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乾明元年政变

第二次冲突，彦威先生说在北齐废帝高殷之时，认为高洋在位时杨愔实为汉人士大夫之领袖，故主张立汉族高门赵郡李氏女为高洋皇后。高洋去世，李氏所生皇太子高殷即位，杨愔等受遗诏辅政，欲使政权归已为皇太后之李氏而排斥鲜卑亲贵，遂有乾明元年（560）三月之政变。高洋同母弟高演、高湛杀杨愔等人，高演继而废高殷自立，汉人失败而鲜卑胜利。

彦威先生这么说，主要依据是今本《北齐书》卷三四《杨愔传》实即《北史》卷四一的《杨愔传》。今引《北史·杨传》说：

文宣〔于晋阳〕大渐，以常山（高演）、长广（高湛）二王位地亲逼，深以后事为念。愔与尚书左仆射平秦王归彦、侍中燕子献、黄门侍郎郑子默受遗诏辅政，并以二王威望先重，咸有猜忌之心。初在晋阳，以大行在殡，天子谅闇，议令常山王在东馆，欲奏之事皆先谘决，二旬而止。仍欲以常山王随梓宫之邺，留长广镇晋阳。执政复生疑贰，两王又俱从至于邺。子献立计，欲处太皇太后于北宫，政归皇太后。又自天保八年已来，爵赏多滥，至是，愔先自表解其开封王，诸叨窃荣恩者皆从黜免，由是嬖宠失职之徒尽归心二叔。高归彦初虽同德，后寻反动，以疏忌之迹，尽告两王。可朱浑天和又每云：“若不诛二王，少主无自安之理。”宋钦道面奏帝，称二叔威权既重，宜速去之。帝不许曰：“可与令公共详其事。”愔等议出二王为刺史，以帝仁慈，恐不可所奏，乃通启皇太后，具述安危。有宫人李昌仪者，……太后以启示之，昌仪密白太皇太后。愔等又议不可令二王俱出，乃奏以长广王为大司马、并州刺史，常山王为太师、录尚书事。及二王拜职，于尚书省大会百僚，……长广旦伏家僮数十人于录尚书后室，仍与席上勋贵数人相知。……及宴〔捉愔等〕……，愔大言曰：“诸王反逆，欲杀忠良邪？尊天子，削诸侯，赤心奉国，未应及此。”常山王欲缓之，长广王曰：“不可。”于是愔及天和、钦道等皆被拳杖乱殴击，头面血流，各十人持之。使薛孤延、康买执子默于尚药局。

这里所说“尊天子，削诸侯”的措施曲折，当属真实，因为没有事后编造的需要，确可用来说明这场北齐最高统治层中的权力之争。斗争的一方是以高洋的皇太子、这时已即帝位的高殷为核心，以重臣杨愔及燕子献、可朱浑天和、宋钦道、郑颐为骨干的正统合法的政治集团，另一方是当时的常山王即后来的肃宗孝昭帝高演和当时的长广王即后来的世祖武成帝高湛，生他们的高欢娄后即当时的太皇太后也站到他们一边。

杨愔等并非因为是汉人而结合到一起。据本传杨愔虽是汉人士族，但其仕进实以文人身份经高欢识拔而成为高洋的辅佐，又两次成为高欢的女婿、高洋的妹夫，第二次所尚太原长公主且为高欢娄后的亲生女。他早在东魏武定末年已“超拜吏部尚书，加侍中、卫将军”，高洋称帝的天保初年“以本官领太子少傅”，任保护高殷之职，“迁尚书右仆射”，“又拜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九年，徙尚书令，又拜特进、骠骑大将军”，高殷即位受遗诏辅政，实已成为高氏皇室的懿戚，高洋父子的股肱。何况本传还说他“自居大位，门绝私交”，“性周密畏慎，恒若不足”，绝不像是在汉人中结帮营私以对抗鲜卑的人物，不能如彦威先生所说是“常思扶植汉人势力”。

燕子献诸人《北齐书》卷三四有传。其中燕子献是“广汉下洛人”，同样是汉族而以文人身份为高欢所任用，“尚淮阳公主”，高洋时“官至侍中、开府”，高殷即位“除右仆射”。可朱浑天和则是可朱浑道元的季弟，是鲜卑人，“以道元勋重，尚东平公主”，“累迁领军大将军、开府”，高殷即位“加特进”。这二人也都是以高欢女婿的身份和杨愔共同辅佐高殷，和他们的民族并无关系，否则说鲜卑人可朱浑天和参加汉人集团来反鲜卑，岂不有悖于情理！

《北齐书》同卷和杨愔等一起被杀的还有宋钦道和郑颐。宋钦道是“广平人”，郑颐是“彭城人”，确实都是汉人。但宋是高洋“令在东宫教太子习事”，郑“旧与高殷款狎”，“二人幸于两宫（高洋、高殷）”，高殷即位宋“迁秘书监”，郑“拜散骑常侍”。这都是凭高殷在东宫时旧人的身份得到宠用，尽管“权势之重，与愔相埒”，和杨愔却不同气类，并无以同系汉人而与杨愔结成反鲜卑集团的事实。

再看高演、高湛这一方。他们之所以要反对以杨愔等为骨干、以高殷为核心的政治集团，也并非出于鲜卑的民族利益来反汉人，而只是自身感受到了此集团对他们的威胁。据《北史》卷五一《齐宗室诸王神武诸子传》，高欢有十五男，其中“武明娄皇后生文襄皇帝（澄）、文宣皇帝（洋）、孝昭皇帝（演）、襄城景王淯、武成皇帝（湛）、博陵文简王济”共占了六个。文襄帝高澄是长子，死后“兄终弟及”，由文宣帝高洋掌权称帝。第八子襄城王高淯在天保二年就去世。第十二子博陵王高济“尝从文宣巡幸，在路忽忆太后，遂逃归，帝怒，临以白刃，因此惊怳”，当缘年幼且精神欠正常而未见忌。因而娄后所生六子中见忌的自只有第六子其时的常山王高演和第九子其时的长广王高湛，这是一点。再一点是高洋生前对有能力的诸弟确是十分猜忌且要杀害的。非娄后所生的高欢第三子永安王高浚和第七子上党王高涣的遭遇就是如此。高浚被收后“盛以铁笼，与上党王涣俱置北城地牢下，饮食溲秽，共在一所。……帝亲将左右临穴歌讴，令浚等和之，浚等惶怖且悲，不觉声战，帝为怆然，因泣，将赦之，长广王湛先与浚不睦，进曰：‘猛兽安可出穴？’……浚与涣皆有雄略，为诸王所倾服，帝恐为害，乃自刺涣，又使壮士刘桃枝就笼乱刺，槊每下，浚、涣辄以手拉折之，号哭呼天，于是薪火乱投笼，烧杀之，填以石土”。这种虐杀的惨酷固系高洋后期精神失常之所致，而所以要虐杀自缘二王“皆有雄略”“恐为害”之故。至于长广王高湛虽因私怨在杀害高浚上加了温，他自身和常山王高演也在危惧之中。高演的本纪《北史》卷七《齐孝昭帝纪》就说：

时文宣溺于游宴，帝……密撰事条，将谏，其友王晞以为不可。帝不从，因间极言，遂逢大怒。……帝性颇严，尚书郎中剖断有失，辄加捶楚，令史奸慝，便即考竟。文宣乃立帝于前，以刀环拟胁，召被帝罚者，临以白刃，求帝之短，咸无所陈，方见解释。……后赐帝魏时宫人，醒而忘之，谓帝擅取，遂令刀环乱筑，因此致困。皇太后日夜啼泣，文宣不知所为。先是禁友王晞，乃舍之，令侍帝。帝月余渐瘳，不敢复谏。

加之如前所引《杨愔传》还有高洋临终“以常山、长广二王位地亲逼，深以后事为念”之说，宋钦道、可朱浑天和等又有使二王外任以至要诛杀的建议。鉴于自身的安危利害，高演、高湛二王自必发动政变以求一逞。至于取代高殷，则又是政变成功后顺理成章的事情。

政变中站在高演、高湛一边的还有其生母，即高欢娄后，此时的太皇太后。《北史》卷一四《后妃·齐武明皇后娄氏传》说：

天保初，尊为皇太后，宫曰宣训。济南（高殷被废后为济南王）即位，尊为太皇太后。尚书令杨愔等受遗诏辅政，疏忌诸王，太皇太后密与孝昭及诸大将定策诛之，下令废立。孝昭即位，复为皇太后。孝昭崩，太后又下诏立武成帝。大宁二年……崩于北宫。

这里有个问题，即后来的孝昭帝高演和武成帝高湛固是她的亲儿子，而后来的济南王当时的幼主高殷也是她的亲孙儿，何以她宁要亲儿子而废掉亲孙儿呢？这很容易让人们从民族问题上来考虑。因为这娄后本是鲜卑人，是《魏书·官氏志》“匹娄氏，后改为娄氏”的娄氏，别详《元和姓纂》辑本卷五“河南娄氏”条和《北朝胡姓考》内篇“内入诸姓·娄氏”条的考证。而高殷生母、高洋皇后李氏，正好是“赵郡李希宗女”，是汉人中的士族高门，《新唐书》卷一九九《儒学·柳冲传》记柳芳所说山东地区“为大”的郡姓。而且《北史·后妃·齐文宣皇后李氏传》里还有这样的记载：

初为太原公夫人（天平二年高洋封太原郡开国公）。及帝将建中宫，高隆之、高德正（政）言汉妇人不可为天下母，宜更择美配。杨愔固请依汉魏故事，不改元妃。而德正（政）犹固请废后而立段昭仪，欲以结勋贵之援。帝竟不从而立后焉。

这段史料彦威先生和寅恪先生《讲演录》都曾引用，彦威先生且用来论证这场斗争实是鲜卑与汉人之争，是“娄后排斥李后，压制汉人”。

但看《北史》同卷的其他几位皇后。文襄帝高澄皇后“元氏，魏孝静帝之姊”，孝昭帝皇后“元氏，开府元蛮女”，固同出鲜卑族的北魏皇室但已汉化。武成帝高湛皇后“胡氏，安定胡延之女，其母范阳卢道约女”，则是汉人且当系士族。再查《北史·齐宗室诸王神武诸子传》中王妃姓氏之有可考者，仅永安王高浚妃陆氏有可能是《魏书·官氏志》所说“步六孤氏，后改为陆氏”的鲜卑陆氏，华山王高凝妃王氏是汉人抑乌丸王氏或高丽王氏未能确定，均可参考《北朝胡姓考》内篇“内入诸姓·陆氏”条和外篇“东胡诸姓·王氏”条、“东夷诸姓·王氏”条所考证。此外彭城王高浟妃郑氏、上党王高涣妃李氏、任城王高潜妃卢氏、高阳王高湜妃张氏均是汉人。此张氏父张晏之且有传见《北史》卷四三，说“幼孤，为母郑氏教诲，动依礼典”，应出于士族。而卢、李、郑再加上汉人中的王氏更是山东“为大”的郡姓。可知高欢本就多择汉人士族或已汉化的元氏皇室之女为其儿媳，而史传中也未说娄后对此有何异议。至《文宣皇后李氏传》中所说反对立李氏的高隆之、高德政，前面说过又都是汉人。而他们主张立为皇后的段昭仪，据《北史·后妃传》知是段韶之妹。段韶及父段荣传见《北齐书》卷一六，说段荣之妻亦即段韶兄妹之母乃娄后之姊，但段荣本身却是“姑臧武威人”，“祖信，仕沮渠氏，后入魏，以豪族徙北边”，段韶“雅性温慎，有宰相之风，教训子弟，闺门雍肃，事后母以孝闻”，知与高隆之、高德政同为汉人而非鲜卑。彦威先生因段荣娶娄后之姊就说“段氏乃汉人而鲜卑化者”，寅恪先生《讲演录》因高隆之、高德政反对高洋立李氏为后就说“他们已经鲜卑化，自认为鲜卑人”，都是过于武断而别无其他根据的。这二高之反对李氏为后要高洋立段昭仪，自是由于段昭仪之母乃娄后之姊，如《北史·李氏传》所说“欲以结勋贵之援”。而上文所说“汉妇人不可为天下母”一段，则系史官别据其他资料或口说抄入，显与“欲以结勋贵之援”矛盾不相应，何足凭信。至于李氏之得立为皇后且“独蒙礼敬”，无非是高洋悦其“容德甚美”，和民族问题并无关系。杨愔之支持高洋立此李后，也只是忠于其主或将顺其主，并不表示他站在汉人立场说话。当然更不好由此推论因儿媳李氏是汉人，娄后就要连自己的孙儿高殷一起作为对立面来反对。

剩下一个问题，即《北史·杨愔传》在记述政变把场面转入昭阳殿之后，曾说娄后讲过“岂可使我母子受汉老妪斟酌”的话，这仍很自然地要被彦威先生用来作为娄后站在鲜卑立场反儿媳李氏的证据。但我发觉这段记载本身的真实性就成问题。它是这么写的：

二叔率高归彦、贺拔仁、斛律金拥愔等唐突入云龙门。见都督叱利骚，招之不进，使骑杀之。开府成休宁拒门，归彦喻之，乃得入。送愔等于御前。长广王及归彦在朱华门外。太皇太后临昭阳殿，太后及帝侧立。常山王以砖叩头，进而言……帝时默然，领军刘桃枝之徒陛卫，叩刀仰视，帝不睨之。太皇太后令却仗，不肯，又厉声曰：“奴辈即今头落！”乃却。因问杨郎何在，贺拔仁曰：“一目已出。”太皇太后怆然曰：“杨郎何所能，留使不好邪？”乃让帝曰：“此等怀逆，欲杀我二儿，次及我耳，何纵之？”帝犹不能言。太皇太后怒且悲，王公皆泣。太皇太后曰：“岂可使我母子受汉老妪斟酌！”太后拜谢。常山王叩头不止。太皇太后谓帝曰：“何不安慰尔叔。”帝乃曰：“天子亦不敢与叔惜，岂敢惜此汉辈？但愿乞儿性命，儿自下殿去，此等任叔父处分。”遂皆斩之。……太皇太后临愔丧，哭曰：“杨郎忠而获罪。”以御金为之一眼，亲内之，曰：“以表我意。”常山王亦悔杀之。

这里可怀疑的有几点。首先是杨愔等既已被执被殴，即可处置，何以要押送到内朝昭阳殿上、其时的皇帝高殷和太后李氏之前，难道不怕杨愔等申诉，不怕高殷、李太后为之解救？而且其时太皇太后娄氏也在殿上，杨愔被殴“一目已出”之惨状尽已目睹，何以还要问“杨郎何在”？“一目已出”当尚可抢救，何况娄后还说了“杨郎何所能，留使不好邪”的话，何以卒不能救而“遂皆斩之”？再则历来宫廷政变的成败在于禁军之向背，北齐禁军如《隋书》卷二七《百官志》所说设有“领军府，将军一人，掌禁卫宫掖，朱华阁外凡禁卫官皆主之，……又领左右卫、领左右等府”，这朱华阁自即在外朝与内朝之间的朱华门 。禁军本止禁卫朱华门以外的外朝，这时情况紧急已有部分进入内朝禁卫昭阳殿，《杨传》所说“领军刘桃枝之徒陛卫”可证。而这时的禁军长官领军大将军如前所说实由可朱浑天和充任，与杨愔等“初虽同德，后寻反动”而和高演、高湛合流的高归彦，虽曾任领军大将军，这时已“拜司徒” ，故入云龙门时“见都督叱利骚，招之不进”，“开府成休宁拒门，归彦喻之，乃得入”，均已不能指挥如意。乃在昭阳殿上单凭太皇太后娄氏厉声大喝“奴辈即今头落”，陛卫的禁军就会“却仗”退走，娄后难道真有如此的威力？

这些疑点，要看了《北史》卷七《齐孝昭帝纪》才能解决，这是这次乾明政变的另一种记载。它说：

帝（高演）初上省，……朝士咸集。坐定，酒数行，于坐执尚书令杨愔、右仆射燕子献、领军可朱浑天和、侍中宋钦道等。帝戎服与平原王段韶、平秦王高归彦、领军刘洪徽入自云龙门，于中书省前遇散骑常侍郑子默，又执之，同斩于御府之内。帝至东 门，都督成休宁抽刃呵帝，帝令高归彦喻之，休宁厉声大呼不从。归彦既为领军，素为兵士所服，悉皆弛仗，休宁方叹息而罢。帝入至昭阳殿，幼主、太皇太后、皇太后并出临御坐。帝奏愔等罪，求伏专擅之辜。时庭中及两廊下卫士二千余人，皆被甲待诏，武卫娥永乐武力绝伦，又被文宣重遇，抚刃思效。废帝（幼主）吃讷，兼仓卒，不知所言。太皇太后又为皇太后誓，言帝无异志，唯云逼而已。高归彦敕劳卫士解严，永乐乃内刀而泣。帝乃令归彦引侍卫之士向华林园，以京畿军入守门 ，斩娥永乐于园。诏以帝为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太皇太后寻下令废少主，命帝统大业。皇建元年八月壬午，皇帝即位于晋阳宣德殿，大赦，改乾明元年为皇建，诏奉太皇太后还称皇太后，皇太后称文宣皇后。

这里所说前一段的情节与《杨传》无大出入，《杨传》未出现的领军刘洪徽当和刘桃枝之领军同为领军府下属的将领，而不可能与可朱浑天和同为领军大将军，娥永乐之武卫即领军府所领左右卫将军的副贰武卫将军，凡此均尚无关宏旨。真大有出入者，一是杨愔等五人在高演一伙进入宫禁之前已“同斩于御府之内”，则《杨传》所云昭阳殿里娄后有关“杨郎”的问对就悉出虚构，有同白日见鬼！再则当时高殷一方可用的禁军卫士，在昭阳殿庭及两廊下已多至二千余人，占绝对优势，所以这位太皇太后娄氏绝不可能用虚声恫吓的手法而只好向皇太后李氏立誓诱说，说高演等别无异志，只是由于杨愔等逼迫太甚才不得不诛杀。皇太后李氏缺乏斗争经验，高殷其时只有十六岁，也幼弱少决断 ，受了娄后的欺骗而未敢利用此优势禁卫武力以敉平变乱。而此禁卫武力复在原长官高归彦劝诱下解严并被引向华林园，以原由高湛指挥的京畿军入守门 ，政变于是乎成功。由此可知《杨传》所记昭阳殿上的种种细节，包括高殷所说“天子亦不敢与叔惜，岂敢惜此汉辈”等好似准备退位的话语，娄后所说“岂可使我母子受汉老妪斟酌”的直斥李后的言辞，也都是违背当时情势而属事后所虚构，在论证娄后的鲜卑民族立场上毫无史料价值。旧日史书本纪的可信程度往往高于列传，这也可算是一例。

至于娄后参预这次政变的真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满足她的权欲。《北史·后妃·齐武明皇后娄氏传》说：“神武既有澄清之志，倾产以结英豪，密谋秘策，后恒参预。及拜勃海王妃，阃闱之事悉决焉。”说明是个对政治感兴趣而并非家庭妇女式的人物。高欢死后她先是王太妃，后是皇太后，在亲子高澄、高洋面前总还有点发言权。现在孙儿高殷当了皇帝，她成了太皇太后，就隔了一层，不能越过皇太后李氏对小皇帝指挥如意，而皇太后李氏则实际上成为此小皇帝的代言人，《孝昭帝纪》所记政变中她要向李氏立誓也证明了这一点。这才应该是她支持亲子高演、高湛来反对孙儿高殷，并让高演当上皇帝的真正原因。后来高演死了，她“又下诏立武成帝”即她的亲子高湛，而不立高演的皇太子即她的孙儿高百年，也应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尽管高百年之母是鲜卑元氏，纵使已汉化至少不算真汉族。由此更说明那种认为娄后反对汉妇人当皇太后从而要推翻高殷母子之说，委实难于成立。

附带说一下，这位篡立的孝昭帝高演，原本也是颇为汉化的人物。《孝昭帝纪》就讲他“情好稽古，率由礼度，将封先代之胤，且敦学校之风，征召英贤，文武毕集”。其中最亲信的仍是历任他常山公友、常山王友的王晞。王晞有传附在《北齐书》卷三一其兄王昕的传后，《昕传》说他们是“北海剧人。六世祖猛，秦苻坚丞相，家于华山之鄜城。父云，仕魏朝有名望”，所以这王晞仍是系出汉人士族的文士。《杨愔传》还说愔见杀后“仍以中书令赵彦深代总机务”，而《北史》卷五五《彦深传》说他“自云南阳宛人，汉太傅憙之后。高祖父难为齐州清河太守，有惠政，遂家焉”，他为高欢所用“专掌机密，文翰多出其手”，又是一个汉族文人。可见高演篡立后对前此重用文人的政策并无改变，并不以文人多系汉族而有所芥蒂。 rL+LoT8VfQKiJhff+eqojdWVh0TNKFto7TVXkP0dtqbsTgjdt9xeoL7SgVVZrP8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