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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八柱国制，到大统十六年以后可讲的有两件事，一是府兵的壮大，一是出任六柱国者的结局。
府兵的壮大，是说经过设置六柱国抓紧整训，使军队不仅在质量上快速度提高，在数量上也大幅度上升，从而以后多次进行大战役，都能提供充裕的能战斗的兵力。
最早一次就在大统十六年，这年五月高洋取代东魏建立北齐政权，七月宇文泰就率诸军东伐。这当然打着讨伐高洋篡逆的旗号，同时也说明六柱国的整训已见成效，西魏这边已有较多的可用之兵。《周书·独孤信传》说这次“大军东讨，信率陇右数万人从军”，则总兵力至少也得十多万，而且是经过整训的精兵，并非前此乌合之众可比。《文帝纪下》说“九月丁巳，军出长安，时连雨，自秋及冬，诸军马驴多死，遂于弘农北造桥济河，自蒲坂还”。这应是事实，当然也不排除宇文泰此时感到不可能一举吞灭北齐，为避免无谓损耗及时回军。
此后，宇文泰改用偏师侵略南朝。西魏废帝二年（553）讨伐成都的梁武陵王萧纪，没有动用柱国而任命新提升的大将军尉迟迥为统帅。据《周书》卷二一《尉迟迥传》，是“令迥督开府元珍、乙弗亚、俟吕陵始、叱奴兴、綦连雄、宇文昇等六军，甲士一万二千、骑万匹伐蜀”。这“六军”自然是二十四军中的六军而不是“天子六军”的“六军”。六军占了二十四军的四分之一，当绝不止甲士一万二千，应只动员了这六军的每军一部分。这年三月出兵，八月就克成都平蜀，足见这一万二千甲士之精锐可用。西魏恭帝元年（554）又征讨建都江陵的梁元帝，动用的兵力，据《周书》卷二《文帝纪》是“柱国于谨、中山公〔宇文〕护、大将军杨忠、韦孝宽等步骑五万”。这年十月出兵，十一月克江陵，也说明兵多而且可用。
宇文泰死后由宇文护掌权，这是宇文泰长兄宇文颢的第三子。他辅佐宇文泰的第三子宇文觉篡夺西魏建立北周政权，继又先后杀死这个北周孝闵帝宇文觉和宇文泰的长子北周明帝宇文毓，拥立宇文泰的第四子北周武帝宇文邕。孝闵帝在位只两个年头，明帝在位四个年头，对外都没有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讨伐北齐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是在武帝保定四年（564），这时还是宇文护掌权。《周书》卷一一《宇文护传》说：“九月，征二十四军及左右厢散隶及秦陇巴蜀之兵、诸蕃国之众二十万人。十月，……遣柱国尉迟迥率精兵十万为前锋，大将军权景宜率山南之兵出豫州，少师杨出轵关，护连营渐进。屯军弘农，迥攻围洛阳。”这二十万大军即前锋就有精兵十万，自非往年河桥、邙山二役之众多乌合可比，其实力当已超越北齐，所以“诸将以为齐兵必不敢出”。只由于“护性无武略，且此行也，又非其本心，故师出虽久，无所克获”。结果“洛阳围解”，权景宜虽克豫州“亦引军退”，“杨
于轵关战没”，“护于是班师”。但对看《北史》卷八《齐武成纪》只说“大破尉迥等解洛阳围”，没有夸言斩获，足见北周这次出师虽不成功亦说不上丧败，和河桥、邙山二役之遭重创者截然不同。
天和七年（572）三月北周武帝诛宇文护，改元建德。接着周武帝亲自东征。第一次是在建德四年（575）七月，《周书》卷六《武帝纪》说：“丁丑，……以柱国陈王纯为前一军总管，荥阳公司马消难为前二军总管，郑国公达奚震为前三军总管，越王盛为后一军总管，周昌公侯莫陈琼为后二军总管，赵王招为后三军总管。齐王宪率众二万趣黎阳，随国公杨坚、广宁侯薛回舟师三万自渭入河，柱国梁国公侯莫陈芮率众一万守太行道，申国公李穆帅众三万守河阳道，常山公于翼帅众二万出陈、汝。壬午，上亲率六军众六万，直接河阴。”这亲率的“六军”即前后一二三军六个军，是战时编制不是从二十四军中抽用六个军，也不是“天子六军”的“六军”。六个军共六万人即每军有一万人，加上齐王宪的二万，杨坚等的舟师三万，侯莫陈芮的一万，李穆的三万，于翼的二万，一共动员了十七万。从数字上看好像比前此宇文护动用的二十万人少，但宇文护的二十万中包括有非正规的秦陇巴蜀地方武装和诸蕃国之兵，而这次周武帝的十七万中没有提到这些非正规军，则按正规府兵来比较周武帝这次是超过了。
建德四年东征据《武帝纪》是因“上有疾”而班师，但也有可能是周武帝发现向洛阳进军不利于围歼北齐主力而班师改图。第二年建德五年（576）十月再度东征，就改换成先攻晋州以吸引北齐主力，从而打歼灭战的新战略。《武帝纪》说：“己酉，帝总戎东伐，以越王盛为右一军总管，杞国公亮为右二军总管，随国公杨坚为右三军总管，谯王俭为左一军总管，大将军窦恭为左二军总管，广化公丘崇为左三军总管，齐王宪、陈王纯为前军。……癸亥，帝至晋州，遣齐王宪率精骑二万守雀鼠谷，陈王纯步骑二万守千里径，郑国公达奚震步骑一万守纯军川，大将军韩明步骑五千守齐子岭，乌氏公尹昇步骑五千守鼓钟镇，凉城公辛韶步骑五千守蒲津关，柱国赵王招步骑一万自华谷攻齐汾州诸城，柱国宇文盛步骑一万守汾水关，遣内史王谊监六军，攻晋州城。”下文还讲到十二月庚戌在晋州城外决战时“帝帅诸军八万人”，这八万自即左右一二三军共六个军的总兵力，加上齐王宽的二万，陈王纯的二万，达奚震的一万，韩明的五千，尹昇的五千，辛韶的五千，赵王招的一万，宇文盛的一万，一共动用府兵十六万五千，这和上次同样多，加上战略正确，在晋州歼灭对方主力后一口气拿下晋阳，攻克邺城，完成吞并北齐统一北方的大业。
这里再讲六柱国。
六柱国在任命前的实力并不足以威胁宇文泰，已如上一节所说。任命后会不会由此擅兵干政，这在当时也没有可能性，因为这六柱国和宇文泰的关系都非同一般，甚至次一级的十二大将军中除宗室三元姓外也多数是如此，看他们在《周书》中的列传便可知道
。事实上他们出任六柱国后也一直能听从宇文泰的号令指挥，从未出现过想和宇文泰“等夷”的言行。《周书》卷二《文帝纪》记“〔魏恭帝〕三年春正月丁丑，初行《周礼》建六官，以太祖为太师大冢宰，柱国李弼为太傅大司徒，赵贵为太保大宗伯，独孤信为大司马，于谨为大司寇，侯莫陈崇为大司空”
，但仍没有意味李弼、赵贵诸人能与宇文泰“等夷”。因为《周礼》上就写着“太宰（即这里的大冢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则宇文泰之为大冢宰仍高居于其余五官之上。所谓“建六官”者，只是把原有官职换成《周礼》的古雅之称而已，别无深层次的用意。
但魏恭帝三年（556）十月宇文泰去世以后，由宇文护掌权，事情就起了变化。《周书》卷一五《于谨传》说：
太祖崩，孝闵帝尚幼，中山公护虽受顾命，而名位素下，群公各图执政，莫相率服。护深忧之，密访于谨，谨曰：“夙蒙丞相殊眷，情深骨肉，今日之事，必以死争之，若对众定策，公必不得辞让。”明日，群公会议，谨曰：“昔帝室倾危，人图问鼎，丞相志在匡救，投袂荷戈，故得国祚中兴，群生遂性。今上天降祸，奄弃庶寮，嗣子虽幼，而中山公亲则犹子，兼受顾托，军国之事，理须归之。”辞色抗厉，众皆悚动。护曰：“此是家事，素虽庸昧，何敢有辞。”谨既与太祖等夷，护每申礼敬，至是，谨乃趋而言曰：“公若统理军国，谨等便有所依。”遂再拜，群公迫于谨，亦再拜，因是众议始定。
这于谨是惟宇文氏是从的，《于传》说他“有智谋，善于事上”，所以能安富尊荣终其一生，且泽及子孙。再一位是李弼，《周书》卷一五本传说“晋公护执政，朝之大事，皆与于谨及弼等参议”，《于传》则说于“与李弼、侯莫陈崇参议朝政”。这李弼自也是支持宇文护的。侯莫陈崇在当时也未有反对宇文护的表现。
反对宇文护的是赵贵和独孤信。《周书》卷一六《赵贵传》说：“初，贵与独孤信等皆与太祖等夷。及孝闵帝即位，晋公护摄政，贵自以元勋佐命，每怀怏怏，有不平之色，乃与信谋杀护。及期，贵欲发，信止之。寻为开府宇文盛所告，被诛。”《独孤信传》说：“赵贵诛后，信以同谋坐免。居无几，晋公护又欲杀之，以其名望素重，不欲显其罪，逼令自尽于家。”据《周书》卷三《孝闵帝纪》，赵贵之诛在元年（557）二月丁亥，接着同月甲午宇文护为大冢宰，到三月己酉，独孤信赐死。《周书》卷一一《宇文护传》说：“自太祖为丞相，立左右十二军，总属相府。太祖崩后，皆受护处分，凡所征发，非护书不行。护第屯兵禁卫，盛于宫阙，事无巨细，皆先断后闻。〔武帝〕保定元年，以护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令五府总于天官。”这保定元年（561）的措施是在形式上来个合法化。事实上五府本来总于天官，宇文泰始建六官时就是如此；二十四军的征发非护书不行，也就已经是都督中外诸军事了。
再说剩下三名柱国的结局。《周书》卷四《明帝纪》：明帝即位后“冬十月癸酉，太师、赵国公李弼薨”。卷五《武帝纪上》：“〔保定三年春正月〕乙酉，太保、梁国公侯莫陈崇赐死。”“〔天和三年三月〕戊午，太傅、柱国、燕国公于谨薨。”这都是宇文护继续掌权时的事情。李弼、于谨都是善终的。《侯莫陈崇传》说：“保定二年，崇从高祖（武帝）幸原州，高祖夜还京师，窃怪其故，崇谓所亲人常昇曰：‘吾昔闻卜筮者言晋公今年不利，车驾今忽夜还，不过是晋公死耳。’于是众皆传之。或有发其事者，高祖召诸公卿于大德殿责崇，崇惶恐谢罪，其夜护遣使将兵就崇宅，逼令自杀，礼葬如常仪，谥曰躁。护诛后改谥曰庄闵。”这自是此人不能像于谨那样“善于事上”的下场。杀他恐也是高祖武帝宇文邕之意，尽管武帝和宇文护之间也有矛盾。不久武帝又杀宇文护，把大权全部收归自己。
至此当初的六柱国都不在世了。《周书》卷一六传末说“此后功臣，位至柱国及大将军者众矣，咸是散秩，无所统御”，也就是说柱国、大将军已完全脱离府兵制而退出历史舞台，成为徒具虚名有如后来散官、勋官性质的东西。但这对府兵制的存在并无影响，因为如前所说西魏北周的府兵制本以二十四军为基本建制，去掉上面几顶过时不起作用的柱国、大将军空帽子，又何碍于制度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