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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一代，特别看重谯、沛和许、颍，主要事例有：建安七年（202）正月，曹操大军驻谯，下令优恤“旧土”“举义兵以来，将士绝无后者”；延康元年（220）七月，曹丕大军屯谯，下令“复谯租税二年”；黄初二年（221）正月，曹丕下诏“复颍川郡一年田租，改许县为许昌县”，又“改长安、谯、许昌、邺、洛阳为五都”。
按，汉代谯县隶属沛国（西汉称沛郡），曹操的家族即出自沛国谯县。汉末建安年间，曹操权势显赫，于是将原属沛国的谯、酂、城父等地划出，另置谯郡。曹丕即位称帝后，又特意将谯定为五都之一。
如资料所示，曹操、曹丕尊崇优待的是谯；然而，谯、沛的历史地理联系并未因新的行政区划而割断，相反，“谯沛”连称，在当时是具有特别含义的地缘政治概念，下面将要论及。汉代许县隶属颍川郡，自建安元年（196）曹操迎汉献帝都许，到建安九年曹操攻下邺城，许、颍是曹操的后方大本营。以后，曹丕又借用“许昌”的谶言，筑坛于颍川之颍阴繁阳亭，登基受禅。因此，许、颍也受到了曹丕的尊崇和优待。
曹魏尊崇谯沛、许颍，从表面看来是重视创业根本，但更本质的则是为了报偿“谯沛集团”“颍川集团”的创业功勋。
《三国志·魏书》列有《诸夏侯曹传》。据《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曹瞒传》及《世语》记载：曹操父曹嵩本来是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曹操与夏侯惇为从父兄弟。20世纪70年代在安徽省亳县曹操宗族墓葬中出土了一批字砖，其中一块刻有“夏侯右”字样，年代为东汉建宁三年（170），
由此证明夏侯氏与曹氏很早就存在着密切关系，也增加了《曹瞒传》及《世语》记载的可靠性。又，陈寿为《诸夏侯曹传》作评云：“夏侯、曹氏，世为婚姻，故惇、渊、仁、洪、休、尚、真等并以亲旧肺腑，贵重于时，左右勋业，咸有效劳。”
着重强调“夏侯、曹氏，世为婚姻”。稽诸史实，曹氏与夏侯氏的婚姻关系包括：一、曹操女清河公主嫁夏侯惇子夏侯楙；二、夏侯渊子夏侯衡尚曹操弟海阳哀侯女；
三、夏侯尚妻为曹真之姊（妹）。不过，这三例婚姻都发生在曹操及夏侯惇、夏侯渊的下一代之间，所谓“世为婚姻”不知是否另有所据。综括而论，我们对曹氏、夏侯氏之间的关系有如下认识：曹氏、夏侯氏都属籍沛国谯县，两个宗族间的密切关系由来已久；由曹嵩出继曹氏，使夏侯氏与后来的曹魏皇室之间多了一层宗族意味；在此基础上，曹氏、夏侯氏互通婚姻，结成更加牢固的宗亲关系。
曹氏、夏侯氏宗族是曹操创业过程中的一支骨干力量。曹操起兵后，“诸夏侯曹”纷纷投入曹操军中。兹据史籍记载，概述诸人主要行事于次。
一、曹操起兵之初，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等经常随从征伐。此外，曹操征讨陶谦，留夏侯惇守濮阳。夏侯惇曾领东郡、陈留、济阴太守，又领河南尹；夏侯渊曾领陈留、颍川太守。曹操初次起兵受挫后，夏侯惇、曹洪随曹操到扬州募兵。以上留守、领郡、募兵都是重任。
二、在争霸战争中，曹操逐步建立起一支由他亲自掌握的中军（也称内军）队伍，其主要将领有曹氏新秀曹纯、曹休和曹真。曹操的中军由帐下亲兵发展而来，主要来源有三：曹纯所督虎豹骑，为骑兵；许褚所领虎士，为“剑客”；典韦所率亲兵。曹纯在建安十五年（210）去世，其后曹休、曹真共领虎豹骑。曹休后来拜中领军，曹真拜中坚将军，领中领军，都是中军主将。典韦在建安二年战死。许褚后来拜中坚将军，亦为中军主将。值得注意的是，许褚为“谯国”（按，应作沛国）谯人，是曹操的同乡。曹操早期的中军将领还有韩浩、史涣。韩浩为护军、中护军，史涣为领军、中领军，二人均附入《诸夏侯曹传》，并且史涣是沛国人。由此可知，建安年间的曹操中军基本上控制在谯、沛籍武将手中。
三、随着争霸战争的发展，“诸夏侯曹”逐步建立起在曹操军中统督军事的优势。在征战中，夏侯惇、夏侯渊、曹仁等经常督率诸将，以后逐渐发展为都督诸军，总专方面之任。例如，建安十六年，苏伯、田银在河间起义，曹仁行骁骑将军，都督七军讨田银等。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征孙权还，夏侯惇都督二十六军，留守居巢。当时，许多著名将领都在夏侯惇等人的统督之下。
“诸夏侯曹”中，夏侯惇与曹操的关系已如前揭。此外，夏侯渊妻为曹操内妹，夏侯尚为夏侯渊从子。曹仁、曹洪是曹操从弟，曹纯是曹仁亲弟，曹休、曹真是曹操族子，他们与曹操血缘关系亲近。以上八人中，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曹纯在曹操起兵之初即随从征伐，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更是其中的突出代表。曹纯去世较早。曹洪生性贪鄙，重财好色，虽然累从曹操征伐，官至都护将军，却不大受曹操信重。曹休、曹真、夏侯尚与曹丕年龄相近，他们在曹操晚年已崭露头角，至于担当重任，则是曹丕嗣位以后的事。
除曹氏、夏侯氏宗族外，曹操还通过乡里、姻亲等关系壮大亲信队伍。许褚、史涣的事迹已见前文。丁冲与曹操同籍
，曾建议曹操“匡佐”汉献帝，两人情谊深厚。丁冲授职司隶校尉，他去世后，二子丁仪、丁廙也颇受曹操信重。任峻是河南中牟人，曹操初起兵时，他就率领宗族及宾客、家兵归附曹操。曹操以从妹嫁给任峻为妻，特加亲信，授职典农中郎将，让他主持屯田事务。其他如刘馥、武周等，都是沛国人，也受到曹操信任。刘馥授官扬州刺史，被委以东南事务。武周曾任张辽护军。曹操军中的中下级将吏，谯、沛籍人也应占有相当数量，因为曹仁、曹洪、许褚等起兵跟随曹操时，都数量不等地带领着家兵或乡里少年，这些家乡子弟兵因军功攀升的机会自然很多。《三国志》卷一八《许褚传》记录的材料颇为突出：“初，褚所将为虎士者从征伐，太祖（曹操）以为皆壮士也，同日拜为将，其后以功为将军封侯者数十人，都尉、校尉百余人。”仅许褚属下拜将封侯、授都尉校尉者就如此之多，其中大部分是谯、沛籍人，自不用说。许褚兄许定即以军功拜为振威将军，都督徼道虎贲。前文所引资料中曹操下令优恤“旧土”“将士绝无后者”，当以此为背景。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在洛阳去世，“或言可易诸城守，用谯、沛人”
。在发生如此重大变故的关键时刻，人们想到改易诸城守将，专用“谯、沛人”，说明“谯、沛人”在曹操政权中已经形成一个稳定的政治集团，他们是曹操的忠实亲信，在军队中拥有强大势力，可以在顷刻之间控制一些主要战略城镇。
透过以上论述，我们看到，建安年间所谓的“谯、沛人”，实际上是沿用汉代旧有地域观念，谯指谯县，沛指沛国，“谯、沛人”就是以曹氏、夏侯氏宗族为核心，包括许褚、丁冲、任峻等谯县籍人士或曹氏外籍姻亲，由此而外，扩大到与曹操政权关系密切的沛国籍人士。
很明显，这是一个具有浓厚的宗族和地域特征的政治集团。
在曹操政权中，与“谯沛集团”相对应，以荀彧、荀攸、钟繇、陈群等为代表的颍川籍士人构成了另一种势力集团，即“颍川集团”。
颍川士人大量进入曹操政权，形成与曹操在政治上的联合，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
首先，东汉时期豫州境内的汝南郡、颍川郡一带是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那里是人才集中之地。东汉末年发生“党锢之祸”，汝、颍地区的党人名士人数集中，地位突出，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尤为令人瞩目。
在接踵而来的汉末动乱政局中，各军阀集团对人才的争夺相当激烈，汝、颍名士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自然备受关注。这是颍川士人得以形成集团势力的前提条件。
其次，曹操早期的政治活动为他与颍川士人在政治上联合奠定了基础。众所周知，曹操出身于宦官家庭，是大宦官曹腾之孙。虽然曹腾与士大夫的关系处理得较好，但曹操的“浊流”出身使他很难挤进名士行列，他要谋求政治上的发展，必须另寻途径。
曹操选择了交游汝、颍名士这一途径。汝南、颍川既是大族、名士荟萃之地，为天下士林所瞩目，而许劭、许靖兄弟在汝南主持“月旦评”，亦声名远播。得名于汝、颍，对士人来说是身份的荣耀，更是仕进的资本。
曹操锐意求名，是费了一番苦心的。起初，名士南阳何颙、梁国桥玄对曹操颇为赏识，并且桥玄建议他结交许劭，以求取名声。在许劭那里，曹操获得“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的评价，其治乱才能受到肯定。与此同时，曹操还结交了汝南名士王俊及袁绍、袁术兄弟，并得到颍川李膺之子李瓒的赏识，从而在汝颍一带建立了较为广泛的联系和影响。
曹操做的另一件事是远离宦官势力，在政治上向士大夫靠拢。在任洛阳北部尉时，他捕杀了小黄门蹇硕的叔父，京师因此整饬。后拜议郎，又上书为党人领袖窦武、陈蕃鸣冤申屈。曹操的上述举动引起了朝野的注意，其后冀州刺史王芬等图谋废黜灵帝、驱除宦官，他也受到召引。在政治抱负上，曹操也向士大夫趋近。他后来作《让县自明本志令》，自述本志为：“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
我们知道，东汉党人与宦官势力作斗争，双方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地方同中央的对抗，党人领袖如陈蕃、李膺等都有守郡作教、树立名声的经历，曹操的志向正是循其轨范。曹操任济南相时，整肃吏治，禁断淫祀，也的确表现得颇为出色。
再次，颍川士人与曹操在政治上结合，是双方互相选择的结果，其中颍川士人充分发挥了其政治卓识和自主精神，显得尤为重要。在此过程中，荀彧起了关键作用。荀彧投奔曹操是在初平二年（191），其时曹操任东郡太守，实力十分有限。在此之前，荀彧、荀谌、辛评、郭图等颍川士人应同乡冀州牧韩馥迎请，前往冀州，到达时袁绍已夺韩馥之位，彧弟谌和辛评、郭图等遂被袁绍任用。据称“彧度绍终不能成大事”
，于是去袁归曹，这也是第一个投靠曹操的大族名士。继荀彧之后投靠曹操的有戏志才、郭嘉，而这两人又是由于荀彧的推荐。郭嘉也曾北上冀州见过袁绍，但他认为：“夫智者审于量主，故百举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
因而也舍袁投曹。建安元年（196）曹操迎汉献帝都许后，更多的颍川士人陆续前来归附。其时豫州是曹操占领地区，许是颍川属县，对于那些流移在外的颍川士人来说，他们归朝、仕州郡、返乡完全一致，条件相当便利。当然，曹操看重汝颍士人和荀彧大力推荐，始终起着重要作用。曹操曾致书荀彧说：“自〔戏〕志才亡后，莫可与计事者。汝、颍固多奇士，谁可以继之？”
而《三国志》卷一〇《荀彧传》注引《彧别传》记载：
前后所举者，命世大才，邦邑则荀攸、钟繇、陈群，海内则司马宣王（司马懿），及引致当世知名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俨之俦，终为卿相，以十数人。取士不以一揆，戏志才、郭嘉等有负俗之讥，杜畿简傲少文，皆以智策举之，终各显名。
曹操要荀彧推荐“汝颍奇士”，而荀彧推荐的基本上只是本籍士人，包括荀攸、钟繇、陈群、荀悦、杜袭、辛毗、赵俨、戏志才、郭嘉等，共达九人之多。此外，为曹操建屯田之策的枣祗也是颍川人，他在曹操起兵之初就已归附。
当颍川士人大量进入曹操政权时，正值军阀兼并战争剧烈，大小军阀经过一番吞并后，业已形成几个势力较大的军阀集团。颍川士人在此时与曹操结合，对于曹操巩固政权和扩大政治影响力，以及在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中战胜对手，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颍川士人在曹操政权中发挥的作用，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叙述。
第一，在政治、军事以及经济方面的作用。
颍川士人在政治上的第一个贡献是帮助曹操夺取汉献帝，实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战略。最早向曹操提出“宜奉天子以令不臣”建议的是毛玠，当时曹操任兖州刺史，而汉献帝正在长安，为凉州军阀李傕、郭汜所掌握，因而条件并不成熟。建安元年，汉献帝在“白波帅”杨奉、韩暹等挟制下由河东回到洛阳，曹操遂正式提出奉迎天子的议案。但谋士们顾忌“白波帅”势力强大，心存疑虑。最终是荀彧申明大义，晓以事机，促使曹操断然定下奉迎大计。
同袁绍争夺霸主地位是曹操前期事业的重心，而官渡之战则是决定曹袁双方生死成败的关键。正是在同袁绍集团的斗争中，在官渡决战前后，颍川士人运用智慧，出谋划策，几乎在所有重大方面或环节上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如若说曹操霸业成功的历程镌刻着颍川士人的功绩，绝非夸张之辞。当曹袁决战之际，曹操所占据的兖、豫二州四面受敌，除正面来自河北的袁绍大军外，西面马腾、韩遂等关中诸将持观望态度，是一个难以预测的因素；而在东南和西南面，刘备先是在徐州一带反叛曹操，后又受袁绍指使，勾结汝南郡黄巾余部刘辟和龚都，企图在曹操的后方开辟第二战场，给予曹操以直接威胁；受刘备等影响，东南和西南诸郡背叛曹操的甚多。作为应对之策，曹操授命钟繇“以侍中守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委之以后事，特使不拘科制”
。钟繇坐镇长安，迫使马腾、韩遂遣子入侍，暂时稳定了关中形势，从而为曹操解除了西顾之忧。曹操对钟繇的镇抚之功予以充分肯定，把他比作为刘邦镇守关中的萧何。在东南和西南面，曹操一面发兵击讨刘备，同时委派得力的地方官镇抚当地局势。其中，东南诸县多以名士出任县令，陈群即被委任为酂令；而在西南面，赵俨任朗陵长，协助阳安郡都尉李通调整户调政策，安定了本郡。颍川士人直接参与官渡决战的则有荀彧、荀攸和郭嘉。荀彧任侍中守尚书令，镇守许都，曹操“虽征伐在外，军国事皆与彧筹焉”
；荀攸任军师，郭嘉任军师祭酒，相从曹操筹划军事。当时发生的几次大的战役，如白马之战、延津之战、两次截击袁绍运粮车队，等等，都是荀攸以奇计破敌。后来曹操叙论荀攸功勋，要他自择封邑，把他与辅佐刘邦兴汉的张良相提并论。而当曹袁决战的紧要关头，曹操军粮将尽，写信给荀彧，打算退还许都。荀彧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对峙的情形作比喻，认为“先退者势屈”
，要曹操坚守待变，由此最终赢得了胜利。官渡战后，荀彧又谏止曹操南击刘表，要他乘势讨平袁绍，其结果是加速了袁绍集团覆灭的过程。曹操后来表彰荀彧功勋，特别强调他的这两项建议，称云：“向使臣退于官渡，绍必鼓行而前，有倾覆之形，无克捷之势。后若南征，委弃兖、豫，利既难要，将失本据。彧之二策，以亡为存，以祸致福，谋殊功异，臣所不及也。”
这是对荀彧功绩的高度评价。
经济方面，曹操兴办屯田，为争霸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枣祗是屯田之策的倡议者。
第二，在政权建设方面的作用。
颍川士人由于自身所具有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因而在联络大族名士、壮大曹操政权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如上引文所示，荀彧为曹操荐举的人才，除本籍士人外，尚有司马懿、郗虑、华歆、王朗、杜畿等外籍士人，他们大部分是在汉献帝都许后不久被征入朝的。这些人大多出身于东汉以来的高门大族，本身又颇具社会声望，其中华歆享名尤高，当何进秉政时，他就曾作为“海内名士”被征入朝。大致说来，在许都政权初建的那一段时间，荀彧任尚书令，全面主持人才的搜罗和安置事务，曹操首次大规模地征辟名士，是以他为中心而进行的；而荀彧进用人才，基本上是执行德行和才能并举的双重标准，颇具务实精神。荀攸继荀彧之后任魏国尚书令，也“推贤进士”，其地位和作用与荀彧大致相当，因此曹操评价说：“二荀令之论人，久而益信，吾没世不忘。”
除二荀外，同样在选用人才、建设政权方面起过重要作用的还有陈群。陈群起初被曹操辟为司空西曹掾属，纠举秽德，进荐贤能，有“知人”之誉。后来，他又擢任魏侍中领汉丞相东西曹掾，实际上全面主持选举事务。正因如此，他在曹操去世后不久即转任吏部尚书，倡议全面推行九品官人法。另一方面，当曹操破灭袁绍集团，取得争霸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之后，郭嘉建议他“多辟召青、冀、幽、并知名之士，渐臣使之，以为省事掾属”
。此举对于曹操巩固新占领的河北广大地区并扩大政权基础，极具建设性意义。
颍川士人在曹操政权中发挥着重大作用，是与他们在这个政权中所处的突出地位紧密相连的。荀彧、荀攸、郭嘉都是曹操倚重的主要谋士，二荀还分别官至汉尚书令和魏尚书令，居文职之首。继二荀之后，钟繇、陈群也被授予显重职位。其他如杜袭、赵俨、辛毗等人，曹操也很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给予他们重要的职位。杜袭在魏国初建时任侍中，是少数参与机密的近臣之一；稍后领丞相长史，随曹操到汉中讨伐张鲁；曹操返回长安，拜授他为驸马都尉，留督汉中军事；曹操班师东还，又亲自将他选任为留府长史，驻守关中。赵俨长期在军队中担当参军和护军之职，最初是参于禁、乐进、张辽三军，协和诸将；曹操南征荆州，赵俨任都督护军，护于禁、张辽、张郃、朱灵、李典、路招、冯楷等七军；曹操讨平关中后，赵俨受命为关中护军，统领经过改编的原韩遂、马超等的旧兵；关羽围攻樊城，赵俨又以议郎参征南将军曹仁军事。辛毗曾先后参都护将军曹洪军事，任丞相长史。从这些事实看来，颍川士人不仅在中央官府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就是在军队系统中，也拥有一席之地，处在辅助谯沛集团的地位。
颍川士人之所以作为集团势力在曹操政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还由于他们之间的内在凝聚力。颍川士人内部习惯于互通婚姻，喜好朋党交结，这种风气由来已久。以东汉时期颍川的一流高门荀、钟、陈、李四个家族为例，李膺的姑母为钟皓之嫂，他的妹妹又嫁给了钟皓的侄儿；陈群之妻为荀彧之女；钟繇为荀勖的从外祖，他们的确是姻娅相连。颍川士人之间或以师友之谊相推许，或以宗师弟子之义相过从，其朋党交结的情形在当时亦十分突出。
就进入曹操政权的颍川士人而言，他们秉承了上述传统，注重在政治上互相提携。其中比较典型的事例有：一、官渡之战前夕，曹操忧虑袁绍侵扰关中，荀彧乘机荐举钟繇镇守当地，得到曹操允准；二、官渡之战期间，袁绍派使者招诱豫州诸郡，诸郡相继背叛，惟阳安郡不动，而该郡都尉李通催征户调甚急。其时赵俨任朗陵长，遂书告荀彧，建议对阳安郡调整户调政策，荀彧经请示曹操后采纳了这个建议，最终安定了该郡；三、杜袭蒙钟繇表奏，由西鄂长拜议郎参军事，又受荀彧荐举，迁任丞相军祭酒，逐步获得曹操重用。由于彼此间的提携和关照，使得颍川士人拥有较为便利的条件，充分发挥其政治效能。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所谓“颍川集团”，就是颍川士人以特定的地域文化为背景，通过宗族、姻亲、乡里等关系相联结，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与曹操结合在一起的政治集团。他们由名士群体所构成，而大族名士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
以曹氏、夏侯氏宗族为骨干的谯沛集团和以大族名士居主导地位的颍川集团结合在一起，共同组成了曹操政权的统治核心，他们对掌文武，从组织系统和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对该政权起了决定性的支撑作用，因而成为曹操成就霸业的两个最重要因素。然而，这两个集团在社会构成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别，他们与最高统治者曹操在政治利益上的关系也不大一致，因此，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和曹操政权自身的演变，他们各自的政治取向将产生较大的分歧。
从史籍记载和曹氏墓砖刻辞反映的情况看，曹氏宗族拥有可观的经济势力和一定的政治潜力，
但却缺乏儒学素养，它在政治上崛起，主要是仰仗曹腾作为宦官的显赫权势。再从更广的范围看，谯沛集团成员大多尚武少文，社会层次较低，他们中称得上名士的大约仅丁冲、刘馥、武周等二三人而已，出身儒学大族的则几乎没有。对谯沛集团成员来说，由于相同的社会地位和相近的文化背景，他们与最高统治者曹操有着广泛的利益契合点。不仅如此，通过宗族、姻亲和乡里的纽带关系，他们更是企望从现政权中攫取到最大的政治利益。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谯沛集团与曹操在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并作为其忠实亲信和基本力量为他所倚仗，也就顺理成章。
颍川集团的情况则不同。颍阴荀氏、长社钟氏、许县陈氏三家都是汉末第一流高门，荀彧、荀攸、荀悦和钟繇、陈群，都是从他们的祖父一辈起传下来的世袭性名士，其他如杜袭、辛毗等也出自冠族。
这样一个由大族名士主导的政治集团，它与曹操的关系相对谯沛集团就要复杂得多。当汉末分裂扰攘、割据混战之际，拥有武装的军阀固然需要拉拢一批大族、名士，利用其社会影响作为政治上的依托，而大族、名士也必须投靠在某个军阀的旗号之下，借助其庇护以保全自己家族的地位，甚而进一步求得政治上的发展。颍川集团与曹操的结合，就是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然而，正如前面所述，颍川士人在同曹操结合的过程中，保持着较大的自主性和选择性，对此我们尚可作进一步申述。据《后汉书》卷七〇《荀彧传》记载：
彧明有意数，见汉室崩乱，每怀匡佐之义。时曹操在东郡，彧闻操有雄略，而度〔袁〕绍终不能定大业。初平二年，乃去绍从操。
这里说得更为明确：荀彧在政治取向上是以“匡佐汉室”为己任，他之所以舍弃袁绍而投奔曹操，正是由这一政治目的决定的。从当时的情况看，袁绍、曹操一同参加了关东联军讨伐董卓的战争，是其中的头面人物，但两人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表现差异很大。袁绍起兵主盟后，曾策划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借以与凉州军阀分庭抗礼，此举已经显露出他对待东汉皇权的不轨之迹；他身为盟主，临敌却逡巡不进。曹操在联军中则勇于进取，不畏强敌；对于袁绍“改易”天子的图谋，也严词予以拒绝。荀彧判断袁绍“终不能定大业”，当是怀疑袁绍能否匡扶汉室及是否具有足够的政治才能，而曹操“有雄略”，对待汉室未显异志，可以寄托兴复汉室的重任。同荀彧相比，郭嘉择主的政治意向也很明确，但其出发点和基本立场却有很大差别：建立“功名”是郭嘉择主的最终目的，为此，他支持自己的政治领袖创建“霸王之业”。荀彧和郭嘉的政治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颍川士人中存在着的两种倾向。大体说来，杜袭、赵俨选择曹操，更多是看重曹操的政治才能，
其立场当与郭嘉接近；荀攸、钟繇、陈群等人的立场则很可能更倾向于荀彧。
如前所述，曹操在其早期政治活动中主动结交汝颍士人并积极向士大夫靠拢，联系他同颍川士人结合的过程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双方最初的结合，在主臣关系上固然是曹操居主导地位，但在政治基础方面，则是曹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颍川士人。从后来政治演变的情况看，在建安十年（205）曹操破灭袁绍集团，取得争霸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之前，双方一致对敌，彼此间在政治上的分歧和矛盾尚不突出。尽管在此期间，曹操建立并实施“霸府”政治，藐视和架空皇权，并不符合以荀彧为代表的部分颍川士人的政治要求。而自建安十年以后，曹操进一步强化集权统治，“整齐风俗”，“破浮华交会之徒”，抑制大族、名士的社会政治影响；藐视儒家礼法，实行“唯才是举”，表现出愈加强烈的政治自主性。在这样的形势下，曹操与颍川士人之间的政治关系已发生很大变化，彼此间的分歧和矛盾也随之扩大。尤其是此时曹操试图把集权统治转化为建立魏国，进而实施“以魏代汉”的政治步骤，他与颍川士人的矛盾因此变得尖锐起来。
在颍川集团中，颍阴荀氏家族地位特别突出。荀彧既是曹操属下的第一谋臣，又是曹操联系其他颍川士人的主要环节；其兄荀衍曾任监军校尉，受封列侯；荀悦、荀攸则分别是他的从兄和从子。荀彧长子荀恽娶了曹操的女儿（安阳公主），他的女儿又嫁给了陈群。这样一个家族，从任何意义上都堪称是颍川集团的核心，而它在政治上的取向，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或左右着颍川集团的整体政治倾向。那么，这个家族的政治取向究竟有何具体表现和特征呢？
荀氏家族的政治取向在荀悦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据史载：
时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荀〕悦志在献替，而谋无所用，乃作《申鉴》五篇。其所论辩，通见政体，既成而奏之。
荀悦作《申鉴》的意图很明确，就是针对当时曹操擅权、献帝虚位的政治格局，阐述自己的政治见解，希望对此有所匡正。因此，《申鉴》五篇论议虽广，但主题集中在“政体”部分。从这部分内容来看，荀悦强调为政之“道本”在于“仁义”；执政的原则须去除“四患”：“一曰伪，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伪乱俗，私坏法，放越轨，奢败制”；执政的大臣应遵循“三顺”：“一曰心顺，二曰职顺，三曰道顺。”
荀悦的这些主张，处处切中曹操推行霸府政治的要害。与此同时，荀悦又删削班固《汉书》，作成《汉纪》三十卷，其序中称：“汉四百有六载，拨乱反正，统武兴文，永惟祖宗之洪业，思光启乎万嗣。”
目的在于宣扬前汉的功业，为复兴汉室营造舆论。荀悦在建安十四年（209）去世，根据《汉纪》序中“汉四百有六载”推断，《申鉴》《汉纪》均成书于建安五年（200）以前，可见他很早就对曹操心怀不满。荀彧尽管不像荀悦那样公开批评曹操，但他立论献策，无不以“乃心王室”为宗旨，与曹操推行霸府政治相背离。据史载：“献帝颇好文学，〔荀〕悦与〔荀〕彧及少府孔融侍讲禁中，旦夕谈论。”
荀彧、荀悦同以反对曹操著称的孔融掺和在一起，亲近汉献帝，并非偶然的巧合。从深层次的思想根源上说，他们同样具有深厚的大族情感和浓重的正统观念，实有许多共通之处。要之，荀彧、荀悦与曹操的分歧和矛盾，集中表现为是复兴“王业”抑或建立“霸业”，是遵循“王道”抑或奉行“霸道”。至于荀氏家族的另一个重要人物荀攸，早在董卓擅权时就有针对董卓的谋反之举，大概也不会轻易认同曹操建立“霸业”和奉行“霸道”。
颍川集团与曹操的矛盾和冲突，终于在曹操与荀彧之间爆发。建安十七年，曹操在董昭等人的支持下，拟进爵国公，受赐九锡，并以此密咨荀彧。这是曹操为把集权统治转化为图谋篡汉而采取的重大举措，因此，荀彧窥透其用心，断然表示反对。荀彧为此遭到曹操冷落，被迫自杀。对于荀彧自杀的原委，有关资料的记述有所差异。陈寿《三国志》本传记为“以忧薨”，范晔《后汉书》本传则明确记载：“〔曹〕操馈之食，发视，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孙盛《魏氏春秋》所记与范书相同。胡三省据此判断：“按彧之死，〔曹〕操隐其诛。”
我们认为，陈寿《三国志》对某些敏感事件的记述多取回护笔法，而范晔《后汉书》、孙盛《魏氏春秋》记述此事确凿，“隐诛”之说是成立的。
荀彧之死是影响当时政局的一件大事，它表明作为曹操属下第一谋士和功臣的荀彧，由于思想观念上同曹操相抵触，已经成为曹操图谋篡汉的一大障碍。因此，曹操以果断而隐晦的手段除掉荀彧，使自己既定的政治目标得以不受阻挠地实现，同时尽量避免过分刺激其他颍川士人。这件事同时也表明，颍川士人与曹操的政治关系必须作新的调整。就颍川士人而言，他们中的一部分从一开始就支持或默许曹操建立“霸业”，而随着时势的变化，“汉室不可复兴”已愈来愈成为一种共识，因此，他们可以接受或支持曹操所作的任何政治安排，包括篡汉自代。而对曹操来说，在他摒弃荀彧之后，修复同颍川士人的关系，继续利用其社会政治影响，对于他图谋篡汉，尤其显得重要而迫切。
建安十八年（213）五月，曹操进爵为魏公，魏国建立，标志着曹操在通向篡汉自代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在此之前，曹操授意文武群僚发起了大规模的劝进运动，荀攸、钟繇、杜袭等颍川士人均在劝进群僚之列。魏国建立以后，荀攸授职魏尚书令，居文职之首，钟繇任大理，杜袭任侍中，陈群任御史中丞，他们成为最早接受魏国官号的一批重臣。荀攸去世之后，钟繇在建安二十一年八月擢拜为魏相国。这是一次不寻常的拜官。《宋书》卷三九《百官志上》“相国”条称：“自魏晋以来，（相国）非复人臣之位矣。”其实早在东汉末年，董卓自号相国，情况已是如此。但钟繇并非权臣，他被拜授为魏相国，只是曹操力图维系与颍川集团的政治联合而采取的非常措施，象征意义十分突出。大约与此同时，陈群也擢升为魏侍中领汉丞相东西曹掾，处在显重职位。颍川士人与曹操终究协调立场，修好关系，在实施“以魏代汉”的政治步骤方面取得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