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经济生活探源

李白终生没有俸禄，也没有地产或别的资财，赤手空拳，却能够周流宇宙，漫游山川，有时还过得相当阔绰，其经济来源为何？有人认为他出蜀时带了大笔钱财，虽属推测，尚合情理。但这笔钱数目再大，恐怕也经不起他入宫前十七年挥霍，这段时间必定另有来源。离开宫廷时唐玄宗赏了他一笔钱，“赐金归之”，这是有可靠记载的。但这笔钱也断难维持死前十八年的生活，这段时间也必定另有来源。近世有人推测李白出身富商家庭，因系推测，这里姑置不论。最近郭老把“富商”说大大推进一步，不但语气肯定，而且讲得十分具体：

李家商业的规模相当大，它在长江上游和中游分设了两个庄口，一方面把巴蜀的产物运销吴楚，另一方面又把吴楚的产物运销巴蜀。从这里对于李白生活费用的来源才可以得到妥当的说明。（郭沫若《李白与杜甫》）

此未免武断欠妥。首先，郭老为证明“李白的家庭在经营商业”，举出李白所说“混游渔商，隐不绝俗”和“青云豪士，散在商钓”，断曰“这些都是证据”！这怎能成为证据？“混游渔商”并不是说李白自己是渔或商，这是不辩自明的；恐怕也很难断定那些渔商当中便有他的兄弟。“青云豪士”系泛指那些社会地位很高却没有禄位的有志之士，“散在商钓”则是隐于市而渔于水的意思（请读《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全文）；这是李白发牢骚，从中丝毫看不出他家庭经商的痕迹。郭老的主要论据为《万愤词》中有“兄九江兮弟三峡”一句，据以断曰：“在九江的兄与在三峡的弟，他们究竟在做什么？我看除说为在经营商业之外，没有更好的说明。”理由是唐代长江沿岸商业繁盛。如此推论，也嫌过分武断一些。首先，李白有没有这么一兄一弟便是个问题，郭老所举在一千多篇现存李白诗文当中系绝无仅有的孤证，唐人所撰李白集序和墓序当中也从未涉及。既属孤证，似不宜据以发挥，倒是可以怀疑一下的：

南冠君子，呼天而啼。恋高堂而掩泣，泪血地而成泥。狱户春而不草，独幽怨而沉迷。兄九江兮弟三峡，悲羽化之难齐。穆陵关北愁爱子，豫章天南隔老妻。一门骨肉散百草，遇难不复相提携。

郭老以为“一门骨肉”包括“高堂”“兄弟”“爱子”“老妻”，窃以为仅包括上联所说“爱子”和“老妻”。“高堂”不必指父母，萧注和王注均有阐明，兹不赘。其实兄弟也未必是亲兄弟。李白生平很爱称兄道弟，诗文题目当中屡见不鲜的“从兄”“从弟”“族兄”“族弟”，其实不过同宗同姓关系，可是李白把这些人看得很亲密。例如《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所谓“会桃李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把那些“群季”视同手足，不看题目便使人疑心是些亲兄弟。《万愤词》中所说的兄和弟，恐怕也是这种关系。“兄九江兮弟三峡”，未必实有所指，不过是兄弟甚夥、流布各地的意思。当然，上述看法亦属推测，同样举不出确凿证据。那么，退一步讲，即使李白有这么一兄一弟，何以见得住在九江、三峡必然是经商？长江沿岸商业繁盛固然是事实，可是，据此并不能说明住在那里的人都是商人。为了把问题说透，不妨再退一步：假定李白真有这么一兄一弟，又都是在经商，何以见得李白和他们有经济联系？这方面，即使是间接的证据，郭老也没有举出来。

王琦曰：“太白诗中绝无思亲之句，疑其迁化久矣。”非但如此，无论从李白自叙或从魏万、李阳冰、范传正诸人所叙李白生平中，都看不出李白除妻室儿女之外还有别的亲属联系。李白出蜀后便和家庭断了联系，这是根据现存资料所能得出的唯一结论。至于李白的经济来源，我倒有个自以为符合实际的粗浅看法，提出来向专家、读者请教。

李白脚迹遍天下，朋友遍天下，诗歌遍天下，除写诗并没有别的谋生手段，其经济来源恐怕主要还是靠诗名和写诗谋取馈赠。这不仅是一种合乎逻辑的推断，而且可以从李白诗文当中找出大量证据。李白交游之广，世所罕见：上至帝王，下至平民，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有交无类。李白为他们写诗，也靠他们养活。得意时为皇帝写诗，接受赐金；穷悴时接受普通农妇救济，也只能报之以诗。至于经常和他发生经济关系的，则主要是遍布全国的州佐县吏，从刺史、太守、别驾、长史、司马、判官、都史、司户、司士、参军，到明府、少府、赞府、录事、主簿。这些人在“平交王侯”的李白眼里地位不高，有的很微贱，但李白对他们很重视，经常称叔论侄，呼兄唤弟，并赠之以诗。现存李白集中赠答之作过半，其对象大都是上述地方官吏。在赠给太守、长史一级地方大员的诗中，他经常称赞对方为招贤纳士的战国某公子，而以寄食门下的某客自居（请阅《赠宣城赵太守悦》《送鲁郡刘长史迁弘农长史》《博平郑太守见访赠别》《江上赠窦长史》等篇），甚至在区区县丞面前有时也唱出“长铗归来乎”（请阅《于五松山赠常赞府》），这就说明李白在经济上确曾依仗对方。在赠给县宰一级“父母官”的诗中，他经常是恭维对方的政绩（请阅《赠清漳明府侄聿》《赠范金乡》《赠从孙义兴宰铭》《献从叔当涂宰阳冰》等篇），或投其所好把对方比作当彭泽令的陶潜（请阅《赠临洺县令皓弟》《赠崔秋浦》《戏赠郑溧阳》《赠闾邱宿松》《别中都明府兄》等篇）；这种模式化的溢美也透露出诗人经济上有求于人的隐衷。李白在诗名远扬的盛年，太守和隐士都对他发出邀请，甚至不远千里寻访，他并不需要主动索取馈赠。可是他毕竟也有主动索取馈赠的时候。特别是安史之乱爆发以后的晚年，由于社会动乱和他自身经历两方面的原因，经济上依仗于人的真实情况不得不暴露在诗篇中。下面摘句若干以见一斑：

归来无产业，生事如转蓬。一朝乌裘敝，百镒黄金空。弹剑徒激昂，出门悲路穷。吾兄青云士，然诺闻诸公。所以陈片言，片言贵情通。棣华倘不接，甘与秋草同。（《赠从兄襄阳少府皓》）

此诗作于入京以前的壮游时期，因经济拮据向人求援无疑。对方不过区区县吏，李白却把他看成“青云士”，又以“棣华”喻兄弟。下面两首辞意更恳切，把自己说得更可怜：

犹是可怜人，容华世中稀。向君发皓齿，顾我莫相违！（《赠裴司马》）

他人纵以疏，君意宜独亲。……愿假东壁辉，馀光照贫女。（《陈情赠友人》）

下面举几首晚年作品：

虎伏避胡尘，渔歌游海滨。弊裘耻妻嫂，长剑托交亲。……莫持西江水，空许东溟臣。他日青云去，黄金报主人。（《赠友人》其三）

仙郎久为别，客舍问何如？涸辙思流水，浮云失旧居。多惭华省贵，不以逐臣疏。（《江夏赠史郎中》）

两首均以“涸辙之鲋”自比，其窘迫可见。值得注意的是，安史之乱爆发时李白已经五十六岁，诗中仍以功名未遂时的苏秦自比，实在太可怜！紧接着又以寄食孟尝君门下的冯谖自比，则说明他所处的经济地位。再举两首：

而我谢明主，衔哀投夜郎。归家酒债多，门客粲成行。高谈满四座，一日倾千觞。所求竟无绪，裘马欲摧藏。主人若不顾，明发钓沧浪。（《赠刘都使》）

小子别金陵，来时白下亭。群凤怜客鸟，差池相哀鸣。各拔五色毛，意重太山轻。赠微所费广，斗水浇长鲸。（《献从叔当涂宰阳冰》）

前首是求援，后首则是叙述受援情形。以上所举各首大致概括了李白一生各个时期，足以证明并不存在一个供他挥霍的富商家庭，而是各地州佐县吏和朋友经常给予经济支持。“他日青云去，黄金报主人”，可见不是告贷，而是索取馈赠；实际上他只能报之以诗。作为上述证据的补充，我们还可以举出下列事实：李白还曾以诗换裘（见《酬殷明佐见赠五云裘》），以诗换罗衣（见《张相公出镇荆州》），以诗换乌纱帽（见《答友人赠乌纱帽》），以诗换茶（见《答族侄僧中孚》），以诗换墨（见《酬张司马赠墨》），以诗换鱼换酒（见《酬中都小吏》）。这种交换当然不是赤裸裸的商品交换，而是罩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的，如果仅有一例，未尝不可拿它同王羲之书黄庭经换鹅的雅事并提。但李白的以诗易物既然是家常便饭，再参考他经常接受馈赠和接济一至寄食对方门下的大量事实，便不难看出这种交换的性质。除了诗，李白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和人交换。他也并没有别的经济来源。杜甫咏李白“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不见》），两句诗极其生动地概括了李白一生，不过我们还可以补充一句：酒是用诗换的。当时社会没有稿费，李白却能以诗谋生，称得上一个职业诗人，这在中国封建时代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中国封建时代的诗人，不是从政当官，便是退隐当地主；或终生当官，或终生当地主；或先当官后当地主，或先当地主后当官。李白是例外，不属于上述四种情况当中任何一种。封建社会历代诗人当中，恐怕只有李白有资格在履历表的职业栏里填上“诗人”二字。这是李白的光荣，也是历史的光荣。了解这点对于了解李白很重要。李白思想性格在封建士大夫阶层当中显得很特殊，原因之一便是他所处的经济地位很特殊。

但是，必须附带说明的是：当时社会毕竟没有诗人这个职业，李白自己也并不想以诗为生，相反，他自己对诗似乎并不那么重视。李白很骄傲，“才”是他骄傲的主要资本，即使在最倒霉的时候还敢于说“才力犹可倚，不惭世上雄”（《出金门后书怀留别翰林诸公》），但他自恃的才并不是诗才，而是经邦济世的政治才能；他向人陈述时总说自己“托意在经济”（《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怀经济之才”（《为宋中丞自荐表》），深恐对方不了解或发生误解。李白学识渊博，非常熟悉历史，在他尊敬的历史人物当中绝大部分是政治家，很少有诗人；这也说明他的主要兴趣在政治，不在诗。李白一生都在寻找政治出路，政治上的怀才不遇是他经常歌咏的主题。他青年时代便提出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见《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其实他自己超过了这种儒家理想。他从来反对独善一身，穷也要兼济天下！最能说明这点的，莫若他晚年那段可歌可泣的经历。总之，李白不是为写诗而写诗，主观上并不想当职业诗人，这恰恰是他终于成为“吟咏留千古”的伟大诗人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