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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历史上的成功在于其不仅依靠学术上的精进，同时还服务外部世界。简而言之，用服务换取特权。一如克莱尔夫人在1338年的叮嘱，她的遗产要用于“补贴学界，散播宝贵的知识珍珠，更好地服务教会和国家”。
聪明学生比过去多，但是像前辈那样拥有学术和知识经济领域之外其他技能的很少。未来的剑桥人更可能获得诺贝尔奖，而不是成为首相、大主教或其他显要人物。这话不记得出处，但确实被言中了。
90位与剑桥有关的诺贝尔奖得主中，70位集中在物理、医学和化学领域。我们这次有幸见到其中的两位。
与约翰·伯兰特·格登爵士合影
约翰·伯兰特·格登爵士（Sir John Bertrand Gurdon），201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英国发育生物学家，被尊称为“克隆教父”。
1933年10月2日出生于英国的格登，中学毕业于伊顿公学（Eton College），在牛津大学基督学院完成大学学业，从最初的经典学转换专业到动物学。在牛津完成博士课程后，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进行博士后工作，1971年加入剑桥大学，成为细胞生物学教授。
课上，他风趣幽默地分享了一张历史图片，“控诉”着他对伊顿公学校长的不满。要知道，迄今为止，他依旧是伊顿公学唯一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人。
事情原委是这样的，1949年小格登中学毕业时，成绩排名年级倒数第一。伊顿公学校长给他写了这样的评语：“我相信格登有一个成为科学家的想法，但绝不可能是在生物技术领域，这将完全是在浪费那些必须教他的教师们的时间……”如果没有年级250人排名第250名的“骄人”成绩，会不会有今天的诺贝尔奖得主？年幼的格登是不是看到这则评语后心里暗暗地憋着一口气，就是要证明给你看？想来真是要好好感谢这位伊顿公学的校长，这绝对算是反向激励成功的经典案例。
65年如一日，专注于做一件事。“克隆教父”语重心长地说：“感兴趣的事情持续做，在失败中不断提升。”所以，人生经验来了，千万不要看不起任何一个曾经成绩靠后的人。反弹强劲。
拍照环节，摄影师建议去草地拍，说那里生机盎然。我们正在犹豫是不是不该贸然践踏草地，随行老师一句话解围，他说在剑桥，得了诺贝尔奖的人是可以随便出入草坪的。没有考证，但听上去应该是真的。
接下来出场的是理查德·亨德森（Richard Henderson）教授，2017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之一，英国结构生物学家，38岁就成为了英国皇家学会院士。
与理查德·亨德森教授合影
他直言：“我一直觉得如果你做一些有趣的事情并且把它做好了，那么在某个阶段你就会因为你喜欢的事情而获得很好的回报。”
把研究当爱好，就仿佛孩子爱玩并好奇周围的一切一样，亨德森在20世纪90年代才思泉涌，改进了传统电子显微镜，取得了原子级分辨率的图像，最终玩成了“电镜鼻祖”。
研究并不是亨德森的唯一爱好，他日常也很喜欢遛狗、玩皮划艇、喝葡萄酒、和孙子踢足球，此外他还是一名电影迷。绝对的人生赢家。
这让我不禁又想起了柯瑞思给我们讲的剑桥大学里面曾经的夜攀族的轶事：参议厅房顶的奥斯丁小汽车、神学院屋顶的自行车、国王学院礼拜堂屋顶的马桶、亨利八世的权杖、三一学院餐厅椽子间不停被挪动的鸭窝……一群高智商的人，每天做着看似寻常又不同寻常的事儿。
……
剑桥镇小店购物环节，我买了一个手工缝制的绿牛皮小苹果零钱包，很精美，致敬牛顿！这个小店就在他看见苹果落地的树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