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府兵是怎么败坏的？在某些历史教科书侈谈府兵制和均田制相结合，均田破坏府兵随之败坏之前，唐长孺先生写过一篇有价值的文章，这就是发表在民国 37 年（1948）12 月出版《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九卷第一号的《唐代军事制度之演变》，其中指出：
唐代自贞观以来即有东西二战线，在攻势战略下，使同时企图消灭两面之强敌，国力之不能担负，自不待论，然则非舍西而图东，即舍东而图西，如是则苟非两边皆有足资御敌之军队，自不免顾此失彼，左右支绌，因此在东线采取攻势时，西线必须维持其安全，以免牵动，易地亦然。军区之成立亦所以适应此种局势，则不独在守势战略时有建立军区之必要，即采取攻势时亦必有一方面预为布置也。……
高宗之后军区制度确立，边防军额既增，屯戍之年限亦久，而关陇骑士又早易以耕稼之农夫，……社会风气又不足以鼓舞骑射之风。彼锄耰棘矜之农夫与弓刀既不相习，且人既土著，地不可移，乡里之念，深中人心，如此则征镇之役实非农民之所能胜任，而况道里悬远，老死不归之长期屯戍乎。府兵制之由职业骑士进而为兵农合一，自制度言之为一大进步，且亦为应有之发展，然其破坏之因素亦即在此进步之中。当贞观永徽之后，府兵制之破坏已见其端矣。
唐先生在这里讲府兵在唐高宗、武曌时所以维持，是讲得很好的，可惜上溯到唐以前时，只说了句“炀帝征高丽一败之后，死丧之威足寒士心，于是逃亡者多，而不能不借募兵为弥补”。其实他说的“府兵制之由职业骑士进而为兵农合一，自制度言之为一大进步，且亦为应有之发展，然其破坏之因素亦即在此进步之中”，也完全适用于隋代，虽然认为兵农合一是“一大进步”“为应有之发展”，我并不同意。
下面就讲我对府兵所以败坏的看法，我认为败坏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兵农合一，而其事在隋代已经发生。
宇文泰初建府兵时是并不存在兵农合一的。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兵制”章中已引用了《北史》卷六〇传末所记府兵建立时是“分团统领，是二十四军，每一团仪同二人，自相督率，不编户贯”，以及《周书》卷三《孝闵帝纪》元年八月甲午诏中所说“今二十四军宜举贤良堪治民者，军列九人”，作出“其府民与农民迥然不同，而在境内为一特殊集团及阶级”的正确结论。《隋书》卷二四《食货志》所说北周武帝“建德二年（573）改军士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是后夏人半为兵矣”，是为了扩充府兵兵额以事东征灭齐。这些新募来的府兵也许多是务农的百姓，这时成了“兵”就“除其县籍”而不再是“农”了，兵农仍旧是分离而没有结合，府兵仍没有改变其非兵农合一的专业化性质。
府兵的所谓兵农合一，是在隋文帝杨坚的开皇十年（590）。《隋书》卷二《高祖纪》说：
〔开皇十年〕五月乙未诏曰：“魏末丧乱，宇县瓜分，役车岁动，未遑休息，兵士军人，权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地罕包桑，恒为流寓之人，竟无乡里之号，朕甚愍之。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罢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之地新置军府。”
这条史料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兵制”章也被引用，早为谈府兵者所熟悉。但隋文帝为什么采取这种措施，似尚未见解说。其实只要把这《隋书·高祖纪》通读一下，便会注意到这个诏令的发布时间是在平陈之后十六个月。开皇九年（589）正月丙子“获陈主叔宝，陈国平”，四月辛亥就“大赦天下”，因为这是自西晋丧乱以来，经历东晋南北朝近三百年的分裂后才盼得的重归统一，因而“时朝野物议，咸愿登封”，出现一片共庆太平的景象。尽管隋文帝在七月丙午、十二月壬辰一再拒绝封禅，到十二月甲子仍下诏说“制礼作乐，今也其时”而叫人“议定作乐”。十年五月乙未的诏令就是在这种气氛中颁发的。隋文帝认为海内统一了，天下太平了，今后不再需要大规模用兵，所以在停罢“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之地新置军府”的同时，再对整个府兵制度来一次改革，叫原先“权置坊府，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地罕包桑”的府兵，和不充任府兵的普通农户一样“悉属州县”。这些府兵原先不像普通农户那样要编造户籍簿子——籍帐，所以《隋书·食货志》说北周武帝扩充府兵“募百姓充之”要“除其县籍”，现在则“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和普通农户同样编造籍帐，并获得土地耕种。隋文帝此人在帝王中是颇能节俭，多少关注点国计民生的，吕诚之师《隋唐五代史》第一章第一节“文帝内治”中已有讲说。他让府兵有了土地就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不再需要政府来供养，从而省掉了大笔的财政开支。当然这也不是说让府兵和普通农户完全一样不再有所区别，他们毕竟还是国家常备军的成员，所以要“军府统领，宜依旧式”，仍旧归军府——骠骑府、车骑府统领，仍要承担未编籍帐未得垦田之前的府兵老任务，有需要时仍得从事征战。这样不是比普通农户负担更重了吗？并不，因为这些获得垦田的府兵，已不需要像普通农户那样向国家缴纳租调和服义务性的劳役
。所以，只要天下太平下去，不再大规模用兵，没有多少征战任务，这种既有田可种又不用缴租调服劳役的美事，对府兵及其家庭来说当然是十分乐意接受，他们较之普通农户应是有其优越感的。撰写历史者所谓府兵的兵农合一，就是从隋文帝开皇十年五月乙未下诏后才这么实现了的。严格地讲，这并不真是府兵和普通农户的合一，合一后和普通农户再无区别，而只是指府兵自此有田可种，是在既当兵又从事农耕这个意义上的兵农合一。
隋文帝作出这种兵农合一、对政府对府兵都有好处的新措施，应说是很有头脑工于心计的了。无如天下的事情总难尽如人意，要保证从此以后不再大规模用兵，只能说是这位隋文帝的一厢情愿。《隋书·高祖纪》在开皇十八年（598）也就是隋文帝去世的前五年，就有二月“以汉王谅为行军元帅，水陆三十万伐高丽”，同年九月“汉王谅师遇疾疫而旋，死者十八九”的纪事。只因隋文帝处事谨慎稳妥，虽受损失还未伤元气，修《隋书》者对他仍有“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的赞语。问题的充分暴露要到隋炀帝当政时。
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后的府兵再也不愿意背井离乡作长期远征，致使田园荒弃其家口无以为生。而隋炀帝在大业七年（611）二月第一次下诏远征高丽，不是像文帝晚年只用水陆三十万，而是如《隋书》卷四《炀帝纪》所说动员了二十四军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而据《隋书》卷二九《地理志》，大业五年全国户只是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四十六，口四千六百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
。可见这次动员如此众多的府兵确使社会受到了震动。这就是《隋书》卷二四《食货志》总序所描绘的：
比屋良家之子多赴于边陲，分离哭泣之声连响于州县，老弱耕耘不足以救饥馁，妇工纺绩不足以赡资装。
到同年十二月就出现了《隋书》卷三《炀帝纪》所说的情况，即：
于时辽东战士及馈运者填咽于道，昼夜不绝，苦役者始为群盗。甲子，敕都尉、鹰扬与郡县相知追捕，随获斩决之。
光凭“追捕”“斩决”也不是办法，隋炀帝又来软的一手，这就是《隋书》卷四《炀帝纪》大业八年（612）二月甲寅下诏所说：
朕观风燕裔，问罪辽滨，文武协力，爪牙思奋，莫不执锐勤王，舍家从役，罕蓄仓廪之资，兼损播殖之务，朕所以夕惕愀然，虑其匮乏，虽复素饱之众，情在忘私，悦使之人，宜从其厚。诸行从一品以下，佽飞、募人以上家口，郡县宜数存问，若有粮食乏少，皆宜赈给，或虽有田畴，贫弱不能自耕种，可于多丁富室劝课相助，使夫居者有敛积之丰，行役无顾后之虑。
案《隋书》卷二八《百官志》记炀帝大业三年（607）定令，十二卫的府兵各有名称，“左右卫所领名为骁骑，左右骁卫所领名豹骑，左右武卫所领名熊渠，左右屯卫所领名羽林，左右御卫所领名射声，左右候卫所领名佽飞，而总号卫士”，则诏中所说“佽飞”以上即指府兵而言。但在封建社会里，叫郡县给出征的府兵家属赈给点粮食有时也许能办到，叫富室去帮助府兵家属无偿耕种，来个贫富互助，实在又是在一厢情愿。结果自然无法实现“居者有敛积之丰，行役无顾后之虑”。而有“顾后之虑”的府兵就难说再有多少战斗力，这就是府兵制在所谓兵农合一后非败坏不可的根本原因。隋炀帝这次远征高丽之所以败绩，渡辽九军三十万五千人返回的只剩二千七百人者，固如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中指出是由于“中国东北方冀辽之间其雨季在旧历七八月间，而旧历八九月至二三月又为寒冻之时期，故以关中辽远距离之武力而欲制服高丽攻取辽东之地，必在冻期已过雨季来临之短时间获得全胜而后可。否则，雨潦泥泞冰雪寒冻皆于军队士马之进攻糇粮之输运已甚感困难，苟遇一坚持久守之劲敌，必致无功或覆败之祸”。而所以不能在短时间内取胜，自仍由于其时府兵之有“顾后之虑”丧失了战斗力。
这点隋炀帝也应该看到了的。所以在这首次远征失败之后，没有再寄希望于兵农合一的府兵，而另行招募名为“骁果”的新军。辽东战败回到东都洛阳是在大业八年（612）九月，这招募骁果组建新军就在第二年大业九年（613）正月。《隋书·炀帝纪》说：这年“春正月丁丑，征天下兵，募民为骁果，集于涿郡。……辛卯，置折冲、果毅、武勇、雄武等郎将官，以领骁果”。同年“八月……甲辰，制骁果之家蠲免赋役”。如前所说，府兵在开皇十年有了垦田以后也已免除赋役，但这时招募来的骁果本身和兵农合一的府兵却是不一样的。这从骁果中的代表人物沈光身上可以看得很清楚。《隋书》卷六四《沈光传》说“光少骁捷，善戏马，为天下最，……常慕立功名，……跅弛，交通轻侠，为京师恶少年之所朋附。……炀帝征天下骁果之士以伐辽左，光预焉，同类数万人，皆出其下”。其时招募来的骁果当多系这类轻侠恶少年。他们自身本来就不从事农业生产，即使远征也不会像平时农耕的府兵那样有“顾后之虑”，相反他们家里还能获得“蠲免赋役”的好处。加之恶少年之流本多骁捷习于武事，其有强大的战斗力自非农耕之府兵所得比拟。因此隋炀帝还把它当成了自己的亲信。这点可看《隋书》卷二八《百官志》，《志》里讲炀帝大业三年定令，有当时“统诸鹰扬府”也就是管领府兵的十二卫，还有“掌门禁守卫”的左右监门府，“掌侍卫〔天子〕左右”的左右备身府。这左右备身府每府各置正四品的备身郎将一人为长官，直斋二人为副贰。大业九年招募了骁果，又在每府各置同为正四品的折冲郎将三人和从四品的果毅郎将为正副长官来“掌领骁果”。府兵当时是以鹰扬府为基干单位，置正五品的鹰扬郎将和从五品的副鹰扬郎将各一人为正副长官；而骁果下面置左右雄武府，以雄武郎将和武勇郎将各一人为正副长官，均同于府兵的鹰扬府
。可见这骁果不仅是“侍卫左右”的左右备身府的亲兵，其编制也取法府兵以备取代府兵。
读史者一般多注意到大业十四年（618）亦即李渊所立隋恭帝义宁二年三月十日江都之变，司马德戡等利用关中籍骁果思归而变乱杀隋炀帝，而很少注意到骁果在当时军事上所起的作用，其实这是可以从史籍中钩稽出来的。最早大业九年三月第二次远征辽东，就有骁果出战，《隋书·沈光传》曾记他“以冲梯击城，竿长十五丈，光升其端，临城与贼战”而见宠于隋炀帝。同年六月因杨玄感反隋而班师，《炀帝纪》说同时遣宇文述、屈突通等“驰传发兵以讨玄感”，很可能也带有骁果。大业十一年（615）八月炀帝巡北塞在雁门为突厥所围，《册府元龟》卷三九六《将帅部·勇敢门》又有张瑾“以骁果出城击战，一日九捷”的记载。解围回洛阳后还如《隋书·食货志》所说“益募骁果，以充旧数”。大业十二年（616）炀帝去江都，在京师长安和东都洛阳均分别有所布置，洛阳有否骁果史无明文，长安则在军事上交付领有大批骁果的屈突通，其数据《大唐创业起居注》所说有“数万余人”
。《旧唐书》卷五九《屈突通传》所记屈突之所以成为李渊自河东入关时之大敌者，自即缘拥有此数万骁果之故。《旧唐书》卷一《高祖纪》说“屈突通自潼关奔东都，刘文静等追擒于阌乡，虏其众数万”，则此数万骁果又尽随屈突为唐室所有。唐室旋即起用屈突随秦王李世民西征薛举，东讨王世充，在窦建德来援王世充时，李世民且任屈突以辅佐齐王元吉围困洛阳，自也由于屈突能指挥此数万骁果。至于在江都的武装则更以骁果为主，看《隋书》卷八五《宇文化及传》可知。杀炀帝后宇文化及率众北上，“其将陈智略率岭南骁果万余人，张童儿率江东骁果数千人皆叛归李密”。同卷《王充传》又记陈、张归降王世充，王败后张童儿见杀于李世民。陈智略则事先已被李世民擒获，却于洛阳平定后即被任命为“岭南道行军总管”以安抚五岭之表，事见《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五武德四年（621）八月《张镇州淮南道安抚等诏》，自亦由于陈智略能指挥其所统率的岭南骁果。这些都说明其时骁果实已成为极能战斗的主力部队，府兵已败坏而行将为骁果所取代。
结论是府兵在兵农合一后不堪远征，隋炀帝用之于辽东其败象已充分暴露，已决定其必然被淘汰的命运。
有人会说，既然如此，那到了唐初为什么又恢复府兵制，难道不吸取历史教训，何况唐初的府兵还很得力，能够取得统一战争的胜利。我在这里可作两点来回答。首先，历史固不会重演，但历史教训确实不易吸取，重复地碰钉子的事情是常见的，在此问题上李渊、李世民都不见得比隋炀帝高明。再则，唐初重建府兵制恢复所谓兵农合一究竟在什么时候？太原起兵时不会兵农合一是无疑问的。以后据《唐会要》卷七二“京城诸军”所说“武德三年（620）七月一日，高祖以天下未定，将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乃下诏曰：‘周置六军，每习蒐狩，汉增八校，毕选骁勇，故能化行九有，威震百蛮，况今伊洛犹芜，江湖尚梗，各因部校，序其统属，改复钲铎，创造徽章，取象天官，作其名号。’于是置十二卫将军，分关内诸府隶焉，每将军一人，副一人，取威名素重者为之，督以耕战之事。……”好像府兵在此时已既战且耕。但既“伊洛犹芜，江湖尚梗”，府兵要尽力于征战，如何还能兼事农耕，这“督以耕战之事”的“耕”字，怕只是史官信手写来的空泛文辞。而《新唐书》卷五〇《兵志》所说“〔武德〕六年（623）以天下既定，遂废十二军，改骠骑曰统军，车骑曰别将，居岁余十二军复，而军置将军一人，军有坊，置主一人，以检察户口，劝课农业”，才真正是兵农合一的开始。加以唐初进行的几场统一战争，包括肃清并州，攻取洛阳，平定河北、江南，都不出当年北周灭北齐、隋灭陈的作战范围，算不上远征。以后重新兵农合一，却先要远征高丽，继而到高宗武曌时陷入东西两面作战，玄宗时如《通典》卷一四八“兵”总序所说“将欲荡灭奚、契丹，剪除蛮、吐蕃”，兵农合一的府兵自不能胜任，只好再走募兵的道路，招募了长任边军的健儿并建立节度使管区来对付周边少数民族，如唐长孺先生《唐代军事制度之演变》所考证，本书第九章讲节度使的建立时也会有所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