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唐朝在历史上是最为有名的王朝，特别是其前半期的内政外交都有辉煌的成就，为当时及后世所称道。唐朝强盛的原因当然很多，这是历史学家不时钻研探讨的课题。当时能够人尽其才应该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唐朝承隋之后。隋时统一南北，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统一的王朝建立起来了，分裂时期的旧观念却不易完全清除，南北朝时，南北两方互相轻视，甚至于丑诋，南以北为索虏，北则以南为岛夷。其后魏分东西，周齐继之对峙，以前南北之间的嫌隙，转而复存在于东西之间。隋炀帝时，有人提出朝中犹多山东人，于是一些籍隶山东的人士就不免为之受殃。就是到了唐初，李渊的儿子建成、元吉与世民构隙，还曾以秦王左右多是山东人为借口，这种风气不仅见于王室、政府，就是社会上也浸有余波。长安城有敦化坊，贞观、永徽间，颜师古、欧阳询、沈越宾寓居其地，颜为南朝旧族，欧阳与沈为江左士人，当时人就称敦化坊为吴儿坊。可见积习相传的久远。

当建成、元吉攻击秦王时，秦王左右确实是有山东人，建成、元吉虽以此攻击秦王，其左右也不是就没有山东人，魏徵就是其中的一位。可见当时虽还有这样旧观念的存留，人才仍然是能够得其所用的。不仅山东人如此，就是蕃族也是一样的。秦王左右人才是很多的。通常称于人口的为秦琼和敬德，秦琼自是山东人，尉迟敬德籍隶朔州，论其家世则是出自于阗，在当时说来，自应归入蕃族之中。

唐初上距元魏统治中原，为时并非很远。西魏北周相继覆灭，鲜卑族人仍有许多居于高位，这是不足为奇的。说者谓李唐王室出于鲜卑，此说当否，姑置勿论，唐太宗的长孙皇后固是鲜卑世家，则是确无疑义。当时不同族人之间尚无相互的歧视，似较山东人还胜一筹。建成、元吉攻击秦王时，仅谓其左右系山东人，却没有提到秦王左右还有蕃人，其中形象可见一斑。

正因为如此，唐时朝廷内外，蕃人是相当多的，蕃人娴习弓马，故多任将职。唐朝前期，开拓疆土，威震邻国，蕃将的功绩应居于不可磨灭的地位，举其著者，契苾何力、黑齿常之、李多祚、白孝德，皆见于史家的记载。在王朝中居高位的更为繁多，不易备举。正是这样唐蕃一体，无间中外，各尽其才，唐朝前期的文治武功才能为当时后世所称道。

开元、天宝之际为唐朝的盛世。其时姚崇、宋璟主政于内，高仙芝、哥舒翰领军于外。姚崇、宋璟的治绩，媲美于贞观年间的房玄龄、杜如晦，高仙芝的登坦驹岭，次勃律国，遏制吐蕃的气焰，允为历来战史上的奇绩。而“哥舒夜带刀”，不仅见于诗人的歌咏，而且也确为敌人所胆折，当时称为盛世，并非偶然。

人才良莠不齐，才德难于并著，甚至还有以某种因缘，猎取高位，就在开天之际的盛世中，已经显露出衰相。当时有姚崇、宋璟，却也有李林甫、杨国忠，有高仙芝、哥舒翰，却也有安禄山、史思明。终于酿成天宝末年的乱离，并使唐朝的前期和后期有了显著的差异。

安史之乱削弱了唐朝的国力，却并没有改变当时唐蕃关系的成规。安禄山和史思明是以蕃将作乱，平定这起乱事却还是得力于蕃将。在平定乱事过程中立功最大的自然数到郭子仪和李光弼。论实际的战绩，李光弼往往独当一面，所获更多。当时参与平乱的蕃将还有多人，仆固怀恩、哥舒曜、浑释之、荔非元礼、李国臣、白孝德、白元光皆在李光弼部下，与李光弼共奏肤功，可见当时唐蕃的关系，并未为安史之乱所破坏，倒是安史之乱促成其间的关系更为密切。

旧新两《唐书》皆为李光弼立传，在平定安史之乱中，九节度与安庆绪战于相州，这是平乱战事中的一次大战。《旧唐书·郭子仪传》记战前置帅事，谓“子仪、光弼俱是元勋，难相统属，故不立元帅”。《新唐书·郭子仪传》记此事，仅以元功易元勋，其实是一样的。可见当时朝中平议，李光弼与郭子仪的勋绩是相当的，可是后来的际遇却并非相同，郭子仪位极人臣，子孙瓜瓞绵延，贻福后代；李光弼驻节徐州，仿佛与王朝还稍有些嫌隙，后世显者亦非甚多。两人际遇既有差异，史书记载复未能详尽，这就不免使后来知人论世者谓其间尚有轩轾。

马驰同志为此特撰《李光弼》，可以作为补苴。马驰同志早年治理唐代史事，就特别偏重于当时的蕃将。其所著《唐代蕃将》，已有声于侪辈间。李光弼于唐代蕃将中，最为突出，两《唐书》后，迄今尚未闻有人再为之董理，使所谓轩轾之处未能早日稍加敉平，也是一种缺陷。马驰同志以其多年研究心得，补此缺陷，亦使旧史不稍详尽处得以充实，李光弼当年荡平叛乱的功绩，不致多所湮失，是可以称道的。

李光弼的先世本为契丹的酋长，其父楷洛，武后时即已南迁入朝，下迄安史倡乱，已多历年所。唐人于谱牒之学多所重视，其间名家亦复不少。可是对于李楷洛的身世就间有歧误之处。楷洛虽非中原世家，于契丹诸部中仍系名族。姑不论楷洛当时的名声，即以李光弼来说，转战疆场，建立奇功，奈何家世尚有歧误，似非重世族、尊门第之时的细事。马驰同志既为李光弼重撰新传，这些自应在考核之中。所撰传中，澄清了有关李光弼父族、母族及其本人诸多历史迷雾，纠正了两《唐书》、《资治通鉴》诸书籍中的某些错误，也是值得称道的。

不仅此也，《李光弼》对于认识唐时的民族融合，蕃将在国家武力中的重要作用，“唐人共同体”的形成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等，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应该说，马驰同志此书并非等闲的作品。这里谨缀其点滴，撰此序文。

史念海
199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