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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把东魏北齐四十多年政治上的种种斗争作了审核，确实看不出有多少汉人与鲜卑之争。
但旧史所记当时口语中确有用“汉”字来指称人的事例。如前引《崔季舒传》韩凤所说“汉儿文官”，《韩凤传》所说“狗汉大不可耐”，这“汉儿”“狗汉”应如何解释？《韩凤传》还说：“凤恒带刀走马，未曾安行，瞋目张拳，有啖人之势，每咤曰：‘恨不得锉汉狗饲马！’又曰：‘刀止可刈贼汉头，不可刈草。’”这“汉狗”“贼汉”又应如何解释？这些通常是被用来作为汉人与鲜卑之争的证据的。这样我就索性把《北齐书》《北史》里以“汉”称人之处略按时间先后抄录到一起，看是否都具有民族含义。
（一）《北齐书》卷二一《高昂传》：“随高祖讨尔朱兆于韩陵，昂自领乡人部曲王桃汤、东方老、呼延族等三千人。高祖曰：‘高都督纯将汉儿，恐不济事，今当割鲜卑兵千余人共相参杂，于意如何？’昂对曰：‘敖曹所将部曲，练习已久，前后战斗，不减鲜卑，今若杂之，情不相合，胜则争功，退则推罪，愿自领汉军，不烦更配。’”案这里的呼延族又见《北史》卷五二《齐宗室诸王·广宁王孝珩传》，呼延是其姓，《史记》卷一一〇《匈奴传》说“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兰氏，其后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正义》：“颜师古云：呼衍，即今鲜卑姓呼延者也，……”《北朝胡姓考》外篇“匈奴诸姓·呼延氏”条即以呼延族为匈奴后裔之入鲜卑者，则高欢何以称高昂“纯将汉儿”？可见这“汉儿”“汉军”实仅指六镇鲜卑以外的地方豪族武装而言，地方豪族武装中自以汉人为多，就径称之为“汉儿”“汉军”，是以武装的性质来区分而民族意味并不浓厚。
（二）《北史》卷三一《高昂传》：“〔刘〕贵与昂坐，外白河役夫多溺死，贵曰：‘头钱价汉，随之死。’昂怒，拔刀斫贵，贵走还营，昂便鸣鼓会兵攻之，侯景与冀州刺史万俟受洛解之乃止。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唯惮昂。”这刘贵《北齐书》卷一九有传，说是“秀容阳曲人”。清中叶出土东魏刘懿字贵珍者之墓志，《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九有录文，知志主就是此人，而志中说他“起家□大将军府骑兵参军第一酋长”，则必是匈奴屠各部之后而入于鲜卑者，《北朝胡姓考》内篇“勋臣八姓·刘氏”条有考证。但这所谓“头钱价汉”的“头钱价”，是只值一文钱的意思，“汉”则是对此“只值一文钱”之人的贱称，以服劳役的百姓多数是汉人，遂有这“头钱价汉”之称，其本意并非站在鲜卑立场来仇视汉人。所以《北齐书·刘贵传》说“贵凡所经历，莫不肆其威酷，修营城郭，督责切峻，非理杀害，视下如草芥”，也只讲他的残暴而不涉及民族。只是他在高昂面前说话不注意用了这个“汉”字，使高昂敏感起来误以为他蔑视汉人，才要和他拼命。至于所说“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只是指当时鲜卑勋贵轻视文人，文人多为汉族，所以被称做“中华朝士”，同样不宜作为民族矛盾的证据。
（三）《北史》卷五一《齐宗室诸王·高阳王湜传》：“其妃父护军长史张晏之，尝要道拜湜，湜不礼焉。帝（高洋）问其故，对曰：‘无官职汉，何须礼。’帝于是擢拜晏之为徐州刺史。”本章第三节说到过这高阳王高湜的王妃张氏家确是汉人且系士族，但张晏之不为高湜所礼，是因为只做个长史不算独当一面的官职而与是否汉人无关，针对这点所以高洋要给张当上个刺史。因此这个“无官职汉”的“汉”字，同上例也只是对人的贱称，“无官职汉”者只是“无官职人”之谓而已。
（四）《北齐书》卷二三《魏兰根传附魏恺》：“迁青州长史，固辞不就。杨愔以闻，显祖大怒，谓愔曰：‘何物汉子，我与官，不肯就，明日将过，我自共语。’是时显祖已失德，朝廷皆为之惧，而恺情貌坦然。显祖切责之，仍云：‘死与长史孰优，任卿选一处。’恺答云：‘能杀臣者是陛下，不受长史者是愚臣，伏听明诏。’显祖谓愔云：‘何虑无人作官职，苦用此汉何为，放其还家，永不收采。’”案此魏虽是“钜鹿下曲阳人”，是汉人士族，但此“汉子”和“汉”与上两例相同，也只是对人的贱称而别无民族意味。
（五）《北史》卷七《齐文宣帝纪》：“曾有典御丞李集面谏，比帝有甚于桀纣。帝令缚置流中，沉没久之，复令引出，谓曰：‘吾何如桀纣？’集曰：‘向来弥不及矣。’帝又令沉之，引出更问，如是数四，集对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痴汉！方知龙逢、比干，非是俊物。’”这“痴汉”自然也就是痴人的意思，“汉”字在此不能释为汉族与上几例相同。
（六）《北史》卷五一《齐宗室诸王·平秦王归彦传》：“魏时山崩，得石角二，藏在武库。文宣入库，赐从臣兵器，特以二石角与归彦，谓曰：‘尔事常山不得反，事长广得反，反时将此角吓汉。’归彦额骨三道，着帻不安，文宣见之怒，便以马鞭击其额，血被面，曰：‘尔反时当以此骨吓汉。’其言反竟验云。”案这当然是事后编造的神话，高洋生前如何能预知其弟常山王高演、长广王高湛之相继为帝。而“额骨三道”恐亦由二石角的神话衍化而出，成为赐二石角的另一种讲述，撰史书时硬把这两种讲述编写在一起，以致出现“此角吓汉”和“此骨吓汉”的用语重复。但这“吓汉”者仍只是吓人的意思，和前几例相同。因为这是讲头上长了二角成为龙即皇帝得以吓人，自然不可能只吓汉人。
（七）前引《北史·杨愔传》：“太皇太后曰：‘岂可使我母子受汉老妪斟酌！……帝乃曰：‘天子亦不敢与叔惜。岂敢惜此汉辈？’”案这段纪事和这些语言之出于虚构，前已作了考证。但虚构者心目中“岂敢惜此汉辈”的“汉”字，恐仍只是对人的贱称而并非专指汉族，因为“此汉辈”中的可朱浑天和明明不是汉族，只有“汉老妪”和“汉”字才是指汉族。
（八）《北史》卷五二《齐宗室诸王·琅邪王俨传》记高俨杀和士开后，斛律光就谓曰：“天子弟杀一汉，何苦？”这和士开的先世前已说过是西域商胡，他本身绝对不能算作汉人，这里称之为“一汉”的“汉”，当然仍是对人的贱称。
（九）《北史·祖珽传》：“珽又附陆媪，求为领军，后主许之。诏须覆述，取侍中斛律孝卿署名，孝卿密告高元海，元海语侯吕芬、穆提婆云：‘孝徵汉儿，两眼又不见物，岂合作领军也？’”这个“汉儿”倒真是指汉人，因为当是武职多由鲜卑及鲜卑化者充任，所以高元海会这么说。
（十）《北齐书》卷五〇《恩倖·高阿那肱传》：“尚书郎中源师尝谘肱云：‘龙见，当雩。’问师云：‘何处龙见？作何物颜色？’师云：‘此是龙星见，须雩祭，非是真龙见。’肱云：‘汉儿强知星宿！’”案《新唐书》卷七五上《宰相世系表》谓“源氏出自后魏圣武帝诘汾长子疋孤，七世孙秃发傉檀”，自系鲜卑而非汉族，详《北朝胡姓考》外篇“东胡诸姓·源氏”条考证。因此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里指出：“此为北朝汉人胡人之分别，不论其血统，只视其所受之教化为汉抑为胡而定之确证。”但细审文义，此“汉儿强知星宿”之“汉儿”恐仍是用来泛称文职人员，以文人多汉人遂称之曰“汉儿”，从其中看不出存在多少民族意味。
以上十个例子中，例（一）的“汉儿”“汉军”指六镇鲜卑以外的地方豪族武装；例（二）、（三）、（四）、（五）、（六）、（八）的“汉”或“汉子”，以及例（七）的“汉辈”，都是对人的贱称而并非专指汉族；例（十）的“汉儿”则指文人的意味更重于民族；只有例（九）的“汉儿”和例（七）“汉老妪”的“汉”才指汉族，而“汉老妪”一例复出臆造而不真实，足见当时口头常用语中的“汉”字已多数不能和汉族画等号。宋人陆游在《老学庵笔记》卷三里曾说过：“今人谓贱丈夫曰汉子，盖始于五胡乱华时。”现在看来大体上是说对了的。
这样回头来看韩凤的话。所谓“狗汉”只是骂朝士即文官为狗，“贼汉”只是骂人为贼，犹后来骂人为“贼骨头”“狗东西”，而“汉狗”也应与“狗汉”同义，因为无论《北史》或《北齐书》的《韩凤传》均没有说这些话是专对汉人而言。至于“汉儿文官”则文官、文人的意味也更重于民族，和例（七）所云“汉儿”相似。凡此均不能用来证实韩凤是站在鲜卑立场上专对汉人斗争，而实在只是其时的文武之争。
过去研究历史者往往有一种错觉，即认为只要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少数民族的政权，民族间的歧视欺凌就必然炽烈而不能缓和，民族矛盾将始终成为主要矛盾。但从上面所考释来看却并非如此，当时的民族问题并未严重影响政局，这其实倒真是符合了历史的发展趋势。周太初（一良）先生在所撰《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的“晋书札记·王敦桓温与南北民族矛盾”条中说过：
就大势而言，则自 420年刘宋建立，迄六世纪中叶侯景乱梁，百余年间，南北之间民族矛盾远较东晋渡江后之百年间为缓和。盖北方少数民族入中原日久，汉化日深，封建生产关系在北方占主导地位。以后南北之冲突，虽仍不无民族矛盾色彩，如高欢之呼“吴儿老翁萧衍”，但究其实质，则已成为南北两封建地主阶级政权间之斗争矣。
南北两不同民族主持的政权之间尚且如此，同一政权内部要说经久不息地大闹其民族问题，岂不扞格难通！而且，稍后到杨隋以至李唐初期，不特元魏君臣后裔久告汉化，即六镇鲜卑子孙亦已渐与汉族融合不能分离，这是研究历史者公认的事实，则说其前东魏北齐鲜卑与汉人的斗争，尚如彦威先生和寅恪先生《讲演录》所说如此剧烈，恐也不合于事物演变的规律。
东魏北齐的政局既与民族斗争无多关涉，而从所考释却可看到文人经常在起着重要作用，有几场且直是文人与勋贵以至文人与武人的斗争。这种现象是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抑落后，最好找同时的西魏北周来作比较，所以要留在下一章讲关陇集团时来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