党就坐收渔翁之利了。
研究一下那份表决名单就能发现，从东北的切维厄特丘陵到西南的兰兹角，托利党的基层彻底分裂了。康沃尔郡各市镇的40名托利党议员差不多按照戈多尔芬和西摩在当地的势力范围分成两拨，反对附加法案的是微弱多数。由于担任神职的大学教师对布罗姆利施压，牛津郡的托利党议员最先提出了附加法案的政策，它成了少数几个坚决支持附加法案的郡之一。次年春天有一首选举歌谣是这样唱的：
仔细瞧瞧印出来的附加法案派名单，
认真数一数都有些什么议员上了榜，
我发现多数郡都有人入选，
但牛津郡绝对是一马当先。
九个议员都支持附加法案；要是再多些，
要是他们的人数比得上他们斗志的坚决，
我们现在就会陷入可怕的危险，
同盟崩溃四散，国家分崩瓦解。
但这是否符合他们忠顺的从前，
当女王在去往巴斯旅程的中间，
一帮文人滔滔不绝将她捧上天？
或者我们可以想这能否对得起，
她赐什一税和初年圣俸的恩情？
除非国教牧师们懂得知恩图报，
他们最大的施主就要失足跌倒；
她为了他们敞开国库把财宝掏，
他们却对她一毛不拔捂紧腰包。
在附加法案失败后，下议院的托利党投票一致通过了稍加修改的《偶奉国教法案》。但上议院主要为了让列席聆听的安妮了解情况，对这一法案进行了一番辩论，理所当然地将其否决。马尔伯勒公爵和戈多尔芬在连续三个会期成功挫败此类法案之后，首次敢于公开投了反对票。 [18]
附加法案在下议院受挫的第二天，与伦敦交易所的“金融势力”关系密切的著名不从国教派牧师丹尼尔·威廉斯写信给哈利表示祝贺，后者的家世与清教运动有联系，这有利于他暗中在辉格党和托利党的战争支持者之间穿针引线。
在争取奠定新教继承一事上，神给你的荣耀超过了其他任何人（丹尼尔·威廉斯说的是哈利在1701年通过《王位继承法》中的作用）。针对偶奉国教的法案有破坏新教继承、对付现政府和教会最优秀人士的倾向和意图。不仅如此，如果你看到了昨晚我们股市动荡的样子，你就知道这帮凶狠的人一旦得逞，就会让我们陷入怎样的危机。 [19]
笛福向哈利汇报了他在英格兰各地的旅程，向他的主公提供了有关英格兰舆论和利益关切的信息，比高教会派托利党或辉格党首领得到的情报都更为广泛。可惜哈利不修言辞笔墨，在同僚中神秘兮兮的，并不是一位善于影响他人的领导，比起精明的圣约翰，他在公开的政治上显得落于下风。因为其实真正了解英格兰人的不是圣约翰，而是哈利。他有着威廉·皮特对于真正平实英格兰的愿景，这是那些钩心斗角的政治家和炙手可热的官迷所不具备的。但他没有威廉·皮特那种能传达自己愿景的能力。他知道国家团结的必要，也知道党派、迫害和仇恨口号是徒劳无益的。这使得他不适合在民众面前替辉格党或托利党代言，但只要耐心地埋头苦干，他可以帮助马尔伯勒公爵和戈多尔芬继续执政，直到他们打败法国人。
目前圣约翰正担任战事大臣为国效力，他仍旧在信中称呼哈利为“亲爱的师傅”，但他已经注定会在安妮在位的末期重拾高教会派托利党辩手之位，之后还会给老王位觊觎者当六个月的秘书。在这一无可挽回的愚蠢举动之后，这位博林布罗克子爵悔之晚矣，只能晚年用笔来传播哈利有关国家和解的福音，不知不觉地改信了对手的观点。欣赏圣约翰《爱国者君主》（ Patriot King ）的人并不总能发现其中的理念其实是哈利的，而圣约翰正是在反对这种理念中度过了他政治生命最出彩的岁月。只要跟随戈多尔芬、马尔伯勒公爵和哈利这“三巨头”的引导，安妮女王就是圣约翰后来所梦想的“爱国者君主”，一个超越党派和贵族集团的新教君主，只要符合国家利益，不拘辉格党或托利党自由选任大臣。这并不是英国政治的最终形式，英国政治其实是君主居于幕后，沿着党派内阁的路径发展而来的。但圣约翰的梦想一度成为现实；它获得最大的成功并不是在丧失北美殖民地的乔治三世在位初年，而是在赢得大战的安妮在位初年。
附加法案在11月底的惨败是此次会期真正的危急时刻，但随后现政府仍然没有摆脱危险和困难，它就像一只足球，被两队粗野而愤怒的球员踢来踢去。随着会议的进行，戈多尔芬与辉格党小集团的大佬们达成了比以往更深的谅解，现政府这只皮球也就越来越被辉格党控制在脚下。在最近几个月里，苏格兰事务完全脱离了戈多尔芬的控制，陷入极度危险的境地，上议院对此进行辩论，投票对这位财政大臣的苏格兰政策进行谴责似乎不可避免了，这时沃顿跑到戈多尔芬所站的席位，他们俩耳语一番后相互做了保证，“整场辩论就被转向别的地方了”。同样，当下议院的辉格党人威胁要和附加法案派一道要求汉诺威选帝侯夫人索菲亚作为未来王储移居英格兰时——这在安妮时期一向是反对党最喜欢玩的手段——戈多尔芬就请小集团的大佬们管好他们在下议院的走狗，因为任何类似的提议都会让女王感到非常不舒服。 [20]
政府用类似的手段挫败了“职位法案”。高教会派托利党相信附加法案是被拥有或谋求官职的人所打败的，认为食君之禄者都应该从下议院中被排除出去。 [21] 和历来的反对党一样，辉格党人当时还没有一官半职，自然跃跃欲试地想投票支持这一受民众欢迎的法案，彻底修理“唯利是图的议会”。但沃波尔受人指点，替那些反对“职位法案”的人说话，动员了刚刚够数的辉格党人投票支持政府的意见，以6票的优势击败了附加法案派的“职位法案”。假如这一法案成为法律，不仅戈多尔芬政府要垮台，英格兰政治的发展也会意外地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轨道，因为下议院将丧失一切和大臣直接沟通的渠道。要是只有上议院能够为大臣提供席位，英格兰的政治必将变得更加贵族化，不承担行政责任的下议院和出身贵胄的行政官员之间的冲突将对政府的稳定和效率越来越有害。 [22]
与此同时，上议院在辉格党的引导下，正在对海军当局进行旷日持久的调查。这项调查的政治目标有二：一是通过审查海军将领鲁克当年在直布罗陀战役和马拉加战役中的举措（推崇鲁克的高教会派托利党愚蠢地把这些事情和马尔伯勒公爵在布伦海姆战役的功绩相媲美），从而抹杀他的荣耀；二是败坏托利党人把持的海军部的名声，主持海军部工作的是马尔伯勒公爵的弟弟、比他更像托利党人的乔治·丘吉尔。除了充当辉格党向政府施压的政治手段，这项调查并没有得出太多的结果，倒是有关直布罗陀战役和海军状况的史料被整理了出来，对后世的历史学家非常有用。
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称，尽管采取了入伍津贴、抓壮丁等办法，皇家海军征募水手仍存在困难，这是因为商船开出的工资水平更高。海军局的管理被指存在瑕疵，海军的债务在两年内涨了125万英镑，与政府其他部门相对较低的债务水平相比，高得完全不成比例。以上就是上议院调查委员会指出的问题，但他们却没怎么提出积极的改正方案。 [23] 他们提议的节流办法是将供应每名普通水手的啤酒从每天1加仑改为每天3夸脱，但根据报告也只能省下21000英镑，而且“会影响海员的士气”。 [24]
党派斗争的乱象最后终于到达顶点，艾尔斯伯里发生了著名的阿什比诉怀特案，引发了上下两院之间的冲突，令此次会期戛然而止。一个鞋匠的投票居然能动摇国家、令一届议会解散，现代读者可能会觉得这场因一点小事引起的重大争论在社会、政治以及法律方面的问题很有趣，并能从中学一点儿东西。
在维多利亚时期，审理选举申诉案件的权力被恰逢其时地移交给了法官和法院。但在斯图亚特时期，审判指控选举舞弊造假是下议院最为看重的特权之一。的确，只要国王可以随意任免法官，让斯克罗格斯或杰弗里斯这样的酷吏来主持选举申诉案，就会危及议会的自由。在“光荣革命”之后，法院值得怀疑的地方比以前更少了，但下议院仍旧死死抓住这项古老特权不放，而且还恬不知耻地滥用。当新一届议会召开后，立刻就会有两次考验来看看到底是辉格党还是托利党占多数，一是选举新一任议长，二是投票表决第一批选举申诉案件。没有人会假装认为正义已经得到了伸张。西南地区托利党的资深领导人爱德华·西摩爵士曾在议会中宣称：“议长先生，假如主决定认真计较我们在选举问题上所干的好事，愿他怜悯我们。”1702年大选后，占多数的托利党的所作所为就是严重的党同伐异；在下一届的1705年议会中，占多数的托利党执政派和辉格党也注定好不到哪里去，正如伯内特本人所承认的，“大多数起争议的选举案件结果都对辉格党有利。在辉格党输掉的少数案件里，大部分更多是因为私人恩怨，而不是因为对方更强大”。 [25]
这种处理选举申诉的制度让选举官有了枉法之机。如果他们认为所在的党派足够强大，有可能在新一届下议院中胜出，那么有的选举官就会变得肆无忌惮。1700年大选期间艾尔斯伯里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当时镇长怀特以及其他几位托利党治安官在选民登记册上划掉了好几个有投票资格的辉格党人，包括一个名叫阿什比的鞋匠。
这样的事情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也没有什么人提出异议。但艾尔斯伯里是白金汉郡下面的一个选区，百折不挠的辉格党组织者沃顿勋爵正在那一带经营势力。他撺掇阿什比状告怀特非法剥夺了他的投票权。爱德华·西摩爵士在下议院说道：“要是没有贵人相助，我不相信艾尔斯伯里的一个鞋匠有足够的能耐或财力。”对此，哈廷顿勋爵回答道：“我认为一个鞋匠的权利应该和其他任何人一样受到重视，这正是英格兰政治的福祉所在。” [26]
在这些显赫政要的支持下，阿什比向巡回法庭提出起诉，并且胜诉了。巡回法庭判定在选民登记册上恢复他的名字。但托利党和下议院否认任何法院在任何选举问题上拥有管辖权。怀特镇长得到了英格兰全体托利党人的支持，而所有辉格党人则支持鞋匠阿什比，在长达四年的马拉松式的诉讼中，两人采取的行动都是相互敌对的“大人物”集团授意的。
怀特向王座法庭提起上诉，要求宣布巡回法庭的审判无效，理由是只有下议院有权判断涉及选举权主张的官司。王座法庭的四名法官中有三人支持怀特、下议院和托利党；但首席大法官霍尔特的意见倾向于阿什比、巡回法庭和辉格党的说法。霍尔特陈述的理由如下：他承认选举申诉是下议院的正当事务，没有法院可以干涉；但一个人的投票权是他财产权利的一部分，如果遭到剥夺，他必须能在普通法庭上获得救济。霍尔特认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一个被非法剥夺投票权的人如何才能在没有选举申诉的情况下得到纠正呢？如果他不能在巡回法庭提出诉讼，他的案件将无法送到下议院，他也将无处申冤。霍尔特还是太过小心，没有说出世人都心知肚明的话，即下议院在选举案件上很少依照证据秉公审理。
可以反驳霍尔特首席大法官的意见是：选举申诉案件只归下议院管辖，这是不可否认的，而它又常常涉及个人投票权的问题。因此原被告双方应该对簿公堂，而且这个公堂只能是下议院。阿什比诉怀特案的确是一个精彩的案例，法学家至今仍意见不一，但他们不会像安妮时期那样按照党派划分意见了。
下一阶段官司的后果就更为严重，阿什比及其辉格党支持者在王座法庭败诉，但由于首席大法官公开支持他们，他们就将案件上诉到上议院这一最高上诉法院。那是在布伦海姆战役之前的冬天，距离阿什比遭遇侵权已经过了三年。按照惯例，上议院全体贵族都可以就司法问题投票表决——不像我们现在比较严谨，只有上议院常任上诉法官可以投票。辉格党在上议院通常只是少数，但这次有许多托利党贵族加入了进来，他们认为需要捍卫上议院的管辖权，抑制下议院的侵犯。上下两院之间的猜忌常常比党派情感本身更为强烈。因此上议院支持霍尔特的意见，他三位博学的兄弟的意见则以55票对16票被否决，如此压倒性的多数通常都是用来对付辉格党的。
这一决议引发了两院之间的尖锐矛盾，其中托利党和下议院真正的不满在于，上议院这个国家最高法院在本案中只谋求一党之私，它更像是同情辉格党的政治大会，它整体上是和下议院对着干的。 [27] 在这种情况下，下议院自然只能坚持其立场，所依据的理由有些莫名其妙，即议会的特权并非源于普通法，而是具有独立的来源，这让他们可以免予上议院这一上诉法庭的管辖。就这样，一个鞋匠的投票权成了法哲学中最微妙的问题以及国家政治中最激烈斗争的中心。
下议院一听说上议院决议支持阿什比，立刻群情激愤。议员大人们宣称上议院滥用司法权力，企图消灭下议院的特权。作为回应，上议院将他们的决议以及相关依据公之于世，诉诸当时普遍支持他们的公众舆论。下议院在选举案件中的不公已经尽人皆知，国民更希望他们的选举权能受到普通法庭的保护，那里的政治偏见自“光荣革命”以来还不是那么严重。
1704年4月，到此次会期结束时，这一事件仍在持续。在接下来的冬天里，它演变成了最终的危机。受到阿什比案在上议院胜诉的鼓舞，沃顿安排艾尔斯伯里另外五名普通镇民效法先例。这些人的投票权都被怀特剥夺了，他们依据上议院所宣布的权利，像阿什比一样将怀特告到了法庭。
下议院听闻此事后气不打一处来。他们没有动过阿什比，却把这五名新的原告传唤到了议院审判地，投票判定他们侵犯特权罪成立，并根据议长哈利（他私底下一定觉得这整件事情非常不幸）签发的逮捕令将他们关押起来。这五名囚犯中有三个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他们可能会觉得比起活在艾尔斯伯里的贫民窟里，在纽盖特监狱坐牢简直就是享受：他们像伦敦市政官一样，在伦敦最丰盛的餐桌上狼吞虎咽，而一辆辆六座马车载着前来探监的辉格党显贵，把路都给堵了，他们是来给这些新科选举权斗士加油鼓劲的，为了这项事业，当年汉普登可是牺牲在了战场，而西德尼也被押上了断头台。下议院得知了这些礼遇，便将这几个囚犯转出纽盖特监狱，改由议会警卫官直接看管。
随后王座法庭提交了“解交审查令”的申请，要求释放这五人。他们的理由是，这五名囚犯只是提出诉讼，这在阿什比案中上议院作为最终上诉法庭已经许可了，因此他们并没有触犯任何法律。这一说法或许有几分道理，但下议院以同等的法律事实做出回应，称下议院所逮捕的侵犯特权嫌犯，法院是无权予以释放的。王座法庭再次判下议院胜诉，而首席大法官霍尔特再度持反对意见。
最终的危机到来了。辉格党提出复审令，要求将案件提交到上议院。上议院请求女王批准复审令。如果女王批准将案件提交上议院，他们无疑就会宣布释放这些囚犯，而下议院肯定不会同意放人。上下两院将公开地针锋相对。这出闹剧可能就会引发全国性的悲剧。但如果女王驳回了复审令，则会引起上议院议员的不满，许多普通民众也会认为她断送了他们争取公道和保护、免受下议院迫害的途径。
幸运的是，进退两难的女王看到了第三条出路。在圣诞节之前，下议院已经投票通过了1705年的支出。因此她宣布议会在3月14日暂停，结束了这次充满风波的会期。三个星期后，她解散了议会，希望下一次大选能解决这一问题以及许多其他问题，在新一届议会里，两院之间、议会与大臣之间能够更好地相处。
议会一解散，五名艾尔斯伯里镇民就应当自动恢复自由了，因为下议院没有主张在两个会期之间关押犯人的权力。新一届议会召开后，两院都不想旧事重提。某种程度上问题也就一直悬而未决，因为下议院并没有承认法院有权保护人民的选举权利，上议院也没有承认下议院有权关押艾尔斯伯里的居民。但其实下议院输掉了前者，却赢得了后者。因为艾尔斯伯里的五名居民根据法庭判决赢回了投票权，但下议院一直将他们关押到了会期结束。不管是国民的自由还是下议院的特权，都没有受到任何严重的损害。 [28]
依照《议会三年任期法》，大选将在夏天举行，英格兰全境自新年以来就躁动不安。
早在1月，“一些附近的绅士想要”在德比郡议员托马斯·科克外出履行议员职责时到他茂盛的森林里打猎，“在选举的氛围下，申请狩猎的绅士没有遭到拒绝的”。在3月，大量的小册子像冰雹一样砸来，试图影响选情。从4月5日议会解散一直到投票开始，全国上下充斥着激烈的政治煽动达两个月之久。当时举行政治集会、发表群众演说还不是很常见；但农村和集市里忙的都是各式各样的拉票、贿选和施加压力的活动。 [29]
在大臣的诱导下，安妮准备对辉格党做出少许但重要的让步，以击败附加法案派，这些让步足以让她忠心的臣民在投票时心里有数，并且可以让托利党温和派用女王陛下的名义来对付高教会派的候选人，和他们在上次大选时对付低教会派的手段一样。于是在4月，若干郡最高治安长官以及次要政府职位从高教会派托利党手中被夺走，并给了更加倾向辉格党的人，而辉格党人纽卡斯尔公爵则依照哈利之前就定好的计划，取代詹姆士党人白金汉公爵出任王玺大臣。安妮不愿意走得更远，但戈多尔芬和辉格党小集团已经有了约定，如果大选进展顺利，辉格党人就要取代赖特担任掌玺大臣。附加法案派在小册子
和平时的言论里对女王进行攻击，让民众确信女王是和他们对着干的，在安妮时期的历次大选中，这种印象对任何党派都是致命伤。
[30]
即便是住在平静乡村里的绅士，政治在他们的友谊、争吵和娱乐活动中都占有重要的位置，在选举期间尤其如此。在大多数郡里，托利党乡绅都多于辉格党，但辉格党的势力几乎在任何地方都非常厉害。正如弗尼所抱怨的，在赛马场上“辉格党人的马最好，因为他们掌握了所有的钱”，而沃顿在赛场上争胜的那股劲几乎和选举相当。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托利党内“附加法案派”和“卑鄙之徒”的公开分裂势必让辉格党在选举中获得相当大的胜利。 [31]
附加法案派及其盟友的政策是闭口不谈战争，而向全国疾呼“教会危矣”。托利党执政派和辉格党则试图在战争备受关注的当口，将话题转向战争。问题是在那些有选举权的选区把持者、四十先令土地完全保有人和市政法团里，这两股强大的力量——对国教会的感情和战争激发的爱国主义——哪个更占上风？
约翰·帕金顿爵士在他前头安排了一条横幅，画着一座摇摇欲坠的教堂，上书“为了女王、教会和帕金顿”。他们一行人沿着伍斯特的前门大街前进，与（辉格党）主教的马车迎头遇上，车里载着一位前去给辉格党候选人沃尔什上尉投票的不从国教者教士，但马一看到教堂掉头就跑，掀翻并弄坏了马车，让这位牧师破了相，帕金顿的支持者啧啧惊叹，主教的马就应该对教会感到敬畏。
在切斯特，辉格党的选民们高喊“打倒教会”，而且“当60名教士在教长的带领下前去投票时，他们说地狱挣脱了束缚，这帮人就是魔鬼的爪牙！”于是他们动手打破了主教堂的窗户。
在这些国教会能和对手势均力敌的地方，高教会派托利党往往能取得胜利。但很多郡、选区和选区把持者主要考虑的是战争。人数众多的米德尔塞克斯选区把两个附加法案派选了下去，让两名辉格党人当选议员：新科议员和那些选他们的自由地产保有人队伍从举行投票的布伦特福德出发凯旋，有的骑马，有的乘船，沿着伦敦的街道和河流游行，高喊“不要詹姆士党人”“不要法国式的政府”“不穿法国农奴的木屐”。伦敦民众满怀深情地围观游行；伦敦城选出了四名辉格党人，而威斯敏斯特把一个曾经投票支持附加法案的议员选了下去。 [32]
在考文垂，高教会派托利党的候选人率人制服了治安官，控制了镇公所，在长达三天的选举期间不许任何人入内。一些勇敢的辉格党人试图闯进来投票，被打倒在地，拽着头发拖走，或者被打晕抬出去，不管死活。但通过这种手段当选的议员被下议院表决罢免。在威尔特郡的选区，失利的托利党人抱怨对手贿选；马尔伯勒镇“变得和其他地方一样腐败”，而贝德温的选民“一片哗然，每人可以领到6个英镑”，这笔钱辉格党是完全出得起的。有人注意到辉格党虽然信奉和平主义，但他们几乎在所有地方都投票给了支持战争的党派，而不是选择高教会派狂热分子温柔的怜悯。只有在像多塞特那样的地方，乡村教士非常“温和”，以至于不从国教者“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因此不会在政治上积极动员。 [33]
在剑桥，辉格党和托利党执政派得到了各学院院长的支持，包括有权势却不受欢迎的本特利以及爱讲排场的剑桥大学校监、趾高气扬的萨默塞特公爵。这些头头脑脑想在即将举行的大选中扳倒高教会派托利党，充分利用了4月5日女王来访的机会，安妮被安排在三一学院院长府邸下榻，在学院餐厅隆重用餐。他们还趁机向辉格党小集团大佬桑德兰伯爵、奥福德伯爵和沃顿颁发荣誉学位，同时安妮授予了铸币局局长艾萨克·牛顿爵士爵位，后者是剑桥大学的辉格党候选人，曾经当过代表剑桥大学的下议院议员。但高教会派人士并没有被吓倒。在下个月的选举中，他们轻蔑地称牛顿为“一位刚刚受封的爵士”，而且根据辉格党伊利主教的说法，“看着一百多个年轻学子受人怂恿，像小学生和门卫一样跟风，冲着两位竞选的杰出绅士高喊‘不要宗教狂热分子’‘不要偶奉国教’，着实令人羞耻”。这两位“杰出绅士”是牛顿本人和戈多尔芬之子弗朗西斯，他们惨败于一位附加法案派和另一个高教会派托利党人。朝牛顿喊“不要宗教狂热分子”的是一帮准备接受圣职的年轻绅士，这自然有点诙谐。牛顿在投票中排名垫底，但他同意竞选已经很迟了，而且心不甘情不愿，还不肯去拉票。据说大部分当地居民都把票投给了牛顿和弗朗西斯·戈多尔芬，但被外地的选票所击败，其中大多数是乡村堂区主持牧师。
牛津郡仍旧忠于其九名附加法案派议员，只是因为马尔伯勒公爵在新地产（布伦海姆宫当时正奠基于此）的影响力，他手下讨人喜爱的爱尔兰裔总军需官卡多根得以成功当选伍德斯托克的两名议员之一。 [34]
西南地区在三年前的选举中曾是托利党的重镇，那时戈多尔芬、爱德华·西摩爵士和埃克塞特主教乔纳森·特里劳尼爵士的影响力都用到了同一边。但此时西摩在康沃尔的“西部帝国”受到了戈多尔芬的挑战；特里劳尼本人和其他主教堂教士从高教会派托利党叛变，进一步增加了辉格党、托利党温和派和托利党执政派的胜算。和当初被詹姆士二世关进伦敦塔一样，特里劳尼仍旧是一名有雄心壮志的活跃教士，他仍然可以在康沃尔呼风唤雨。他在爱国主义和个人私利的共同驱使下，投身了势头正旺的托利党温和派和辉格党。主要由于他改变了阵营，康沃尔郡两个席位中有一个被辉格党人夺取，康沃尔郡相当一部分选区在这次大选中也是如此——尽管西摩和附加法案派在埃克塞特市的大本营无法被撼动。两年后，特里劳尼就从收入微薄的埃克塞特主教一职迁任收入丰厚的温切斯特主教。
有才能的神职人员出于个人升迁和政治理性的双重考虑，转而支持温和派的观点，并不是只有特里劳尼一人。在与以教牧人员为代表的议会下议院的争论中，埃克塞特教长韦克用他的学识很好地替主教们进行了辩护，他在这次大选中站在了埃克塞特主教一边。很快安妮就任命他为林肯主教，而且他注定要在十年后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1705年，韦克留下的空缺由副教长兰斯洛特·布莱克本接任，后者在当地政局中持同样的立场；布莱克本在汉诺威王朝时期升任约克大主教。新一代教士中的领军人物在背叛高教会派后得到了重赏，这是严重的不祥之兆，而安妮女王就是同谋之人。虽然她同时还提拔德高望重的高教会派人士布尔博士担任地处偏远的圣戴维兹主教，但这一举动在托利党人看来并不能弥补她对埃克塞特叛徒的恩待。 [35]
在仲夏到来之前，大选这出全国性闹剧闭幕了，尽管这在看热闹或愤世嫉俗的人看来不过是胡闹，但这次选举决定了欧洲和英国的命运。新一届下议院不仅必然会按照马尔伯勒公爵所希望的方式来推进战争，而且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关系此时迎来了其漫长历史上的决定性危机，本届下议院有能力智慧地处理这一棘手问题。刚刚解散的托利党多数议会总的来说为国家做出了不少贡献，但它并没有引导英苏联合的小船避开礁石。在新一届议会里，辉格党和托利党执政派组成了牢固的方阵，控制了上下两院，让马尔伯勒公爵和戈多尔芬、昆斯伯里公爵和萨默斯可以放手施政。
当人们考察大选结果时普遍认为，高教会派托利党遭到了失败，但当时很多议员并没有明确的党派归属，因为很难准确地指出党派的势力。辉格党宣称的数据是240名辉格党人、200名托利党人和73名“替宫廷办事、会维持平衡的人”。戈多尔芬认为，在某一个分组表决有160名辉格党人、190名托利党人和100名“女王的臣仆”；其他人认为托利党反对派有170人。不管怎样，辉格党人和托利党里的廷臣都会通力合作，新一届下议院的基调与上一届迥然不同。134名曾经投票支持附加法案的议员只有不到80人连任，很多人在选举中遭到失败。由于托利党基层的分裂，他们的敌人“卑鄙之徒”也蒙受了损失，托利党激进派和温和派的便宜都被辉格党占了。 [36]
在议会召开之前，政府迅速与辉格党达成了协议。沃波尔在饱受批评的海军局中谋得了一个职位。马尔伯勒公爵的女婿兼辉格党小集团的代表桑德兰伯爵被派去隆重出使维也纳，祝贺年轻的皇帝约瑟夫在其父利奥波德驾崩后登基。阿盖尔公爵则被派去担任驻苏格兰的高级专员。
国玺由谁执掌是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这是因为尽管安妮意识到像赖特这么狂热的托利党人不适合继续担任，但她又不愿意把这一职务交给一个公开的辉格党人。在1705年7月11日选举结果揭晓后，她写信给戈多尔芬说：
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温和的托利党人来担当此任（执掌国玺）。我必须向你承认，我很怕落入任何一党的手里，而辉格党近来已经得到了很多的恩惠，我担心只要再给他们一点点，就会不知不觉地落入他们的权势，我敢说你和我一样都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知道我那亲爱的损友（萨拉）对该党派的看法非常正面，以至于她会不遗余力地让你来说服我。我对你有完全的信任，毫不怀疑只有你会尽一切力量保护我免受两党残酷无情之徒的摆布。
但戈多尔芬不得不支持萨拉的请求，将国玺交给“温和的辉格党人”威廉·考珀，他是一名能干的律师，一个很好相处的人。安妮在绝望中求助马尔伯勒公爵，让后者来保护她免受其妻及同僚的进逼，但她收到的马尔伯勒公爵从国外寄来的回信中说道：“假如我有幸能出现在你面前，我将跪下求你不要枉费时间去了解我们财政大臣需要做的工作，要不然你就得亲自主持战争，并且抵御那些狂徒放肆的言行”；要不然她就再去向罗切斯特伯爵和诺丁汉伯爵求助，然后接受战争失败的结果。最后安妮向这三位朋友共同提出的理由屈服了；10月，考珀被任命为掌玺大臣。就这样，新一届议会以及安妮治下英国内外决定性行动的舞台搭建完成了。 [37]
亨利·圣约翰对这一局面的看法颇有几分哲理。他认为高教会派托利党已经走过头了，必须付出代价，直到战争取得胜利。他在给密友德比郡托利党乡绅汤姆·科克的信中问道：
您发现绅士们有什么样的倾向？他们是否认为应该支持这样一位只要我们不同意就一心想要我们失败的女王，这样一位迫于我们朋友的轻率举动而不得不任用他们所不喜欢的人的女王？两党分歧的真正基础已经没有了，而她似乎将自己投入了英格兰绅士的怀抱。 [38]
[1] P.1. H.M.C.Downshire （1924），p.841.
[2] P.2. Coxe ，Chap.ⅩⅩⅩ，i.p.339，ed.1818.
[3] 写于1708年9月25日。两年后莫尔斯沃思写道：“我们的菜园现在空空如也，就和当年我们雇用一个苏格兰长老会园丁时一样。”看来司各特小说里的安德鲁·费尔瑟维斯还是有现实原型的！ H.M.C.Clements （1913），pp.239，247.
[4] P.3. H.M.C.Coke （1889），p.52.有关所谓“每价值1英镑的土地征收4先令的税”，参见第一卷第292至293页。有关大地主不喜欢“长势喜人的庄稼”以及随之而来的谷价低落，参见1703年7月3日范布勒的信，Dobree and Webb’s Vanburgh ，Ⅳ，p.8。
[5] P.4. Feiling ，p.375； Vernon ，Ⅲ，pp.267-270； H.M.G.Portland ，Ⅳ，pp.146-149.
[6] 在人生的这一阶段，萨拉处于她聪明才智的鼎盛时期，想必比她将要沦落成的那副冷酷暴躁的模样更加吸引人、更加高贵。要不然，靠她举荐跻身贵族的赫维勋爵（其实他和萨拉连朋友都称不上）也不会在1704年给R.科克斯爵士的信中这么写道：“要是您对她的了解有我有幸了解的一半，她就会让您觉得她就像人们所说的大海，即第一次见到时就已经惊奇万分，但最后一次见面还是能留下神奇的印象，仿佛之前从未谋面一样。她有着最为敏锐睿智的见识，她的才能也同样既可靠又杰出，她的心中充满了审慎、公义、慷慨、坚毅以及对祖国的热爱这一切可爱的品质，以至于我觉得她应该是降生在黄金时代的！” Hervey ，L.B.，I，p.205.
[7] P.5. Coxe ，Chap.ⅩⅩⅩ，i.，pp.343-346； H.M.G.Portland ，Ⅱ，pp.x-xi，184-190；Ⅳ，p.150；Miller，pp.12-13.
[8] P.6.Boyer’s Queen Anne ，ed.1735，p.177，note（a）； Coxe’s Walpole ，Ⅱ，p.5； H.M.G.Lonsdale ，p.118.
[9] P.7. Memorial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1705，p.5； H.M.C. Bath，I，pp.63，76.
[10] 他拼写水平的例子可参见本书附录中他写给海因修斯的信。其实并不比同时代绝大多数念过书的男人差，而比大多数女士要好得多，例如温特沃思女爵在《温特沃思档案》（ Wentworth Papers ）中的书信里就有“ The Duke of Molbery ”“ the Queen of Prushee ”“ Gibletor ”“ yousels ”等错字。再者可对比一下詹姆斯·戈登写给西菲尔德伯爵的信“ I am necessitate one mor to trobubell your Lordship ， that ye vill be pleased to speck to hir Majesty the Quan of Great Breatten ， to proquar on letter to is Majesty the King off Suadlan ”，等等。 Seafield ，1912，p.370.有关马尔伯勒公爵在征战期间阔绰的生活，参见本书第62页。
[11] P.8. B.M.Lansdowne MSS .825，ff.120-121； Coxe ，Chap.ⅩⅩⅩ，i.，p.341；有关1705年5月马尔伯勒公爵的信， H.M.C.Buccleugh ，I（1899），p.354中有引用。
[12] 当时就连豪奢的出行方式都算不上舒适。1704年8月，费马纳勋爵在给凯夫小姐的信中写道：“亲爱的女儿，得知你在炎热的旅程过后一切安好，我很是高兴，因为我知道在8月乘水晶马车出行非常不便，但它确实很漂亮，对你们女孩子也算是点补偿，尤其是当你们变得特别要面子之后。” Verney Letters of 18th Cent. ，I，p.218.
[13] P.12. Coxe ，Chaps.XXX，XXXI； H.M.C.Portland ，Ⅱ，p.62；Ⅳ，pp.150-151，157； H.C.J ，XIV，p.501； Life of Archbishop sharp ，Ⅰ，pp.403-449； Abbey ，I，pp.105-106； P.R.O. （ S.P. ），84，224，ff.5，32，448-452；（S.P.）90.I and 90.3 passm ； Add.MSS. （ St .），7061，ff.121，141；7070，f.153；7073，ff.164，166； Hill ，I，pp.466-480.
[14] 鲍顿庄园连同其家具在今天（1932年）或许是威廉和安妮时期大庄园内外格局最完美、最原封不动的典型。有关玛丽·丘吉尔的婚姻、人际关系和住宅，另可参见Dict.of Nat.Bio.； H.M.C Buccleugh ，Ⅰ（1899），pp.351-357；Thomson， Memoirs of Duchess of Marl. （1839），Ⅱ，pp.8-16；Strype， Stow’s London ，Bk.Ⅳ，p.85。
[15] P.14. H.L.J. ，XVII，pp.567，579； Burnet ，V，183（405）；Boyer’s Queen Anne ，ed.1735，p.165.
[16] P.14. H.L.J. ，XVII，pp.574-575； H.of L.MSS. （1704-1706），pp.xix-xx and no.2029.
[17] Coxe ，chap.XX，Vol.I，p.229.
[18]
P.18.
Feiling
，pp.376-377；
Parl.Hist.
，Ⅵ，pp.359-367；
H.C.J.
，XIV，p.437；
Coxe
，Chap.XXXII，i.p.361；
H.M.C.Bagot
，p.338以及
H.M.C.Bath
，I，p.64，有关喷泉旅馆的会议；
Burnet
，Ⅴ，pp.176-178，183（401-405）；有关附加法案派和“卑鄙之徒”，参见
Poems on State Affairs
，Ⅳ（1707），pp.1-5以及
B.M.Stowe MSS.
，354，f.161；
Somers Tracts
，Ⅻ，pp.469-486。
至于有人说哈利暗中煽动附加法案以让高教会派托利党身败名裂（
Parl.Hist.
，Ⅵ，p.359），我同意
Feiling
，p.376中的观点，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这种说法，而且它本身也是不可能的。的确，常常天马行空的笛福在11月2日写信给哈利说，“让可以信任的人”“推出正在酝酿中的《偶奉国教法案》”，“最后再一阵猛攻”，从而“抹黑并揭露”高教会派托利党，这将是一件好事（
H.M.C.Portland
，Ⅳ，p.148）。我们不知道哈利对这一不择手段的提议是怎么想的，但就连笛福也认为附加法案不应被提出。此外，11月16日戈多尔芬给哈利的信（
H.M.C.Bath
，Ⅰ，p.64）说明了“三巨头”对下议院抛出法案本身或附加法案感到烦恼的原因。
[19] P.18. H.M.C.Portland ，Ⅳ，p.152.
[20] P.20. Burnet ，Ⅴ，pp.179 and 220，达特茅斯的注； Vernon ，Ⅲ，pp.279-280； H.M.C.Portland ，Ⅳ，p.154； Bod.MSS. ， Ballard 7，Dec.23，1704，斯马尔里奇的信，论托利党在下议院的衰落。
[21] 附加法案派“发现对自己人数的估计大错特错，以至于对政府越来越不满，他们认为政府诱使他们的党派背弃了他们。因此，他们不太可能对将拥有职位的人排除出下议院横加阻拦”。弗农致什鲁斯伯里公爵，1705年1月10日。 Boughton MSS .
[22] P.20.Pamphlets on the subject of Place Bills in Trin.Coll.Library Cambridge（I.3.21）.参见第一卷第275页； Burnet ，Ⅴ，p.196（412）； H.C.J. ，XIV，pp.489，499； Vernon ，Ⅲ，p.275.
[23] P.21. H.of L.MSS. （1704-1706），pp.vii-xiv，383-387.到1710年，海军的债务已经增长到了450万，而且“严重影响了海军的信用”，参见 B.M.Lansdowne MSS. 829，f.128中财政部专员的报告。
[24] 服役的海员通常会得到金钱，以代替部分他们应得的啤酒，据说这些啤酒的量比他们想喝的还多。而且在地中海和热带这些难以长期保存啤酒的地方，“每个海员每天可以领到1品脱的正宗烈性葡萄酒，以代替那1加仑的啤酒”——他们想必会在葡萄酒里兑水！ H.of L.MSS. （1704-1706），pp.222-223.
[25] P.22. Burnet ，Ⅴ，p.192（翁斯洛的注），224（429）；第一卷第211页，约翰·吉斯爵士的说法。
[26] P.23. Parl.Hist .，Ⅵ，pp.255-257.
[27] 另外，一名高教会派托利党也很有可能在此次会期利用上议院的司法职能给自己讨个公道。一名托利党人说杰克·豪是“教皇党徒和詹姆士党人”。身为枢密院成员，豪告他诋毁权贵，并通过王座法庭拿到了400英镑的赔偿金。被告将此案上诉到了上议院，上议院议员就此案发生了分歧，以48票对35票维持原判。 Add.MSS. （L’H）17677，AAA，f.87； H.of L.J .xvii，p.635.
[28] P.26. H.of L.MSS .（1702-1704），pp.xxvi，259-262；（1704-1706），pp.xxi-xxii； Parl.IIist .，Ⅵ，and State Trials ，XIV， sub loc .； H.L.F .，XVII，pp.676 et seq .； H.C.J .，XIV，pp.443-445，569-576； Turberville ，pp.58-71； Wharton ， Life （1715），pp.44，50-55；Pickthorn，K.， Some Historical Princtples of the Constitution ，pp.126-127；IIoldsworth， Hist.of Engl.Lav ，Ⅵ，pp.271-272；Amos，M.， English Constituion ，p.25 note； Add.MSS .（ L’H .）17677 AAA，ff.161-165； Burnet ，Ⅴ，pp.112-116，187-192（367，408）；Sir IIumphry Mackworth Vindication of Right of Commons of England （1704），pamphlet.
[29] P.27. Add.MSS .4743，f.32； H.M.C.Coke （1889），pp.54-55.
[30] P.28. Add.MSS .（ L’H .）17677 AAA，ff.210-212，233，271； Failing ，pp.377-378； Coxe ，Chap.XXXIII.
[31] P.28. Verney Letters 18th cent. ，I，pp.241-242.这本书以及 H.M.C.Coke （1889）颇有启发性地勾勒出了与世无争的乡绅日常生活和党派政治之间的关系。
[32] 安妮在位初期，偶尔会冒出一些小册子，建议更多依据财富人口的多寡来重新分配席位，并没有得到什么响应。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改革者计算发现，不仅是英格兰西部，英格兰北部的代表席位也是过多的（米德尔塞克斯和首都的代表席位自然过少）；不过由于工业革命，1832年重新分配席位时增加了英格兰北部的代表席位。 Somer’s Tracts ，Ⅻ，p.410.
[33] P.29. H.C.J .，XV，pp.276-278； H.M.C.Portland ，Ⅳ，pp.187-190，213，320；Foxeroft’s Burnet ，pp.417-419； Add.MSS .（ L’H. ）17677 AAA ，ff.310-311； H.M.C.Ailesbury （1898），pp.xiii，190； Return of M.P.S Blue Book （1878）；IIearne’s Collections I，p.117； Rehearsal and Observator ，passim，May-June 1705.
[34] P.30. Monk’s Bertley （1833），Ⅰ，pp.183-184； Parl.Hist .，Ⅵ，p.496；Brewster’s Newton （ed.1855），Ⅱ，pp.215-218； H.M.C.Portland ，Ⅳ，pp.188-189.
[35] P.31. E.H.R. ，April 1930，Mr.Norman Sykes’remarkable article； Portland ，Ⅳ，p.177； Burnet ，Ⅴ，pp.185-186（406-407）； H.M.C.Portland ，Ⅳ，p.214.
[36] P.32. Add.MSS. （ L’H. ）17677 AAA ，ff.322-323； H.M.C.Portland ，Ⅳ.pp.248，291；有关当选的附加法案派，对比 Parl.Hist. ，Ⅵ，p.362中的附加法案派名单和 Return of M.P.s （ Blue Book ），Pt.II中1705年的部分。 Stowe MSS. （ B.M. ），354，f.161b，以“教派”标准对新一届议会进行了另一种有意思的分析。
[37] P.33. Coxe ，Chap.XXXII，pp.373-375以及Chap.XL，pp.482-484； Burnet ，Ⅴ，pp.219-220（426）；Campbell’s Chancellors ， Cowper ，Chap.CXIV； Add.MSS. 28070，ff.12-13，有关7月11日安妮的信。
[38] 这封书信给圣约翰长了脸面；这比同年他写给同一个人、有关其他普通话题的信要更拿得出手。这对圣约翰喜欢道貌岸然地交替扮演的两种角色——高教会派托利党领袖以及道德哲学家——的确是个污点。 H.M.C.Coke （1889），pp.49，6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