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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元元年（758）八月，肃宗为部署进剿安庆绪事宜，诏李光弼等入朝。次月二十日，命李光弼、郭子仪等九节度讨安庆绪，由是拉开了旷日持久、长达半年的“相州（治今河南安阳）之战”的序幕。官军九节度使为：河东李光弼、朔方郭子仪、关内·泽潞王思礼、淮西鲁炅、兴平李奂、滑濮许叔冀、镇西·北庭李嗣业、郑蔡季广琛、河南崔广远、平卢兵马使董秦。分率步骑总二十余万，向安庆绪所据邺郡（即相州）进发。
当初安庆绪北奔时虽只有千余疲卒追随，但至邺郡后，“旬日之内，贼将各以众至者六万余”
；并在“枝党离析”之后“犹据七郡六十余城，甲兵资粮丰备”
。因而庆绪毫无危机之感，“不亲政事，缮治亭沼楼船，为长夜之饮”
。其宰相张通儒、高尚等又钩心斗角争权夺利。其大将蔡希德刚直有才略，“通儒谮而杀之”
，“希德素得士，举军恨叹”
。其天下兵马使、“总中外兵”的崔乾祐，“性愎戾，士卒不附”。
而拥有可以和官军抗衡兵力的史思明，又“不用庆绪之命”，并觊觎着庆绪的皇位。
官军以二十余万众对此腐败不堪之禄山余孽，理应易如摧枯拉朽。然而并不。首先，官军群龙无首，号令不一，“帝以子仪、光弼俱是元勋，难相统属，故不立元帅，唯以中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使”
。如此荒唐措置，一开始就注定难以取得大胜。其次，如果史思明参战，或者取代庆绪，就更不知鹿死谁手。
十月十七日，郭子仪等拔卫州（治今河南汲县）。继到的光弼部正赶上参加愁思冈（在今河南安阳西南）会战。是役杀敌三万，生擒一千；“庆绪窘急”，遣使求救于史思明，“且请以位让之”。思明发兵十三万，但观望不进，仅以万人驻于滏阳（即今河北滏阳县城），“遥为庆绪声势”
。直至十二月二十九日，始引兵大下，攻陷新附唐朝的魏州（治今河北冀县），杀三万人，又按兵不进。
乾元二年（759）正月一日，史思明筑坛于魏州城北，自称大燕圣王。作为思明克星的李光弼洞悉敌人逗留不进的最终目的，他认为：“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进，此欲使我懈惰，而以精锐掩我不备也。请与朔方军同逼魏城，求与之战，彼惩嘉山之败，必不敢轻出。得旷日引久，则邺城必拔矣。庆绪已死，彼则无辞以用其众也。”这无疑是一种分割敌人并牵制其主力的理想作战方案。但不懂军事的鱼朝恩却以为不可，而惟以督九节度围邺城为务。时官军在城外筑垒穿堑多重，又以漳水灌城，城中井泉皆溢，构栈而居。又，城内断粮，一只老鼠竟值四千钱。城中人欲降者。却碍于水深，不得出。即便这样，安庆绪犹抱希望，“自冬涉春”，“坚守以待史思明”。而围城的官军，因“诸军既无统帅，进退无所禀”，加之“城久不下”，于是“上下解体”
。
果如光弼所料，当官军“师老势屈”时，思明乃自魏州引兵趋邺，但又不马上同官军接战，而是使诸将去城五十里扎营。又每营选精骑五百，日于城下抄掠，官军出，辄散归其营。搞得官军人马牛车日有所失，樵采甚艰。且“昼备之则夜至，夜备之则昼至”。致使官军疲惫不堪。此外，思明还派人扰乱和切断官军粮运，“由是诸军乏食，人思自溃”
。思明大概觉得这种“疲敌”战术已将官军折腾得精疲力尽时，遂引军直抵城下，同官军决战。
三月六日，官军步骑六十万布阵于安阳河（即滏水，今河北磁县滏阳河）北，思明亲率精兵五万直前奋击，李光弼、王思礼等与之接战，杀伤相半。殿后的郭子仪军，尚未来得及布阵，突然出现了反常的气象，竟至官军大溃：
忽有大风扬沙拔木。军中昼晦，咫尺不相辨。师人惊溃，官军大奔；弃甲仗器械，委积道路。子仪等收兵，断河阳桥，保东京。士庶惊恐，散投山谷。
值得注意的是，在风云突变时，率先溃逃的是郭子仪军。史称其“战马万匹，惟存三千；甲仗十万，遗弃殆尽”
。与之反衬的是，史思明虽亦“溃而北”，但很快清醒过来，“收整士众，还屯邺城南”。又杀庆绪，称大号。不久，复南下逐鹿中原。发人深思的是，在诸军惊溃，“所过剽掠”时，“惟李光弼、王思礼整勒部伍，全军以归”
。
这次官军惨败，似乎事出偶然。其实不然。胡三省曰：“诸军并行，步骑数十万，而不置元帅，号令不一，所以有安阳之败。”
此其一。观军容使鱼朝恩刚愎自用，拒不采用李光弼的作战方案；若“使用光弼之计，安有滏水之溃乎！”
此其二。多数官军素质太差，“使皆如李光弼、王思礼，在乱能整，则其失亡，不至于甚”
。此其三。以上三因，归根结底是由于天子昏庸、措置乖方；肃宗出于对诸将之猜忌，举数十万众弃之于家奴鱼朝恩，“其不亡亦幸哉”
！
设若以郭子仪为诸军统帅，结局又该如何？观子仪对其部约束不严，率先南奔，其取胜亦难。
如果朝廷命李光弼节制诸军，战局将大为改观。从其在此役中自始至终的表现，即使不能大胜，但也绝不至于大败遁逃。
事后，朝廷似乎从“滏水之溃”中汲取了教训，“加光弼太尉、兼中书令，代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兵马副元帅，以东师委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