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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前文对文明进行分析的三角结构，中国古代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架构，政治上是皇权主导下的官僚体系，经济体系以小农经济为基础，通过田赋为向中央提供财政支持。文化层面儒家文化为主流文化。
在这个体系中最巧妙的是儒家文化，它提供的不只是忠君思想，而是把君王视为帝国的在家长，民众视为子女，国是放大的家，家是缩小的国。这样就用一套伦理体系连接了家与国很容易被人接受。另外通过打造圣人、君子这样的道德楷模形象，提高社会的行为规范标准大大降低了基层政府的治理成本，这也是维持一个大帝国至关重要的一点。否则即便是法治政府的治理成本也会过于高昂直接压垮帝国。儒家文化中包含了对政治道统、政治架构的规范，使得文化体系与政治体系非常自洽，这也是中华文明在农耕时代传承几千年不终断的重要原因。而且相对于周边文明而言，中华文明显得非常成熟，这种成熟表现为，即便是一个外来民族只要遵守这样一套规范也能快速构建起自身的统治权威。中华文明体系其实已经可以脱离特定民族而持续运行，有一些少数民族就利用了这套体系入主中原实现统治。要知道这在农耕时代是非常罕见的情况，农耕时代的国家与政治都是民族性的，被征服与占领之后通常就是这个民族社会的崩溃与毁灭。
再看欧州，政治上是王权与宗教教权双头领导，中国俗语“一山不容二虎”，多头领导是产生混乱的根源。中世纪宗教的教权势力强大，王权也很无奈。经济上教会也拥有大量的土地作为教产，根据历史资料，教会占有的土地数量约占西欧全部地产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在当时的欧洲教会是土地的主要持有者之一，其地产规模远超其他封建领主或贵族。教会还有权征税，这使得欧州农民被宗教与领主双重收税苦不堪言。文化层面被基督教垄断，但基督教并不为世俗王权服务的，不能帮助王权代表的政府管理与统治，而是在打压、争夺世俗的管理权。而且基督教本身还分裂为多种教派相互攻击，争夺话语权甚至打了三十年的宗教战争，这导致欧洲社会更加混乱。
简单比较古代中国与同时代的欧洲，中国封建社会的儒家文化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责任与义务关系，从复杂关系网络角度看这种规范强化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由此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更强韧。而欧洲以宗教文化为核心，文化中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是首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次要的，这种社会关系网络更加中心化相比而言人际关系网络的韧性小。另外孔子提倡“敬鬼神而远之”，儒家强调的是家庭与家族的传承。我们祭祀祖先同时认为祖先也会保佑我们，这形成了一个链，一代一代传承的文化链，从而使文明具备了强大的韧性几千年不中断。相反以宗教思想为核心的文明，他们的世界观要么是静止永恒的，要么是一种轮回的观念。没有时间上传承的观念，没有传承也就不会有变化，大概是受此影响，有西方的精英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的终极形态这样的观念。这种僵化的观念显然对文明的发展是不利的。
政治上中国提供了一个农耕生产模式下的大统一的政治体制模板，这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即使是落后的游牧民族只要学会这套规则就可以统一一个地域广大的帝国，这对所有游牧民族的统治者都是有吸引力的。当然应用这套体制也是有代价的，游牧民族要改变生活方式学习中原文化。中华文明的多民族文化是古代统治艺术与经济交流的结果。与中国社会由强大的王权统治，负责整个帝国的秩序不同，欧洲由于教权与王权的分离造成社会管理一片混乱。王权贵族在与宗教争夺着对世俗世界的控制权，王权与贵族之间也存在着大量的冲突。而欧洲的底层农民最悲惨，他们同时被宗教与王宫贵族压迫。教皇、国王、贵族都可以收税，地主还要收租。宗教与王权的命令经常会相互冲突，这些可怜的农民只知道自己被压迫，但却说不清楚谁在压迫他们。他们造反时都没有明确的目标，一会儿冲向教堂，一会儿冲向官员的家或贵族的庄园。不象中国农民造反都有明确的目标：推翻现有的皇帝并取而代之。 有意思的是混沌理论认为系统最有创造力的阶段并不是结构稳定的平衡态，也不是完全无序的随机状态，而是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的混沌状态。 教权与王权的斗争带来了混乱但也产生了权力空隙，为新兴的社会结构——城市——提供了生长空间。由于王权要对抗强大的基督教并且想要削弱贵族的力量，于是允许农奴逃入城市后，只要在城市居住满一年零一天，就可以获得市民的身份，从此享有自由。当时许多农奴不堪忍受封建主的奴役，选择逃进城市。只要能逃出领地，他们就可以不受原领主的追捕而获得自由。
在经济层面基督教拥有大量的土地、财产、税收，教会还可以出售“赎罪券”等各种方式创收，拥有巨大的财富。这让世俗的君王与贵族无法与其抗衡。这也是一些君王与城市合作的原因之一，君王与这些城市达成协议只要交税就可以获得城市自治权，这些新兴城市形成了一个可以自治的自组织系统。自组织理论认为自组织系统具备自我适应性、能够自发地产生出秩序、生成新的内部结构。生机勃勃的城市出现了自己的议会，自治的市政府、各种行会，出现了市民、手工业者、商人等各类群体。城市的扩张也为商业创造了需求，这为欧洲转型成为商业文明打下了基础，这是后话。中世纪的欧洲城市仍是封建海洋中的岛屿，城内是自由的空气，城外则是受封建管辖的另一个世界。总之那时的欧洲文明虽然混乱但生机勃勃，混乱中孕育着星星点点的新机会。
文明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有一种不断扩张的趋势，但农耕时代人类的技术水平要支撑一个统治者对不断扩大疆域的管理需求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已知的所有农耕文明的历史，人类所创造的最庞大的政治形态就是帝国。帝国通常是指一个君王统治的疆域辽阔且跨越多个不同文化的社会。统治一个城市、国家只要同属一个文化圈内相对比较容易，因为在同一个文化圈内通常人们有相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身份认同，这些都是良好的统治基础。一旦要跨越文化圈成为一个大帝国就很难了。历史上有名的帝国比如罗马帝国、中华帝国、蒙古帝国，正好是三种不同的类型，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首先蒙古人武力值最高，形成的疆域最大，但蒙古帝国寿命太短。主要是因为它只是征服了从亚洲到欧洲的大片领土，没有将征服的地区整合为一个社会，成吉思汗死后帝国就四分五裂了。蒙古帝国横跨欧亚，跨越不同的文化，气候、地域环境且不说统治，即便是统治者发送一条命令，传递消息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没有先进的信息传递、交通往来技术，这还没有考虑语言不通、文字差异。过于辽阔的地域之间相互往来成本太高，久而久之就会疏远，帝国会自然倾向于分离为多个独立的子系统（社会）。即便统治者想维护这样一个庞大的社会，巨大的地域差异会使统一的社会管理成本非常高。更不要说蒙古这样游牧民族根本不知道如何长久统治定居的农耕社会。蒙古人只知道征服甚至没有统治的意识。如果一个复杂系统只是不断膨胀扩张，没有相应的内部结构调整来匹配扩张的结果，那么最终这个系统要么不断分裂，直到子系统内部结构可以很好地维持自身的运转与新陈代谢，能够实现自身规模与新陈代谢的动态平衡。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直接崩溃，一地鸡毛之后重新开始演化。最终只能说蒙古人通过战争促进了东西方社会的一次短暂的交流，只是这种形式非常残酷。
相比蒙古帝国的短暂罗马帝国的历史要悠长的多。罗马从公元前753年一个小城邦开始，一直到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前后近1500年时间。它不象蒙古人那样狂飙猛进式地扩张，而是断断续续的扩张。先后经历了244年的王政时代（公元前753年 - 公元前509年），500年的罗马共和国时代，3个世纪的帝国早期。帝国的版图向北征服了不列颠尼亚（今英国）、日耳曼尼亚（今德国）的部分地区，向东，罗马帝国扩张到美索不达米亚，包括今天的伊拉克和叙利亚部分地区。此时的帝国版图已达到最大，之后罗马帝国的扩张基本停止，开始面临内部的政治动荡、外部入侵的威胁、分裂，直至西罗马帝国灭亡。
罗马人比蒙古人要做的好很多，罗马人对被征服地区派出了总督来管理，当然更多的是经济层面的收税。但至少在政治层面做到了统一的管辖，社会层面实现部分治理，因为多数被征服地区都是自治的。当然长期的统治自然导致其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罗马法、道路建设、拉丁语的传播等都是罗马扩张的副产品。包括罗马从共和制转向帝国形态也有其强化统治需求的必然性，因为随着疆域的扩张、征服地域人口、文化众多，要强化中央统治帝国制显然比共和制更合适。
罗马的衰落从它停止扩张开始。罗马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奴隶制，奴隶来源于战争俘虏。于是奴隶主获得奴隶，奴隶干活创造财富与税收，罗马的自由民去打仗。同时战争胜利可以从被征服地区获得巨大的财富与资源，提高了罗马内部的团结与稳定。长期的扩张模式使社会形成了与之相匹配的内部经济、政治、社会结构。但是打仗不会总是胜利，征服与扩张不可能无止境，罗马帝国的扩张速度一旦减慢甚至停止，内部经济与政治结构无法相应调整，社会运转就会出现问题。
过去通过向外扩张获得土地、人口、财富的方式来维持罗马社会的运转开支。如果向外扩张受阻罗马社会这个复杂系统无法从外部获得充足的物质与能量来维持自身运转的时候，这个系统就会失去活力走向分裂或崩溃。在扩张时期作为征服者的罗马获得大量便宜的奴隶人口，奴隶主庄园兼并了平民的土地使用奴隶种地，排挤了小农经济，平民被迫只能从军。帝国晚期打不动了想转型为隶农制，让自由民回到家重新务农。但此时这些自由民已经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而奴隶主不想放弃土地，土地改革阻力巨大。扩张时期奴隶便宜大量取代自由民的小农经济，扩张结束之后新奴隶来源减少导致劳动力短缺，奴隶庄园经济也维持不下去了。同时，持续的战争和无节制的消耗削弱了国库，重税和通货膨胀加剧了贫富差距，富裕阶层逃往农村建立独立封地，进一步削弱了中央政府的财政基础。原有的经济基础在衰落，新的经济形态又无法建立起来。另外在政治上皇位更迭频繁，内战使得帝国陷入一片混乱，在短短的75年间有20多个人登上过皇帝的宝座，而他们的前任往往都是被谋杀的。政治不稳定也加剧了帝国的衰弱。北方蛮族的入侵对罗马帝国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文化层面基督教的传播改变了罗马帝国传统的多神教信仰，皇帝的神圣地位被基督教的一神论所取代，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罗马公民的团结和对国家的忠诚。这些林林总总的原因叠加在一起导致罗马帝国最终的崩溃。
中华文明是唯一穿越整个农耕时代周期存续至今的文明。中国的秘诀是政治上形成了一个成熟的官僚统治架构，文化上形成了与政治架构匹配的儒家思想，经济上坚持以小农经济为根本。统治者只要利用好这套体系，三者就可以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在这套体系的加持下华夏文明总是在一次次的崩溃之后很快地实现涅槃重生。先后有十多个朝代崛起之后无一例外地利用这套框架快速构建起自己的统治体系。这套体系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完善。
中华文明最独特之处在于创造出一套基于人伦道德的规范体系，它有以下作用：
第一，作为官方认可与推崇的思想价值观念为帝国的统治服务。这与西方世俗社会为宗教服务不同。
第二，作为社会行为规范，用很高的道德标准约束人的行为极大降低了社会管理成本。由于它规范了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有助于人际关系网络的稳定，而社会的本质就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这也是中国社会总是可以实现在混乱之后又重新回到新的稳定状态的重要原因。
第三，它成为中华文明实现身份认同的标准。通过文化来实现认同而非血缘、基因、种族这样的生理性状来实现认同。它的优势就超越了种族、民族具备很强的包容性。中国的文明传承不仅包含汉族或汉人，还包括中原文明、草原文明、雪域高原文明、西域文明等等。实际上是多种文化、民族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即便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在历史上也有很多次与北方少数民族融合经历。网上曾流传一种“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的观点。这里的崖山是指崖山之战是南宋与元军的最后一战，最终导致南宋的灭亡。有史学家认为至此传统的汉民族政权首次完全被北方游牧民族王朝取代，华夏文化此后发生严重的断层，古典中华文化遭到了摧残。这其实是一种狭隘的民族观念。
作为一个统治型的帝国，它的目标是在明确的边界范围内实现长期的稳定的统治。一个很有象征性的表现就是称皇帝为万岁。扩张不是帝国的目标，因为统治是有很高的成本的，帝国的统治者需要在技术与官僚体系的支撑下进行统治。边疆的诸侯、封疆大吏往往会成为帝国稳定统治的威胁。山高皇帝远，统治者很清楚远离中央的地方帝国的统治力就弱。很少有帝王觊觎自己统治能力够不着的地方，这与罗马帝国完全不同。凯撒一直想征服世界。中国自秦朝就基本奠定了自身的版图空间，建立起一套官僚体制管理帝国，统一了文字、度量衡。从政治、经济、文化多层面全方位的改造了社会，让帝国由内而外形成一个整体架构。这套架构体系在汉朝时得以稳定之后一直延续至今。它的核心是社会系统完全依赖自耕农业创造的财富维持运作，这是一套可持续的系统运作模式。只要气候正常风调雨顺，农业的产出就足以维持帝国的运转。
中华帝国不管是传承的时间还是统治的空间范围都是农耕时代顶级的文明，也是农业时代可以达到的上限了。当然任何事都是有利有弊，在某种情形下具备的优势，当外部情况发生变化时它也可能转变为劣势。我们构建起一套完善的农耕帝国的统治架构，并且不断驾轻就熟的应用它让我们文明不断满血复活时，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实际上也陷入了一个陷阱——一个僵化的体系结构。我们社会结构是基于农业经济的演化形成的，这使它难以适应繁荣的商业与手工业经济环境。
农业生产活动是以一年四季为周期的很有节奏，中国的王朝对农业经济的管理非常成熟。但商业活动与农业生产不同，商业活动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大规模粮食商业化可能会造成价格剧烈波动影响民生。这种现象在欧洲历史上就出现过。欧洲出现运载量很大船舶之后，粮食这样的大宗商品变的普及。开始出现通过商船运输粮食供应城市的情形，但受到航运风险的影响粮价会剧烈波动。这个我们后面还会讨论。至于手工业，唐宋时期我们就有了非常发达的手工业，都市的繁荣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苗头，北宋就出现了最早的纸币“交子”。到明朝时期，郑和七下西洋，以当时的技术我们要搞远洋贸易优势要大于欧洲。之所以我们没有进入资本主义，是因为当时中华文明的根基础农耕文明。支撑这个复杂的社会系统的运作物质基础是农业的产出，国家的税收、军队的供给、户藉管理体系都是基于农业生产体制来设计的。如果向工商业转型整个农业国本都会动摇，这是非常危险的。历史上也曾有过尝试，北宋王安石变法想通过政府手段控制市场波动平抑物价，通过劳役货币化的方式减轻农民的负担，政府放贷的方式减轻农民被高利贷的盘剥，这些今天看来很平常的举措都无法成功。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这些举措实际想用货币与金融管制的方法来优化当时的社会治理，这是商业社会才适用的。而当时的官宦文化以及相关技术能力的缺失注定无法取得成功。其实越向后发展，中国的农业社会越成熟，商业化的经济改革就越困难。人口的增长、有限的土地、庞大的官僚地主阶层，使整个社会就象一个越来越高的叠罗汉。到最后每个王朝的统治者都是小心翼翼地平衡社会的各方面力量，只为维持这个体系不崩溃。在这种情形下让统治者通过改革转型成为商业社会根本是不可能的。仅向商业活动收税就是一个高难度的技术活，人口、耕地很容易统计并以此为依据估算收入作为税源。在没有统一的会计体系、金融服务等商业规范的社会中，很难计量商业活动的体量与利润，也就难以收税。
中国未发展出资本主义的另一个原因，作为一个统一的帝国文明，由于政治、经济、社会是一体的，每次王朝周期性更迭不但是政治的重组，经济与社会也会被重置。前一个王朝末期发展出的繁荣的商业活动与机制也会被彻底清零，新王朝会重新从小农经济开始。而欧洲则完全不同，欧洲是碎片化的，英法百年战争不影响意大利与德国的商业活动。甚至国家间的战争反而刺激了对资金与战需物资的需求，商人们可以与交战国双方做生意。君王们想办法向商人借钱打仗，这还催生了现代财政国家的雏形。有独立财政管理的国家更有信用可以迅速筹措到资金从而更有军事优势。不同的社会结构形成不同的社会功能，也决定了社会的演化路径。
中华文明的文化与官僚体系的超级韧性在保持了中华文明传承的同时也抑制了它创新的可能性。 社会是不断演化的，当下优势也会成为下一个阶段的劣势。如果社会的结构僵化就会在下一阶段落后，我称这种现象是优势的诅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