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断代和通贯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司马迁在答任安书里表白他纂修《太史公书》即今《史记》一百三十篇的目的。古代自然科学的知识有限，像董仲舒那套要从天人合一来“究天人之际”，今天自无现实意义。但“通古今之变”，用今天的话来说即是寻找自古至今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则遵信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也不会有异议。通贯古今地来撰著通史，确实是研究历史的上策。

但这么做又确实不容易。司马迁在他父亲司马谈所撰初稿的基础上来写成《史记》，也只有战国以来下讫本朝武帝这一段公认写得可以。可也有人指出鸿门宴之类实在太像小说，其真实性怕超不过《三国演义》，而《五帝本纪》到夏、商、西周更充满着神话传说。所以自班固以来，不论用《史记》的纪传体或《春秋》《左传》的编年体来写史，多只写一个朝代成其所谓断代史。个别写几个朝代的，如《南史》《北史》、新旧《五代史》，也只是写同一时地、同一类型的政权，仍旧是断代性质。重新挑起通史这个重担，只有北宋时的司马温公（司马光），他在刘攽、刘恕、范祖禹诸公的协助下，修成二百九十四卷的通史《资治通鉴》，成为《史记》以后的又一大著作，致来“二司马”之称，但仍后继乏人。南宋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及清人的《续资治通鉴》《明通鉴》等，又都免不了呈现其断代性质。

到近现代由于西学东来，学制有所变化，需要编印中学用的本国史以至大学里讲授的中国通史，才有种种通史式的教材或专著问世。但其中真能称得上高水平的学术著作，恐怕还只有吕诚之（思勉）师的那套断代的中国通史，包括《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近三百万字，计划中的《宋辽金元史》《明清史》未及命笔而谢世，其前的《吕著中国通史》则重点尚在上册文化史的概述。诚之师之所以能写出这样的通史，是因为他真实地在纪传史“二十四史”上用了功夫，不过除先秦部分外，旁及其他文献总不免少了一些。钱宾四（穆）先生呢，《国史大纲》自有其独到的见解，但功力较之诚之师总有所不逮，很多地方只是作简略的、跳跃式的讲述，且间有失误，在初版行世时即受到指摘。因此近数十年来史学工作者的研究多自限于断代，即备受崇敬的陈寅恪先生以至陈援庵（垣）先生亦莫不如此。人的精力生命总有局限，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但历史的进展又确如流水无从割断的。说研究这一断代、这个朝代，只是大体说研究重点是在此而不在彼，并非真从此朝代建立之日研究起，到其倾覆之时即截然而止。因为其所以能建立此新朝事先必早有凭借，而其倾覆的因子亦必早已种下。不过这个道理是否能为多数人知道，实在不好说，我自己原先就对此不甚措意。以致在 1979 年和史筱苏（念海）世叔合招唐史研究生并着手研究唐代政治史时，仍只是从玄武门之变李渊、李世民、建成、元吉的父子、兄弟之争开始，而此前关陇集团诸问题，因为不思上溯而置之未予清理。

其实真够水平的断代史研究并不都这样。因为断代史和断代史研究之间本不能画等号，后者的范围本不为朝代之起讫所局限。就陈寅恪先生而论，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里就认为“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更将渊源上溯到北魏、北齐和梁、陈。这一点我迟至十年之前才有所醒悟，当然也是由于工作需要，认真通读了《北齐书》《周书》，觉得对研究唐史确实大有用处。因此下决心把重点从唐代转移到北朝后期的北齐、北周以至杨隋上来，取得了若干新的收获。从而这本政治史也就可以从北朝齐、周也就是公元六世纪写起，讲了齐、周、杨隋再讲唐代的事情。 NzfTZw67FxUrEJGScna5zBEVRU5evjGhp89kA9bh7hEqIFyaPcYdx3vjbQy4iB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