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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结构产生重要影响的另一个因素就是社会文化。文化是一个群体共同拥有与传承的知识、习俗。在复杂适应性的理论中，构成系统的“活”的具有主动性的主体通过“学习”、总结经验教训，能够以某种方式把“经历”记住，使之“固化”在自己以后的行为方式中。从而有利于提高系统演化和进化的能力，以达到全局最优进化的目的。显然在具到人类社会这个复杂系统中这种固化就是文化。我们可以把文化理解为引入了时间机制不断迭代的遗传算法。没有文化我们可能需要不断地重新发明、创造就是无法积累。
文化的另一个作用是人们形成身份认同的基础。需要特别强调一下，文化才是一个文明传承的核心，民族、种族不是核心，因为基因通过代际传递的只有生理特征信息，而与文明影响最主要的是文化所包含的信息。所以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者都是非常狭隘的，他们的认识还停留在物种进化阶段。
所有现代人类都属于一个物种，在自然基因上区别很小，真正决定当代人群区分的是文化。文化本身就包含了群体的概念，文化是群体创造的由群体传播与继承。举个例子，人类可以创造工具，有些动物也能利用自然的物体作为工具。但人类可以把创造工具的技术保存、流传，不断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从而形成一套技术体系。猩猩或猴子可以用石头砸开坚果的外壳吃里面的果肉。人类可以用石头砸石头只为得到一个更好用工具。要做出一个石器，人需要知道哪种石头可以打制，有些石头硬，有些软，有些可以敲击出想要的形状，有些不行，这是选材。还要知道如何打制，才能打出想要的形状，这是流程、工艺。这套知识与技术体系可能是很多人、很多代积累流传下来的。所有体系化的知识都依赖广义上的文化传承、发展的，因为个体只能创造一项技术却无法创造出一整套技术体系。
能够创造工具只是第一阶段，前文提到的语言的出现是第二次突破。人类的沟通与交流能力有了巨大的提升。
第三次突破是距今7万年前后，人类开始有了艺术品。它表明人类文化有了精神内涵。通过对远古遗迹的研究我们发现在5万~6.5万年前，人类发展出了具象化的艺术，比如洞穴中有马、牛、狮子等各种动物与狩猎场景的壁画，各种人形雕像，鸟骨笛的发明也暗示着音乐的悄然诞生。
我们唱歌跳舞、梳妆打扮，用装饰品、纹身和颜料装饰我们的身体。艺术看上去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但却是文化的最高表现形式，它代表了人类的创造力在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度。
第四次突破是文字的出现，大约一万年前我们又创造出了文字。文字有表音与表意两种。表意类文字的演化过程是：
图画是人们对自然界的艺术再现。文字画是指通过画面表达画者的思想意图的图画，具有辅助记事和社会交际作用的文字类型。一幅或一组图画就是一个语段表达完整的段意，图画中不划分单词。因此它只表达话语的内容、语意，没有语法形式。到了图画文字阶段则与发声语言产生了联系，图画文字记录了语言中词的声音和意义。图画文字算是文字的雏形了，或者称作原始文字。这是一次人类文明史上的质的飞跃。象形文字首先对图象进行了抽象与简化使它更容易撰写，同时具备了固定的语法、格式，形式的固化代表了它的成熟。文字的重要性众所周知，它是文明的标志之一。从此人类的知识可以通过外在客观地记录下来，不管是泥板、龟甲、骨头、竹简……信息可以跨越时空无损的传播，这对于一个复杂系统而言非常重要，系统运作除了需要物质、能量，另一个就是对信息的处理。存储、加工信息使系统保持低熵增才是维持这个复杂系统运作的核心。另外文字与语言同样成为人类思考所必须借助的工具，或者说是思维的外壳。
有研究表明，人类社会文化和规范具有一定的同质性，原始人类社会在起点基本面上差别不大，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准则，人和群体的基本关系，基本的伦理道德等。这可能是因为现代人曾经历过一个瓶颈期濒临灭绝，后来的一切都起源于一个非常小的群体。尽管后来扩散到全球，但离这个起点越近社会的形态越相似。当然随着人群的扩张与扩散，文化也在不断进化，不同的环境对人类的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形成了迥异的文化。能够定义群体差异最底层的就是文化，后面出现的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民族、国家等等都是构建在这些有差异的文化基础之上的。
至此与文化构建相关的技术架构已成形。广义的文化本身也是一个复杂体系，有学者认为它包含了技术、社会与精神三个层面。底层是人类创造的技术体系，用于对抗与改造环境保障人的生存。中间层是人类社会结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维持社会的运转。上层是精神世界，构建对世界的认知模型从神话传说到科学、思想。有了它，人类个体与群体的能动性就能够得到更好的激发。
这三个层面是要相匹配的，技术体系是物质生存的基础，也是支撑社会制度结构的基础。比如农耕社会之所以是封建制度，本质上是缺少可以支撑中央集权管理所需要技术，比如高效的通信系统，没有金融技术实物税收耗时费力。通过将管理权分封出去减轻对王权治理的压力。同样最顶层的精神文化也对中间层的社会结构与制度产生重要的影响。欧洲是一个宗教神权至上的社会，导致世俗的王权相对弱小也无法形成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统治体系。
精神文化作为社会与文明的内核它的主要作用包括：形成认同由此构建起一个稳定的群体，规范人的行为从而形成群体秩序。特别是在法制体系不健全的时代，相同的生活方式、语言、文化、信仰可以让人产生可以信赖的归属感，从而导致信任的建立与合作的产生。最典型的就是宗教，共同的信仰是人与人之间形成信任的低成本的方式。相比具象的共同认识某一个人作为一种连结纽带，大家共同信奉一个抽象的神明显然认知成本大大降低了。对于没有什么抽象思维能力的猩猩也许是无法理解的，但对于可以处理大量抽象的人际关系的智人就很容易了。除了宗教还有民族、城市、国家等等各种不同的观念都是跟随社会发展一起出现的，本质上都是社会层面人们用于构建自身的认同以及与其它人的关系，比如合作还是竞争甚至对抗等等。当然城市、国家不只是一种概念更多的是现实世界中的社会组织形态，以及构建起这套社会组织相关的社会制度与规范。
文化的第二个基本作用是规范人的行为从而形成群体秩序。越是庞大的社会文化越是重要，在这个复杂系统中最初就是依赖文化形成的风俗习惯、社会伦理来规范人的行为，这是构建起大规模社会的重要因素。前面提到过逐渐形成人类社会生活基本的伦理规范，比如禁止近亲结婚和乱伦，以及婚姻制度等等。
大规模社会的另一种重要发明就是社会制度的形成。制度可以算是社会文化中对人的行为方式的强制约束的部分。比如前文提到的婚姻制度的形成，原始社会的共享制度。社会规模小的时候，它表现为文化习俗，当社会规模扩大时社会制度可以保障社会运转，解决规模化社会的管理成本问题。稳定的社会结构离不开社会制度的强制规范。制度的最大好处是它非常明确的，规范了文化、习俗中对行为模棱两可的要求，使人们对行为的结果产生共同的预期，避免社会失去秩序，可以大幅降低社会的管理成本。这对于规模较小的社会没什么感觉，但对于大规模社会却是至关重要的。基本上不存在只有道德文化没有社会制度的大规模社会。
由于文化的发展是连续的各地区文化差异比较大，而制度是社会文化的沉淀，它的制定与执行都需要成本，所以制度是不连续的。我们更容易通过制度来衡量评估一个社会的发展阶段。制度是对社会发展阶段最清晰的反映，最典型的就是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比如已知的最古老的法典《汉谟拉比法典》，反映了四千年前古巴比伦的社会发展状况。
制度不只保障了社会秩序也为社会运作提供支撑。举个例子，由于农作物的生长周期需要较多的前期投入，直到成熟期之前是没有产出与收获的，在这期间农人只有辛苦耕作的投入没有产出，需要在制度安排上保障农耕家庭的口粮与生活。另外小规模的零星的农业与大规模的农业会发生质的变化，零星的农耕如果没有收成损失还能承受，但如果大规模的农业减产甚至绝收是会引起社会动荡的。因此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都有灾年开仓放粮赈济灾民的制度。
当然主动防灾总好过亡羊补劳，通常灾年的风险来源于气候异常，比如干旱。几乎所有成熟的农业文明都发展灌溉技术来应对这种风险。灌溉技术需要调动大量的人力与物力，它反过来推动了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为农业发展修建的大量的农田水利工程，代表着社会具备了高度的组织与文明程度。公元前3400年左右美尼斯王朝在埃及孟菲斯城附近修建了截引尼罗河洪水用于耕种的灌溉工程。这应该是世界上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灌溉工程。而中国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那个时代的巅峰之作。因此有人把诞生于河谷平原地区，发展出灌溉技术的农业文明称为大河文明。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尼罗河的古埃及文明，中华文明都属于大河文明。
我们也可以从制度的层面分析社会的变迁背后的原因。比如农耕时代初期生产力低下剩余财富较少且以农产品为主，粮食除了维持农民自身的生计，剩余的以税收的形式交给政府或国家用以维持这些机构运转，以及战争的风险。之所以会出现奴隶制度就是为了把农业生产者的粮食消耗成本压缩到最低，尽可能的榨取更多的劳动财富，这在生产效率较低的时代是可行的。一旦生产力提高了自由民获得了土地，他们的生产效率比奴隶更高时，奴隶制也就被淘汰了。制度是为社会运作提供支撑的，但如果制度设计不合理或过时了，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就需要更新、变革，不存在永久有效的、终极的、普世的制度。
不同的群体文化也会有优胜劣汰的达尔文式的选择现象。那些人口可以不断壮大的群体，更容易保留、传播自身的文化，而没能战胜环境或在竞争中被淘汰群体，他们的文化随之消失了。通常被保留的都是有利于群体繁衍壮大的，有利于相互合作的文化基因。具备这类优势文化基因的群体更容易发展壮大形成庞大的社会，而不具备这类文化基因的则会因为群体不断缩小而消失。比如几乎所有的现代社会都把愿意帮助别人视为好人，在社会面临危机时挺身而出舍生忘死的人视为英雄。所有的善恶标准不断向深层挖掘，就会发现“善”通常是有利于合作使社群规模扩张的，“恶”通常与之相反。有人类学观点认为有暴力倾向的不愿群体合作的个体可能在更早的基因进化的时代就被逐渐淘汰掉了，进化留下的个体不仅有较高的智力，还具备较强的合作意愿。这再次证明基因进化时代我们进化出的大脑是构建起文明社会的基础。
文化不只有优胜劣汰也有汇聚融合。以中华文明的形成为例，中国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是一种文化，以及认同这种文化的同共体，是文化定义了中国。
中国文明的形成就不是一个由单点发生而后向周边扩散的模式，而是群星璀璨，逐渐向中心辐聚，逐渐融合。换句话说，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最早的中国文明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中心，不是我们后来熟悉的以中原为中心的文明模式。距今八千年前后，在华北（包括北方边缘地带）、长江中下游地区形成了一系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围绕这些文化形成了若干个文化区，它们就是后来文明星光闪耀的地方。辽西孕育了红山、江汉孕育了石家河、长三角孕育了良渚、北方边缘孕育了石峁、巴蜀孕育了三星堆……中原反而不那么显眼，但中原地区农业基础更加厚实稳定，在周边文明的实验结束之后，这里崛起了真正长盛不衰的文明。这些早期文明的实验有的侧重宗教礼仪（如红山），有的侧重水生资源利用（如良渚），有的侧重农业生产（如中原），还有的可能侧重商路交换（如石峁）……所以，我认为所谓中国文明起源不是仅仅指某个中心化政权的形成，而是一个体系的形成，这个体系向外与周边更大范围的群体交流互动，向内逐渐形成了“逐鹿中原”的趋势……“中国”更多是一种文化上的称谓。这种文化以极其强大的包容能力，把不同背景的人群熔铸成了“中华民族”。——《中国文化基因的起源：考古学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