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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讲祖珽的最终失败和崔季舒等人的被杀，为方便起见，先罗列史料，再作论证分析。
《北史·祖珽传》说：
自和士开执事以来，政体隳坏，珽推崇高望，官人称职，内外称美。复欲增损政务，沙汰人物。始奏罢京畿府并于领军，事连百姓，皆归郡县，宿卫都督等号位从旧官名，文武服章并依故事。又欲黜诸阉竖及群小辈，推诚延士，为致安之方。陆媪、穆提婆议颇同异。珽乃讽御史中丞丽伯律，令劾主书王子冲纳赂，知其事连提婆。欲使赃罪相及，望因此坐，并及陆媪。犹恐后主溺于近习，欲因后党为援，请以皇后兄胡君瑜为侍中、中领军，又征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为御史中丞。陆媪闻而怀怒，百方排毁，即出君瑜为金紫光禄大夫，解中领军，君璧还镇梁州。皇后之废，颇亦由此，王子冲释而不问。珽日以益疏，又诸宦者更共谮毁之，无所不至。后主问诸太姬，悯默不对，三问，乃下床拜曰：“老婢合死，本见和士开道孝徵多才博学，言为善人，故举之。此来看之，极是罪过，人实难容，老婢合死。”后主令韩凤检案，得其诈出敕受赐十余事，以前与其重誓不杀，遂解珽侍中、仆射，出为北徐州刺史。珽求见分疏，韩长鸾积嫌于珽，遣人推出柏
，珽固求面见，坐不肯行，长鸾乃令军士牵曳而出，立珽于朝堂，大加诮责。上道后复令追还，解其开府仪同、郡公，直为刺史。……卒于州。
《恩幸·韩凤传》说：
韩凤，字长鸾，昌黎人也。父永兴，开府、青州刺史、高密郡公。……后主居东宫，年尚幼，武成简都督三十人送令侍卫，凤在其数。后主亲就众中牵凤手曰：“都督看儿来。”因此被识，数唤共戏。袭爵高密郡公，位开府仪同三司。武平二年，和士开为厍狄伏连等矫害，敕咸阳王斛律明月（光）、宜阳王赵彦深在凉风堂推问支党，其事秘密，皆令凤口传，然后宣诏敕号令文武。禁掖防守，悉以委之，除侍中、领军，总知内省机密。祖珽曾与凤于后主前论事，珽语凤曰：“强弓长矟，容相推谢，军国谋算，何由得争？”凤答云：“各出意见，岂在文武优劣。”后主将诛斛律明月，凤固执不从，祖珽因有谗言，既诛明月，数日后主不与语，后寻复旧。……进位领军大将军，……与高阿那肱、穆提婆共处衡轴，号曰“三贵”，损国害政，日月滋甚。……凤被宠要之中，尤嫉人士，朝夕燕私，唯相谮诉，崔季舒等冤酷，皆凤所为也。……朝士谘事，莫敢仰视，动致呵叱，辄詈云：“狗汉大不可耐，唯须杀却。”若见武职，虽厮养末品，亦容下之。
崔季舒等被杀事，则《北史·季舒传》所说为详尽：
祖珽受委，奏季舒总监内作，珽被出，韩长鸾以为珽党，亦欲出之。属车驾将适晋阳，季舒与张雕〔虎〕议，以为寿春被围，大军出拒，言使往还，须禀节度，兼道路小人，或相惊恐，云大驾向并州，畏避南寇，若不启谏，必动人情，遂与从驾文官连名进谏。时贵臣赵彦深、唐
、段孝言等初亦同心，临时疑贰，季舒与争未决。长鸾遂奏云：“汉儿文官，连名总署，声云谏止向并州，其实未必不反，宜加诛戮。”帝即召已署表官人集含章殿，以季舒、张雕、刘逖、封季琰、裴泽、郭遵等为首，并斩之殿庭，长鸾令弃其尸于漳水。自外同署，将加鞭挞，赵彦深执谏获免。
先说祖珽这时“推崇高望，官人称职”，“增损政务，沙汰人物”，这自是事实，但类似的措施其他人早已有过。如最初高欢父子能任用崔暹等“纠劾权豪，无所纵舍”，高澄本人也能“厘改前式，铨擢唯在得人。又沙汰尚书郎，妙选人地以充之”。以后辅佐高洋的杨愔以及祖珽所反对的元文遥、赵彦深也都如此。杨愔“典选十余年，奖擢人伦，以为己任”。“齐因魏，宰县多用厮滥，……文遥以县令为字人之切，遂请革选，……士人为县，自此始也”。彦深“凡诸选举，先令铨定，提奖人物，皆行业为先，轻薄之徒，弗之齿也”。均见《北史》本传。可知凡是具有点政治头脑的人，尤其是文人而被大用后，常常会在整肃仕途上有所作为，祖珽这么做比别人并无特别高明之处，更不能如彦威先生所说是“推崇汉人，压抑鲜卑”，否则高澄当年也如此做又将作何解释？
祖珽“奏罢京畿府并于领军”的京畿府，前面讲乾明政变时提到过，和职掌禁卫的领军府是互不统属的两个军事机构。彦威先生文中引用《魏书·官氏志》所说“永安已后，远近多事，置京畿大都督，复立州都督，俱总军人，天平四年夏罢六州都督，悉隶京畿”，指出六州都督乃总领鲜卑或鲜卑化之六州流民者，“故京畿府所辖乃鲜卑之兵团”，祖珽此举“即取消有特殊权势之鲜卑兵团，与汉人兵士同等待遇”。这讲得都对。但其时祖珽自身已兼领军，则这么做仍只为了扩张他自己的权力，不能说是代表汉人来欺压鲜卑。真是欺压鲜卑，那何以没有引起多数鲜卑的强烈抗拒，只是陆令萱母子“议颇同异”。这当是不愿祖珽权力之过于庞大，仍看不出有民族意味。
祖珽“欲黜诸阉竖及群小辈”，就是《北史·恩幸传》所记的宦官和高欢父子畜养的家奴——仓头，以及家世西域擅长乐舞的胡小儿。《传》中即说宦官邓长颙“武平中任参宰相，干预朝政”，陈德信“亦参时宰，与长颙并开府封王”，又有潘师子等“并于后主之朝肆其奸佞”。仓头辈“及于后主，则是先朝旧人，以勤旧之劳，致此叨窃”。胡小儿则“非理爱好，排突朝贵，尤为人士之所疾恶”。但这几类人都并非鲜卑之所组合，祖珽只是感到自己的权势受他们侵犯所以要加以黜斥，并非站在汉人一边来和鲜卑作斗争。
但站在一边和另一边作斗争的事情，祖珽还是有的，这就是上引《祖传》《恩幸传》《崔季舒传》都讲到的祖珽和韩凤之争，不过这仍旧不是汉人与鲜卑之争，而是文人与武人之争。而且这种文武之争并非迟至后主高纬朝才出现，是早在其前就有过。这因为东魏北齐不像后面要讲的关陇集团那样文武合一而是文武分途，既分了途文武之间就有意识上的差别，就会进而相竞，进而斗争。
这种意识上的差别亦即所谓文武有别的观念，也是早就存在于其时多数人头脑之中的。所以《北史·杨愔传》会说“韩陵之战，愔每阵先登，朋僚咸共怪叹曰：‘杨氏儒生，今遂为武士’”，《张晏之传》也会说“晏之文士，兼有武干”。在最初，文人崔暹、崔季舒曾被高欢父子用来整肃勋贵，形成文人与勋贵之争，已如前所说。其后此辈勋贵逐渐引退死亡，文人与武人之争就日见明朗化。如乾明政变之后，高演以其亲信王晞为司马，尚如《北齐书·晞传》所说“每夜载入，昼则不与语，以晞儒缓，恐不允武将之意”，便是武人歧视文人的一个事例。到后主高纬朝文人凭借文林馆的建立结成以祖珽为首的集团，就更激起武人首脑中如韩凤者与之对立。
这文林馆的建立缘起，详见于《北齐书》卷四五《文苑传》总序里，说：
后主虽溺于群小，然颇好讽咏，幼稚时曾读诗赋，……及长亦少留意。初因画屏风，敕通直郎兰陵萧放及晋陵王孝式录古名贤烈士及近代轻艳诸诗以充图画，帝弥重之。后复追齐州录事参军萧悫、赵州功曹参军颜之推同入撰次，犹依霸朝谓之馆客。放及之推意欲更广其事，又祖珽辅政爱重之推，又托邓长颙渐说后主，属意斯文。〔武平〕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馆，于是更召引文学士，谓之待诏文林馆焉。
《文苑·颜之推传》载有所撰《观我生赋》，在自注中讲到“署文林馆待诏者仆射阳休之、祖孝徵（珽）以下三十余人，之推专掌”。所以《北齐书》卷四二《阳休之传》会有“邓长颙、颜之推奏立文林馆”之说
。《文苑》总序还列举入馆待诏撰书者姓名则更多至六十一人，当是把短期参加的也算了进去。总之这个文林馆将“当时操笔之徒，搜求略尽”，形成了要使武人侧目相视的文人阵营，从而加剧了文武之争。
前引《韩凤传》祖珽与韩凤于后主前论事，韩凤说“各出意见，岂在文武优劣”，这大概是祖珽拜尚书左仆射“入文林馆总监撰书”之后的事情。接着祖珽和陆令萱母子通谋冤杀武人中声望最高的斛律光，《韩凤传》和《北齐书·斛律光传》都特别提出韩凤反对，《韩凤传》且说“后主将诛斛律明月（光），凤固执不从，祖珽因有谗言，既诛明月，数日后主不与语”，说明文武之争在意识上已很明显，至少武人韩凤这边是如此。到祖珽与陆令萱母子发生矛盾最终被贬斥时，《祖珽传》所记韩凤对他的种种诮责摧辱，更充分体现了武人敌视文人的心态，终于酿成韩凤冤杀崔季舒等六人的惨剧。
崔季舒等被冤杀是在武平四年（573）十月辛丑，见《北史》卷八《齐后主本纪》，经过已详上引《北史》本传。这六人是后主要去晋阳时的“从驾文官”，其中崔季舒和张雕、刘逖、封孝琰都名列在《文苑》总序所述入文林馆待诏撰书者之中。所以《韩凤传》要说他“尤嫉人士”，“崔季舒等冤酷，皆凤所为”，这“人士”就是士人、文人之谓。这在颜之推的《观我生赋》自注中讲得更清楚，是“时武职疾文人”。并说：“之推蒙礼遇，每构创痏。故侍中崔季舒等六人以谏诛，之推尔日邻祸。”邻祸者，即《颜传》所说：“崔季舒等将谏也，之推取急还宅，故不连署。及召集谏人，之推亦被唤入，勘无其名，方得免祸。”当然这“武职疾文人”只是从大体上来说，其间还难免渗入更为复杂的亲疏恩怨关系。如上引这条《观我生赋》自注之后还有“侪流或有毁之推于祖仆射（珽）”之说，说明文人内部也有倾轧。又如文林馆的建立邓长颙也起过作用，而此邓却是“武平中任参宰相”的宦官。又如《北齐书》卷四四《儒林·张雕传》说“胡人何洪珍大蒙主上亲宠，与张景仁结为婚媾，雕以景仁宗室，自托于洪珍，倾心相礼，情好日密，公私之事，雕常为其指南，时穆提婆、韩长鸾与洪珍同侍帷幄，知雕为洪珍谋主，甚忌恶之”，可见张雕此人也不是什么端人正士，更不说一贯无行的祖珽了。而穆提婆、韩凤知张雕为何洪珍谋主便甚忌恶，可知他们之间又有不易解脱的恩怨。
更值得注意的，即崔季舒等虽被冤杀，文人并未完全失势，资历优于祖珽的赵彦深和阳休之等均安然无恙。看《北史·齐后主纪》，赵其时仍为司空，至武平六年（575）八月转为司徒，阳仍为中书监，至六年四月为尚书右仆射。而韩凤却和穆提婆同被宦官陈德信所攻讦，除名为民。其事《后主纪》和《穆提婆传》均失记，仅《韩凤传》有之，说：
凤母鲜于，段孝言之从母子姊也，为此偏相参附，奏遣监造晋阳宫。陈德信驰驿检行，见孝言役官夫匠自营宅，即语云：“仆射为至尊起台殿未讫，何用先自营造？”凤及穆提婆亦遣孝言役官夫匠为己造宅，德信还，具奏闻。及幸晋阳，凤又以官马与他人乘骑。上因此发忿，与提婆并除名，亦不露其罪，仍毁其宅，〔其先凤子宝信尚公主，至是〕公主离婚。复被遣向邺吏部门参。
穆提婆除名前任录尚书事，而《后主纪》记武平五年（574）二月甲寅“以尚书令唐邕为录尚书事”，则穆、韩的除名当即在此时。此后到武平七年（576）十二月晋阳为周军攻陷，后主逃回邺城，韩凤才“诏复王爵及开府、领军大将军”，“仍从后主走度河，到青州并为周军所获”，其间被冷落了将近三年。而此时掌知文林馆事的文人颜之推却颇为后主信任，如《颜传》所说：
及周兵陷晋阳，帝轻骑还邺，窘急计无所从，之推因宦者侍中邓长颙进奔陈之策，仍劝募吴士千余人以为左右，取青徐路共投陈国。帝甚纳之，以告丞相高阿那肱等，阿那肱不愿入陈，乃云吴士难信，不须募之，劝帝送珍宝累重向青州，且守三齐之地，若不可保，徐浮海南渡。虽不从之推计策，然犹以为平原太守，令守河津。
《观我生赋》自注也是这么说，并点清“除之推为平原郡，据河津”，是“以为奔陈之计”。可见到北齐覆亡时文人仍有说话的余地，并未让武人包揽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