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对《安妮女王时代的英格兰》( England under Queen Anne )第一卷《布伦海姆战役》( Blenheim )的反应相当客气,我希望第二卷《拉米伊战役与英苏联合》( Ramillies and the Union with Scotland )也能得到同样的宽容。可能在我出版第三卷(我相信也是最后一卷)之前,全世界将迎来权威性的《马尔伯勒公爵传》( Life of Marlborough [1] ),作者正是他本人杰出的后代。我相信,尽管马尔伯勒公爵生前身后曾受到托利党和辉格史学家的诽谤,但他如果泉下有知,也应当可以瞑目了。本卷呈现了马尔伯勒公爵职业生涯和战绩的巅峰(至少我是这么评价的)——拉米伊战役、奥德纳尔德战役以及收复比利时——同时也有他衰落的开端,但衰落的不是他的军事才能(只要他还能出征就没有衰落),而是他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对欧洲局势的现实以及战争和平的可能性的把握。本书记录了他是怎样赢得这场在他看来将要输掉的战争,以及他是怎样错过了议和的机会。
本书就像一根三股拧成的绳子——战争、英格兰政治以及苏格兰问题。这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既是历史学家的兴趣所在,也是他们的棘手问题。
有关战争的章节展现了马尔伯勒公爵在拉米伊战役和奥德纳尔德战役中的无上荣耀;英格兰在既没有威灵顿公爵这等将才,也没有西班牙人民支持的情况下输掉半岛战争的悲剧;彼得伯勒伯爵的浪漫喜剧;英格兰首次英勇地保卫直布罗陀;瓜熟蒂落地摘取梅诺卡这颗地中海争端的果实;英格兰海上力量巩固了它在全世界的地位;都灵战役和土伦战役的精彩插曲;1708年受挫的入侵行动;整个海陆战争计划,从里斯本一直延伸到萨克森的查理十二世营地,它尽在马尔伯勒公爵的运筹帷幄之中,虽然常常因盟国和部将的失误而受挫,但总的来说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在国内,英格兰政治重弹老调,“那些卑劣凶残的党派”即辉格党和托利党相互倾轧,“两党凶残之徒”以过去英格兰人那种狂暴的气势争夺安妮女王及其臣民的宠信,但还是能结出治国理政、赢得战争、《摄政法案》和与苏格兰联合这样的果实。
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联合、大不列颠的形成不仅在当时阻止了内战爆发以及两国王位的分离,而且最终让两个民族按照平等和公正的条件实现了和解。当时苏格兰在政治、社会方面与英格兰大异其趣,所以我觉得最好还是在开始书写联合的历史时用两章介绍安妮时期苏格兰的状况,算是回应第一卷开篇介绍英格兰状况的四章。
与英格兰对待爱尔兰和处理北美殖民地的方式相比,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联合在18世纪引人注目,它是一个明智的方案,出人意料,又难得一见。促成1707年联合的人(英格兰的马尔伯勒公爵、戈多尔芬、萨默斯和哈利,苏格兰的昆斯伯里公爵和阿盖尔公爵)并非无私的爱国者——那个时代也不产这样的人。他们精明世故,能够直面现实。他们不像索尔顿的弗莱彻,做事的时候仅凭一腔热血,所以反而更能为各自国家的利益考虑。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受17世纪政治狂热情绪的影响,而后者常常妨碍了以相互妥协的方式达成协议。在安妮时期,政治上的热情已经开始消退,虽然它还没有像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时期那样冷却成石头,但它毕竟不再是滚烫的岩浆了。因此,这个时候是让能工巧匠塑造国家未来形态的大好机会。
这些勇敢而谨慎的政治家并不是根据什么学说理论采取行动的,而是基于对当时各种力量的充分了解和估计。正是依靠这样的方法,辉格党和托利党制订了1689年的革命安排、确立汉诺威家族继承的1701年《王位继承法》以及六年之后的与苏格兰联合的条约。这三大安排是从那以后英国政治的基础,而它们又都是一个计划的组成部分;它们都是政党之间、教派之间和国家之间在相同的妥协精神下形成的,因此也从未被打破。比起之前狂热的王党和议会派,奥古斯都时代不太讲究理想的政治家可以更明智、更好地为现代英国打下基础。很多问题都是那些奋不顾身的理想主义者——劳德、汉普登、克伦威尔和蒙特罗斯侯爵——匆匆造成的,而他们审慎妥协的接班人在威廉和安妮时期拟定了和解的条款。与苏格兰的联合便是他们最有特点、最成功的作品。
巴克卢公爵和斯宾塞伯爵将鲍顿庄园和奥尔索普庄园的档案开放给我自由使用,而许多朋友特别是爱丁堡国家图书馆的迈克博士在苏格兰问题上给予我帮助,在此表示感谢。我已经在第一卷的序言中感谢了博德利图书馆和海牙国家档案馆方面以及那些在直布罗陀问题上慷慨相助的人,感谢他们在我准备第一卷和本书过程中提供的宝贵协助。
本书在标注日期时使用了新历(N.S.)和旧历(O.S.)两种不同方法。在1752年之前,英格兰人在国内一直使用旧历,它在1700年之后比格里高利十三世的新历晚了11天,新历在除俄罗斯以外的欧洲大陆国家广泛使用。在海上服役以及执行攻占直布罗陀等沿海行动的英格兰海军士兵普遍使用国内熟悉的旧历;在尼德兰和西班牙的英格兰陆军士兵通常(但并非总是)使用新历。在国外的外交官大多数使用新历,但也有些使用旧历。我在写国内的事情时使用旧历;而在写英格兰之外的事情时使用新历,或两者并用,例如,“8月2/13日”。
安妮是在1702年3月8日登基的——至少我们现在这么说。但我们的祖先说的是1701年3月8日。对他们而言,新年并非始于1月1日,而是始于3月25日。1701年3月24日的午夜过后就是1702年3月25日。这令研究古代文献的现代学者非常头疼,他们有时会把发生在1月、2月或3月初的事情少算了一年,尤其是议会事务,因为一般的会期是冬天,跨了两个年份。安妮时期的上议院记录和下议院记录只有到了3月25日才从1701年变成1702年。包括本书在内,所有的现代历史著作都以1月1日作为新一年的开始。
[1] 实际出版后题为“ Marlborough : His Life and Times ”。——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