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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士大夫在当时固然身列统治层中，但其言论心态有时确能和广大群众相通。他们的内齐外周，正好成为尉迟迥举兵反杨坚的精神支柱。
尉迟迥举兵的事情发生在北周大象二年（580）。这年五月周宣帝死，其岳父随国公杨坚为假黄钺、左大丞相擅政，六月甲子宇文泰的外甥、时在北齐旧都邺城任相州总管的尉迟迥举兵反杨，七月己酉
州总管司马消难响应，八月庚申益州总管王谦也举兵，八月庚午尉迟迥战败自杀，同月庚辰司马消难南奔陈国，十月王谦兵溃被杀。这就是前引杨坚长子杨勇上书中所说的“三方逆乱”。尉迟迥是其中声势最大、影响最广、最使杨坚及关陇集团震惊的一方。《北史》卷六二《尉迟迥传》说：
宣帝崩，隋文帝辅政，以迥位望宿重，惧为异图，乃令迥子魏安郡公惇赍诏书以会葬征迥，寻以郧国公韦孝宽代迥为〔相州〕总管。迥以隋文帝当权，将图篡夺，遂谋举兵，留惇而不受代。隋文帝又令侯正破六韩裒诣迥喻旨，密与总管府长史晋昶等书，令为之备。迥闻之，杀昶，集文武士庶等，登城北楼而令之，于是众咸从命，莫不感激。乃自称大总管，承制署官司，于时赵王招（宇文泰子）已入朝，留少子在国，迥又奉以号令。迥弟子大将军成平郡公勤时为青州总管，初得迥书表送之，寻亦从迥。迥所管相、卫、黎、毛、洺、贝、赵、冀、瀛、沧，勤所统青、齐、胶、光、莒诸州皆从之，众数十万。荥州刺史邵国公宇文胄、申州刺史李惠、东楚州刺史费也利进国、东潼州刺史曹孝达各据州以应迥。徐州总管司录席毗与前东平郡守毕义绪据兖州及徐州之兰陵郡，亦以应迥。永桥镇将纥豆陵惠以城降迥。迥又北结高宝宁以通突厥，南连陈国许割江淮之地。
此外治所在晋阳的并州，东北边邻近突厥的幽州，地处淮南与陈国接壤的寿州，也都多少出现过不稳定的状态，别详《周书》卷三〇《李穆传》、《于翼传》、《隋书》卷五二《贺若弼传》、卷四六《长孙平传》。以致《隋书·李德林传》载其所撰《天命论》中会有“尉迥据有齐累世之都，乘新国易乱之俗，驱驰蛇豕，连合纵横，地乃九州陷三，民则十分拥六”的话。从杨坚一边来看，所动员东征尉迟迥的大军军心也欠齐一。甚至在中枢的杨氏私党都有迟疑动摇的。如《隋书》卷三八《刘昉传》说：
高祖（杨坚）以昉有定策之功，……与沛国公郑译皆为心膂。……尉迥起兵，高祖令韦孝宽讨之，至武陟，诸将不一。高祖欲遣昉、译一人往监军，因谓之曰：“须得心膂以统大军，公等两人，谁当行者？”昉自言未尝为将，译又以母老为请，高祖不怿。而高颎请行，遂遣之。
《李德林传》也说：
郧公韦孝宽为东道元帅，师次永桥，为沁水泛长，兵未得度。长史李询上密启云：“大将梁士彦、宇文忻、崔弘度并受尉迟迥饷金，军中慅慅，人情大异。”高祖得询启，深以为忧，与郑译议，欲代此三人。德林独进计云：“公与诸将，并是国家贵臣，未相伏驭，今以挟令之威，使得之耳。安知后所遣者，能尽腹心，前所遣人，独致乖异。又取金之事，虚实难明，即令换易，彼将惧罪，恐其逃逸，使须禁锢，然自郧公以下，必有惊疑之意。且临敌易将，自古所难，乐毅所以辞燕，赵括以之败赵。如愚所见，但遣公一腹心，明于智略为诸将旧来所信服者，速至军所，使观其情伪，纵有异心，必不敢动。”丞相大悟曰：“若公不发此言，几败大事。”即令高颎驰驿往军所，为诸将节度，竟成大功。
东征军的终于取得胜利成其大功，自由于当时上去北齐之见灭才三年，关陇府兵仍处在全盛时期，经高颎的节度尚能呈现其强大的战斗力，这里不必多说。这里需要解说的，是尉迟迥何以能造成足以威慑关陇杨氏一方的局面，我认为他是凭借或曰利用了北齐在山东的原有势力。
对此可以先看《北史·尉迟迥传》记述这次战役的经过：
惇（迥子）率众十万人入武德，军于沁东。孝宽等诸军隔水相持不进。隋文帝又遣高颎驰驿督战。惇布兵二十余里，麾军小却，欲待孝宽军半度而击之。孝宽因其却，乃鸣鼓齐进，惇遂大败。孝宽乘胜进至邺，迥与其子惇、祐等又悉其卒十三万，军于城南。迥别统万人，皆绿巾锦袄，号曰黄龙兵。勤（迥弟之子）率众五万自青州赴迥，以三千骑先到。迥旧习军旅，虽老，犹披甲临阵，其麾下皆关中人，为之力战，孝宽等军失利而却。邺中士女观者如堵，高颎与李询乃整阵先犯观者，因其扰而乘之，迥众大败，遂入邺城。迥走保北城，孝宽纵兵围之，李询、贺娄子幹以其属先登。迥上楼，射杀数人，乃自杀。勤、惇、祐等东走青州，未至，开府郭衍追及之，并为衍所获。隋文帝以勤初有诚款，特释之。……迥自起兵至于败，凡经六十八日焉。
这里说尉迟迥派尉迟惇率主力西进到沁水的有十万人，战败退回邺城加上留守的有十三万人，这当然不可能都是关陇的府兵。因为《周书》卷六《武帝纪》详记建德五年动员东征灭齐的兵力，我把它加起来不过十六万五千人，不会把大部分留下来交给其后出任相州总管的尉迟迥。尉迟迥拥有的关陇府兵只有他麾下的直属部队，所以《传》中说他“麾下兵皆关中人”。今本《周书》卷二一《尉迟迥传》原缺，是用某种节本补入的，这句话作“其麾下千兵皆关中人”，则这麾下的关陇府兵只有一千人，占上文所说“迥别统万人，皆绿巾锦袄，号曰黄龙兵”的十分之一。如果这“千”字是今本《周书》所补妄增，这麾下关陇府兵也可能就是这一万人的黄龙兵。不论如何，关陇府兵在尉迟迥的十三万人中只占了极少数，绝大多数跟随尉迟迥和东征的关陇府兵作战的是山东人。他们应该是北齐败亡时被招降过来的正规军，如《北史》卷六四《韦孝宽传》所说其时“河阳镇防悉是关东鲜卑”即关东原北齐的鲜卑兵之类。所以这实际上成为山东人士乘尉迟迥举兵反杨而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复国军事行动，很像历史上西周战胜了商纣，派在殷商原统治区起监视作用的管叔、蔡叔及纣子武庚所谓“三监”举兵反周公的事情。《尉迟迥传》说他在抗击东征军时“邺中士女观者如堵”，《隋书》卷四〇《宇文忻传》更说“时邺城士女观战者数万人”，这也是原北齐士女不甘沦亡于被视为“被发左衽”的夷狄北周，从而主动为尉迟军临阵助威，希望杀败韦孝宽的东征军以实现其复国心愿。
尉迟迥之所以能凭借或利用北齐在山东的原有势力，这山东原有势力也甘愿拥戴他至少和他合作。这自由于尉迟迥其人在关陇集团将领中比较不那么野蛮，比较讲点文明。当初西魏废帝三年伐蜀之役尉迟迥曾是统帅，《北史·尉迟迥传》说他攻下成都时，成都的益州刺史萧㧑和称了帝的萧纪之子圆肃“率其文武诣军门请见，迥以礼接之，其吏人等各令复业，唯收僮隶及储积以赏将士”。这和稍后于谨平江陵之“虏其百官及士民以归，没为奴婢者十余万”的行径岂不成为鲜明的对比。继而尉迟迥被任命为益州刺史、督十八州诸军事，自剑阁以南得承制封拜及黜陟，“迥乃明赏罚，布恩威，绥辑新邦，经略未附”，可说施行了仁政，能使“人吏怀而归之”。其后灭北齐之役尉迟迥没有参加。接着北周宣帝即位他出任相州总管，这种“使人吏怀而归之”的政策在原北齐的政治中心地区当继续实施，而借重原北齐人士自是一项重要的手段。这在《北史·尉迟迥传》里写得很清楚，说：
〔尉迟迥〕起兵，以开府小御正崔达拏为长史，自余委任，亦多用齐人。
这崔达拏是北齐崔暹之子，崔暹乃高欢父子所信用，第一章第二节已有讲述，崔达拏事迹则附见《北史·崔暹传》，说“达拏温良廉谨，有识学，位仪同三司、司农卿，周御府大夫。大象中使邺，属尉迟迥起兵，以为总管司马，迥平，伏诛”，可见也是为复国而殉身的志节杰士。至于《尉迟迥传》在讲了“多用齐人”后说“达拏文士，无筹略，举措多失纲纪，不能匡救”，也许是事实，崔达拏未必资兼文武有筹略。但这绝非尉迟迥这边失败的主要原因，原因前面已说过是由于其时关陇府兵有较强的战斗力。不过在这战役中，毕竟还出现了沁水和邺城两度最初胜负难分的局面，比《周书》卷二一《王谦传》所说谦在成都未及接战就“军皆叛”，以及《司马消难传》所说消难闻来征讨的荆襄兵将至便“率其麾下归于陈”，尉迟迥此役总要光彩得多。
尉迟迥和山东势力失败，韦孝宽东征军施加的惩罚是十分可怕的。《北史·韦孝宽传》说他打进邺城后，尉迟迥“兵士在小城中者尽坑之游豫园”，大概是把当年于谨平江陵时的杀掠重演了一次。因为这个韦孝宽本是平江陵之役的参预者，前引《周书·文帝纪》所列此役将领中就有他的大名，只是仍缘山东地大人多，像周武帝那样不曾尽虏他们为奴婢而已。
但另一种严酷的办法还是拿了出来，即把邺城这个自战国、曹魏以来的山东名都彻底加以毁灭。这就是《周书》卷八《静帝纪》在“相州平”后所说的：
移相州于安阳，其邺城及邑居皆毁废之。
《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写得更具体，作：
相州刺史尉迟迥举兵不顺，杨坚令韦孝宽讨迥平之，乃焚烧邺城，使其居人南迁四十五里以安阳城为相州理所。
这样，足以抗拒关陇势力的山东据点从地面上消失了，但其居民在心理上未必甘愿臣服很快地成为顺民。《隋书》卷四六《长孙平传》说他出任治所已迁安阳的相州刺史，“在州数年，会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戏，画衣裳为鍪甲之象，上怒而免之”。这可能就是移居安阳的北齐遗民在演出当年尉迟迥相州拒战的乐舞，长孙平未予制止而被免职。
给尉迟迥恢复名誉，要到事隔两朝的李唐初年。如《北史·尉迟迥传》所说：
武德中，迥从孙库部员外郎耆福上表请改葬，朝议以迥忠于周室，有诏许焉，仍赠绢百匹。
这恐怕也含有安抚山东地区人心的因素。
武德是唐高祖的年号。过了一百多年，到唐玄宗时相州还出现了尉迟迥的神祠，其时是张嘉祐任相州刺史。《旧唐书》卷九九《张嘉贞传》附有其弟嘉祐的事迹，其中说：
〔开元〕二十五年为相州刺史。相州自开元已来刺史死贬者十数人，嘉祐访知尉迟迥周末为相州总管，身死国难，乃立其神祠以邀福，经三考改左金吾将军。后吴兢为邺郡守，又加尉迟神冕服，自后郡守无患。
这邺郡，是治所早已移至安阳的相州于天宝元年改名，并非尉迟迥死难的原邺城。张嘉祐先在这里为尉迟迥立神祠以邀福
，吴兢又给加上王者的冕服。当然是所谓“淫祀”，自然要滋生种种神话鬼话。上引《旧唐书》也许是根据唐人所修国史编写的，把刺史死贬归之于殉国难的尉迟迥未能立祠，神鬼的气息已够浓厚。到《太平广记》卷三〇〇引自《广异记》的“张嘉祐”条就更讲得形象化，甚至说尉迟迥一门遇害之后，骸骨全埋在已迁到安阳的相州刺史使宅厅下，由张嘉祐“以礼葬于厅后，便以厅为庙”，连武德时已诏许改葬的史实也忘掉不管了。这《广异记》收入《说郛》原本卷四题戴孚撰，《文苑英华》卷七三七有顾况撰《戴氏广异记序》，顾况是肃宗至德时进士，知《广异记》亦是中唐时作品。所写“张嘉祐”条固甚荒诞，仍说明时至中唐尉迟迥在山东在相州还颇有影响。他是以正面人物的形象成神，与一般徒示妖妄的淫祀有区别。这和韩愈《张中丞传后叙》所说唐人为张巡、许远立双庙，以至后来杭州西湖边上的岳庙和于谦的于忠肃公祠，多少具有同样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