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重返故镇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九日，兼三道节度，拥有全国三分之一兵力的安禄山反于范阳（今北京西南）。叛军长驱南下，起兵仅34天就攻陷东京，官军被迫弃陕州（治今河南三门峡西旧陕县）数百里地，退守潼关。十二月十二日，叛军大同军兵马使薛忠义寇静边军（在今山西右玉县），朔方节度使命左兵马使李光弼等迎击，“大破之，坑其骑七千”。又乘胜进围云中（今山西大同），拔马邑（今山西朔州市），开东陉关（在今山西代县东北胡峪山上） 。

在叛军不可一世、官军望风溃逃之际，唯郭子仪、李光弼所统朔方军战无不胜。平叛战争的序幕一拉开，郭、李就进入角色，并成为唐室希望之所在。然而，从李光弼在平叛舞台上出现和小试锋芒中，提示我们有两个问题需要交待清楚：其一，光弼何时离开长安；其二，何人引荐重返朔方军。

关于一，《李光弼碑》说：

十四载冬十一月，安禄山反范阳，天下驿骚，朝廷旰食，求虓谷阚之将，爰统鹰扬之师。明年春正月，起公（光弼）为银青光禄大夫、鸿胪卿兼云中郡太守，摄御史中丞、持节充河东节度支度营田副大使知节度事，仍充大同军使。

这段碑文清楚地记录了光弼的起官复出为十五载（756）正月事。《旧唐书·李光弼传》亦将光弼的起复系于十五载正月。《新唐书·李光弼传》则不书具体时间，只浑言“安禄山反”，“诏摄御史大夫，持节河东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兼云中太守”。所有这些记载，均同本章开始所引《通鉴》资料有很大出入。按照《通鉴》所记，早在十四载（755）十二月十二日前光弼就已复出，并授朔方军左兵马使。而《册府元龟》所记，又与《通鉴》等不同：

十五载正月，禄山陷东都。诏朔方节度郭子仪收河朔，以朔方节度副使李光弼为云中太守、摄御史大夫、充河东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委以东讨。

又，光弼之朔方兵马使和节度副使为天宝十三载辞官前所授 。是上引之“朔方节度副使”和静边军之战中的“左兵马使”二职，应为光弼复出后官复原职，且其复出时间不仅早于十五载正月，还当早于静边军之战的发生时间，即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十二日。联想到光弼天宝十三载的辞官是为了抗婚于安思顺，如果此际思顺仍为朔方节帅，光弼是万不能重返故镇的。故光弼复职应取决于思顺何时离开朔方镇。史称：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丙子，上还宫（按，自华清宫还）。斩太仆卿安庆宗，赐荣义郡主自尽。以朔方节度使安思顺为户部尚书，思顺弟元贞为太仆卿。以朔方右厢兵马使、九原太守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

是朝廷对安思顺以及对禄山子庆宗等处分在十四载（755）十一月二十一日（即丙子日），也就是说，光弼的复职时间当不会早于这一天，更有可能与子仪的除授为同日同步发生。

关于何人引荐光弼重返朔方镇，治史者不察，往往以为是郭子仪所为。其实不然。《新唐书·李光弼传》谓：“安禄山反，郭子仪荐其能。”《旧唐书·李光弼传》称：“玄宗眷求良将，委以河北、河东之事，以问子仪。子仪荐光弼堪当阃寄。”《通鉴》讲得更为具体：

上命郭子仪罢围云中，还朔方，益发兵进取东京，选良将一人分兵先出井陉，定河北。子仪荐李光弼，癸亥，以光弼为河东节度使。分朔方兵万人与之。

据上引，郭子仪确曾推荐过李光弼，但这是举荐光弼为河东节度，非谓向朝廷建议光弼重返朔方、官复旧职也。子仪向玄宗荐“良将”的时间为至德元载（756）正月初八事，上距静边军之战已将近一月。去安思顺离镇已47天。在这期间，光弼非但早已归镇，且足未东出井陉（关名，在今河北井陉县西北井陉山上），就已名声大噪河北 。所以光弼的复出，或出己意，或为圣裁，与子仪无干涉。如果有人举荐，当是在京的哥舒翰；翰既是光弼早年战友，又同为王忠嗣的爱将，更系光弼“表还长安”者——解铃还须系铃人，舍翰，更有何人！

这样说，并不是要掠郭子仪之美。李光弼复出不满两月，就超拜河东节度使，一如上述，这确实是郭子仪推荐的。而如此举动，就子仪言，尤其难能可贵：

当［安］思顺时，汾阳（郭子仪）、临淮（李光弼）俱为牙门都将，将万人，不相能，虽同盘饮食，常睇相视，不交一言。

可见二人不和已久。是什么原因致彼此视对方为路人？原来两人的根底各不相同。如前述，李光弼虽然早年长期在朔方系统的州府任职，但最受重用的时间是在王忠嗣任河西节度使期间。对于忠嗣的知遇之恩，应当说他是没齿不忘的。因而忠嗣的被人构陷贬死，他尤其痛心疾首，耿耿于怀。而同出河西藩镇忠嗣部将的王思礼、哥舒翰等必欲构杀安思顺而后快 ，从一个侧面表明光弼对思顺决不会有什么好感。王忠嗣的英年“暴死”，相信安思顺不一定负有责任，但他与迫害忠嗣的李林甫同属一条线上的人，则当为忠嗣河西系统将领之共识。而郭子仪则不然，截至安史之乱爆发，他一直在朔方系统任职，并有迹象表明他同镇帅安思顺的关系非同一般。安思顺死后多年，子仪犹念念不忘为其平反昭雪，并大骂哥舒翰等对思顺的“因谋陷害”。现摘录其《请雪安思顺表》于下：

伏见故开府仪同三司兼工部尚书安思顺并弟羽林军大将军兼太仆卿元贞等，竭心圣代，宣力先朝：或任重疆场，或寄深环列：刈单于之垒，殿天子之邦；播算竹帛，图形文素。既称名将，实为勋臣。哥舒翰与之不叶，因谋陷害；云共禄山通应，兄弟尽受诛夷。冤痛之心，殁而犹在。安禄山牧羊小丑，本实姓康。远自北番，来投中夏。思顺亡父波主，哀其孤贱，收在门阑。比至成立，假之姓氏。及禄山拥旄蓟北，思顺授钺朔方，虽则兄弟，而情非党与。禄山未反之日，思顺屡已陈闻，朝廷百僚，无不委悉，岂意奸人罔上，成此盗憎！生为尽节之臣，死为衔冤之鬼。赵母以先请免坐，思顺以变告覆宗。死而有知，饮恨何极！……陷贼衣冠，咸蒙齿列，岂令思顺兄弟，独隔恩私，忠义之臣，所为流涕！此臣所以特祈昭洗，昧死上闻。

《请雪表》通篇洋溢着子仪对已故上司安思顺的深情厚爱，并在为思顺兄弟歌功颂德、极力辨诬的同时，痛斥哥舒翰为“奸人罔上”。其立场、观点以及感情寄托不同于王忠嗣河西系统将领，昭然若揭。“道不同，不相为谋”，其同李光弼因非一条线上的人而互存芥蒂就不难理解。然而，在禄山反后，国难当头之时，郭子仪不顾个人恩怨，举荐李光弼“堪当阃寄”，确实不易。更有意思的是，事前，李光弼竟不知道郭子仪保举自己为河东节度使，所以在诏命未下达之前，曾犹豫是否逃离朔方军：

及汾阳代思顺，临淮欲亡去 ，计未决。旬日，诏临淮分汾阳半兵东出赵、魏，临淮入请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阳趋下，持手上堂，曰：“今国乱主迁 ，非公不能东伐，岂怀私忿时邪？”及别，执手泣涕，相勉以忠义，讫平剧盗，实二公之力。

对郭子仪举贤不避仇的高风亮节，唐人杜牧大发议论，感慨不已：

［子仪］知其（光弼）心不叛，知其材可任，然后心不疑，兵可分。平生积忿，知其心难也；忿必见短，知其材益难也。……临淮……请死于汾阳，此亦人之常情也。……此乃圣贤迟疑成败之际也。

宋人欧阳文忠公亦赞美子仪道：“嗟乎，不以怨毒相惎，而先国家之忧”，“唐有汾阳” 。

由于二人捐弃旧嫌，“相勉以忠义”，在以后的平叛活动中，互相配合，彼此信任，力挽狂澜，“世称李郭”。 c+uL5HgEFONJzd9IYTbNOmD5TC/HdCc2NPrLUuqcrEW2F0OAC2JXoPBYLsuOug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