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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了齐、周、杨隋的几个重大政治问题，本就该顺利地进入唐代政治史的研究，探讨高祖李渊创业以来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斗争。可又遇到了麻烦的事情：即理论上有所谓关陇山东之争和士族庶族之争，其说能否成立？而史料上又得考虑哪些能信据、哪些不能信据，因为其中颇有隐讳改篡之处。
所谓关陇山东之争曾被用来解释李唐早期的矛盾斗争，士族庶族之争在一些人心目中更认为是贯串了整个唐代的历史，且认为遵信了这点才是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其实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论著中从来没有这么说过，更何况历史的真实也并非如此。因此这可以留待结合了史实来澄清。倒是史料的信否首先需要解决，因为历来的封建统治者为了个人及其小集团的利益，常常会在史料上做点手脚。而这位被《旧唐书》本纪所称“聪明神武”，《新唐书》所称“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的太宗皇帝，更公然地指使臣下这么干。《唐会要》卷六三“史馆杂录”记载了事情的经过，说：
〔贞观〕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太宗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记录何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对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书。”黄门侍郎刘洎曰：“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太宗谓房玄龄曰：“国史何因不令帝王观见？”对曰：“国史善恶必书，恐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太宗曰：“朕意不同。今欲看国史，若善事固不须论，若有恶事，亦欲以为鉴诫。卿可撰录进来。”房玄龄遂删略国史，表上。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以安社稷利万人耳
。史官执笔，何烦过隐，宜即改削，直书其事。”至七月八日，又谓遂良曰：“尔知起居，记何事善恶。朕今勤行三事，望尔史官不书吾恶：一则远鉴前代败事，以为元龟；二则进用善人，共成政道；三则斥弃群小，不听谗言。吾能守之，终不转也。鹰犬平生所好，今亦罢之，虽有顺时冬狩，不逾旬而返。亦不曾绝域访奇异，远方求珍羞，比日以来，馔无兼味，自非膏雨有年，师行克捷，未尝与公等举杯酒，奏管弦。朕虽每日兢惧，终藉公等匡翊，各宜勉之。”
这里除了给太宗自己说好话、装出一副每日兢惧的模样外，暴露出他之所以要看《起居注》，看国史，是生怕对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袭杀太子建成、齐王元吉的记载有问题。看了果然认为不合适，就定了个调子，把事情说成是和西周时周公诛戮管叔、蔡叔，春秋时鲁国季友鸩杀叔牙一般，都是为了“安社稷利万民”而不得已除掉作恶的兄弟。《唐会要》同卷“修国史”所说“贞观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司空房玄龄、给事中许敬宗、著作郎敬播等上所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仍遣编之秘阁，并赐皇太子及诸王各一部，京官三品以上欲写者亦听”
，即是房玄龄等秉承李世民旨意改定之本。建成、元吉既成了反面人物，《实录》定本里自然会尽量抹杀其劳绩；而为了突出太宗世民的功德，加以高祖李渊在世民与建成、元吉斗争时站在后者一边，也就被写成为庸庸碌碌因人成事的人物。根据《实录》撰修的纪传体国史，根据国史撰修的《旧唐书》《新唐书》，也都一仍旧贯无所匡正，幸好有部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保存下来，能让人们知道一些当时的真相。对此《四库提要》已有所论述，罗香林还写过题为《大唐创业起居注考证》的文章，发表在民国25年（1936）出版的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第二期上。可惜都未引起撰写教科书以至撰写所谓专著者的注意。除真正的唐史专著吕诚之师《隋唐五代史》外，几无不对李世民这位太宗皇帝极尽歌颂之能事。因此在这里得重新对《大唐创业起居注》这本第一手文献作介绍。
这《大唐创业起居注》共三卷，是记大业十三年（617）五月癸亥高祖李渊太原起兵至第二年五月甲子正式称帝三百五十七日的历史，在开头并追叙到李渊任太原道安抚大使这一段。据《旧唐书》卷六一《温大雅传》，他在太原起兵时被“引为大将军府记室参军，专掌文翰”，但此《起居注》的成书当在李渊称帝后的武德年间，因而除以“帝”称李渊外，称建成、世民、元吉仍按习惯为大郎、二郎和四郎。书前衔名作“唐陕东道大行台、工部尚书、上柱国、乐平郡开国公臣温大雅撰”，这陕东道大行台、工部尚书据《温传》也正是他在武德朝的官职。《温传》又说还在武德朝，秦王世民就“以隐太子（建成）、巢剌王（元吉）之故，令大雅镇洛阳以俟变，大雅数陈秘策，甚蒙嘉赏”，似其时温大雅已是秦府的私党，不知是否真实。但其中并无偏私二郎世民的言辞，仍是站在称帝的李渊的立场上撰写的《起居注》。用来和《旧唐书》的纪传相对看，便发现若干事实之为后来所窜改，使我们提高警惕，不再被太宗皇帝及其御用作史者所欺瞒。
先看《旧唐书》，卷五七《裴寂传》说：
时太宗将举义旗而不敢发言，见寂为高祖所厚，乃出私钱数百万，阴结龙山令高斌廉与寂博戏，渐以输之。寂得钱既多，大喜，每日从太宗游。见其欢甚，遂以情告之，寂即许诺。寂又以晋阳宫人私侍高祖。高祖从寂饮，酒酣，寂白状曰：“二郎密缵兵马，欲举义旗，正为寂以宫人奉公，恐事发及诛，急为此耳。今天下大乱，城门之外，皆是盗贼，若守小节，旦夕死亡，若举义兵，必得天位。众情已协，公意如何？”高祖曰：“我儿诚有此计，既已定矣，可从之。”
同卷《刘文静传》又说：
隋末为晋阳令，遇裴寂为晋阳宫监，因而结友，……及高祖镇太原，文静察高祖有四方之志，深自结托，又窃观太宗，谓寂曰：“非常人也，大度类于汉高，神武同于魏祖，其年虽少，乃天纵矣。”寂初未然之。后文静坐与李密连婚，炀帝令系于郡狱，太宗以文静可与谋议，入禁所视之。文静大喜曰：“天下大乱，非有汤、武、高、光之才，不能定也。”……太宗笑曰：“君言正合人意。”于是部署宾客，潜图起义，候机当发，恐高祖不从，沉吟者久之。文静见高祖厚于裴寂，欲因寂开说，于是引寂交于太宗，得通谋议。及高君雅为突厥所败，高祖被拘，太宗又遣文静共寂进说，……高祖然之。时太宗潜结死士，与文静等协议，克日举兵，会高祖得释而止。乃命文静诈为炀帝敕发太原、西河、雁门、马邑人年二十已上、五十已下悉为兵，期以岁暮集涿郡，将伐辽东，由是人情大扰，思乱者益众。文静因谓裴寂曰：“公岂不闻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乎？唐公名应图谶，闻于天下，何乃推延，自贻祸衅，宜早劝唐公，以时举义。”又胁寂曰：“且公为宫监，而以宫人侍客，公死可尔，何误唐公也！”寂甚惧，乃屡促高祖起兵。
这和《裴寂传》的情节又多出入，但把太原起兵归之于太宗李世民主动而李渊止是听从这点，则说得完全一致，臣下也以刘文静最为有功而裴寂亦是被动。对看《大唐创业起居注》，可知道事情的真相和这《裴刘传》所说正相反。《起居注》卷一在一开头就说：
初，帝……奉诏为太原道安抚大使，……私喜此行，以为天授，所经之处，示以宽仁，贤智归心，有如影响。……炀帝后十三年，敕帝为太原留守，……帝遂私窃喜甚，而谓第二子秦王等曰：“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突厥……数侵马邑，……〔马邑郡守王〕仁恭等违帝指踪，遂为突厥所败，……隋主……遣司直驰驿，系帝而斩仁恭。……时皇太子在河东，独有秦王侍侧耳，谓王曰：“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今遭羑里之厄，尔昆季须会盟津之师，不得同受拏戮，家破身亡，为英雄所笑。”……尔后数日，……有诏使驰驿而至，释帝而免仁恭，各依旧检校所部。……帝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接待人伦，不限贵贱，……仍命皇太子于河东潜结英俊，秦王于晋阳密招豪友。……〔十三年〕太原左近闻帝部分募兵备边，所在影赴，旬日之顷，少长得数千人，兵司总帐以闻，请安营处，帝指兴国寺，……私谓秦王等曰：“纪纲三千，足成霸业，处之兴国，可谓嘉名。”仍遣密使往蒲州催追皇太子等。……六月己卯，太子与齐王至自河东，帝欢甚。裴寂等乃因太子、秦王等入启，请依伊尹放太甲、霍光废昌邑故事，废皇帝而立代王，兴义兵以檄郡县。
这里很清楚地告诉人们取代杨隋是高祖李渊的夙愿，太原起兵是他的预谋，二郎李世民和大郎建成一样都是听从他的安排，只因为一开始建成不在身边，所以有些机密话只能对李世民说。李世民夺取帝位后却把这些都算在自己账上，且敢于对李渊丑化。执笔的御用文人之缺乏史德固属可恶可悲，李世民攘功攘到父亲李渊头上，在旧社会也当为人不齿。但从他能逼李渊让出帝位这点来看，区区篡改史实也就毫不足怪了。封建统治集团中人的权力之争，本是不顾父子、兄弟以至夫妻等伦常的，李世民不过表现得特别凶狠而已！
太原起兵后首次军事行动是取西河，《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的记载是：
西河不时送款，……六月甲申，乃命大郎、二郎率众取之。……临行，帝语二儿曰：“尔等少年，未之更事，先以此郡观尔所为，人具尔瞻，咸宜勉力。”大郎、二郎跪而对曰：“儿等早蒙弘训，禀教义方，奉以周旋，不敢失坠，家国之事，忠孝在焉，故从严令，事须称旨，如或有违，请先军法。”……至西河城下，大郎、二郎不甲，亲往喻之，……郡丞高德儒执迷不反，己丑，以兵临之，……执德儒，……大郎、二郎等数之曰：“卿逢野鸟，谬道见鸾，佞惑隋侯，以为祥瑞，赵高指鹿为马，何相似哉？……”仍命斩焉，自外不戮一人，秋毫不犯；往还九日，西河遂定。师归，帝闻喜曰：“以此用兵天下，横行可也。”是日即定入关之策。癸巳，以世子为陇西公，为左领军大都督，左三统军等隶焉；二郎为敦煌公，为右领军大都督，右三统军等隶焉。
到《旧唐书》卷一《高祖纪》，就变成了“六月甲申，命太宗将兵徇西河下之”一句话。卷二《太宗纪》更成为“及义兵起，乃率兵略徇西河克之”，好像是太宗李世民在主动下西河。和他一起行动的大郎建成不见了，连高祖如何派遣他俩和临行训诫的事情也统统抹掉了，当然是怕写了会使李世民的光辉形象受损伤。
入关之前，攻取隋将宋老生据守的霍邑是一大战役。《旧唐书·高祖纪》记战前师次贾胡堡时说：
隋武（虎）牙郎将宋老生屯霍邑以拒义师。会霖雨积旬，馈运不给，高祖命旋师，太宗切谏乃止。
《太宗纪》说得更具体，是：
高祖与裴寂议，且还太原，以图后举。太宗曰：“本兴大义，以救苍生，当须先入咸阳，号令天下，遇小敌即班师，将恐从义之徒，一朝解体，还守太原一城之地，此为贼耳，何以自全？”高祖不纳，促令引发。太宗遂号泣于外，声闻帐中，高祖召问其故，对曰：“今兵以义动，进战则必克，退还则必散，众散于前，敌乘于后，死亡须臾而至，是以悲耳。”高祖乃悟而止。
可一看《大唐创业起居注》就不对了。卷二记其事是这样说：
壬戌，霖雨甚，顿营于贾胡堡。……西京留守代王遣骁将兽（虎）牙郎将宋老生率精兵二万拒守，又遣左武候大将军屈突通将辽东兵及骁果等数万余人据河东，与老生相影响。……帝闻而笑曰：“亿兆离心，此何为也？老生乳臭，未知师老之谋，屈突胆薄，尝无曲突之虑，自防轻敌，二子有之，阃外相时，俱非其事。……我若缓以待之，彼必以吾为怯，出其不意，不过一两月间，并当擒之，吾无忧也。”于时秋霖未止，道路泥深，帝乃命府佐沈叔安、崔善为等间遣羸兵往太原，更运一月粮，以待开霁。
这说明高祖李渊本具战胜宋老生的信心，并运粮以待天霁，初无因霖雨而有班师之想。其后情况略有变化，即“时有流言者，云突厥欲与〔刘〕武周南入，乘虚掩袭太原”，需要讨论是继续作攻取霍邑之计，还是暂回太原以巩固后方。这就是《起居注》说的：
帝集文武官人及大郎、二郎等而谓之曰：“……诸公意谓何？”议者以“老生、突厥相去不遥，李密谲诳，奸谋难测，突厥见利则行，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都之会，义兵家属在焉。愚夫所虑，伏听教旨”。帝顾谓大郎、二郎等曰：“尔辈如何？”对曰：“武周位极而志满，突厥少信而贪利，外虽相附，内实相猜，……未必同谋。……今若却还，诸军不知其故，更相恐动，必有变生。……李密恋于仓米，未遑远略，老生轻躁，破之不疑，定业取威，在兹一决。诸人保家爱命，所谓言之者也，儿等捐躯力战，可谓行之者也。……雨罢进军，若不杀老生而取霍邑，儿等敢以死谢。”帝喜曰：“尔谋得之，吾其决矣！”
可见建议暂回太原的只是某些文武官人，李渊并未有此主张；而表态要雨罢进取霍邑的是大郎、二郎，也并非只有二郎李世民一人。把李渊说成主张回师太原，仅李世民一人号泣劝谏，又都是史官的曲笔。
攻取霍邑之战，《大唐创业起居注》是这么说的：
是日未时，帝将麾下左右轻骑数百先到霍邑城东，去五六里，以待步兵至。方欲下营，且遣大郎、二郎各将数十骑逼其城，行视战地。帝分所将人为十数队，巡其城东南而向西南，往往指麾，似若安营而攻城者，仍遣殷开山急追马步等后军。老生在城上遥见后军欲来，真谓逼其城置营，乃从南门、东门两道引兵而出，众将三万许人。帝虑其背城不肯远斗，乃部勒所将骑兵马（当作“为”）左右军，大郎领左军，拟屯其东门，二郎将右军，拟断其南门之路，仍命小缩，伪若避之。既而老生见帝兵却，谓为畏己，果引兵更前，去城里许而阵。殷开山等所追步兵，前军统到（当作“列”）方阵以当老生，中军、后军相续而至。未及战，帝命大郎、二郎依前部分驰而向门，义兵齐呼而前。……帝乃传言已斩宋老生，所部众闻而大乱，舍仗而走，争奔所出之门。门已大郎、二郎先所屯守。悬门不发，老生取入不得，城上人下绳引之，老生攀绳欲上，去地丈余，军头卢君谔所部人等跳跃及而斩之，传首诣帝。……帝见战士心锐，仍命登城，时无攻具，肉薄而上，自申至酉，遂平霍邑。
《旧唐书·高祖纪》精简成“八月辛巳，高祖引师趋霍邑，斩宋老生，平霍邑”，自还可以。《太宗纪》又变成：
太宗恐老生不出战，乃将数骑先诣其城下，举鞭指麾若将围城者，以激怒之。老生果怒，开门出兵，背城而阵。高祖与建成合阵于城东，太宗及柴绍阵于城南。老生麾兵疾进，先薄高祖，而建成坠马，老生乘之，高祖与建成军咸却。太宗自南原率二骑驰下峻坂，冲断其军，引兵奋击。贼众大败，各舍仗而走，悬门发，老生引绳欲上，遂斩之，平霍邑。
把高祖李渊安排诱敌写成是太宗李世民诱敌，把李渊“仍命小缩，伪若避之”写成“高祖与建成军咸却”，还亏得李世民“引兵奋击”才获胜，再一次给李世民脸上贴金。
这年大业十三年冬十月进军京师，兵临大兴城下。《大唐创业起居注》说李渊是想以尊奉代王的面目和平进城的，所以在卷二里是这么写着：
冬十月辛巳，帝至灞上，仍进营停于大兴城春明门之西北，与陇西、敦煌等二公诸军二十余万众会焉。……代王与留守卫文昇、阴世卿等……门防转严，拒守愈固，信使不通，告喻事绝。帝虽每遣使至城下，申以尊隋夹辅之意，……往而无报。……京兆旧贼帅等并以家近帝城，不预元从，耻无功，乃各率所部兵逼城而上。帝虑其轻脱失利，辛卯，命二公各将所统兵往为之援，京城东面南面，陇西公（建成）主之，西面北面，敦煌公（世民）主之。……十一日丙辰昧爽，咸自逼城。帝闻而驰往，欲止之而弗及。才至景风门，东面军头雷永吉等已先登而入，守城之人分崩。帝乃遣二公率所统兵，依城外部分，封府库，收图籍，禁掳掠，军人（民）勿杂，勿相惊恐，太仓之外，他无所干，吏民安堵，如汉初入关故事。
案之宋敏求《长安志》，卷七唐皇城“东面二门，南曰景风门，北曰延喜门”。这景风门正在京城东面陇西公李建成主持攻打的地区，先登而入的东面军头雷永吉等自亦即建成的部属。篡改《实录》时不愿把这登城的头功归之建成，于是《旧唐书·高祖纪》就压缩成：
冬十月辛巳，至长乐宫，有众二十万。京师留守刑部尚书卫文昇、右翊卫将军阴世师、京兆郡丞滑仪挟代王侑以拒义师。高祖遣使至城下，谕以匡复之意，再三皆不报，诸将固请围城。十一月丙辰攻拔京城。
《太宗纪》更只剩下一句“寻与大军平京城”。当然这还算好，没有厚着脸皮说李世民所部先登得头功。
写了以上这些也够了，足够认识篡改伪造者的手法，还这段史实的本来面目。同时，这也教育了我们对李渊称帝建唐以后的历史同样得用点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功夫，不要盲目信从源出《实录》、国史的新旧《唐书》以及《通鉴》之类。这样，虽然已没有像《大唐创业起居注》这种第一手文献，是伪是真只要肯下功夫还是可以弄清楚的，不致老是被李世民及其御用作史者牵着鼻子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