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有个认识,即研究历史虽得依靠个人的脑力劳动,却仍是一种集体作业性质。即都是在前人他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而绝非个人独往独来就能有所创获。当然这种集体作业绝不等同于当年“大跃进”时的集体写作,更不是如今在某些人中间风行的找些哥儿们自己来当主编出书。
既然如此,要在一个领域内从事研究工作,自必须对此领域内前人、他人的成果作回顾了解。如果前人、他人没有顾及,没有研究到,而问题又确实重要,不是当年梁启超说过的“邻猫生子”之类,那就可以由自己来做拾遗补阙的工作或曰填补空白的工作。如果前人、他人已经研究,而且研究对了,得出了正确的结论,那就自当接受而不必再去作重复劳动;如果不对,结论不正确,那就需要重新研究以事修正。1999 年 12 月《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世界历史》《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七刊编辑部发表《关于遵守学术规范的联合声明》,第一条就指出:“学术研究必须尊重前人研究成果,凡专题研究论文,应就主要的研究内容,概略说明或介绍前人研究的主要成果或研究状况;此种说明或介绍,可以列入正文,亦可采用注释的方式;完全没有此种说明或介绍的来稿,各刊编辑部将不予受理。”我认为也应出于同样的考虑。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唐代以及唐代以前南北朝的研究情况。总的说来南朝比较好,北朝则大体研究到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此后重要的成果,就只有如上所说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关系到唐代统治阶级变迁升降的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的集团即所谓关陇集团。但这种集团在其时究竟是先进抑落后,寅恪先生似尚未暇有所论断。至于寅恪先生指出的其制度为隋唐所承袭的北齐,只有缪彦威(钺)先生撰写的发表在 1949 年四川大学《史学论丛》第一期上的《东魏北齐政治上汉人与鲜卑之冲突》一文较有影响
,但所论证实尚未能精当。因此,我在这里就得从东魏、北齐的胡汉问题和西魏、北周的关陇集团入手,对缪彦威先生和寅恪先生分别作商榷,然后进而论述唐代的事情。这部分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对人们最多启发,但亦难免有欠精到之处,时下流行的某些看法益远离史实,均需一一研讨讲说。
缪彦威先生是前辈学人,陈寅恪先生更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权威人士。我和他们的论著作商榷,也只是说在个别问题上我用了更多的工夫。而且也正是有了前辈的论著,才促使我作进一步的探讨,我应当首先感谢他们的引导。所以我常对有志史学的青年人讲:你们要好好地读老一辈学人的书,我当年就是读了吕诚之师、顾颉刚师以及陈寅恪先生的书,才真正走上史学研究的通衢大道,至于我自己的文章论著,只能供你们参考。
以上都是我对撰写这本专著的种种考虑,下面就分章节来仔细讲说这一大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