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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处于一个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问题的关键不只是文明发展速度快，更重要的是它处于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这个转折不是以百年的尺度来衡量的而是以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尺度来衡量，用中文说“千年大计”都不为过。这样重要的时刻需要很多哲学、社会学、经济、政治学者来思考人类文明未来的走向。在这里不得不提以色列作家尤瓦尔·赫拉利，21世纪10年代他出版了一系列著作从不同角度探讨人类文明的发展问题。
第一本《人类简史》通过独特的视角和生动的叙述，重新解读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脉络。从人作为一个物种进化一直到科学推动下的工业文明，书的最后也对技术对人自身的影响表达出了隐隐地担忧。
拥有神的能力，但是不负责任、贪得无厌，而且连想要什么都不知道。天下危险，恐怕莫此为甚。——《人类简史》后记
这也为后续的思考打下了伏笔。
第二本《未来简史》，深入讨论了技术对生命特别是人的影响，包括技术对人身体的改造、寿命的延长、人的异化。涉及的内容更是广泛，科技与伦理层面的算法与决策、智能与意识的区别等等。进而上升到对人的价值、尊严、意义的探讨。
智人是怎么深信人文主义的信条，认为宇宙是以人类为中心运转、人类是所有意义与力量的来源的？而这样的信条又会对经济、社会和政治有怎样的影响？它是如何塑造我们的日常生活、艺术，以及我们最隐秘的欲望的？——《未来简史》第一章：人类的新议题
当科技赋予人巨大的力量让我们变成“智神”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看待自己与世界，工业时代的人文主义的信念基础是否会被对科学、技术、数据的信仰所替代……这些问题值得所有人深思。
第三本《今日简史》，社会是由人构成的，人的改变必然导致社会的结构的变化。在这本书中作者开始关注当下宏观的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包括：科技引发的变革与挑战、政治与社会格局的动荡、气候变化对全人类的威胁、宗教信仰、思维与意识、教育、全球治理与多边主义等等。
第四本《智人之上》，赫拉利在这本书中聚焦于信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他将人类社会看成一个信息网络，讨论了信息对社会结构、政治生态、个体心灵的影响。信息技术创造互联网、人工智能将颠覆传统的网络结构，它带来巨大的力量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
总之，赫拉利是一个了不起的学者，他二十年如一日地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思索体现了一位现代知识分子、思想家的责任与担当。难得的是知识渊博的他思考了很多对人类社会影响巨大的领域。这让他的观点不仅新颖而且更全面。而其它关注相同命题的学者大多只从某一专业领域思考。
让人感到遗憾的是针对“人类文明”这个大命题的讨论，国内学者发表的著作比较少，即使有也是局限于哲学、文化、国际关系某一领域。当然这可能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中国的社会学主要师从西方，西方的理论、思潮、学术接受度更高更容易传播。所以即使有中国学者有出书立说发表这方面的观点在知名度、传播上就处于劣势。另一方面全球化是西方开启的，西方学者很早就开启了全球化的视野，而中国改革开放前被孤立，改革开放之后韬光养晦埋头搞经济，我们的关注点一直是自身，缺乏全球性视野也属正常。但现在不同了，我们经济体量已经全球第二，政治影响力已被全球公认，科技实力迅速提升即使在最尖端的技术领域也占有一席之地。最近的deepseek更是在AI领域实现弯道追赶。唯独在文化、思想领域没有建树这是不正常的，而恰恰这个领域最重要，因为它决定了我们是否知道自身的文明将走向何方？为何要选择这个方向？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风险最小……
在《未来简史》的扉页上我看到赫拉利手写了这样一段话：“在面对这个世界的终极问题时，我们需要中国读者贡献他们的智慧。”这给了我很大的激励，中国人应该积极参与到这个问题的讨论中来。
由于近代中国积贫积弱，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被孤立只能专注于自身的建设，国内学者一直是立足自身的发展学习西方的科技与思想。直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改革开放已十年，国内的少数学者开始逐渐摆脱西方的思维方式，以中国的思维与思想解构世界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是一个水道渠成的过程。这里我推荐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写的《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作者从中国传统思想的“天下”观念推导出一整套现代政治的理想体系。
“天下”观念最早起源于商周时期，华夏文明以黄河流域为中心，以自身文明为核心自视为“中国”，周边为“四夷”（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种“中心—边缘”的朴素地理观是“天下”概念的雏形。之后这种文明体系的观念演化成统治理念，“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周灭商后形成分封诸侯和“天命”理论，周王自称“天子”，宣称代天统治“天下”，将政治权力与宇宙秩序结合，使“天下”成为兼具神圣性与世俗性的政治空间。中国的“天下”观念不同于西方的“帝国”概念，其核心并非领土扩张，而是以文化（礼乐、伦理）为纽带构建的文明认同。所谓“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体现了开放的文化包容性。赵汀阳则将这种观念应用到当下的世界政治体系的构建中。
西方的国际政治体制是基于主权国家的互动构建起来的，他们的立足点是国家，这导致在国家之上的空白与缺位。因此现代国际体系只能采用最大、最强的国家（帝国）来代位管理的方式构建世界秩序。
西方政治哲学框架中缺少世界政治制度的位置，这是个致命的缺陷。……“国际理论”来应付国家之间的政治问题，可是国际理论在学理上并不高于国家理论，它没有任何高于国家的理想和价值观，相反，它只是国家理论所附属的“对外的”策略研究，是国家政治理论的一个特殊附庸。由于缺乏更高的理想和更广的视野，国际理论的背后根本不存在任何深刻的哲学。……所以西方政治哲学是一个不完整的理论。这种理论上的不完整所导致的远远不只是在对世界的政治解释上的无能为力，而是整个政治哲学的困难——《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
而赵汀阳则将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映射为“世界”，“世界”是位于国家之上的存在。基于这个国家之上的“世界”视角来描述一套更理想的制度体系与哲学思想。
“世界”不仅是抽象的也是实际的，它有着自身的利益，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利益都无法完全与世界利益重合。“世界”是一个整体的观念它包含了“无外”原则，世界是一个整体所以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其内部的一部分。而国家概念则不同，国家是相互分离的。西方人更容易理解帝国，帝国是一个包含广大区域与不同文化的政治整合体。“天下”与“帝国”的差异在于天下是由不同的文明、文化、社会构成的一个文明体系，它的目标是秩序而非统治，统治只是构建秩序的一种手段。而帝国通常则要求强制统一、一致，比如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这些可以降低统治成本是统治的必要条件。所以“天下”更有弹性，“帝国”更多刚性。
回到当下的世界政治体系，东西方的政治世界观的差异在于，西方的政治问题的优先排序是“个体——共同体——国家”，而东方的政治顺序则是“天下——国——家”。优先顺序的背后是政治核心的定位，西方的核心是个人权力，东方的政治核心是集体观念与社会秩序。两者只是差异并无绝对的好坏，但西方人认为西方的民主、人权制度具有普适性。而现实是受外部影响强行推动民主、人权制度的国家与地区社会转型大多难以成功。显然西方的民主制度是一个缺少普遍意义的制度。对此赵汀阳比较了西方的民主与中国传统政治的“民心”观念。
民心问题与民主问题的根本差异在于，民心是制度合法性的真正理由和根据，而民主只是企图反映民心的一个技术手段（还可以有其他的手段）。……真正的民心是经过理性分析而产生的那些有利于人类普遍利益和幸福的共享观念。……民心的存在形式是思想性的而不是心理性的。……中国没有产生民主观念，因为中国哲学已经直接指向了比民主更深入的民心问题。——《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
民主是一种行为原则，“民心”则包含了“天下为公”的思想原则，没有思想的指导行为原则就变成了机械化的程序。民主追求的是个体、局部的利益，而民心反映的是所有人利益的最大公约数，由此导出了另一个更基础的“观念”。构建民主的必要条件是自由，而中国哲学则强调秩序，秩序是构建社会整体安全与幸福的基础。没有秩序只有自由的社会不可能有幸福。
中国哲学总是以“治/乱”分析模式去判断一个制度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使天下大治，就是一个制度的基本合法性。——《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
赵汀阳将以上观念扩展到国际政治层面，因为在现代性与全球化的背景下政治基础单元在不断扩张，从个人主义到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从个人权利到民族或国家主权，虽然规模、层次不同但内部的逻辑有一致性。赵汀阳在比较了罗马帝国、大英帝国、全球化帝国主义（美国）模式后提出了自己的天下理论。正如前文提到的由于顶层政治理论的缺失，因此现代制度的局限性在国际层面表现的最明显。
现代制度是以民族/国家为思考单位的产物，它所设计的是一个国家内部社会的制度，所考虑的人民也是国家内部的人民，它本来就没有或几乎没有考虑到世界整体的利益。既然现代制度只是国家制度而不是世界制度，那它也就没有能力处理世界问题。——《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
虽然在实操过程中西方主导下成立了联合国以解决国际性问题。
联合国根本不是个世界性制度（institution），而只是个世界性组织（organization），是关于各国利益的一个谈判场所或机构，而且还是个不健全的谈判机构。……从实践来看，联合国模式不但没有超越民族/国家思维，而且是附属于民族/国家体系的一个服务性组织。由于联合国模式关于世界的概念以及对世界中政治/文化关系的理解从属于民族/国家体系，因此，联合国必定为各个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所约束，它要照顾的并非世界这个整体的利益，而是各国的利益……——《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
联合国最多只能是一种解决方案，或者说是一种属于国家间政治的过渡形态，在它之上应该有一种更高的形态——一个世界性的政治实体——赵汀阳称之为“天下”。“天下”就是全球化的世界，它是人类共同的政治空间与共同的资源。从国家视角看“以一国而统治世界”是“以部分支配整体”，只能是帝国主义。赵汀阳认为西方把实现世界的完整性看成是使命，征服是一种手段。而中国人几千年前就把世界的完整性看成是先验的，“天人合一”就是最底层的观念无需证明。人要做的就是构建起秩序，让这个多样性的世界保持各谐稳定。在天下一家的理想设定中没有“异端”“敌对”，其他民族或宗教不是需要征服的对象。所有的冲突都是现实层面的利益冲突，不存在精神、文化层面的文明冲突。以“天下”观念构建起来的不是一个全球性的国家或帝国，而是一个全球性的政治单位，拥有完整的政治制度，实现全球性的政治秩序，其下的各个地域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是独立的。
这两种观念只是视角不同，只是在全球化的当下中国的“天下”视角更容易找到文明未来发展的道路。因为全球化之后世界在经济上已经融为一体，社会层面人员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包括精英、移民、劳工、难民，甚至是非法移民已经成为一种全球关注的社会现象。在政治层面美苏争霸的结束使世界格局变成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随着美国的衰落当前的国际政治秩序会出现新的变化。这种经济、社会、政治发展三者之间的断层矛盾日益突显。
今天的全球化运动已经使世界制度问题成为一个迫切问题。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一个世界制度，也没有像今天这样难以创造一个世界制度。
从存粹的理论角度看，一个完备的理论应该具备内在的一致性，可以做到“一以贯之”。而西方的政治理论核心是国家的内政，国家之间的国际理论是其附属而且规则完全不同。
民主在内政理论中通常都被视为当然，而一进入国际理论，国际民主（或者说全球民主）却往往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这一政治原则的断裂造成了支离破碎的政治理论体系，它意味着仅仅承认国内社会，而不承认世界也是个社会。——《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
这也就是它为什么被中国人认为是双标的原因。而天下理论做到了从上到下的一致性，这一点对于政治的合法性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的政治理想是建立可以从最高层次（天下）到中层（国家）再到草根层次（家庭）传递的普遍有效治理，它试图消除各政治层次之间的冲突和不协调，由此创造出一种建构性的“政治连续统”。——《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
其次是这个理论补全了世界政治体制的顶层设计，在这个理论体系中世界理论是政治的核心，国际理论与内政理论则是世界理论的亚理论。
天下理论的重要性就在于它能够提供一种高于任何国家观点的世界观，它把世界看成是个有精神意义的存在，而不仅仅是个物质存在，把世界看成是自身具有目的和理念的存在，而不是无目的性的对象。——《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
“天下理论”是一个属于东方智慧的理论体系创新，描述的很精彩。不过这个理论只是哲学思想层面的，从哲学到落地实操还需要更多的科学理论的支撑。因为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也更有实践性。个人认为能够实现落地的理论应该是复杂系统理论。
首先，不管是经济、政治、社会、国家、国际体系、人类文明都是一个个边界不同的复杂系统，它们都受到复杂系统的规律支配。而天下理论中全球政治也是一个由全世界各个国家、地区构成的复杂系统，而且是最顶层的复杂系统。这个顶层的复杂系统暗含了统一的、整体的性质，正好应对“天下”观念。
其次，复杂系统内部就是分层级的，这正好对应了个人、群体、民族、主权国家、国际政治体系这样不同层级的政治形态。而且复杂系统理论有很多关于层级间关系、行为的阐释与解释。这使得从个人权利到集体主义不再只是抽象的哲学与政治名词，通过复杂系统理论它们都可以得到清晰的表达。根据复杂系统理论高层级的结构是通过低层级的结构与子系统在不断的互动过程中涌现出来的，那么“天下”这个世界的最顶层的政治结构目前正在演化与涌现过程中。
第三，复杂系统理论可预测系统结构的突变、行为的变化并给出科学的解释，而抽象的哲学理论最多只能给出直观的判断与主观的推断无法做出客观的解释。
第四，现在的社会科学与国际关系理论体系都是西方构建起来的，目前西方仍然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作为一种抽象的哲学思想观念要在这个领域占有一席之地非常困难。但复杂系统理论作为一种具备实践能力的科学理论，可以对各种政治现象做出科学的、合理的解释，那么它就更容易被接受。
第五，复杂系统理论是对所有复杂系统普遍规律的描述，它不仅适用于世界政治理论，还可以应用于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类社会理论，这种统一性真正体现“天人合一”“道法合一”的传统哲学与智慧。它可以打破西方基于还原理论构建起来的各种学科的壁垒，毕竟客观世界不是按照学科理论创建的。
本书就是以复杂系统理论来解构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从微观主体的人，中观层面的社会网络，到宏观层面搭建起一个分析框架。整个体系虽不完善但至少不再是零散的。
全书分三部分：
一、文明的演化，通过文明演化的过程构建起一套分析框架。
二、现代文明的困境，基于当下文明表现出的问题用这套框架分析背后的原因。
三、文明的未来，基于框架的逻辑说明未来文明可能的发展形态。
第一部分依然讲述文明的演化过程，不同的是用复杂系统的观点解释文明是如何产生与演化的。人是物种进化的胜利者，而取胜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跳出了物种进化转向了社会进化。物种进化阶段最重要的成果是我们拥有了一个超常的大脑。能创造工具不是我们最大优势，创造出复杂的社会网络才是我们最大的优势。我们的大脑超越了生存所需，它就是为社交合作而生的。它的特性也决定了人类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比如大脑有限的处理能力决定了人类社会就是一个典型的小世界网络。这种社会结构完美契合狩猎时代的小群体社会，当社会规模不断扩大时，它必然会演化为金字塔形的层级结构。因为处于核心的领导者接收与处理的信息是有限的，只能依靠层级授权放大沟通与协调的社会规模。当然群体规模是逐渐扩大的，文明就诞生于规模扩张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这个过程在远古世界各地人群中一定尝试了无数次，失败了无数次才成形。最终演变成社会文化、沉淀为社会制度才点亮了文明的火花。圣经中的巴别塔我更愿意将它理解为一种隐喻，它象征着大规模人群的出现，它是文明的象征。
人类创造的第一个文明形态是农耕文明。它的出现更象是一次系统突变。远古地球上生活着很多狩猎采集的人群，这种生活方式有几十万年之久，按理这种生活方式永远无法产生文明。因为人群的生存依靠的是当地山川动植物的自然产出，这注定了一平方公里可能只能养活几个人。这种模式不可能聚集起大量的人口甚至无法形成长期定居的生活方式，城镇这种高密度人口聚居方式更是天方夜谭。农耕生活方式的出现有很多猜测，个人认为最合理的一种假设是在一些地区出现大量的可食用的野生的动植物，吸引众多的狩猎采集人群聚集在一起。他们只要在可食用的作物成熟时采集足够多的果食就可以维持长时间的定居生活。这种方式只要坚持一两代人生活方式就会改变。而这种“天选之地”非常难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农业发源地，比如：两河流域、长江黄河流域、尼罗河地区……农业技术的出现与传播使得农业社会变成一种可以复制的模式。农业使人类可以在有限时空范围内获得远超自然状态下的食物，将农业社会看成是一个系统，那么这个系统获得资源与能源（食物是光合作用形式的能源）更多、效率更高，这些支撑着它的规模更大。从狩猎采集到农耕，生活在当时的人可能会觉得这种改变经历了几代人时间很漫长，但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对几十万年的人类演化历史而言只是一个短暂的瞬间。无数微小的人群汇聚成一个个区域性的人类社会，系统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由于农业受自然环境影响非常大，所以演化出了形态各异的农耕文明。从刀耕火种的村庄、沙漠中的部落、城邦、国家、到后期的帝国，从系统角度看所有的文明都需要获取资源、能源转换为社会内部财富以维持自身的运转与扩张。这些文明不只是形态各异，内部结构也是差异巨大。造成这种情形的因素很多，比如外部的环境影响。系统要获取外部环境的资源、能源就需要具备相应功能，这些功能是依赖系统演化出的结构才能实现的。内部因素则包括了构成系统的元素的特性，比如前文提到的人的信息处理能力、学习能力。还有这些元素之间的关系与互动行为，这些非线性的相互作用会影响系统的自组织能力。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关键因素——规模，满足以上条件的系统规模越大结构越复杂。这种复杂结构是不断涌现出来的而且包含了很多的层级结构，这也是复杂系统理论揭示的必然现象。
为了能对千姿百态的文明进行分析，我借用了金观涛、刘青峰两位学者在《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一书提到的一个分析架构，将文明拆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子系统。任何一个人类文明形态内部都可以找到这三个结构，差异只是它们的结构、功能、相互间的关系不同。
我发现三者相互匹配、协调顺利这个文明就相对稳定，一旦其中的任何一方出现问题或相互间协调不畅文明就会失衡。比如中国古代王朝政治上是皇权主导下的官僚体制，经济基础是地主小农经济，文化是儒家意识形态。三者中最稳定的是儒家文化，政治制度则通过几十个王朝的不断迭代趋于完善，清朝是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集大成者。而经济既是推动每个王朝走向繁荣的推手，也是压跨王朝稻草。通常一个王朝后期人口增长、经济繁荣之后地主会占有大量土地，造成农民创造的财富大量流向地主阶层，这影响到了王朝的财政收入，中央的经济力量下降统治力也随之衰弱，表现为官僚体制腐败、边疆地区失控，如果此时农民起义这个王朝就会出现危机。这几乎是每个中国古代王朝的宿命，本质是承平日久人口增长而耕地的产出根不上人口需求。开放的复杂系统时刻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状态，这种动态平衡是需要能量来维持的，文明系统因供给不足变的虚弱这种动态平衡就会被打破。外加分配制度上不合理使构成这个系统的主体——农民——因为贫穷、饥饿开始反抗。系统底层开始失序进入死亡螺旋之中，最终体系崩溃。
如果从太空视角观察人类的农耕时代，这是一个漫长的渐变过程。随着人口的增长这些定居点不断扩张，在世界各地人类的城镇越来越多，遍布每个大陆。邻近的城市偶尔会为了争夺土地发动战争。最终不同的城市连结起来成为国家。然后就是不同国家的兴盛与衰亡。兴亡的底层逻辑是土地的产出与人口的匹配。产出多、人口少社会就逐步走向兴盛，相反人口多产出少就走向衰亡。而且农耕文明有着极强的地域性，这个阶段不可能出现一个全球性的帝国。即使出现了象成吉思汗这样的强大的征服者也不可能统治整个欧亚大陆。因为以当时的信息、运输等技术手段无法及时有效地覆盖整个疆域。而这些基础技术支撑的统治手段也就不可能有效治理如此大的疆域，文明系统自然就会分裂为多个小系统，直到缩小为可以实现有效统治的规模。农耕文明的故事就这样一遍遍地在世界各地上演着，直到欧洲人通过一系列不经意的创新创造出工业文明。
在工业文明出现之前欧洲人首先创造出了一个繁荣的商业文明。其实任何一个农耕文明中都有商业活动，但农业社会是自给自足的，提供剩余商品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大多数农业社会中的商业活动占比很小。但欧洲人非常热衷于商业活动，在工业革命之前他们的商业就异常的繁荣。这源于他们突破了三个“临界点”，首先他们实现了运输能力的突破。农耕时代陆地上依靠畜力的运输能力是有限的，长途贸易的货物不仅少而且成本高，商业活动的经济体量是非常小的。但欧洲人造船技术的发展使货运量直线上升，16世纪中期已经造出了600吨的大船。于是粮食这样的大宗商品可以通过船舶运输到不同的地区。运量的突破、运输成本的下降使商业活动从高档的、高价值的奢侈品贩卖，变成了一种可以远距离销售廉价商品的普遍的经济活动。商业规模得以迅速扩张，社会的经济结构由此改变。很多人曾讨论为何现代文明会起源于欧洲，关键就在于是欧洲最先突破了商业的限制，让商业经济的体量足以改变农业社会的经济结构。
突破的第二个“临界点”是航线的开辟与远洋商业网络的构建。欧洲人沿着航路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殖民地。殖民者们还创造了一些高效率的贸易模式，比如非常血腥的“三角贸易”为欧洲积累了大量工业化的启动资本。由于远洋贸易的高风险性，欧洲人还发明了合伙制。一次出海贸易找几个合伙人，风险按出资额均摊。后来随着航线与贸易模式的成熟，合伙模式也逐步演变成了股份制公司。股份制公司也是一种可以不断复制快速筹集资金的模式。快速聚集资本的能力成为资本主义的引爆点。
突破的第三个“临界点”是规模化的商品生产。商业的繁荣需要大量的商品而且是廉价的商品，于是规模化的工业生产就成为历史的必然。手工工场虽然实现了社会分工提升了部分效率，但依赖人力的生产效率太低，而此时欧洲的现代科学体系从“形而上”进入了“形而下”的应用领域，不断解决生产活动中的问题。科学推动了工业的发展，工业的增长又反过来加速了科学的进步。这形成了一个正反馈循环，在复杂系统中正反馈不断加速推动系统的演变，最终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相比农耕时代而言是非常短的）系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规模化生产的工业创造了大量廉价商品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经济形态。所以工业革命就是一个临界点。
工业文明可以反复不断地快速突破“临界点”是因为它具备以下三个特征：可复制的模式、指数级的扩张、规模效应。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个可复制的模式，欧洲人还创造出了股份制公司、金融体系等等的经济制度，使这种模式复制变的规范高效。市场也是一个可以不断加入新节点的网络，当一个网格规模越大网络中节点的价值就成指数倍增长。农业社会只能容纳割裂的、地域性的小市场，但商业社会则不同，大量市场主体之间相互竞争，市场越大、参与的人越多，中间产生的乘数就越大。市场越大效率就越高，效率越高越能刺激出新的需求，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持续增长的正向循环。结果是最大的市场最终会成为唯一的市场，任何人、社会、企业、国家，离开这个最大的市场之后就会不断落后，并最终被迫加入。随着规模的扩张文明也出现了“由量到质的变化”。规模首先影响的是系统所需要的能量、资源的增加，大量人口的日常消耗也是巨大的。为了满足这种消耗系统进化出了效率更高的生产、存储、物流方式，涌现出了相应的社会结构来支撑这些新的模式。再比如城市是高密度人口聚集的场所，由此带来了城市内部的卫生、安全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又涌现出了下水道、垃圾处理、医院、警察、学校等设施与机构，包括市政府这样的城市管理机构。
人类创造了一个我们无法真正理解的系统，我们无法了解其风险状况。难以预测、控制系统的行为，而且没有人对此负责。最关键的是我们已经将人类文明延续、持续生存的希望都押在了这个系统上。——作者
现代文明虽然创造了农耕文明无法想象的财富与繁荣，但也面临巨大风险与挑战。首先现代文明已经演化为一个全球性的复杂系统。这种复杂不只是结构的复杂，更是因为构成系统的元素、内部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这是复杂系统固有的特性。复杂性造成系统的行为、系统结构的演化难以预测更难以控制。但人类现在的政治制度与结构都是承袭自农耕时代金字塔形的权力架构，虽然西方的民主、三权分立的制度在顶层政治层面引入了制衡与弹性，但大量的政府机构、公司、社会组织结构仍是科层式的。这种组织架构可以适应一个相对简单的、稳定的系统，而工业化时代的社会如此复杂这种结构是无法适应的。所以才会给人一种“世界就是一个草台班子”的感觉。难以控制的原因就是由于非线性关系的存在，任何变革产生的影响都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而且这种非线性关系会让各种影响不断传播、扩散开来，从而产生扰动。一些结构对扰动有较强的抵御能力，而另一些场景下鲁棒性（抗干扰能力）较弱系统会变的脆弱，导致系统的稳定性变差。举个比较容易理解的例子，金融危机发生时，经济体量大、经济实力强的国家对危机的抵御能力强，比如中国，相反一些小国经济结构单一最容易被放倒。另外由于经济与社会的广泛联系，经济危机很容易扩散到社会领域成为社会危机。如果此时政治结构也很脆弱的话就会进一步扩散到政治领域导致政治动荡，阿拉伯之春就是这样产生的。
以上只是复杂系统固有的特性，结合人类文明的实际情况可以让我们有更深刻的理解。由于农耕时代很漫长而且农业文明都是地域性的，工业革命前的全球遍布的是形态各异的农业社会，从澳洲的原始公社、南美的印加文明、中东的阿拉伯部落、东亚的中华帝国……这些人类文明原本有着自身的发展进程，但欧洲现代文明沿着海岸线席卷了这些文明。这种冲击对这些原著文明而言是痛苦的，很多文明彻底被摧毁了。幸存下来的文明不得不改变自身适应外来文明，这种转型是困难的而且很难有统一的路径标准，因为各自的起点都不相同。所以西方的所谓普世的价值观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不同的发展阶段价值观念、发展路径是不相同的。而站在地球之外俯视整个人类文明，这两三百年人类文明的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不同的农业文明都演化成了或大或小的主权国家。但很多国家内部仍残留着农耕时代的文化与社会制度，虽然有主权国家这个政治外壳但它们的内在仍然并不适应现代文明，它们仍然脆弱。而由主权国家形成的国际体系也面临着各种问题。现代文明只实现了少数发达国家的富裕，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仍相对贫困，甚至仍有十亿人处于绝对贫困线之下。巨大的差距造成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利益上的分歧，这又导致在很多关乎全人类的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现代文明的目标不只是创造财富而是让所有人都能摆脱贫困的束缚，很显然我们离这个最终的目标还很遥远。我们只解决了财富创造的问题，没有解决财富分配的问题。这不是一个道德命题而是现代文明是否可以持续的问题！因为市场经济是一个从生产到消费的循环，资本投入生产要通过销售完成资本回笼才能获得利润。但是大量的贫困人口无力消费生产出来的商品这种循环就会中断，经济危机就是这样产生的。放大到更大的文明层面也是一样，大量贫困的发展中国家无力购买西方的高科技产品与服务，这样的生产没有意义。西方的金融体系通过透支未来延缓这种矛盾，结果就是他们的未来岌岌可危。
现代文明的另一个困境就是原来的缔造者与推手已经没有力量与意愿继续推动全球化了。西方文明的整体衰落已非常明显。从系统角度看整个人类文明系统的演化正在失去动力。全球化是从经济开始的，生产方式、经济体系已经全球化了，未来政治体系、文化都会适配经济体系的全球化。眼下文明体系的最大问题是由于失去动力它正表现出倒退的倾向——逆全球化。逆全球化的最大问题是：全球化的生产模式带来了全球性的问题与风险，比如气候、环境危机，这些危机必须全世界联合起来解决。如果我们开始逆全球化这些危机不会跟随我们变成区域性的问题，它只会越来越严重。风险是全人类共担的，所有人的命运已经被绑定在一起，中国政府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非常准确的。未来一段时间内把不同国家、社会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不是共同的利益而是共同的风险与命运。
逆全球化的早期阶段是大量反对全球化的声音，第二阶段是体系的分裂。当推动一个复杂系统发展动力不足时，这个系统就会分裂为几个小系统直到从外部获取资源、能源转化的动力可以维持小系统运转它才会停止分裂。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开始排斥中国打造小圈子就是一个例子。更明显的例子是原来的WTO体系由于各国利益的分歧变得难以维系，各地区都在打造本地区的贸易小圈子。
这表明系统开始寻找新的演化路径，未来哪个圈子做强做大重新整个其它圈子，全球的经济体系就会重塑。但它是有风险的，如果没有力量实现重新整合系统轻则分裂重则崩溃。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国家经济的崩溃甚至分裂，比如崩溃的斯里兰卡。不只是发展中国家出现问题，新冠疫情后一些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发展乏力、社会矛盾激化频频出现分裂的公投，比如英国、西班牙、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只要经济发展不平衡、文化认同出问题、国家政策政府治理能力不足社会就有可能出现分裂，即便是强大的发达国家也摆脱不了系统发展的规律。比分裂更糟糕的是崩溃，崩溃是功能的丧失且无法恢复到之前的状态。崩溃最可怕的地方是失序，一旦全球体系失序很多对这个体系产生依赖的国家、地区都将受到重大打击。目前来看引发全球体系崩溃最可能的两个因素：
第一是区域性的战争不断升级扩大引发全球性的战争。不过目前还没有到最坏的阶段，各方仍保持着克制。
第二是美债崩盘引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会演变为经济危机，在一些地方会继续扩散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
一个复杂系统内部出现混乱也不完全是坏事，混沌之中也可以创造出新的秩序。至少目前的国际体系中各种势力相互博弈寻求各自的利益，最典型的就是中美博弈。中国希望获得自主的发展空间，美国希望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如果站在国家层面都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中美都难以说服对方因为衡量行为的标准不同。但如果站在宏观人类文明的角度，文明系统不关心中美两国哪方胜利，它关注的是谁能维持系统动态平衡（文明的秩序稳定、不分裂、不崩溃），最好可以继续推动文明继续向前演化。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行为并不符合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要求。首先美国几十年来一直对外挑起战争，很多战争都是没有必要挑起的，至少战争带来的都是搞坏性而非建设性。它搞了很多颜色革命都是在破坏其它国家或地区的稳定，不管它的初衷是什么最终的结果都不好。其次美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了最顶层的高科技领域、金融领域，相对应的它应该向全球提供高科技产品与服务，提供大量的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但是为了攫取更多的利润西方的高科技产品与服务非常昂贵发展中国家都用不起，华尔街的金融资本宁愿在虚拟经济中吹泡沫也不愿投资发展中国家。仅从商业角度来看以上选择无可厚非，但从宏观的文明系统来讲，美国不对这个体系创造应有的价值。如果复杂系统内部存在这样一个结构不断消耗系统的资源却不为系统提供功能与价值，这个结构一定会被边缘化直至消失。复杂系统内部演化也遵循“用进废退”的原则。
反观中国一直在搞建设。新中国刚成立我们被孤立，只能自立更生建设自己的国家，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之上建起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后我们融入世界秩序继续建设自己的国家，现在我们用积累的技术、资金帮助其它国家搞建设。西方的高科技产品价格高发展中国家用不起，中国人就打破技术壁垒把高科技产品做成白菜价让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都用的起。当下的中国国力不断提升，而我们利用这些能力与实力构建“一带一路”、推动全球化继续向前，可以说现在的中国是全世界最具建设性的力量。中国正顺应文明发展趋势大步向前。现代文明的意义不是创造利润而是让所有人都能享受到现代文明的成果。
中国在对外关系中的表现也与西方不同，这一点仅从我们的外交原则就可以体现出来。中国外交原则中很重要的两条：“独立自主”、“互不干涉内政”。一个复杂系统是有自组织与自适应能力的，这使得系统可以自动调节自身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但要自组织与自适应能力发挥作用前提是它的内部结构不能受到外部直接干扰。一个国家的发展也是这样，如果这个国家的内部组织结构不断受到外部干扰，那么原本可以发挥作用的自组织与自适应能力就丧失了，这个国家或社会就会变得不稳定。世界上很多热点地区持续的动荡大多是因为有域外势力的不断干涉阻碍了这些地区自我稳定的能力。最初制定外交原则的中国领导人也许不懂系统理论，只是遵循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准则，但它却是最符合系统协调发展的准则。
如果文明的进化是一场游戏的话，那么这场游戏应该有两种类型。一种在必须在有限的时间段内完成的，有胜负结局的游戏。另一种是不一定有胜负但可以无限持续下去的游戏。
有限的游戏其目的在于赢得胜利，无限的游戏却旨在让游戏永远进行下去。有限的游戏在边界内玩，无限的游戏玩的就是边界。有限的游戏具有一个确定的开始和结束，拥有特定的赢家，规则的存在就是为了保证游戏会结束。无限的游戏既没有确定的开始和结束，也没有赢家，它的目的在于将更多的人带入到游戏本身中来，从而延续游戏。——《有限和无限的游戏》
农耕时代的文明都是有限的游戏，胜利者继续游戏，失败者被吞并、征服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但到了全球化时代游戏规则变了。 因为市场经济、全球贸易、资本市场就是一个无限的游戏，全球化的目标就是让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游戏中来。 西方人创造了这个游戏，他们打败了所有农耕文明，把所有农耕社会拉入到这个游戏中。他们很好地实现了这个目标，现在殖民时代结束了，但美国人太喜欢成为胜利者的感觉，又和苏联来了一局冷战，他们又赢了。但时代真的变了，冷战结束有限的游戏也结束了，如果按美国的玩法整个人类文明的结局只能是game over，不论谁赢都没有意义。人类文明不是电子游戏，没有办法以相同的规则从头再来一遍。即使不爆发核战争，地球上的资源也经不住人类文明不断地对抗与内耗。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气候变化决定了现代文明的容量已到上限，这种发展模式也是无法持续的。中国人不会和美国继续这种无意义的博弈游戏，美国如果真想让自己再次伟大就和中国一起玩无限的游戏吧。
文明是一个复杂系统，这决定了文明进步的本质是内部结构的变化而不是规模的扩张、经济的繁荣、科技的发展。——作者
从文明诞生到现在人类已经经历了两种不同的文明形态：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而现在我们正面临再一次文明形态的转变。之所以有这样的结论是因为我们目前的困境在当下的文明体系中找不到出路，比如：人口爆炸、人口老龄化。人口增长、人的寿命延长这是现代文明的成果，而现在却成为我们的包袱。通常当过去的一种优势成为当下的包袱时就是一种提醒，意味着当下要做出结构性的变化。有人认为科技发展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延长工作时间、用技术提高生产力、寻找更多的资源、创造更多财富养活更多的人口……但这是一种线性的思维方式，只考虑了事物的一个方面。以上的解决方案意味着需要消耗更多资源、对环境的破坏更大、对气候的影响更大，关键是没有意识到工业文明的本质——它不是一种可以自我平衡的文明形态。它在极短的时间内突破人类创造财富的问题，但代价是工业文明不象农业文明那样是可以自我平衡的。这种失衡是全方位的，工业文明不仅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是失衡的，文明内部结构也是失衡与紧张的。不论是一个社会内部的贫富差距、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不同群体之间、穷国与富国之间、不同文化的社会之间都存在着紧张的关系甚至对立与冲突。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写的《文明的冲突》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就很说明问题。这种失衡已深刻地影响着绝大多数生活在繁华都市中的每个人，比如自称为“牛马”的打工人，生活在城市却渴望回归精神家园，但蓦然回首传统的乡村已经隐没在现代文明卷起的尘烟中。
复杂系统追求的是一种动态平衡，它或许可以在一个短暂的时间范围内失衡但最终一定要回到平衡点附近，而且如果它能实现新的平衡状态这种形态通常被称为突变，因为系统内部结构发生了变化，一种质的变化。未来的人类文明可以预见到的只有一个选项——生态文明。人类文明重新实现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而且我将生态文明划分为三个等级：
●第一级：所有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被自然消解。维持现状不再使自然、气候、生态造成进一步恶化；
●第二级：我们所有经济、社会活动都不会对生态造成影响。包括开采各种自然资源所造成的影响；生产出来的东西都能无害地回归自然。总之我们对自然、生态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第三级：我们的文明可以摆脱对自然的依赖，构建出一套独立的系统维持文明的进程，从而实现更彻底的自由。
我希望本世纪中叶能够实现第一级，因为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未来人类文明的第二特征是——智慧文明。这里的智慧不是指为家庭、工厂、城市装上传感器接入物联网成为智慧家居、智慧工厂、智慧城市，而是由大量人群在互动过程中涌现出的群体智慧。就象人的脑神经形成的神经网络，在动态的信息收集、加工过程中涌现智能，蚁群在集体完成某项任务时相互合作也表现出某种远超个体的智能。但人类社会在大规模群体行动时通常的表现是“乌合之众”，任何一个个体的人类的智商都要远超“乌合之众”的表现。其实不是所有人群都表现糟糕，当人们形成一个有目标、有分工、有沟通协调、有激励与惩戒机制的组织时群体智商就明显提高了很多，比如参与市场竞争的企业。“乌合之众”之所以表现差是因为没有有效地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整体。成为整体也就是形成一个系统，它的首要前提是有共同的认同，比如共同的利益、处理共同的外部风险，然后才是形成各种结构、子系统用于实现某种功能，还要有信息的传送与处理功能。未来的文明应该在全球层面形成一个整体并在宏观层面，涌现出一种超越不同社会、国家属于整个文明的智慧。这种智慧代表的是整个文明而不是某一个个体或文明内部的部分群体。这个智慧决定的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事项。就象大脑每天处理很多信息，但我们注意到的大多数都是身体之外的外部信息，如果需要我们处理身体内部信息除了吃喝拉撒那就是我们生病或身体受伤了。
之所以称之为“智慧”而非“智能”，是因为“智能”关注是能力，“智慧”有更广泛的含义，比如道德、情感、创造力……这些还只是基于“人”的个体关于“智能”与“智慧”的划分，站在文明层面“智慧”除了指文明可以实现的能力，还包括文明知道应该放弃什么能力，知道该向什么方向发展自身，知道发展的最优路径……这些都是当下人类文明最紧迫的任务。
农耕时代文明都是地域性的，不同文明的兴盛与衰亡不影响人类作为一个全球性物种的繁衍与发展。甚至可以说人类文明也通过类似达尔文进化的机制优胜劣汰。但全球化之后人类文明正在融合为一个整体，全世界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类没有办法再通过试错的方式来决定自身的发展方向与发展模式了。任何一次错误的选择都可能是决定命运的最后一次选择。而且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压缩我们做出选择的时间。更糟糕的是我们的科学体系严重地跛脚，自然科学由于可以创造出巨大经济利益倍受重视，而社会科学不断被边缘化。当科技大佬在聚光灯下侃侃而谈科技将如何改变人类社会时，社会学家却在舞台下默不作声。但科技发展没有思想的指引是危险的，自然科学只是一种能力，社会科学决定了人类文明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能力，这需要智慧。如果技术点亮了农耕文明，科学点亮工业文明， 只有智慧才能让我们重新找到平衡，从自发地发展跨入自觉地发展。
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华文明有老子、孔子、墨子等诸子百家，古印度出现了释伽摩尼。这些哲人超越时代的思想塑造了之后几千年的文明形态。古希腊人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印度人则注重的是人与神的关系，而中国人经历了春秋时代的百家争鸣之后，最终选择了强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儒家思想。可以说“思想塑造的文明”。而当下的现代文明拥有的知识远远超越了“轴心时代”的哲学家们，但我们并不比他们更有智慧。当然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爆炸的知识体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大脑容量，另外现代文明的复杂度也远超大脑计算的上限。不过现代文明创造了一系列的工具与方法帮我们解决了信息超载问题。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利用信息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等这些工具去规划、设计文明的未来。
我建议应该创立一个新的学科——“文明学”，专门以人类文明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目标是指引人类文明的发展。之所以与现在的社会学做切割，是因为西方的社会学太庞杂也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而且现在西方的社会科学受到自然科学还原论的影响，被拆分成很多学科，每一门学科研究都被模式化了，都是在研究一些局部的细支末节的东西，整个人文科学是稀碎的。其次文明学将用系统思维来看待人类文明。过去的辩证思维强调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变化，已经不能满足现在对复杂系统深入分析的需求了。复杂系统中不仅包含因果关系还包含大量的关联关系，所以复杂思维才是21世纪的思维方式。第三，在方法层面文明学以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为基础框架，将各个社会学科的成果融合到这个基础框架中。从而使文明学既有人类文明发展的全局视野，又能深入了解各种细分领域对全局的影响。可以从两个角度深入研究社会复杂系统，一方面从复杂网络仿真、复杂理论的数学原理出发为文明学搭建一个整体系统框架。另一方面是利用社会学各子学科的研究成果，通过把这些社会学科的成果应用于系统建模中。比如把心理学、行为学、经济学等等规律运用于仿真与建模中，实现对各种社会现象的描述、解释与把控。然后把各科学的结论应用到整体框架中。最终实现类似自然科学对自然现象与事物的理解力与控制力，我们也拥有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设计与控制能力。建议国内的知名学府或科研院所成立专门的研究中心，招募不同领域人文学科以及系统科学的权威专家构建学科体系。中国不仅要在自然科学领域赶超西方，在社会学领域也要构建起自身的理论体系，它的重要性要超过自然科学。另外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包含了深厚的系统思想，这是中华文化在当下时代的巨大优势，我们应该把传统思想与现代系统科学结合，为人类文明的未来指明方向。
尤瓦尔·赫拉利说人类是一个擅长讲故事的物种，几千年前我们的先辈通过一个个虚构的故事创造了文明。几千年过去了，作为现代人我们不仅知道这些古老的故事，更知道故事背后的寓意（发展规律与理论解释）。因为我们还要延续这些故事并讲述人类未来的故事。本书最后就以一个关于人、人工智能与神的故事结尾，希望它可以成为未来人类文明历史中的一段小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