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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农耕社会演化的动力问题。复杂适应理论认为主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是系统演化的与进化的主要动力。我们可以把每个农耕时代的社会与文明看成是构成一个更大的人类文明体系的元素。在这个大体系中，社会演化的动力可以简化为两个方面，一是与自然环境的抗争，二是与体系内其它社会或文明的竞争。不同的社会与文明相互合作、竞争、征服、融合。外部竞争压力也社会演化的动力之一。
农耕文明的发展动力起源于人类原始的生存与繁衍欲望，宏观层面表现为社会规模的扩张。首先是人口的规模的增长，然后是人口增长所依赖的土地资源需求的增长。复杂系统的演化需要从外部环境获得物质与能量以维持自身的动态平衡。农业社会获取的物质主要是土地，还有一些矿产资源制造工具等。系统的能源主要是植物提供的化学能，动力是人力与畜力。
现实的农耕社会表现形态是千差万别的。首先农业分为农耕与游牧两种基本形态。这两种模式依赖的环境、生活、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方式都有巨大的差异。其次农业本身有极强的地域性。不同的理环境所需的农业技术都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不只是农耕与游牧、渔猎这样完全不同的技术体系与生活方式。即使都是农耕社会不同作物的栽种、收储、加工技术都是不同的。地域差异大、很高的迁徙成本使农业社会表现出了很强的地域性，最终形成了不同的社会、文化乃至民族。
复杂适应理论认为构成系统的主体具有聚集特性，使行为简单主体可以形成了更大的、适应程度更高的聚集体。这一点反映在农业出现后的人类社会不断扩张与增长。主要是因为农业技术出现后解决了人口聚集下的生存问题。人口增长的需求反过来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比如连片耕作的土地更有规模化的优势。农业需要大量的水资源以及灌溉技术的出现，需要大规模的社会组织与动员能力。规模大、聚集度高更容易产生“涌现”现象，当然越是庞大、复杂的系统消耗的物质与能量也越多。
要维持这样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除了物质保障，还需要考虑：
●社会组织管理的效能，较高的执行能力，合理的政府运作成本，否则官僚系统的消耗、社会治理成本就会压垮财政。高效的组织能力也是一个系统抗击外部冲击有力保障。作为农耕文明中国一直在抵御北方游牧部落的入侵，庞大的帝国除了要有粮草物资，还要有组织动员能力，提供兵源、将物资有效地投放到战争中才能形成战备保障。
●信息传递与沟通成本。统一的文字不仅大大降低了沟通成本也强化的各地方之间联系。毕竟复杂系统内部结构之间需要有大量联系，否则就会有分裂的可能。
●统一的文化认同也是必不可少的。中国不只是一个空间上的国家概念，更是一个文化与文明的概念。我们的祖先创造性地将文化与统治思想结合在一起，提出了家国一体的观念，国是放大的家，家是缩小的国。儒家思想、宗法制度约束了人的行为规范，大大降低的社会管理成本。文化与官僚体制的双重优势增加了中华文明的韧性，使得它在受到一次次外部冲击时总能恢复到之前大一统的格局下。
当然上面描述的只是中国这样的农耕帝国的社会运转的需求。其它形态的社会比如游牧社会、商业社会、渔猎社会，剥离外表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化的差异，同样需要考虑一些共性的因素。
首先是系统的边界，不只是空间的活动范围，还有人们的认同感、价值观、行为规范。没有这些社会就是一个边界不清晰的系统算不上是一个社会共同体。也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形，一些民族有很强的认同感，统一的价值观与行为准则，但没有稳定的活动空间，比如犹太民族、吉普赛人。
其次，有了清晰的边界之后就要考虑系统的新陈代谢的模式，或者说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游牧业依赖草原生态需要不断迁移，丝绸之路上的商业社会依赖商业的繁荣。即便都是农耕文明古埃及与古代中国的农业体系、灌溉系统、土地分配和农耕文化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异。所有社会都要解决影响生产方式的卡点与社会矛盾，农耕社会需要解决土地与农民相匹配，一旦农民失地就会造成社会问题。游牧民族要解决的是部落纠纷、牧场资源的争夺、民族的认同问题。一旦赖以生存的生产过程（系统新陈代谢过程）出现问题，当下的社会运转模式就会难以为继。
第三，社会的统治效率。社会统治的目的是维系当前这个社会系统的存续与运转。包括对外防止入侵，对内维持秩序，减少社会熵的升高。另外可以把统治的成本看成是系统维持自身运转的消耗，这是税收的本质。以上这些都需要管理技术的支撑。前文提到过人类社会普遍的金字塔型的权力架构的形成就是受限于人脑的信息处理能力。在没有外部技术技持的情况下金字塔型信息汇集处理是必然的选择。但金字塔型的科层权力结构会产生效率上的损耗，不管是在物质层面还是信息层面减少效率的损耗，使社会不被低效率压垮是至关重要的。
以上讨论至少粗略涉及物质、能源、信息三个维度。从更宏大的时间维度看农业社会的演化也是丰富多彩的。技术上从石器、青铜到铁器，每次升级不仅使农业生产力提升，也影响到了社会制度与结构。早期战争中的战俘都是直接杀死，因为生产力低每个人的劳作只能养活自己，关押俘虏还要支出生存的成本，当然不如杀死更直接。青铜器出现后生产力提高，战俘就变成了奴隶可以创造出更多的价值。铁器出现后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利用铁器可开垦出很多过去无法开垦的荒地。此时将奴隶转变成佃农更能激发出他们的动力，开垦荒地生产出更多的粮食。社会制度也从奴隶制迈入封建制。世界上多数地区的农业社会都经历了相似的社会变迁。其实只要有一个地区出现了生产力进步，社会制度上的优势，就会给周边地区的其它社会造成压力。周边的文明要么迎头赶上，要么被征服同化。不考虑伟大的君王、征服者这样的人性因素，社会系统演化的自身动力也会趋向于动力强的系统吸收同化相对弱的系统，就象秦国统一六国一样。
从社会组织形态上看，农耕社会有乡村、城市、国家、帝国这样的结构演变。游牧社会最初是部落形态，后面也是一样。形态不论大小都满足系统的维持与运作要求，从外部获取物质与能量，加工处理后将废弃物排放到环境中。只是由于农耕社会规模较小，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小，能自然降解掉。当然这也是相对的，唐朝长安城有几十万人口，城市的生活污水处理很不成功。由于城市相对四周较低污水很难排外，当时人们就修了很多渗井，也就是一些或大或小的坑，用来收集排放的污水。大量的渗井势必会污染地下水源，所以到了唐代后期，长安城的地下水都变得苦涩难喝，给居民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规模变大之后不只城市治理难，国家治理更是困难。罗马城被攻破之后，那些作为征服者的北欧野蛮人因为没有城市社会的管理能力连税也收不上来。历史上也不是所有地区的民族群体都能跨入“国家”时代。再向上演进到“帝国”形态的则是凤毛麟角。帝国形态就一定是通过战争形成的，因为帝国是指跨越了多个地域社会之上的统一的政治实体。这种跨越多种不同文化或文明的政治实体的形成过程在农耕时代基本就是通过战争征服形成的。
任何一个农业社会向外扩张首先面临巨大的挑战就是军事上的组织动员能力与后勤保障能力。战争是残酷的但它也是推动人类文明向向发展的重要力量。政治学家查尔斯·蒂利有个著名观点：欧洲君主发动战争的需求，驱动了欧洲的国家建设。中国也一样，在东周时期（公元前770—前256年），真正的国家就出现了。表现为体系化的官僚机构，在界定的领土内实行统一法规，征税执法；营造道路、灌溉系统等公共基础设施；颁布统一的度量衡；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拥有常备军队。春秋战国连绵不绝的战争，战争规模、耗资、死亡人数不断增长。战国末期，城市围攻可持续数月，一场战役可持续多年，双方参战将士高达50万。这种规模要拼掉多少粮草、战马，动员多少人力来支持，对那个时代的国家而言都是极限挑战。激烈战争的最初影响是当时各国军事机构与军事制度。春秋早期的战争是贵族上战场，为了荣誉而战，战国后期的战争大规模征召平民上战场，都是你死我活的国运之战。这必然要改革军备制度，实行人口注册制以方便征兵、收税。有些国家做的更全面，丈量土地，登记盐池、鱼塘、沼泽、森林、人口，就是为日后的征税、征兵作准备。为了实现这些功能又需要一个完善的官僚体系做支撑，这些是封建贵族不愿做的事。所以官僚体制并不是秦始皇发明的，而是几百年的持续战争中演化出来的。秦始皇只是在大一统之后在封建与官僚系统两者之间做了一个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