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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对欧洲历史的理解普遍是工业革命之前欧洲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从封建专制制度转变为资本主义制度，所以才会有后面的工业革命。这里存在一个思维漏洞，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是一种政治与意识形态，工业是一种生产方式，两者存在联系但却是两个维度。如果讨论生产方式的转变那么我们就应该站在生产方式的维度来看这个问题，这时我们就会发现欧洲并不是从农业生产方式直接跳到工业生产方式的，中间还有一个被我们忽视的商业社会阶段。
物品的交换活动很早就出现在人类社会中，前文提到了原始部落时代就存在以物易物的交换行为。这种交换行为可能会覆盖几百公里的范围。到了农业社会由于社会分工出现了职业商人，这种交换行为变成了一种常态化的商业活动。几乎每个农耕社会都有职业的商人与手工业者，并成为一个很重要群体或阶层。在春秋战国就提出了“士农工商”说法。《管子·小匡》：“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柱石）民也。”但是在中国由于以农业立国所以商人的地位较低。战国时期商鞅变法提出了重农抑商政策，这个政策本身就说明那个时代商人阶层的重要性，以至于国家需要从政治层面抑制商业强化农业。但并不是所有农业社会都会压制商业活动。
中国以农业为本，商业的流动性、市场的波动不太容易管理，所以社会管理中会有意歧视商业活动。而在中东由于灌溉系统退化人口密度降低，又有横贯大陆的商路通过，许多小型文明社会就非常依赖跨地区的商业活动。奥斯曼帝国很大一部分收入也是源于东西方贸易的税收。而在亚欧大陆的另一端地中海地区商业活动自古就异常发达。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生活在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人由于背靠高耸的黎巴嫩山，没有发展农业的条件，他们就发展了手工业和商业，向浩瀚的大海求生存。他们精于航海驾驶着狭长的船只踏遍地中海的每一个角落，地中海沿岸的每个港口都能见到腓尼基商人的踪影。他们在全盛期曾控制了西地中海的贸易。除了腓尼基人希腊人也擅长商业活动。古希腊城邦各有特色，有适合农业的比如斯巴达，有手工业、商业发达的分工的比如科林斯，而雅典则既是农业城邦尤其是橄榄裁培，又是一个工商业城市。到了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商业活动范围东到埃及和塞浦路斯，北到黑海沿岸，西至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雅典的外港比雷埃夫斯成为爱琴海上最大的港口，是整个地中海的贸易中心。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 农业社会发展的多样性，既可以发展出中国这样的以农耕为主的帝国，也能发展出古希腊这样的手工业与商业发达的城邦群。 这中间的最大差异应该是地域环境造成的。尽管上面描述的农耕社会商业相对发达，但那个时代总的来说仍是以农业为主，这类商业活动发达的社会通常都是边缘类型的社会。首先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时代社会盈余的财富总量小，这从根本上限制了商业活动的体量。另外跨区域的商业活动需要长距离大体量的运输能力，而此时的技术水平还不足以支撑规模很大的商业需求。
农业社会中的商业活动除了受限于生产能力与运输能力，更重要的是这些商业活动中商品种类，通常是高档物品只用于满足贵族需要。根本原因还是运输成本高昂，廉价的日用品不足以支撑这样的运价，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十一世纪末原属于罗马天主教圣地的耶路撒冷落入伊斯兰教手中，罗马天主教为了收复失地，便进行多次东征行动。十字军东征持续近200年，十字军沿途虽然抢劫骚乱不断，但也不乏正常的贸易行为，东征途中一些欧洲人缺乏粮食时，特别是在国家允许自由贸易的地方，十字军们经常用货币交换粮食物资。这种现象客观上有利于推动自由贸易市场的发展，成为打开东方贸易的大门一次机会。另外由于大量的农奴身份的人通过加入宗教战争获得自由最终涌入城市，加速了西欧手工业、商业的发展。
十字军东征结束后，一位意大利商人在1299年出版了一本游记对欧洲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本书就是《马可·波罗游记》，它让欧洲人产生了东方遍地财富的幻想。当时从陆路到达亚洲的路程十分遥远，商队必须穿越亚洲的多个地区。由于在大部分时期里中东穆斯林都控制着通往东方的各条商路，这些贸易路线虽可以运送宝贵的香料，但却不得不遭受沿途关卡的层层盘剥，贸易受到了严重影响。这还没算上多变的政治局势和盗匪的骚扰。为了满足商业上的需求人们将目当投向了大海，寻找从西欧前往亚洲的海路航线，以带回东方的香料、丝绸、黄金。由此欧洲探险家开启了一系列的发现和征服的探险。之所以选择远洋贸易，是因为相比陆路贸易它的运输量大、时间短，另一个原因是当时航海技术实现了一系列的突破。
航海技术是一整套技术体系，其中以造船技术最为核心。不只是南面的希腊人擅长航海，在北欧素有北欧海盗之称的维京人造船技术也非常先进。这些维京人在中世纪前夕入侵了法国，在诺曼底建立了公国也被称为诺曼人。他们对外扩张的目的除了要夺取必要的生存资源外，更多的还是为了开拓贸易。诺曼人还发明了用战争打开商路，利用商路来维持国家的发展的模式，这种发展模式也成为了日后大航海时代殖民模式的原型，当然这是后话了。
9~12世纪诺曼人的船只给航海技术带来了一场全面的革命。恩格斯这样描述：
“他们的船是一种稳定的、坚固的海船，龙骨凸起，两端尖削，他们在这种船上大都只使用帆，并且不怕在波涛汹涌的北海上受到风暴的突然袭击。……而诺曼人则乘这种船进行了海盗式的探险，东面到达了君士坦丁堡，西面到达了美洲。这种敢于横渡大西洋的船只的速成，在航海业中引起了全面的革命，因此到中世纪结束前，在欧洲所有沿海地区就都采用新式尖底海船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海军》
不只是北欧的造船技术水平高，中世纪南欧的商船有2至3桅，都采用大三角帆装置，排水量超过千吨。这源于14世纪末以后，南欧与北欧的造船技术融合，产生了一种新的大型船只“卡拉克”（carrack）船。这种船形后来成为西方世界在大帆船时代（16—18世纪）到来之前的最典型船只，既可军用更可商用。据说，南北特点的混合源于十字军时代，因为那时各国的十字军都有机会观看别人的的船型及其建造方法。
以上图直观地展示了欧洲中世纪船舶运载量的增长。当然除了运载能力，船舶的耐波性和续航能力、更重要的是航海（主要是导航）技术都实现了长足的进步。
货运量的增加使廉价的大宗商品远洋运输变得在经济上可行。
当水路使来自国外的谷物供给变得便宜的时候，一个国家就能把积极受雇于农业的人口比例降至传统水平以下。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经常从伦巴第、意大利南方和黑海进口粮食的威尼斯，当地人口从事除了农业以外的每一个职业。一个标注10世纪末日期的文件以惊人的文字描写了威尼斯人：那个国家不耕地、播种或摘葡萄。威尼斯的情况是个例外，但是在1400年到1700年之间，海上运输的显著发展使得一些地理条件优越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从国外进口粮食。——《工业革命前的欧洲社会与经济》
从这一点上讲，由于航运技术的发展不需要所有国家与地区都实现粮食的自己自足，这使得大范围的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分工成为可能。如果将欧洲社会视为一个整体，那么它内部的区域结构不再是相同的农耕社会，已经具备了分化为不同经济类型的能力。
航技术不只是造船，它包括船舶建造、船舶操纵、航行与导航定位、船舶设备、助航仪器及设施、海洋水文地理与气象、天文学、港口与航道、食物存储等各个方面。远洋航行与农业类似都是依赖一整套的技术体系支撑起来的，而不是孤立的一项或几项技术发明。
世界各地的文明中欧洲文明掌握了整套的航海技术体系，并将其运用在了商业贸易中。其它民族要么没有发达的造船业，要么技术体系不完整。试想一个生活在海边的渔业部落是不需要水文地理、气象、港口、航道等等知识的，他们只要熟悉自身周边的海域与海况就够了。中国也曾经拥有发达的造船技术与远洋航行能力，但我们最终选择了闭关锁国。这种选择的根本原因正如前文提到的，我们一直是一个农耕经济为主的农业帝国，无法承担远洋经济带来的冲击与影响。农业帝国越是庞大就越是要小心翼翼地维持政治与经济体系上的平衡，对统治者而言就象在走钢丝，根本不会考虑有很大风险的选项。比如欧洲的城市很小，所以可以通过贸易来交易粮食来满足需求。即便如此也要承受粮价剧烈波动的影响。更不要说中国这样的庞大帝国根本无法通过纯粹的贸易来保障粮食安全。再比如海外贸易需要大量的贸易资金，过去用的都是白银这样的贵金属。东南沿海的海外贸易会导致大量白银外流造成“钱荒”，其结果就是因为缺“钱”而出现通货紧缩。这对农耕社会的经济体系也是一种冲击。这也是中国自古就重农抑商的原因之一。另外商业并不是孤立的商品交换活动，复杂的商业体系会涉及金融、税收、社会管理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这些对农耕社会都是不兼容的存在。所以说古代中国即使有了很高的造船技术，但政治架构的保守没有向海洋文明发展的需求，甚至是民间海外贸易需求也受到打压，我们很难走上这条发展道路。
除了欧洲，东南亚地区也是一个海洋贸易发达的地区，但这个地区的经济与军事实力远不及欧洲。欧洲是主动寻求海外贸易的发展，各国争相鼓励、用军事力量保护，各国君主全力支持，甚至动用自己的私人财产支持海外探险。由于欧洲山地多平原少，各国的竞争不断内卷，陆地上卷不动了就卷到海外，争当海上霸主抢夺殖民地。而东南亚虽然在15世纪到17世纪也开启了贸易黄金时代，但主要是由于他们地处中东、南亚次大陆与远东的中国之间，又有马六甲海峡的便利，被动地成为贸易中转站，由此而繁荣。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以及大量出产香料所以很容易成为欧洲人觊觎的目标。另外这个地区岛屿众多、小国林立，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统一的可以对外御敌的强大政权，所以最终被欧洲人蚕食与殖民。商业时代的落败注定这个地区无法最先发展出工业，相反进入殖民时代后欧洲人把这里视为原料供应地，并把本地的商人视为竞争者。殖民地的贸易会被欧洲殖民者垄断，所以17世纪后东南亚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开始下降最终被欧洲人控制。
通过中国与东南亚这两个地区的远洋贸易发展的经历可以发现，农耕基础深厚的农业帝国有其自身发展的惯性，主动向海洋文明转型有风险所以更倾向于保守。而东南亚这种远洋贸易占重要地位的地区，由于没有出现统一大政权没有强力来保护自身的贸易，更容易受外来势力的干涉甚至主动依附外来势力，不管是中国还是东南亚，最终都在海权时代丧失了主导自身发展的机会。
除了技术上的突破，贸易带来的经济利益，宗教也是大航海时代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在15世纪的欧洲，天主教会的影响力非常大。一方面，欧洲的宗教利用在海外建立了殖民地和贸易站点，向其他国家传播基督教，扩展了基督教的传播范围。另一方面，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也成为了大航海时代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一个关于“黄金、荣耀和上帝”的故事。黄金代表经济利益的追求，荣耀象征君主们对新的殖民领地与财富的渴望，上帝则代表着对基督信仰与精神的传播。
商业活动的规模与范围，最终使欧洲文明发生了质的变化。它彻底改变了欧洲文明，简单说就是从封建庄园为基础的农耕社会变成了由资本力量主导的商业社会。首先是迪亚士、达·伽马、哥伦布、斐迪南·麦哲伦等这些航海家开路，在各欧洲国家意志与资本的支持下开启了地理大发现。然后是商人跟进根据这些发现去开辟贸易航线。当然从地理大发现到形成稳定的贸易航线还有很长的路。不过在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的双重驱使下产生了巨大的驱动力。远洋贸易需要组建船队，这里要庞大数额的资本。同时远洋贸易是高风险的商业活动，经常会遭遇海上飓风和海盗袭击的风险。所以当时都是通过政府出面来组建船队进行远洋贸易，也只有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等这些君主集权国家是大玩家。
不过在商业氛围浓厚的欧洲，远洋贸易的高额收益很早就引起了民间资本的兴趣。为了筹集远航资本和分摊风险就出现了筹资操作。在每次出航之前寻找资金源，并形成按投入资金比例入股的形态。航行结束后，将资本退给出资人，并将所获利润按所出股金的比例进行分配。入股者从官僚、贵族、商人扩散到平民都可以参与。后来这种方式从每次出航前筹资演变成固定的合股经营的模式，这就是后来股份制公司的雏形。1554年英国成立了第一个以入股形式进行海外贸易的特许公司“莫斯科公司”，它的成立标志着股份制度的正式诞生。1600年，世界上第一家采取永久股份制的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所谓永久股份制是指股份不因一次项目而解散，会以公司形式持续运作下去。1602年，世界上第一家设立股票市场的股份制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它的创新之处在于股份可以通过二级市场转让。得益于股份制这种融资经营模式17世纪中期，鼎盛期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全球拥有15000个分支机构，超过150艘商船、40艘战舰、50000名员工和10000名私人武装，它们的贸易总额占据了当时全球贸易总额的一半。
复杂系统理论认为系统内部的结构与功能是紧密相关的，股份制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作为一种新的经济结构出现，它能够快速调动资金、人力、物质投入到生产经营活动中去。可以说没有这种制度的创新，后来的远洋贸易不会发展的如此迅速。资本的灵活、强大以及对后世经济制度的影响由此开始。受股份制影响的不只是远洋贸易，这种创新制度最终从贸易领域渗透进入了生产领域。生产方式从手工业工场转向以机器为主的大规模工厂生产，而这已是工业革命后的事了。从17世纪初股份制公司的出现，到18世纪70年代工业革命开启还要等上170年。
由于子系统或内部结构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关系，新结构不仅会实现它自身的使命与社会功能，它的影响还会外溢到其它领域。大量公司的出现除了推动高风险的海外贸易，还造就了一批新兴的商业精英阶层，在商业社会中这些商业精英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而原来的王宫贵族的力量就被不断削弱。商业的发达必然造就了商人阶层与商业资本。封建时代依靠土地与劳动力来创造财富与税收，新时代资本的力量更快、更大，创造的财富与税收也更多。除了资本整个社会经济体系的运转还要有市场的支持。市场与商业一样自古就有，但只有到了资本主义阶段市场经济才成为社会的主流经济形态，之前的农耕社会都是自经自足的经济形态。以上总总因素迭加，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已是历史的必然。
资本与市场经济的壮大必然导致政治制度的改变。为了保障资本的安全、交易的公平，限制绝对的王权就成为政治制度的核心诉求。新老势力的博弈最终导致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英国的光荣革命打响第一枪，随后是法国大革命，一场风暴开始席卷欧洲大陆。虽然各个国家表现不一，但最终都是代表新兴阶层与资本利益的势力替换了老旧无力的封建势力。这就象盐在水中溶解，它自然会从浓度高的地方向浓度低的地方扩散。一旦具备了优势，这种优势就会对周边地区产生压力，不能顺应历史实现自我改变就只能被取代。
新制度的优势在西欧地区传播复制出相同的政治经济模式。这种力量表现出巨大的社会改造能力。比如德国之前还是80多个小国城邦的联合体，很快被整合成一个国家成为欧洲的制造业中心。这种制度优势也随着贸易向欧洲之外的地方传播，当然由于空间距离的遥远、力量投送的困难影响力会减弱，但也足以对所有农耕社会造成冲击。这就是欧洲人遍布全球的殖民地。
站在欧洲国家的视角殖民是一种低成本的统治，通过与当地精英的合作保障自身的商业利益、原材料的供应、消费市场的控制，一切都是对本国资本的保护，并且要将成本降到最低。英国曾经对印度进行过深入的统治，但这就意味着需要对基础设施的建设，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进行投入。当英国国力强盛时或许可以这么做，一旦国力衰落就难以维系了。最终在两次世界在战后欧洲列强的力量衰弱到殖民体系也无法维持了，殖民时代就此结束。
站在全球经济的视角看，欧洲海外贸易的扩张推动了世界范围内贸易网络的形成。所有殖民地都是这张网络上的重要节点。复杂网络理论认为网络的中心节点与重要节点对网络的影响非常大。显然大英帝国在全球各大陆都有殖民地，这代表着它有能力获取更多的资源与将货物运送、军事力量投送到全球各地。所以它被称为“日不落帝国”，虽然不象罗马帝国、中华帝国真正统治庞大的疆域，但它的影响力显然是全球性。农耕时代依靠军事、政治力量不断扩张自身的疆域想要统治全世界都是不可能的，不管是罗马还是蒙古，首先是农耕生产创造的财富不足以支撑起一个全球性的帝国所需。其次是管理能力受限于信息传递、交沟物流的能力，不可能实现有效的统一管理，最终仍会分裂成地域性的国家与社会。所以由经济力量推动形成一个富有弹性的、灵活的“帝国”几乎是唯一成功的选择。当然由经济力量推动的建立的帝国也必然会随着经济力量的衰退而衰落。虽然殖民时代结束了，但这个时代构建起的全球贸易网络却保存了下来并且随着各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这些地区以独立主权国家的身份加入到这个网络中来，使网络节点能力更强也更灵活。过去殖民地被宗主国控制只能从事被指定的生产活动，比如种植香料、开采资源等等。这些地区独立后就可以自主选择产业参与全球分工。网络节点能力的变化也会深刻影响网络的结构并涌现出新功能与能力。欧洲商业文明的出现对整体上还处在农耕时代的人类文明而言就是一次内部结构的突变。欧洲人通过商业的力量将全球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发展阶段的文明连结到一起，人类文明从此进入全球化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