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之二

这本《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是前年年底动笔撰写的。才写了一至六章，去年四月中旬就应邀入京开会，五月份赴复旦大学讲课，回西安后又临时插进古文献学教材《史部要籍概述》的写作。今年年初再从第七章接着写下去，到今天总算把全书十五章全部写完，了却撰成这本专著的心愿。

我对六至九世纪这段中国历史的认识，在去年元旦所写的自序中已作了简要的讲述，其中的核心是：“从封建领主制至地主制的转型期，至门阀消灭之隋及唐初实已完成，此后唐、宋两朝可说是进入了成熟的封建地主制社会。案此种封建地主制社会在世界上似为我国所独有，其文化固非领主制如我国西周、春秋以及西欧中世纪之可比拟，至此成熟阶段，其光辉灿烂自更无待言。”感到不足的是，这本政治史只讲到政治上转型的完成，文化方面还没有顾得上。但要写文化至少得再来一本专著，这就不是我这个精力就衰的老年人所能承担了。好在前些年写过一篇《陈寅恪先生称誉赵宋文化之解说》，所讲的可作为我对文化看法的一个提纲。当时应学生某君之索发表在安徽的内部刊物《古籍研究》（1999 年第 1 期）上，看到的人不会多，现在正好把它移作本书的附录，聊以弥补这个缺憾。

另一篇附录是我所写的与本书内容有关的论文及其他文字目录。我撰写这本专著时，发现这些论文及其他文字颇有论证尚欠严密、行文尚欠妥帖之处，这次重行撰写，自多改正，自当以这次所写为准。但原先是怎么写的仍不必隐讳，因此把这些论文及其他文字编了个目录，按内容而不按发表时间的先后来编排，读者有需要时可较方便地查对。

如今写学术论文流行多出小注，我原先发表的有时也多出注。这次重写，仿照老一辈学人的办法，把小注要说的尽量纳入正文之中。我感到这样有时可把事情说得更清楚，尤其是在论证某个问题之时。

写论文遇到年月时，我一般不注公元。这次写专著多数给加了，以期看起来时间概念可以更加清晰。但我国旧历的第一年年底在公元多已进入第二年，看陈垣先生《二十史朔闰表》等可知。这里为简便起见，就不一一按月日细算，而只注出该年相当于公元某年，因为细算了一般也没有什么用处。

以上这些都是去年元旦的自序里没有讲到、没有考虑到的，现在写出来，就作为自序之二。

2003年6月8日，端午节后第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