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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不是真的杀了人？”
“……”
“你不打算回日本向警方自首吗？”
面前的男人身材魁梧，身高远超 1.8米，我仰起头看着他，一遍遍重复着常规采访不可能问出的问题。对方是一名逃犯，犯了抢劫杀人罪，被全球通缉。面对我的质问，男人微微张了张嘴，但马上又合上了。在这个男人看来，我大概就是一个不速之客，一举摧毁了他平静的生活。或许这个时候他正在绞尽脑汁地盘算：“怎么才能甩掉这个烦人的家伙。”
在我面前，男人的臂膀粗壮得就像一截树干，手上布满了汗毛，微微抖动。难道就是这双手，为了那一点微不足道的金钱，居然残害了一个无辜的人？
这里是一座位于山间的小镇，这一幕发生在一条石板路的十字路口。这一天，天空湛蓝高远，远得不太真实，风冷冷地刮在脸上。而我身处的地方，远在地球的另一端……
♦ ♦ ♦
2006年春，我跨越了 1.8万公里的距离，目的地是巴西。我的任务，就是追踪采访在日本犯案后远走高飞的日裔巴西人。
案件发生在静冈县。和群马以及爱知等县一样，静冈县也有许多日裔巴西人来这里务工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性情温厚、认真负责，在当地口碑不错。可遗憾的是也会有那么几匹害群之马，甚至有人触犯法律。
有些家伙甚至没有认罪伏法便逃离了日本，简直不可饶恕。
1999年 7月，静冈县滨松市。
16岁的女高中生落合真弓走人行横道线过马路时，被一辆高速驶来的汽车撞飞，当场身亡。开车的是日裔巴西人桧垣·弥尔顿·升。他在案发四天后逃离了日本。
警方收缴了弥尔顿驾驶的黑色车辆。前照灯碎裂，引擎盖大幅扭曲，挡风玻璃上布满了裂痕，就跟结了一张蜘蛛网似的。
我走访了女高中生的家人，她的母亲已经因病过世。她的父亲一个人，住在一间一室户的公寓里，家具和各种杂物塞满了整个房间。他每天都要对着母女二人的遗像说话。
2005年 10月，令人痛心的事故再一次发生。
在静冈县湖西市的一个路口，两车相撞，车上一名年幼的女童不幸丧生。这一天，一家人带着年仅 2岁的山冈理子一起外出吃午饭。车上坐了四个人，说好去吃意大利面。母亲开车，理子当时话还说不利索，据说她一路都在欢快地嚷嚷着“意它利面，意它利面”。
路口的信号灯是绿色。突然，一辆轻型汽车
从左边的斜坡冲了过来。面包车侧面遭到猛烈撞击，翻倒在地。坐在后排的理子被抛出车外，当场死亡。
驾驶肇事车辆的是第三代日裔巴西女子，帕特里夏·藤本。虽然事发后，警方勘验现场时她也在场，但之后她连一声道歉也没有留下就离开了日本。据说，帕特里夏对工作单位也没有说实话，直接带着孩子和她的父亲销声匿迹了。她住的公寓里留下了大量私人物品。在她逃亡后，警方以“业务过失致人死亡”的罪名发出了逮捕令。
理子生前特别喜欢凯蒂猫，她的遗像周围摆满了凯蒂猫。
“孩子才 2岁就死了，她甚至还不知道死是怎么一回事……肇事人乱闯红灯，过失在她，真的很希望她至少能道个歉。”
理子的双亲说这话时浑身颤抖，满腔愤怒无处发泄……
同样是 2005年，11月，还是在滨松市。
一家小餐馆的店主（遇害时 57岁）遭人杀害。凶手深夜进店，假装是客人点餐吃饭，然后袭击了店主并将其勒死。店里四万多日元的营业款不翼而飞。警方根据目击信息和现场留下的指纹锁定了嫌疑人——一个名叫阿尔瓦伦加·温伯托·何塞·元的男人（案发时 34岁）。他在日本生活了十多年，但就在案件发生的四天后，逃离了日本。
我拜访了案发的小餐馆。
餐馆门口挂着一块招牌，写着“餐饮&咖啡”的字样，正门做成仿红砖拱门的样子。如今，餐馆没有了主人，大门紧闭。进到里面，桌子一角放着被害人的遗像。照片里的男人穿一身西服，看上去正直可靠。
“我爱人总会给我们做很多好吃的。每年圣诞，他都会做烤全鸡。大家年年盼着吃他做的烤鸡，可现在……自从出事以后，我的生活彻底变了，就像掉进了一个不幸的深渊。怎么就碰到这种事了呢……”
说到这里，店主的妻子再也说不下去了。
她翻开女儿供在遗像前的相册给我看，拍的都是店主生前烹饪的美味佳肴。有开胃前菜，有沙拉，还有汉堡肉排，每一道都做得很用心，装盘也非常考究。被害人勤勤恳恳工作到深夜，讽刺的是，他这辈子亲手做的最后一道菜，竟然是给杀害自己的凶手吃的，据说是一盘牛排。
厨房是被害人平时工作的地方。事发当晚，煤气灶的阀门全都开着，旁边有一本烧焦的杂志。想必是凶手布下的机关，盘算着在他走后让着火的杂志制造一场火灾来销毁证据。幸好煤气防泄漏装置自动切断了供气，避免了爆炸。万一装置没能启动，住在餐馆二楼的店主的家人都有可能遭到牵连。煤气灶的阀门栓上留下了凶手的指纹，采访时上面还残留着警方取证的痕迹，在昏暗的灯光下泛着一层朦朦胧胧的光。
静冈县警方请求国际刑警组织（ICPO）协助破案，但问题是日本和巴西之间没有签订罪犯引渡条约（我采访本案时，日本只和美韩两国签订了这份条约）。退一步讲，即使日巴两国签订了引渡条约也没有实质作用，因为巴西的宪法禁止向他国引渡本国公民。所以，尽管警方已经锁定了嫌疑人，可日本司法界还是无能为力。日裔巴西人可以申请“定住者”签证
来到日本居住，可是在他们触犯法律逃亡后，日本却对他们束手无策，这实在叫人愤然且难以释怀。
一场场事故，一起起案件，被害人无辜丧命，罪犯却逍遥法外。
我的想法非常简单。
逃亡即胜利，这样的做法决不容许。
当法律和司法机关无可作为的时候，新闻媒体才更应该证明自身存在的意义，难道不是吗？所以我决定，追查这三名逃犯的行踪。可我并不知道这三人在巴西的住址，甚至都不能肯定这三个嫌疑人逃离日本之后是否真的回到了巴西。
警方不再调查，自然不会发布警情通报。一切只能靠自己从头查起。
我工作的电视台在巴西当地没有分部。因为毫无“胜算”，我甚至没有资格请求台里派一名摄影师同行。临行前能够准备好的，只有葡萄牙语翻译、摄像机和廉价机票。尽管这样，我还是申请了“采访签证”。考虑到这次采访可能会波及两国邦交，所以不能顶着旅行签证的名义进行。可是，如果我据实相告，在申请表上写什么“追踪采访逃犯”，对方很可能会拒签。迫不得已，我只能用“追踪采访来日务工人员归国后的近况”的名义申请了签证。至少，我没有撒谎。
对象是正在逃亡的罪犯，采访必须慎之又慎。
过去，也有犯下重罪的日本人逃亡到巴西。1979年，爱知县发生过“丰桥连环骗保杀人案”，一家运输公司的总经理和董事给员工等三个人买了保险，然后伪装成车祸等事故杀人骗保。总经理和另一名主犯赶在警方逮捕他们之前，逃到巴西藏了起来。没多久，圣保罗州警察发现了两人的行踪，把他们包围了。结果两个男人持枪反击，据说枪击场面相当激烈。最后，两人走投无路，用手枪自杀，结束了这场逃亡。
罪犯本以为自己已经“逃脱了法网”，可当他发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时候，我们很难预料那一刻他会如何铤而走险。所以为防不测，行动的时候必须非常谨慎。
目之所及是一片黑暗。
我在座位上把脸贴到椭圆形的舷窗上，试着朝下面看，还是一片漆黑。
除了一闪一闪的指示灯，什么都看不见。飞机此刻似乎正位于亚马孙丛林的上方。
读书灯的光束聚在小桌板上，我把几张照片放在了上面。
第一张照片里的男人有两道浓眉，和一双很温柔的眼睛，他就是因为抢劫杀人而被通缉的阿尔瓦伦加·温伯托·何塞·元。接着是一个年轻男人和一个年轻女人的照片。此时此刻他们究竟在哪里，在做些什么？我几乎毫无头绪。我必须从铺展在我眼前的这片大地上把这三个人找出来。
真的能找到吗？
这次飞行单程二十四个小时，中途在美国达拉斯转机。我只能缩在挤得像船底一样的经济舱座位上，死死盯着三个人的照片，制定一份似乎可行的作战方案……
飞机降落在了巴西最大的巨型城市圣保罗。
在这里，各色人等来来往往，大街上汽车喇叭此起彼伏。我和翻译一起钻进了一辆出租车，先去了当地一家拥有一定规模的电视台。我在前台出示了护照，要求和新闻类节目的负责人会面。出来接待我的人相当于日本媒体报道局局长的级别。他笑着跟我握手，听我说明了来意。
我告诉他：“我来自日本，也在媒体工作。这次正在采访的一系列事件很让人遗憾。有几个从贵国到日本务工的人，在日本犯事后逃跑了。这些事件得不到解决，被害人的家属天天以泪洗面……”
我说明了前来采访的目的，并提出：为了维护日巴两国的友好关系，能否请贵方提供协助？不用说，这些话都经由翻译传达。
我有我的胜算。
假如我和他易位而处，迎来这样一个来自海外的“稀客”，想必我一定会回答说：“没问题。这对我们来说也一样是大新闻。我们愿意尽可能地提供协助。倒也不是说要什么回报，不过希望您也能接受我们的采访。”
好了，对方会怎么回应呢？我笑容满面地盯着他的眼睛，默默在心里发送强力的意念：鸭子背着葱上门——瞌睡碰着枕头，这可是一个不错的选题哦。
结果，正中我下怀。
要怎么处理这种情况，电视台熟门熟路。转眼间，在场的工作人员一齐扑向电话机，开始大声打起了电话。不用说，我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看样子应该是在循着几个逃犯的姓名和过去的住址等几条线索，追查他们现在的住处。
我不经意地抬起头，面前站了一个男人，头戴黑帽，看不出年纪。
看来这位就是我的合作伙伴。男人名片上的名字是“Guilherme Bentana”，本塔纳先生。他双目深陷，浓眉高鼻，那副长相很容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位本塔纳先生将和我一起追踪逃犯的下落。与此同时，他也将跟在我身后开启摄像机，记录下我的身影。
工作人员查到，车祸后出逃的帕特里夏·藤本去日本之前曾经住在圣保罗市内。我们姑且去她原先住的地方碰碰运气。
老住所位于偏离市中心的一片住宅区。白色洋房，围着高高的混凝土墙，很是气派，门前拦着一道格栅铁门。按响门铃后，一个穿白色衬衣、身材发福的男人出现在了门口。
“我是从日本来的，您认识帕特里夏·藤本吗？”我让翻译帮忙发问。男人听后，重复了好几遍“不认识”。他还两臂抱胸，微微歪头反问我：“你究竟要打听什么？”并表示，“跟我没关系，我不懂日语。”无奈之下，我向男人道了一声“奥布里加德”（谢谢），离开了那栋房子。
在车祸中遇害的理子的母亲交给我一封信，是写给帕特里夏的。如果能见到本人，我原本打算转交给她，难道连这个愿望都没办法实现吗？
当地电视台经过一番调查，找到了在滨松撞死女高中生后出逃的嫌疑人弥尔顿·升的住址，同样是在圣保罗近郊。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我就和本塔纳还有当地的一名摄影师一起找上了门。
一栋独门独户的小别墅，建在山坡上的住宅区里。院子外面围了一圈铁栅栏，一条黑色大狗在院子里踱来踱去。
男人真的住在这里？我们姑且把面包车停在附近等他现身。即使绕了半个地球，要做的事情还是跟平时一样：盯守。人生还真是莫测。
本塔纳等得无聊了，用英语跟我聊起了天：“我很喜欢日本，想去那个叫浅草的地方看一看。舞伎长得漂亮吗？”我回答说：“我都还没亲眼见过呢。”他拿出采访用的笔记本，画了一幅“舞伎”的画。这画实在画得蹩脚。我用手指戳了戳画，问：“哥斯拉？”他捧腹大笑。
本塔纳从记事本里取出一张夹在内页的照片拿给我看。
拍照的地方像是一间地下室。房间里光线很暗，阴森森的，闪光灯下映出两个男人。一个是本塔纳。另一个脑袋上罩着一顶三角形的黄色尖顶帽，帽檐一直拉到下巴。这装扮奇特而诡异。帽子上开着三个洞，男人只露出眼睛和嘴巴，完全看不出长相。不过最让人移不开视线的，还是男人手里握着的那把银色手枪，枪口紧紧贴在本塔纳的太阳穴上。被枪口顶着脑袋的本塔纳，脸上的表情像是随时可能要哭，又像是在发笑。
“这个人是黑手党的老大。我试了很多次，终于让他同意接受我的采访。他们蒙住我的眼睛，带我去了他们的窝点，就是照片里这地方。我重见光明时，老大已经在我面前。他拿枪指着我。不过，采访到底是成功了。这照片就是留念。”
本塔纳单手握拳并竖起了拇指，挺起胸膛说了一句“独家报道”。我看着他，不由在想：这男人，看来平时没少做这些以身犯险的采访。
就在我们聊得正投机时，一辆车体上喷涂得五颜六色、异常招摇的白色汽车，飞快地冲上坡道朝我们开来。是巡逻的警车，不偏不倚地停在了弥尔顿·升的家门口。我原以为这些警察是来抓捕这个被国际通缉的男人，所以赶紧拿起摄像机随时准备冲出去。可没想到警察们端起枪并收缩包围圈的对象，竟然是我们这辆面包车。
这一次不是黑手党，而是警察把枪口对准了我和本塔纳。我悄悄打开了摄像机，向警察出示护照等身份证件，并就情况进行了说明。事实证明，申请采访签证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目睹这场混乱后，弥尔顿·升的妻子从房子里走了出来。经过翻译，我才知道是她叫来的警车。她报警说：“有一辆来历不明的车一直停在我家门口。”看来这片地区本来治安就有问题，当她得知我们为媒体工作时，似乎松了一口气。她虽然表示“不能让你们见弥尔顿·升”，但还是接受了我的采访。可问题是，如果弥尔顿·升向妻子隐瞒了在日本“肇事逃逸”的事实，那就不能经由我的口告诉她这件事。这是我的采访原则，毕竟他的家人是无辜的。
不过，弥尔顿·升的妻子非常坦率地告诉我们：“在日本发生的事，我都听说了。”
她边说边大幅度地用肢体动作比画着：“他承认开车撞了人，从事故现场逃逸。这些事情他全都告诉我了……”
据说，弥尔顿·升在撞死人逃回巴西的三个月后和她结了婚。现在，两个人已经有了孩子，生活过得幸福美满。我虽然感到内心的某个角落情绪汹涌澎湃，但还是努力保持冷静，告诉她被害人的父亲现在一个人住，生活过得孤苦无依。然而，她对此不以为意，说：“这不关我们的事。”
当我问她“弥尔顿·升对事故有什么感想”时，她瞪大了眼睛，对着天空摊了摊手，声音越发尖锐：“他可担心了。害怕遭到上帝的惩罚，让我们的孩子也跟被害人一样死于非命。”
原来逃犯根本不在乎被害人，只关心他自己或家人是否会遭天谴。
这一天，我们发现了一件完全不曾料想到的事。
前天走访帕特里夏·藤本的旧住所时，出来应门的那个发福的男人其实是她的父亲。帕特里夏和父亲一起从日本逃回了巴西。而且根据我打探到的消息，她父亲在滨松生活时也会说日语。
被耍了……
我们再次前往帕特里夏的住所。因为有弥尔顿的事情在先，我心头已经积起一股怒气。带着这股怒气，我再次按响了门铃。没多久，那个发福的男人，即帕特里夏的父亲，优哉游哉地出现在格栅铁门的另一边。
“藤本先生，你其实会说日语吧？”我忍不住高声质问，可对方一味装傻，隔着铁门吐出一串葡萄牙语。这根本不能算是对话。在房子门口，两种语言你来我往，激烈交锋。
我说：“山冈夫人有些话要我转达，可不可以好好谈一谈……”
我把手伸进铁门的空隙，想要把山冈夫人托我转交的信递过去。可是男人对我的话置若罔闻，嘴里不知吼了一句什么，砰的一声关上了里侧的木门，再也没有露面。我抬头看去，发现二楼房间的窗户开着。难道帕特里夏本人也在家？
回来之后，我让人翻译了摄像机记录下的对话。帕特里夏的父亲对我吼的那句话是：“去死吧！”
理子母亲托付给我的那封信仍旧留在我的外套口袋里，终究没能转交出去。信里写了这样一段话：
“帕特里夏：你现在心里在想些什么？你和我一样，也是一位母亲，想必也一样会感到痛苦。我相信你会的。如果你多少也觉得自己做错了，请站出来公开道个歉……”
因为抢劫杀人而被通缉的阿尔瓦伦加·元又身在何处呢？
随着调查不断深入，我们寻获了一些蛛丝马迹，找到了这个男人出生的地方。虽然不能确定他现在就在那里，但手上已经没有其他线索。于是我从圣保罗出发，坐巴西国内航班飞去了主要城市贝洛奥里藏特。
我们在机场包了一辆车。公路穿过牧场，越过农田，笔直延伸，看不到尽头。我们的车在路上飞驰了大约四个小时，来到一座名叫里奥卡斯卡的山区小镇。这里就是阿尔瓦伦加·元的家乡。
小镇有一万五千人口。听司机说，这一带治安不太好。住在这里的人相互之间几乎都认识，万一被人发现镇上来了一个日本人，恐怕会惹上麻烦。我全部的线索只有一张半身照。条件本来就不利，还不能离开车子，这样子真能找到这男人吗？
鹅卵石的路面凹凸不平，我让司机把车开得很慢，在狭窄的巷子里钻进钻出。一路上，随处都能看到人们在路边或坐或躺。即使是镇上最繁华的地段，路边也只有两排卖日用杂货和食品之类的小店。镇子不大，但我们迟迟没有找到目标人物，唯独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转机出现在车子靠近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在一家门面不大的小店门口，一个男人张腿坐着，我的目光瞬间被他吸引。男人穿着一件灰白两色的T恤，宽厚的肩膀几乎要把衣服撑破。小店蓝色的招牌上写着“餐厅”，这个词我看懂了。我们在近处停了车，透过贴着深色膜的窗玻璃，我死死盯着男人的脸。
轮廓、眉毛、眼睛、鼻子，还有嘴。
我反复对比着男人的脸和我手里的照片。无论看上多少次，全都一模一样。
就是他。
在日本的餐馆里抢劫杀人的男人，逃回故国后却在餐馆里干起了活。我在车里用摄像机拍下了男人的样子。下一步就是直接采访本人。
案发当晚究竟发生了什么？我面前的这个男人，真的是杀人犯吗？很多事情必须确认清楚。如果犯人真的是他，还要劝他向警方自首。
“好了，行动吧！”我给自己打气，但身体没能立刻做出反应。
我在害怕。
这很正常。我要面对的男人身材魁梧，住在治安恶劣的小镇，而且还是一起抢劫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那位翻译此刻正在后排座位上像只乌龟一样缩着脖子，甚至用两只手挡住了脸。我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幸亏本塔纳出手相助。
“OK，我们上。”他像个孩子一般天真一笑，毫不犹豫地拉下了银色的车门把手。
我们在餐馆背后一座小小的环岛边做起了准备。我让本塔纳帮我拿摄像机偷拍，然后在自己胸口藏了一只领夹式麦克风。
至于翻译，没有陪我一起去……
我听人说过，阿尔瓦伦加·元长期住在日本，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但问题是，这种地方按理说不会出现日本人，如果还没开始采访，他就发现了我，搞不好立刻会猜到我的意图。万一他和帕特里夏的父亲一样，只说葡萄牙语抵死不讲日语，那我到最后也无计可施。到时别说采访，就连确认这男人是否真的是阿尔瓦伦加·元本人，都会变得极其困难。
虽然本塔纳可以和这男人用葡萄牙语对话，但如果没了翻译，我和本塔纳之间只能依靠两人都不太靠谱的英语交流，总之情况相当棘手。但话说回来，眼下唯一能依靠的，也只有这个数天前刚刚认识的男人了。
采访现场总是这样。
无论我们怎样愁眉苦脸，没有的就是没有。案件、事故、灾区。没有胶片、没有防寒服、没有水和食物、没有轮班的人……就算这样，这些年我都想方设法扛了过来。
这一次，决不能再被谎言蒙蔽！
我连比带画地叮嘱本塔纳打开摄像机，保持 3米左右的距离紧跟在我后面。
我仰起头看着天，做了一次很深很深的深呼吸。
巴西的天空蓝得无边无际，格外美丽。
我追踪一个杀人犯到了地球的另一端，这事说起来本来就已经有些疯狂。我看了一眼本塔纳，刹那间，他被人用枪顶着脑袋的照片掠过了我的脑海。
我迈开步子，踏上了通向那家餐馆的人行道。
到这一步，我已经不能再回头。
我蹑手蹑脚，一步一步靠近那个男人。要走死角。为了不让他发现，我从他视线的死角步步逼近。我心脏的某个部位在微微抽搐。男人庞大的身躯瘫靠在餐馆门前的金属折叠椅上，他整个人正在一点点变大。与此同时，我五感全开，面颊感受着风的吹拂，脚底甚至开始捕捉到路面些微的起伏。
我要让你全都想起来！
想起那家小小的餐馆，想起那些安分守己过日子的人，想起那个为你亲手煎了一块牛排的人。难道他家人的悲叹从来不曾扰动你的内心？难道在遥远亚洲的某个角落，有人天天以泪洗面，你真的可以毫不在乎？
如果真是这样，至少，我也要让你心里颤上一颤。
胜负只在一瞬之间。
当我几乎一伸手就能碰到那个男人时，我往肺里吸进足量的空气，猛一下子招呼道：“阿元！”
他似乎吃了一惊，回过头，应了一声：“是，是我。”用的是日语。
在这样一座小镇，长相和照片上的人一模一样，而且精通日语，这样的巴西人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抢劫杀人犯，就是你！
“我有事要跟你谈一谈。”
“你是哪位？”
不知是不是起了戒心，男人压低了声音。
“我是日本电视台的，从日本来。关于滨松的案子，想找你问一些情况。”
男人突然沉下脸来。
他似乎终于逐渐理解了为什么会有日本人出现在这种地方，也意识到了我的出现意味着什么。
少顷，男人不情不愿地开了口：“我们去那边说。”
他指了指远处，从椅子上站起身。椅子腿的金属管在混凝土地面上擦出一阵刺耳的声响。
男人站起来后，身材矮小的我不得不仰视他。我面前的臂膀足有树干那么粗。
男人往周围环视一圈，注意到了我们包的车和其他几个人，说：“他们也是和你一伙的吧。我们上那边说。”
男人指着一条从车的方向看不到的小巷让我过去。这可不行。我身上戴的无线麦克风接收范围有限，我不能离车太远。
“就在这里说。”
“不行，不能在这里。”
千辛万苦追踪到的逃犯（作者摄）
我和男人在狭窄的路口你一言、我一语地争执起来，他的同伴似乎察觉到了异样，一个个聚拢过来。留在车里的翻译和摄像师看到这一幕，顿时陷入了恐慌。
车内开着的摄像机录下了当时两人的交谈：“不好，危险。”“那人要跑。”“不能跟过去，太危险了。”
男人把他宽厚的背转向我，抬步要走。
我冲他喊出了自己最应该问的问题：“你是不是真的杀了人？”
“……”
“别装傻。我在问你滨松那家餐馆里发生的事。”
男人背对着我，一言不发，迈开了步子。
“你不打算回日本向警方自首吗？”
男人已经打定主意，不管我问什么全都充耳不闻，只是快步离开。
摄像机拍下了整个过程。直到后来我才注意到，他同伴牛仔裤后面的口袋上印出了一个轮廓，看形状像是一把小型手枪。
我们回到车上，开车跟在男人身后。本塔纳打开车窗，大声质问着什么，但男人置若罔闻。他边走边点起一支烟，没多久便溜进了一栋建筑，消失在门后。这时翻译突然惊慌失措地叫嚷起来：“那里有警察，我们快跑！”我诧异万分：“为什么我们要跑？”翻译解释说：“这里的警察是民主警察，受雇于民，可能会扣押甚至逮捕我们。如果不赶快回机场，说不定要被盘问。”
虽然我感到不解，但站在这个国家的警察的角度来看，保护本国公民恐怕要比什么外国媒体的采访更加重要。我取出拍摄卡带藏进鞋子里，离开了小镇。
在一片可以俯瞰小镇街区的草原上，我极其难得地手握麦克风录制了一段报道，为采访画上了句点。虽然我不得不说自己深感无力，但在我的能力范围内似乎已经再没有什么可做的了。
回到圣保罗的那天晚上，我和本塔纳在酒店的酒吧喝了一杯。我们一边用叉子吃着肉和豆子做的下酒菜，一边喝着葡萄酒。毫无疑问，这次能采访到犯罪嫌疑人必须归功于这个男人。在那个紧要关头，换了谁都会畏怯退缩，但正是他，就像拍了拍我的屁股一样，主动招呼我勇往直前。对这个男人，我萌生出一种战友般的感情。
他笑着说：“我想去日本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吗？”我回答：“你一定要来，我带你去浅草转转。你听说过烤鸡肉串吗？就是迷你BBQ。”我在餐巾纸上画了一串蹩脚的烤串，笑着和他约定下次再聚。
我回到日本后，告诉静冈县警方找到了一名通缉犯，并汇报了他的具体下落。我还去见了遇害的餐馆店主的家人。她们得知阿尔瓦伦加·元的现状后，含泪诉说了心中的无奈与不甘：“真的很不甘心。明明知道犯人是谁，却不能把他抓起来。怎么会有这种事？！难道就不能想想办法吗？”连声音都在颤抖。
那位因为弥尔顿·升引发的恶性事故而痛失爱女的父亲，在逼仄的公寓里不解地对我说：“怎么会有人撞死了别人，逃到国外，然后自己结婚生子……同样是人，我实在想不通他怎么就能没有一点愧疚地活下去。我接受不了。”
那之后，我还用摄像机记录下了遇害人家属发起的签名活动和集会，并在东京采访了日本外务省官员和巴西领事，希望为解决问题寻找突破口。
我闷头窝在剪辑室，把这些素材整合到一起，做成了新闻特辑和NNN纪录片《潜逃》等节目。
同一时期，本塔纳制作的节目也在巴西播出。我接受了他的采访，还提供了追踪阿尔瓦伦加·元的录像。
第二年 2月，阿尔瓦伦加·元被捕了。
巴西当地电视台通过卫星发来了一段视频，记录了阿尔瓦伦加·元被警察带走时的情形。采访那天我看到的那条粗壮的手腕，终于被铐上了手铐。
审判采用受日本委托进行的“代理处罚”的形式。日方要求巴西的检察机关处罚巴西人在国外犯下的案件。巴西检方接到请求后，把静冈县警方提供的侦查材料作为证据，以抢劫杀人和纵火未遂的罪名提起了公诉。
巴西高级法院对阿尔瓦伦加·元下达了判决，判处其34年5个月的监禁。
另外，撞死女高中生后逃逸、担心遭天谴的桧垣·弥尔顿·升，也在终审判决中被判处4年监禁。撞死理子并逃逸的帕特里夏·藤本，也终于在 2013年被圣保罗州地方法院判定为过失杀人，处以2年2个月监禁。
三名罪犯潜逃多年之后，终于落入了法网。
面对这样的结果，我们是否能说遇害人家属的声音最终传到了异国他乡？很遗憾，我无法轻率地说出这样的话。因为遇害的人终究不可能再回到案发前的幸福时光。
我只希望，这些逃犯的落网至少能减少一些犯人作案后潜逃海外的现象。
我从巴西返回日本后没多久，那位葡萄牙语翻译给我打来了一个电话。他草草问候了两句之后，便通过听筒往我耳朵里灌进了一个让我极度震惊的消息：“听说本塔纳死了……”
翻译的日语带着外国口音，我花了一些时间才终于理解了这句话的意思。
说是死于一场车祸。某一天深夜，在圣保罗市内，本塔纳驾驶的奔驰车以 100多公里的时速撞向中央分离带。据说情况很不寻常，本塔纳根本没有踩刹车。
“就像在被什么人追杀一样……”
翻译留下这句话，挂断了电话。
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脑海中浮现出本塔纳被黑手党用枪口顶着脑袋的照片。
我看了一眼房间墙上挂着的一顶黑帽子。正是那个喝得酩酊大醉的圣保罗之夜，临告别时，本塔纳把这顶帽子扣在了我的头上。帽檐上绣着电视台的名字，侧面贴了一面黄黄绿绿的巴西国旗。作为回礼，我把我那块廉价手表送给了他。他把表戴到手腕上，向我竖起大拇指，会心一笑：“奥布里加德！”
我们那天相约“一起去浅草”，这个约定岂不是永远都不可能实现了？
他为什么会死？
我想了解更多关于他的信息，在网上搜了一下，搜出一段YouTube视频，似乎是专为悼念他做的。看来本塔纳身为一名记者，在属于他的土地上享有一定的声望。
视频里，本塔纳在案件或事故现场手握麦克风，一边用手比画，一边语速极快地进行报道。他有时还会把麦克风对准罪犯，甚至从飞机上跳伞空降。镜头记录下了这个男人以“现场”为重，一次一次奔赴采访第一线的身影。视频上打着一行葡萄牙语：“知名记者，死于事故”。
YouTube上还发布了另一段悼念视频，由许多张照片拼接成，以幻灯片的形式播放。视频配了一段悲伤的吉他伴奏作为背景音乐，记录了本塔纳过往的人生和工作。
幻灯片临近结尾时，我的目光死死钉在了一张蓦然出现的照片上。
地点是一片草原。
本塔纳单手握拳，竖起拇指，笑对镜头。
他的另一只手搭在一个人的肩上，而那个人就是我。
这是那天找到逃犯之后拍的，我们在俯瞰小镇的山坡上合影留念。在本塔纳的心里，那一天的经历是否也同样弥足珍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