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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上二人齐名的现象颇常见——如屈宋、扬马、嵇阮、沈宋、王孟、元白等等，不胜枚举——无不是由于风格相近或属同一流派。唯独李白和杜甫，风格截然不同，却连得比谁都紧；历代论家评李必及杜，评杜必及李，几无例外。
李杜齐名在历史上起于何时？《旧唐书》载：“天宝末诗人，（杜）甫与李白齐名”，不足信，那是刘昫上了元稹的当（他判李白为山东人亦由元稹传讹）。李白在世时已经名扬宇宙，以匹夫而动九重，诗名之盛远非杜甫所可比拟，李阳冰评李白“千载独步，惟公一人”
，未及杜甫；殷璠于天宝末选《河岳英灵集》未收杜诗，也是个证明。直到中唐，苦吟派诗人孟郊还说“天宝太白殁，六义已消歇”
，也还没有把杜甫放在眼里。过了不久，随着社会情况和文学潮流的变化，到了比孟郊年轻的白派诗人眼里，情况才发生变化。杜甫诗名显赫，肇自白派诗人的揄扬，一下子便凌驾李白之上。李杜齐名实际上是由抑李扬杜开始。
宋人每以元稹为抑李扬杜老祖宗，原因是他那篇《杜君墓系铭序》被五代人刘昫写进了堂堂正史。其实元稹背后还站着个更大的人物，便是白居易。白在《与元九书》中说：“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馀首；至于贯穿古今，
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所谓“风雅”指诗歌内容，“
缕格律”指诗歌形式；白居易认为两方面李白均不如杜甫。元稹抑李扬杜侧重形式，认为李白乐府歌行尚可差肩于杜甫；至于在“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方面，李连杜的藩篱也够不着，不用说登堂入室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上述《书》和《序》中对屈原也不无贬抑，白居易说“泽畔之吟归于怨思”“得风人之什二三”，元稹也说“骚人作而怨愤之态繁”；所谓“怨思”“怨愤”都是贬辞。白派诗人一向把《诗经》当作自己的典范和衡量历代作品的楷模，而他们对《诗经》的理解则全由汉儒影响，如“干预教化”（元《序》）、“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白《书》）之类——毫无创新。（当然，他们对《诗经》的这种迂腐理解同他们从《诗经》受到的实际影响并不相符。）他们从形式方面抑李扬杜也存在难以自圆其说的破绽。首先，被他们奉为圭臬的《诗经》——主要是《风》和《雅》——本身便是古代乐府诗，从形式上看，倒是擅长乐府歌行的李白离它近些，善于“
缕格律”的杜甫离它远些；另一方面，“铺陈终始，排比声韵”也并非杜诗精华所在，后世元好问在《论诗》中说：“排比铺张特一途，藩篱如此亦区区；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这个批评颇中肯。再说，元稹所指杜诗特点“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也并不符合白派诗人自己的主张和诗风。不过，话说回来，白派诗人的抑骚扬风和抑李扬杜又是很有见识的。我们现在称之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两种创作方法，是可以用来解释中国文学史上两种传统的；白派诗人已经感觉到两种传统的存在，并加以区分。虽然他们对《诗经》和杜甫的理解有偏差，但在关心民生疾苦、重视文学真实性和思想性这些重要方面，他们同《诗经》和杜甫的确有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对于自己的祖师和前辈，理所当然地要极力颂扬。至于代表另一传统的屈原和李白，他们在别的场合也颂扬，但用自己的文学标准衡量，终嫌是旁门邪道。我们说元白有见识，指的便是这种门户偏见。
但是，单纯用门户偏见解释历史上的抑李扬杜，也行不通。元白固然是继承了《诗经》和杜甫传统的现实派诗人；可是还有许多别的现实派诗人，在李杜优劣问题上并不采取同样立场。例如晚唐诗人皮日休，可以说是个标准的现实派，其文学主张和白居易一脉相承，但他不惟不抑李，反而在李杜并重当中流露出明显的偏李。还可以从相反方面举例，如宋代大家苏轼，应当算是浪漫派，其诗词风格深受李诗濡染；然而他却卷入了北宋甚嚣尘上的诋李大合唱。皮日休的偏李和苏轼的诋李，显然都不是出于艺术风格的门户偏见。还有比艺术偏见更起作用的政治偏见。
历史上的抑李扬杜，主要在宋代。王安石编杜、韩、欧、李《四家诗》，将李白置于宋人欧阳修之后，这个奇怪次序引起过种种传说。据载王安石说过这种话：“白诗近俗，人易悦故也；白识见污下，十首九说妇人与酒。”
或云：“太白词语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
寥寥数语，对李白的曲解姑置不论，倒是活现出说者头巾气十足的卫道家面目。陆游《老学庵笔记》尝疑其依托，非王安石本意。无论说者是谁，这种见解被当时各种诗话文评辗转引录，流传颇广，影响甚大；宋人诋李，此其滥觞。同时另一位大家苏轼的意见有点蹊跷，他说“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
，这是李杜并称；又说“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
，这可是独重杜甫了。他写的《李太白碑阴记》开头便说：“李太白，狂士也！又尝失节于永王璘，此岂济世之人哉！”旋又称李白使力士脱靴“气盖天下矣！”对李白“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大加赞赏。这种矛盾反映出苏轼自身的双重性：既是一个大诗人，又是一个终生从政的老官吏。他的亲密兄弟苏辙讲得更透彻：“李白诗类其为人：骏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不知义理之所在也！”
对于李白从璘一节，他哥哥还曲为开脱，说是“当由胁迫”，他干脆说是“从之不疑，遂以放死”，幸灾乐祸，溢于言表；下面接着说：“杜甫有好义之心，白所不及也。”证据是李白写过“但歌大风云飞扬，安用猛士守四方”，对汉高祖太不尊敬，“其不识理如此！”可见，所谓义理，不外乎“君为臣纲”之类。南宋大家陆游的观点亦类苏轼。他在《读李杜诗》中对李杜并极推崇：“明窗数编在，长与物华新。”在《示子遹》中亦云：“数仞李杜墙，常恨欠领会。”可是在《老学庵笔记》中又说“白识度甚浅……世但以其辞豪俊动人故，不深考耳”，也是从思想内容角度对李白有所贬抑。在当时许多诗话文评当中，抑李扬杜更成时尚，如北宋论家葛立方便认为：“杜甫诗唐朝以来一人而已，岂白所能望耶！”
南宋初有个“人品经济炳然史册”的大人物李纲，则认为杜甫诗“质胜文”，李白诗“文而无质”
，可谓言简意赅。下面赵次公和罗大经的话，可视作李纲观点的阐明。赵次公曰：“李杜号诗人之雄，而白之诗多在于风月草木之间，神仙虚无之说，亦何补于教化哉！惟杜陵野老，负王佐之才，有意当世。”
罗大经说亦相类：“李太白当王室多难、海宇横溃之日，作为歌诗，不过豪侠使气，狂醉于花月之间耳！社稷苍生，曾不系其心膂；其视杜少陵之忧国忧民，岂可同年语哉！”
由上可知，宋人抑李扬杜在“质”不在“文”，他们总是极力诋毁李白的人格和作品内容。其实，别的暂且不讲，就说忧国忧民吧，李白于杜甫至少无逊色，他不但有作品，还有行动。可是人家不承认，你的作品是“豪侠使气”、你的行动是“从逆”，“亦何补于教化哉”！以儒为宗的教化，便是他们的政治标准。宋代封建士大夫经常是把政治标准当作衡量文学的首要标准，值得注意。但我们用另一种政治标准衡量，宋人的抑李扬杜恰好是抑杜扬李，这当然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与抑李扬杜一派并行发展的，历史上还有主张李杜并重、不可轩轾一派，其始祖是和白派诗人同时的韩愈。白派诗人的抑李扬杜论刚出笼，便遭到韩愈的迅猛反击：“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前人多以这番话为针对元稹，恐非是。此诗题《调张籍》，又指斥“群儿”，可知针对一群人，即包括元、白、张在内的白派诗人无疑；诸人中，唯张籍以诗文与韩愈过从，故韩诗题作《调张籍》。
韩愈观点对后世影响颇大。杜牧说“李杜泛浩浩”、李商隐说“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
便都是并重。现实派著名诗人皮日休对李杜也是并极推崇，还似乎有些偏李，曾于《刘枣强碑文》中痛快淋漓地抒发过对李白的景慕，又《七爱诗》中评李云：“惜哉千万年，此俊不可得！”同时另一现实派名家杜荀鹤过李白墓时也曾感叹道：“青山明月夜，千古一诗人！”
吴融亦云：“国朝能为歌诗者不少，独李太白为称首。”
要言之：白派诗人的观点于晚唐了无影响，倒是韩愈的观点很有影响；至于有人偏重李白或独重李白，则系沿袭白、韩之前的传统观点。宋代虽说是抑李扬杜极盛，却也有反潮流者，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南宋著名论家朱熹和严羽。“理学大师”朱熹谴责过李白从璘“没头脑至于如此”
，但主张“作诗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经”
，于李白不惟无贬辞，还认为“李太白诗非无法度，乃从容于法度之中，盖圣于诗者也”
，比较苏轼所谓“李白诗飘逸绝尘而伤于易”
，他的见解更高明一些；后世杨慎、屈大均称李白为“诗圣”，盖由此发明。严羽更是个对诗歌形象思维具有真知卓识的杰出论家，他标举盛唐、推尊李杜：“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
明确主张“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
，并作过许多具体的分析比较，对明清论家启发很大。惟其论诗独重艺术，于思想内容绝少涉及；这个弱点也影响了后世。金元之际李俊民、元好问，元代方回、赵孟
、马祖常、宋无、范德机，明代宋濂、高启、李东阳，清代钱谦益、吴伟业、郑日奎、宋琬、魏裔介、缪曰芑等人，于李杜均极推崇，无所优劣。值得介绍的是明代有几位重视唐诗研究的诗话作者，他们受严羽启发，主张李杜各有所长，未可轩轾。如著名论家王世贞云：“太白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畅为贵；子美以意为主，以独造为宗，以奇拔沉雄为贵。”
“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圣矣；五七言绝太白神矣，七言歌行圣矣。”
“太白笔力变化极于歌行，少陵笔力变化极于近体。”
同时另一位论家胡应麟云：“才超一代者李也，体兼一代者杜也。李如星悬日揭，照耀太虚；杜若地负海涵，包罗万汇。李惟超出一代，故高华莫并，色相难求；杜惟兼综一代，故利钝杂陈、巨细咸蓄。李才高气逸而调雄；杜体大思精而格浑。超出唐人而不离唐人者，李也；不尽唐调而兼得唐调者，杜也。”
这些议论虽然局限于风格、体裁、技巧范围，绝少涉及思想内容，论点也并不完全中肯，但比起前人的笼统评价来，确实进了一步，对于我们了解李杜的各自特色有所启发。清代论家王士祯、沈德潜、袁枚诸人因各树一帜、另有标榜，于李杜议论不多。
除了以上所说抑李扬杜和李杜并重两派以外，历史上还有扬李抑杜一派。王世贞曰：“近时杨用修为李左袒，轻俊之士往往传耳。”
以为扬李抑杜自杨慎始，不确。远在北宋初年，徐积在《李太白杂言》里便说：“盖自有诗人以来我未尝见。大泽深山、雪霜冰霰，晨霞夕霏、万化千变，雷轰电掣、花葩玉洁，青天白云、秋江晓月；有如此之人，有如此之诗！屈生何悴，宋玉何悲，贾生何戚，相如何疲；人生胡用自缧绁，当须荦荦不可羁；乃知公是真英物，万叠秋山耸清骨！当时杜甫亦能诗，恰如老骥追霜鹘！”《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评徐：“积好为坚苦卓绝之行，不甚合中道，其文亦奇谲恣肆，不主故常。”可见此公和李白有相通处。正因为“不甚合中道”，他的上述见解在北宋文人中并未引起注意。元代既没有抑李扬杜论，也没有扬李抑杜论，可是却有人于并重李杜中流露出对李的偏爱。清人宋荦《元诗选序》谓“宋诗多沉僿，近少陵；元诗多轻扬，近太白”，多少有点道理。元代诗人当中，如刘秉忠、萨都剌、周权、宋褧、白珽、王恽诸人，便都对李白崇高评价而未及杜甫。这种倾向到明代有了进一步发展，刘基、张以宁、舒逊、詹同、徐贲、王彝、方孝孺、高棅、沈周、杨慎、陆深、王宠、宗臣、王叔承、王穉登、李贽以及杂剧作家邱濬、梁辰鱼等，便都在不同程度上偏重李白，并有人提出明确的扬李抑杜论。如果说宋代是抑李扬杜盛行的时代，明代便是扬李抑杜盛行的时代。不过，从下面的举例即可看出：明人的扬李抑杜不像宋人的抑李扬杜那样给人鲜明印象，原因是明人评价文学的标准和宋人不同，不是重政治，而是重艺术，因此他们的抑杜便不可能像宋人的抑李那样达到诋毁程度。明初可以方孝孺的评价为例：“泰山高兮高可夷，沧海深兮深可涸，惟有李白天才夺造化，世人孰得窥其作？我言李白古无双，至今采石生辉光！”
也曾将杜甫与李白并提：“举世皆宗李杜诗，不知李杜又宗谁？”
仅此一例；他生平写过许多歌咏李白的诗文，对李白纵横豪放的天才和人格推崇备至，却未涉及杜甫，也未写过单独歌咏杜甫的诗文。明中叶著名学者杨慎也是偏爱李白的人，尝称“李太白为古今诗圣”
“公之诗歌泣鬼神而冠古今矣”
；于李杜优劣持论不一，一会儿说：“韩退之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信哉！”
此系并重；一会儿又说：“今人谓李杜不可以优劣，此语亦太愦愦！”
则又主张李优杜劣。晚明李白崇拜者中可以王穉登为例，尝云：“予生平敬慕青莲，愿为执鞭而不可得！窃谓李能兼杜，杜不能兼李。”
他公开为李白从璘辩护，认为李白从璘比之杜甫流离秦陇、王维陷敌获免更要光明磊落；显然针对宋人诋李而发。和王穉登同时的杰出思想家李贽，在《李白诗题辞》中也曾充分表达过他对李白的特殊尊崇。明末清初著名诗人屈大均也是抑杜伸李的代表，曾称颂李白曰：“千载人称诗圣好，风流长在少陵前。”
屈尝以屈原后代自诩，称颂李白也和他先人联系：“乐府篇篇是楚辞，湘累之后汝为师。”
又周在浚《送屈翁山返岭南》诗有“先生奇绝处，直似李青莲”句，注云“遇翁山如遇太白”，由此可见屈对李仰慕之情状。晚清龚自珍平生酷嗜《庄子》《离骚》，于李白则云：“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
其思想性格和作品均深受李白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李白崇拜者中间做大官的很少，即如以上例举的几个代表人物，方孝孺和杨慎固然是有名的文臣，可并非掌权的显宦；王穉登是个国子监诸生；李贽只做过州佐县吏；屈大均终生不仕，并曾削发为僧；龚自珍则一生困厄下僚，暴卒书院。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大都身世不幸，并且有很强的反抗精神：方孝孺之尽忠建文不足称道，但他敢于反抗永乐，以至身殉，被夷十族，在封建士大夫中间应算是个有节概的人；杨慎以直谏犯上，远谪云南至死；李贽被目为“异端”，屡受迫害，死于狱中；屈大均入清不仕，大气凛然，并曾亲身参与反清起义；龚自珍冲破封建传统，积极要求变革，不愧为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先驱。
以上将历代李杜优劣论整理出一个梗概，首先是为澄清历史。近世论家每以元稹抑李扬杜论为“封建时代的定论”，实情远非如此，要错综复杂得多！对李杜优劣持论不一，一般说来，因时代而异，因人而异。不同时代不同的人对李杜持论不一，有助于我们了解李杜在思想和艺术方面的差异；关于这种差异，本文后面将要进一步分析。不过，我们回顾李杜优劣争论的历史，主要兴趣不在争论本身，而在争论当中表现出来的一致性。
前人论李白，无论抑李扬李，均好用一个“奇”字，如“奇之又奇”（殷璠）、“才大语终奇”（钱起）、“才矣奇矣”（白居易）、“以奇文取称”（元稹）等等；又如皮日休说他“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读之则神驰八极，测之则心怀四溟”
，徐积说他“不知何物为形容，何物为心胸，何物为五脏，何物为喉咙”
，类似描写，在历代歌咏李白的诗文当中多得不胜枚举，均无不突出一个“奇”字。奇，不同凡响，首先是指他那出类拔萃的艺术天才。“天才”一词在我国古代文艺批评中不多见，可是李白从唐代开始便享有天才的声誉。据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载“李白有天才俊逸之誉”。宋人叶廷珪《海录碎事》亦称“唐人以李白为天才绝”；后世沿袭此说，如严羽《沧浪诗话》称“太白天才豪逸”，傅若金《清江集》称“太白天才放逸”，宋褧《太白酒楼》称李“天才气凌云”，方孝孺《吊李白》称“惟有李白天才夺造化”，高棅《唐诗品汇》称“李翰林天才纵逸”，等等。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古人所谓“天才”，并非近代欧洲文艺批评中习用的那样只是一种空泛的评价，还包含着对作家才能的具体认识。徐而庵《说唐诗》云“吾于天才得李太白，于地才得杜子美”，王穉登《李翰林分体全集序》云“李盖天授，杜由人力”。其中固然不无褒贬，但主要用意还在说明李杜艺术才能的不同性质；这种不同性质，不妨用抑李扬杜的代表人物罗大经的话来解释：“李太白一斗百篇，援笔立成；杜子美改罢长吟，一字不苟。”
杜甫说李白“一斗诗百篇”
“敏捷诗千首”
，皮日休说李白“醉中草乐府，十幅笔一息”
，释贯休说李白“御宴千钟饮，蕃书一笔成”
，王安石也承认“李白诗词迅快，无疏脱处”
，陆游也说他“饮似长鲸快吸川，思如渴骥勇奔泉”
，都是称赞李白的才思敏捷。但不止于此，杜甫还说他“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皮日休还说他“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
，释贯休还说他“仙笔驱造化”
，胡应麟也说他的作品“出鬼入神，惝恍莫测”
；可见前人称李白为“天才”，除了指他的才思敏捷外，还指他的作品具有力敌造化的艺术感染力量。这不仅是一种崇高评价，还包含着对他的艺术个性的认识。从杜甫开始，历代评价李白的人无不对他的非凡天才拍案叫绝，惊叹不已。即使是对李白贬抑至极的宋人，也还是说他“才高而识卑”（据传这句话是王安石讲的，见元人祝尧编《古赋辩体》）。才高，还是他们承认的（一般说来，宋人贬抑李白的思想，并不贬抑他的艺术）。我们所说的一致性，此其一也。
李白有个著名诨号“谪仙”，是天宝初年进京时贺知章当面奉送的，他自己也曾以此自称“青莲居士谪仙人”
“大隐金门是谪仙”
。这个诨号当他在世时便叫得很响，身后又伴随他的诗名千古流传，简直成了他的专用桂冠。“仙”已是奇了，前面又加个“谪”字，这就更奇！为此李东阳饶有风趣地问道：“纵有神仙亦妒才，不然岂谪来中土？”
李白还自称“狂人”，别人更是这样看他。中国文学史上称“狂”的诗人并不少，特别是盛唐时期，诗人都喜欢以“狂”自诩，连杜甫有时也未能免。可是，谁也不像李白那样经常地被人称道，如“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
“载酒五湖狂到死，只今天地不能藏”
“一来金马玉堂中，诗酒猖狂天子客”
“当年狂客心偏恋，近代风人谁与俦”
“先生本非狂，古之天人也”
。“谪仙”和“狂”，都很能够说明李白傲世独立和跌宕不羁的独特性格；这种性格和他既豪放又飘逸的创作风格又是完全一致的。“谪仙”的诨号突出一个“逸”字，“狂”则突出一个“豪”字。豪和逸，实在是历代论家对李白创作风格的一致定评！即使王安石也还称赞李白诗“豪放飘逸”
，李纲则称李白诗“豪迈清逸”
，都是肯定的评价。我们所说的一致性，此其二也。
李白颠沛流离的生平，同他的天才、性格和谐一致，亦颇富传奇色彩，引起过历代人的广泛兴趣。比如说，李白以诗著名召入翰林，这种事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司马相如因《子虚赋》受汉武帝征召，但那并非他的最初入仕，情形也远不如李白“神气”。唐玄宗接待李白是“降辇步迎”，“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诸如此类的“荣遇”，在封建社会历代为人称道；至于清代，当有人谈到尤侗之受康熙殊宠时，也还是说：“圣祖称为老名士，位虽不尊，天下羡其荣遇比于李青莲云。”
但李白最为历代人称道的，还是“气吞高力士，眼识郭汾阳”
这两件事。北宋以还，历代歌咏这两件事，特别是歌咏李白令高力士脱靴一事的诗文，真不知有多少！不但有诗，还有画，还有小说和戏曲；即如以李白为“有文无质”的李纲，也曾经赞叹过：“谪仙英豪盖一世，醉使力士如使奴！”
不过，这里不妨附带说一下：这两个脍炙人口的故事，其实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李白令高力士脱靴盖出唐人撰《松窗杂录》《国史补》《酉阳杂俎》等诸家稗说，后《旧唐书》《新唐书》亦载；李白与郭子仪互救最早见于晚唐裴敬撰《翰林学士李公墓碑》，后《新唐书》亦载。这两件事，出处既早，又载正史，历代人深信不疑，直到解放以后研究家们也当史实引用；可是笔者从不相信是史实，只当历史传说看。李白这个人，既骄傲又天真，重要生平行事无不写入诗文，可是他从未谈到这两件事。关于两年翰林生活，无论受宠还是遭谗，在他去京以后所写《玉壶吟》《赠从弟冽》《行路难》《鸣皋歌送岑征君》《答高山人》《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鞠歌行》《梁甫吟》《书情赠蔡舍人雄》《赠溧阳宋少府陟》等一系列诗中，作过许多生动描写，并对包括唐玄宗在内的最高统治集团进行了猛烈抨击，却没有提到令高力士脱靴一事；如果有其事，满可引以为荣，李白是不会不提的。退一步讲，即使当时慑于高力士的权势，安史乱后便不应再有顾忌，可是李白到死也从未提起过这件“大事”。至于李白与郭子仪互救的故事，当然也是一件“大事”，如果有其事，李白入狱和流放前后向人陈情时便不会不讲。这期间他写过许多长篇诗文，如《为宋中丞自荐表》《赠张相镐》《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等，于生平行事叙述甚详，却既未提到他救郭子仪，也没提到郭子仪救他。所谓“气吞高力士，眼识郭汾阳”，不但李白自己不讲，熟知他、并有意用诗文为他作传的杜甫、魏颢、李阳冰也不讲；如果有其事，至少这三人是一定会讲的。这就充分证明力士脱靴和李郭互救绝非真事，乃是好事者杜撰。另一方面还应该看到，事情本身虽然查无实据，但它广泛流传却事出有因。晚唐诗人有许多歌咏李白的诗文，谁也没有提过当时说部稗史当中记载的这两件事，可见他们并不相信。到了北宋，由于《旧唐书》《新唐书》相继行世，有了正史做依据，于是这两个故事开始在歌咏李白的诗文当中广泛流传，谁也不肯深究，小说轶闻竟成为世所公认的史实。不肯深究，正是这点值得我们深究。应当说，历代尊崇李白的诗人、学者都不是粗心大意的人，他们并不轻信正史。举例说，北宋曾巩在为李白集作序时便指出过《旧唐书》称李白为山东人、将李白入永王幕府地点判为宣城以及《新唐书》将李白入狱与流放先后颠倒，“皆不合白之自叙，盖史误也”。后杨慎、王琦等人也纠正过《旧唐书》记载的舛讹，唯独对力士脱靴和李郭互救这两件事，明明从李白、杜甫、魏颢、李阳冰等人叙述中都找不出依据，却谁也不怀疑，都抱着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态度，这是颇可玩味的。令力士脱靴未必确有其事，但李白的蔑视权贵是举世共知的，而且他确曾在去朝以后写的大量诗文当中表示过对“中贵”“贱臣”“佞臣”以及秽乱宫廷的斗鸡、蹴鞠之徒的轻蔑和愤恨，并且屡次指出自己的去朝正是由于这些像青蝇一样的宫廷权贵的谗毁；把高力士这样一个烜赫一时的大宦官当成这些宫廷权贵的总代表，让李白命他脱靴，的确是一个既符合李白性格又符合历代人普遍心愿的绝妙创造！至于李白与郭子仪互救传说历代流传，则出于人们对李白晚年不幸身世的同情。李白于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参加永王李璘军队，纯出平定安史、恢复中原的爱国热忱，可由他在永王幕中写的诗歌充分证明。由于皇室正统思想和“成者王、败者寇”的逻辑作怪，历代封建士大夫都把李白从璘看成是他历史上一大污点，杜甫说“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指的便是这件事。怜才的并不止杜甫一个。编造、流传李郭互救故事，便是搬出郭子仪这个中兴名将来为李白从璘开脱。例如苏轼便说：“太白之从永王璘当由迫胁，不然，璘之狂肆寝陋虽庸人知其必败也，太白识郭子仪之为人杰而不能知璘之无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辩。”
明清诗人更进一步据此为李白评功摆好，如詹同便说他“最是有功唐社稷，眼中先识郭汾阳”
，方孝孺也说“天宝之乱唐已亡，中兴幸有汾阳王。……凌烟功臣世争羡，李侯先识英雄面”
，屈大均也说李白“功名自可比汾阳”
。除上述两个传说外，历史上还流传过关于李白酒醉下水捉月、骑鲸升天的传说，如周紫芝诗：“少陵诗瘦平生苦，太白才高一醉间；捉得江心波底月，却归天上玉京仙。”
尤袤诗：“呜呼谪仙，一世之英；乘云御风，捉月骑鲸。”
可见此说在南宋初年已开始流行，后世诗人李俊民、王彝、邱濬、李东阳、宗臣、屈大均、施闰章等均曾歌咏过。传说来源，一是对杜甫《梦李白》中所说“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的误解，一是五代王定保《唐摭言》的记载（又韩愈《题杜子美坟》亦载此说，但此文韩集不存，前人已疑伪托）。其实，李白病死当涂有李阳冰、范传正等人序文可为确证，历代歌咏李白的人不会不知道。可是，对李白来说，病死未免太平凡！因此他们宁信无稽的传说，不信可靠的史实。上面所说的三个传说故事，表明历代人有意给李白生平渲染上传奇色彩。传说本身固不可信，却符合李白的思想性格，因此从文学创作角度看是合理的；李白既是浪漫主义大家，后代诗人用同样手法对待他，应当说是很公平的。即使不加渲染，李白真实的生平也是很不平凡的。苏轼在歌咏杜甫的诗中感叹过“诗人例穷苦，天意遣奔逃”
，其实李白的经历比杜甫更曲折。从杜甫开始，历代诗人因同情李白偃蹇坎坷、穷悴终生的不幸身世写下了无数感人肺腑的诗篇。有趣的是，其中最动人的一篇恰恰是抑李扬杜的老祖宗白居易写的《李白墓》：
采石江边李白坟，
绕田无限草连云。
可怜荒垄穷泉骨，
曾有惊天动地文。
但是诗人多薄命，
就中沦落不过君！
短短六句，令人读之欲泣。我们所说的一致性，此其三也。
非凡的天才、非凡的性格、非凡的遭遇，这便是历代诗人、论家对李白的一致评价。但是，任何非凡的天才、性格和个人遭遇，只有当它和社会生活发生血肉联系时，才具有意义。恰恰在这个关键上，历代评论者对李白表现出令人惊讶的误解。《旧唐书·文苑列传》所记李白事迹舛讹百出，屡经后人指出，但它对李白的评语“飘然有超世之心”却因符合元稹、白居易、韩愈、皮日休等人的看法，又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竟成了历代评李者公认的定论。北宋曾巩是高度评价李白的人，其所撰李集序文驳正过新旧《唐书》的讹误，却同意刘昫对李白的总评：“旧史称白有逸才、志气宏放、飘然有超世之心，余以为实录；而新书不著其语，故录之使览者得详焉。”所谓“实录”，实为对李白的最大歪曲！曾巩非但同意，还唯恐谬种流传不广！王安石、苏辙、赵次公、罗大经诸人对李白进行了一系列诽谤性攻讦，其论据也无非是说他的诗缺乏社会内容，与刘昫谓“飘然有超世之心”如出一辙。明清杨慎、王穉登、王琦诸人力驳宋人诋訾，但他们也未曾从社会生活角度对李白诗的思想内容做出正确解释。不惟如此，若将他们反驳宋人的话仔细玩味，便不难发现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兹举王琦驳罗大经的话为例：
诗者，性情之所寄。性情不能无偏，或偏于多乐，或偏于多忧，本自不同。况少陵奔走陇蜀僻远之地，频遭丧乱，困顿流离，妻子不免饥寒；太白往来吴楚安富之壤，所至郊迎而致礼者非二千石则百里宰，乐饮赋诗无间日夕，其境遇又异。兼之少陵爵禄曾列于朝，出入曾诏于国，白头幕府，职授郎官；太白则白衣供奉，未沾一命，逍遥人外，蝉蜕尘埃。一以国事为忧，一以自适为乐，又事理之各殊者；奈何欲比而同之，而以是为优劣耶？ （《李太白文集跋》）
可见他和罗大经一样认为李白没有杜甫的忧国忧民之心，只是不主张以此为优劣罢了。罗大经毁李“社稷苍生，曾不系其心膂”，王琦誉李“逍遥人外，蝉蜕尘埃”；毁誉之间，究难区分。
如前所述，历代论家对李白异彩照人的鲜明个性作出了许多非常精彩的描绘，诸如他那驱驰造化、咳吐天然、出鬼入神、惝恍莫测的艺术力量，他那斗酒百篇、十幅一息、规矩在手、自运方圆的才情，他那壮浪纵恣、豪放飘逸的风格，他那雄节迈伦、高气盖世、天子不能屈、四海不足容的性格和人品，他那游戏万乘、笑傲王侯、周流宇宙、穷悴终生的坎坷经历，等等；这些充满力量的描绘所显示的诗人形象不但完全符合我们现代习用的浪漫主义概念，还使人感到这种浪漫主义性格唯独中国有，而且只有一个李白。也就是说，李白诗歌本身具有的鲜明个性和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是被历代论家感觉到了的。但是，尽管如此，尽管历代论家都对李白高度评价，却总使人感到他们的评价有些轻飘，甚至有些虚伪，其根本原因便在于他们对李白个性所由生长的社会土壤茫然无知。除前面我们已加评述的大量事实外，还可举出宋人孙觌的见解为证：“李太白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一泉之旁、一山之阻、神林鬼冢、魑魅之穴、猿狖所家、鱼龙所宫，往往游焉，故其诗疏宕有奇气。”
认为李白诗歌的个性特色是自然景物长期陶冶的结果；这种似是而非的见解不但在历史上有一定代表性，近世有些研究者也有类似说法。老实说，我从不相信名山大川之类能对李白个性形成起多大作用，倒是认为李白个性鲜明的诗篇使许多山川景物染上了奇异的色彩。见过庐山瀑布的人很多，歌咏过它的人也不少，可是李白歌咏庐山瀑布的诗篇只有李白能写出来。李白个性形成不能从自然界找原因，只能从社会和社会历史中找原因。历代评价李白的人正因为无视李白同社会生活的紧密联系，无视他的作品的深刻社会内容，所以他们对李白个性只能加以描绘，却无法加以正确说明！一千多年，谁也没有越过这个局限。不是不想越过，而是无法越过。对封建士大夫阶层来说，了解李白实在要比了解杜甫困难得多。
上面做了三件事：将历代对李白的评价整理出了一条线索；从彼此对立的观点中找出一致性；根据这种一致性对历代李白评价做出总的评价，指出其根本缺陷在于忽视李白诗的社会内容。现在还剩下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致命的缺陷？答曰：有思想意识即立场方面的原因，也有思想方法即认识水平的原因。下面分别加以说明，并涉及一些近世研究情况和我自己对李白的看法。
一、我对历史上李杜优劣争论的看法：在总的评价上我同意韩愈，即认为李杜都是光焰千古的伟大诗人；在艺术评价方面我同意严羽、王世贞、胡应麟等人关于李杜各有特色、各有所长的观点，只是觉得他们没有把问题讲透；在思想评价方面我和宋代诋李者相反，认为不是杜优李劣，而是李优杜劣。在我看来，杜甫既是个杰出的写出过“一代国史”的大诗人，又是个最平凡不过的“奉儒守职”的小官吏。他那些伤心忧时和鞭挞弊政的诗篇对统治阶级每有“美刺”和“讽谏”，但一般并不超出封建地主阶级“温柔敦厚”和“干预教化”的诗教，至于他为历代人最称道的“忠君忧国”“忠义气节”“孤忠”和名句“每饭不忘君”等，则更与封建伦理相符；所以李纲说他“作诗千万篇，一一干教化”
，赵次公说他“至其出处，每与孔孟合”
，这正是他被历代封建士大夫奉为“诗史”“诗圣”“诗学宗师”，他的作品被名公巨儒谱序注释以至“号称千家”的一个重要原因。李白的思想可超出了以儒为宗的封建士大夫所能接受的范围。他和杜甫一样有强烈的政治抱负，但他不考科举，不求小官，而是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
，即像先秦策士那样一举而致卿相；这种在封建社会初期曾经是现实的从政道路，到了封建社会已经完全巩固的时期便显得荒唐可笑了，因此李白的从政不但比“白首郎官”的杜甫失败得更惨，而且他的政治抱负在当时和后代都从不被人理解。李白虽然也终生眷念朝廷，“一生欲报主，百代期荣亲”
，但在他心中的君臣关系是一种平等的主客关系，而不是主奴关系，他不但屡以历史上著名的谋臣、策士自比，甚至在被谗去朝时还借商山四皓与汉高祖故事以谴责唐玄宗的轻士
，后又借严子陵与汉光武故事而反用其义以表示他对唐玄宗的失望：“彼希客星隐，弱植不足援！”
这种对当朝皇帝的大胆抨击在历史上殊属罕见，既超出“讽谏”，也超出“怨悱”范围。李白“济苍生”“安社稷”“兼济天下”的思想固然渊源于儒家，但他却看不起儒生
，经常对一些儒家信条表示轻蔑和怀疑，甚至自比楚狂接舆拿儒家圣人开玩笑
。以上所举三点，说明李白思想在士大夫阶层中间很带点反叛性，这正是他在封建社会长期不被正确了解的一个重要原因。这里顺便提一下：胡适和解放前在学术上受他影响的一些文学史家，也是竭力把李白说成脱离社会的“山林隐士”“出世之士”，还有人给李白加上些摩登头衔，如“极端个人主义者”“颓丧派大师”；更有甚者，有人还认为李白是“罪犯”，并“考证”出系由先天遗传所致。这些不值一驳的无稽之谈却有一个用处，便是使我们又一次认识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思想贫乏和软弱。
二、李白和杜甫无疑是中国文学史上两种创作方法的典型代表，他们的创作不仅完全符合两种方法的普遍规律，还可以丰富我们对普遍规律的认识。前人所说“太白神于诗，少陵工于诗”“李豪放而才由天授，杜混茫而性由学成”“太白笔力变化极于歌行，少陵笔力变化极于近体”等等，从不同角度阐明了李杜创作的各自特征。但是，李杜创作特征的最根本区别，简单讲来，乃在对待主、客观的不同态度；用王国维的话说，李白属于“主观诗人”，杜甫属于“客观诗人”。杜甫擅长客观描写，代表作品是叙事诗，他的抒情诗也带有客观色彩；李白擅长自我抒情，绝大部分作品是抒情诗，他的叙事诗也带有主观色彩。杜甫诗的社会内容是通过一幅幅真实生动的社会生活画面直接呈现的，因此容易被人认识；李白诗歌形象主要是诗人自己，而不是客观的社会生活，因此它的社会内容不容易被人认识。要正确了解李白，就必须在全面了解他的生平思想和社会背景的基础上，对他的个人抒情进行深入分析；对于缺乏正确的历史观和美学观的历代论家来说，要做到这点的确很困难。解放以后研究者们开始重视李白诗的社会内容，这是很自然的。但在一部分研究者中间存在忽视李白创作特点的倾向，他们是用研究杜甫的办法研究李白。例如谭丕模教授和罗根泽教授的论文便有这种倾向。谭丕模举出李白一些谈到国家人民的诗句，据以结论：“我们以为李白的诗，有一部分是在集中表现抨击暴君、热爱人民、热爱祖国这三个主题上”
；对于李白诗的更大部分如何评价？回答是“想象力丰富”“风格自然”“语言有形象性、音乐性”，即只谈艺术，不谈思想。罗根泽也是从李白诗中摘引若干诗句，来证明李白有“爱祖国爱人民的一面”
。据作者说这一面还是在安史之乱以后才表现出来的，“李白面对着血淋淋的悲惨现象，个人主义的错误的享乐思想被驱走了”。对于李白更大的“一面”如何评价？作者虽未正面回答，但他的话里已经透露出看法。谭、罗二位教授都指责前人对李白的曲解，其实他们的观点离前人并不远，和前人一样对李白诗的个人抒情的特点缺乏正确理解，因此只能肯定李白的“一部分”“一面”。李白也有一些直接描写社会生活的叙事诗：安史乱前有不少描写百姓苦于征役的反战诗，安史乱中又有不少描写战乱景象的诗；此外，在他揭露政治黑暗和宫廷腐败的许多诗篇当中，有一些描写中贵和斗鸡蹴鞠之徒的篇什是可以当作叙事诗读的；他还有为数不多、但很值得注意的描写劳动人民生活的诗篇。但是，这些诗毕竟不能代表李白，把这些诗加在一起也不到他全部作品的十分之一。李白既是以抒情擅长的浪漫主义诗人，如果不了解他的个人抒情所包含的深刻社会内容，要对他做出正确评价是不可能的。
三、李白生平思想本身存在的复杂性，也是他在历史上不被正确了解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旧唐书》称李白“飘然有超世之心”，便很难说它没根据，因为李白确实说过“心在期隐沦”
；不过加以反驳也容易，因为李白还说过“托意在经济”
。又如有人称李白为迷信神仙的道教徒，也未尝无据，李白自己承认“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
；不过我们也可以举李白的话反驳：“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
要之，李白对于入世、退隐、游仙的态度是反复无常、充满矛盾的，反映在他对历史人物尧、舜、孔丘以及巢、由、夷、齐等人的看法上，也是时褒时贬，殊无定则。正由于李白思想本身存在这种矛盾，历代论家往往偏执一面据以得出自己需要的结论。近世研究者开始注意李白诗中充满矛盾的事实，但有的人不是从社会生活中找原因，而是单纯从诗人思想中找原因，把李白诗中的矛盾归结为“儒家同道家的矛盾”（或谓“混合”）、“入世同出世的矛盾”或“任侠同游仙的矛盾”；前提与结论无异同义语的反复，结果什么也没有说明。我们认为，李白思想上的矛盾是由他所处的社会地位决定的，归根结底，是社会矛盾的一种反映，因此只能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它加以研究，这是唯一正确的途径。应当肯定，解放后有不少李白研究者重视了李白浪漫主义抒情诗人的特点，也重视了他和社会生活的联系，对他的生平、思想和作品进行了比较广泛的研究，但是，并不因此便取得一致认识，这也是很自然的。这里不妨回顾一下五十年代发生过的一次争论，以为今后研究工作参考：当时以林庚教授为代表的几位研究者一致认为李白诗歌是所谓“盛唐气象”的反映；我却认为李白出现在唐帝国极盛而衰的历史转折时期，他的诗歌是当时各种极为尖锐的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的天才写照。这种分歧系由彼此对历史和对李白诗的不同理解产生的。林庚教授说：“李白的时代，不但是唐代社会上升的最高峰，也是中国整个封建时代健康发展的最高潮。这期间阶级矛盾缓和在生产力飞速的发展中。”又说：“李白的时代面对着这样一个上升发展的现实，这完全是符合于人民的愿望与利益的，歌唱这样一个愿望，为它提出更理想的要求……李白就是最优秀地完成了这个时代的使命。”
我则认为：“李白青年时代，正值中国封建社会繁荣发展的时期。当时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都有高度发展，成为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国家之一。李白是在这样一种优越的环境中成熟的。但当李白以一个卓越的诗人姿态出现时，面对的已经不是‘上升发展的现实’，而是唐帝国开始崩溃的时期了。”
我曾列举天宝年间土地兼并、开边战争、人口逃亡的大量史实，说明当时阶级矛盾已非常尖锐、生产力已遭到极大破坏，社会在“繁荣”的假象背后危机四伏，广大农民由于失去土地和疲于征役生活得非常痛苦；我还对李白诗歌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说明诗人并没有对他面临的现实唱赞歌，相反，由于政治上的失意，使他感到在现实社会中简直毫无出路，怀才不遇和人生若梦便成为他经常歌咏的两个主题，这种歌咏本身便是对现实的不满和抗议。“盛唐气象”论者认为李白诗充满“乐观情绪”“少年的解放精神”“青春奋发的感情”；我则认为李白诗的基调是忧郁、愤怒的。“盛唐气象”论者把安史之乱作为李白的创作分界线，强调前期；我把这条线提前十二年（即李白进京那年——天宝二年），强调后期。事过二十多年，现在深感许多问题需要重新研究，但那不是本文的任务了。
李白由于个性鲜明很容易被了解，由于思想复杂又很容易被误解。无论如何，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美学观的当代人，应当是最能了解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