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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追谥为神武皇帝、庙号高祖的北齐政权创建者高欢，是依仗接收了葛荣的余众起家的。《北史》卷六《齐本纪·神武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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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荣众流入并、肆者二十余万，为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诛夷者半，犹草窃不止。〔契胡尔朱〕兆患之，问计于神武，神武曰：“六镇反残，不可尽杀，宜选王素腹心者私使统焉，若有犯者，罪其帅，则所罪者寡。”……兆以神武为诚，遂以委焉。
这里所说的“六镇”，本是北魏当年为防御柔然南侵而在北边设置的六个军镇，其兵将都是有战斗力的鲜卑和鲜卑化了的汉人。都城南迁洛阳后他们的地位低落，终于纷纷叛乱南下，葛荣就是其中最强大的一支。葛荣为契胡即羯胡酋长尔朱荣所杀，其后尔朱荣又被杀，这六镇残余经尔朱兆之手为高欢所得，凭此成其霸业建立政权，如《隋书》卷二四《食货志》所说：
六镇扰乱，相率内徙，寓食于齐晋之郊。齐神武因之，以成大业。
这在史学界是向来没有异议的。
有点异议的是这位领导者神武帝高欢的来历。《北史·齐神武纪》说：
齐高祖神武皇帝姓高氏，讳欢，字贺六浑，勃海蓨人也。六世祖隐，晋玄菟太守。隐生庆，庆生泰，泰生湖，三世仕慕容氏。及慕容宝败，国乱，湖率众归魏，为右将军。湖生四子，第三子谧，仕魏，位至侍御史，坐法徙居怀朔镇。谧生皇考树生。……神武既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
缪彦威先生在《东魏北齐政治上汉人与鲜卑之冲突》文中首先引用了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六八“高允与神武为近属”条所说：“《魏书》四十八卷《高允传》：‘勃海人也。祖泰，在叔父湖传。’……然则允之祖即欢高祖，允是欢五世内从祖，近亲属也，欢贵，执魏权，以允之名望，无所追崇。”接着说：“近人周一良氏作《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一文（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上册），因领民酋长皆鲜卑或服属于鲜卑之敕勒、匈奴、契胡族，而高欢曾为领民酋长，因此推论高欢或本非汉人。”然后彦威先生提出自己的考证：
据《魏书》（《高湖传》），高欢之祖谧“拜兰台御史，寻转治书，当官而行，无所畏避，甚见称赏。延兴二年九月卒”，而《北史》（《齐神武纪》）则谓谧“仕魏，位至侍御史，坐法徙居怀朔镇”。此其舛午可疑者一。据《魏书》，高欢之父树生，孝文帝时，阳平王颐率众讨蠕蠕，“假树生镇远将军，都将，先驱有功，树生不愿职位，辞不受赏。孝昌初，北州大乱，诏发众军广开募赏，以树生有威略，授以大都督，令率劲勇，镇捍旧蕃”。则树生曾为将军与大都督，非甚寒贱。而《北史》则未尝记树生官位，且谓高欢“家贫，及娉武明后，始有马”，已与《魏书》所言不合；又谓“孝昌元年，柔玄镇人杜洛周反于上谷，神武乃与同志从之”。若父方为大都督，镇捍旧蕃，而子乃从杜洛周起兵反魏，尤不近情理。此其舛午可疑者二。即就《魏书·高湖传》细审之，亦有一大疑窦。《魏书·高湖传》谓高谧“延兴二年九月卒。长子树生，孝昌二年卒，时年五十五。树生弟飜”。树生卒于孝明帝孝昌二年（526），年五十五，应生于孝文帝延兴二年（472）。树生生年即谧卒年，树生如生于九月谧卒之后，则是谧之遗腹子，即使生于九月谧卒之前，亦是谧最末之子，何以得云“长子树生”，树生何以又能有弟飜？此岂非一绝大之疑窦乎？细研以上诸疑点，吾人可得一解释。盖高湖、高谧乃渤海高氏，入仕魏朝，高谧或本无子嗣，高欢乃塞上鲜卑或汉人久居塞上而鲜卑化者，既贵之后，伪造世系，冒认高谧为祖，谓其父树生为谧之长子，以附于渤海高氏之名族。……高欢贫贱，本系事实，树生官爵，亦出伪造，此又显明易知，无待详论者矣。
彦威先生此文发表后，又得谭季龙（其骧）先生来函讨论，谓高欢族属可能出于高丽。在彦威先生文收入《读史存稿》时此函作为“附记”刊布，要点是：
北朝诸史中多高丽高氏，见于列传者，有高道悦（《魏书》六二）、高崇（《魏书》七七）、高肇（《魏书》八三）、高琳（《周书》二九）、高颎（《北史》七二）。除高琳外，皆自附于勃海蓨县。又《高肇传》云：“出自夷土，时望轻之。”《高琳传》云：“五世祖宗拜第一领民酋长。”种种情形，皆与高齐相同，然则高齐殆亦有出自高丽之可能也。且其可能性甚大。……前后燕时，每伐高丽，辄徙户而归，见《晋书·载记》。魏道武之拔中山，徙山东六州吏民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于京师，见《魏书》本纪天兴元年。盖自魏之初造，代地已多高丽，其后太武、献文、孝文时，又续有归附，见上举诸传。神武之先世何时入魏，虽不可知，要之本纪所云“累世北边”，当属事实。乃上文所叙世系，在北边者仅祖、父二世，前后文义不符，斯则又由于伪托世系之故也。
以上这些说法都有其道理。但 1987 年黄山书社出版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是1947至1948年万绳楠先生在清华大学听寅恪先生讲课所作的笔记，其第十八篇之（一）“北齐的鲜卑化”中不同意这些说法，说：
远祖可冒认，三代以内要冒认是不可能的。毫无疑问，高欢为高湖之后，籍贯为渤海蓨县，民族为汉人。
究竟哪个说法正确，还不好判断，历史上不好判断的悬案本来就很多。但无论如何，高欢本人之鲜卑化则是都没有异议的。《讲演录》指出：
说他是汉人，是就血统而言。《北齐书·神武纪上》所说：“神武既累世（高谧、高树生、高欢三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这就是“化”的问题。高欢在血统上虽是汉人，在“化”上因为累世北边，已经是鲜卑化的人了。“化”比血统重要，鲜卑化人也就是鲜卑人。“化”指文化习俗而言。
这也就是《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里所说的：
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
高欢既是鲜卑化的人，所拥有的六镇余众又是鲜卑和鲜卑化的汉人，在某些情况下鲜卑语和鲜卑旧俗自颇有市场。这就是缪彦威先生文中举出的《北史》卷五《魏孝武帝纪》“〔高〕欢遣四百骑迎帝……即位，……用代都旧制”；和《北齐书》卷二一《高昂传》“高祖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但彦威先生进而认为：
北齐一代，鲜卑势盛，汉人虽数次起而相争，欲抑黜鲜卑，整顿政治，……然卒不能胜鲜卑而归于失败，北齐政治遂始终不上轨道，以迄于亡。
《讲演录》也记陈寅恪先生所说：
北齐占据山东，经济力量远远胜过占据关中的北周，可是北齐却被北周灭亡。原因在哪里呢？在北周能将民族问题解决，而北齐在民族关系上则未能善调。
这些在今天看来就都有问题了。
先从理论上说，鲜卑势盛是否一定会引起汉人与鲜卑的相争？汉人失败，民族问题不能解决，是否就会亡国？这是不能简单地作出肯定答复的，得看具体情况。举个例子，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鲜卑之势仍不能说不盛，洛阳居民也多是汉人，可就不曾引起多少汉人与鲜卑之争，有的倒只是鲜卑内部要不要汉化之争。
更重要的当然还得看事实。彦威先生文中认为北齐一代鲜卑势盛，明显的汉人与鲜卑之争且发生了三次，《讲演录》记寅恪先生所说也颇有类似的看法，这就需要把有关的记载作一番彻底的审核。审核下来确是如此，就得承认彦威先生等所说的正确，民族问题不能解决的确促使北齐亡了国。否则，亡国的原因就得另行找寻。
审核工作就在下面逐一进行。因为事情的头绪多，论证也需要材料，不得不占用较多的篇幅，请读者不要嫌它烦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