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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天下分崩，群雄争霸，袁绍、袁术是割据群雄中势力和影响较大的两个。袁术曾先后割据南阳、九江两地，一度僭称帝号。袁绍于初平元年（190）在勃海起兵，翌年夺得冀州，全盛时期占据了青、冀、幽、并四州的广大地区，他在建安七年（202）去世，而袁氏在河北地区的势力一直存续到建安十一年（206）。袁绍、袁术以公族子弟身份活跃于汉末政治舞台，其政治行为无疑具有所属家族的特征，尤其是袁绍势力盘踞河北地区达十数年之久，影响深远。因此，深入剖析汉末袁氏政权，是我们了解汉末政治演变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本章即着眼于此。
《三国志》卷六《袁术传》注引《魏书》载，袁术因僭称帝号而众叛亲离，乃归帝号于袁绍，且云：
“汉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门；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与周之末年七国分势无异，卒强者兼之耳。加袁氏受命当王，符瑞炳然。今君拥有四州，民户百万，以强则无与比大，论德则无与比高。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续绝命救已灭乎？”绍阴然之。
这段文字表达了袁术、袁绍对当时政局的看法，以及袁氏在此局面下的政治意向，值得深入剖析。
东汉王朝的统治到后期越发积弊深重，已经呈现出上下离心的态势。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揭开了推翻这个腐朽王朝的序幕。在统治阶级上层，也酝酿着革故鼎新的政治图谋。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被镇压，主持镇压的大将皇甫嵩以车骑将军领冀州刺史，手握重兵。汉阳人阎忠劝他“征冀方之士，动七州之众”，南下洛阳，剪除宦官，最终推翻汉朝，自己称帝。皇甫嵩认为这是“非常之谋”，断然予以拒绝。
中平五年（188），冀州又有一次发动军事政变的阴谋。党人领袖陈蕃之子陈逸、南阳许攸、沛国周旌、术士襄楷等与冀州刺史王芬结谋，打算乘汉灵帝重游登基前在河间的旧宅之机，将他废掉。这件事因灵帝放弃返回旧宅的行程而夭折。
两次政变虽然都未付诸实施，却透露出重要的信息，即在部分士大夫的意识里，东汉皇权已不再那么神圣；为了自身集团的利益，他们甚至不惜冒易代废帝那样越出儒家道德轨范的风险。
以后董卓把持朝政，擅兴废立，迁都播越，玩弄“神器”于掌股之上，实实在在地剥去了东汉皇帝的神圣外衣。随之而来的是军阀混战，各据一方，以至于“郡郡作帝，县县自王”
。袁术的上述言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来的。
袁术进言包含着三层意思。第一，汉朝丧失天下已久，皇帝仅仅是名义上的主宰，实际政治则掌握在私家手中。汉末雄豪角逐与周末七国分势无异，终将是强者兼并天下。第二，袁氏受命当王，既有符瑞应验，又有强大的实力作依托。第三，曹操想匡扶衰弱的汉室，终究无济于事。这些见解袁绍都是私下认同的。
在袁术上书之后，袁绍从弟济阴太守袁叙也致信袁绍云：“今海内丧败，天意实在我家，神应有征，当在尊兄。”
由此看来，袁术的政治见解不仅仅代表了其本人和袁绍，也反映了袁氏家族其他成员的意愿，具有浓重的家族印迹。
早在春秋时期，世卿把持诸侯国政柄，形成典型的“政在家门”局面，结果导致晋国被赵、魏、韩三家瓜分，齐国被田氏取代。袁术提出“政在家门”，上拟春秋，次比战国，其主题是凭借袁氏的家世资本和政治实力取代汉朝。
“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不再满足于作汉公辅，而是图谋取汉而代之，这就是以上袁术言论的实质。因此，所谓“政在家门”，实际上是袁氏在汉末乱世的政治行动纲领，表明袁氏是以汉朝的当然继承者自居的。这样一个行动纲领，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袁绍、袁术政治活动的主要方面，必将对袁氏政权的兴衰存亡产生重大影响。
汝南袁氏提出“政在家门”的口号，是有其家世背景的。袁氏世传《孟氏易》。袁安历仕明帝、章帝、和帝三朝，官至司徒，立身清正，为士大夫所敬仰。自袁安至袁逢、袁隗兄弟，四世居三公位，是与弘农杨氏齐名的公族世家。由于袁氏与汉王朝联系紧密，它在政治上与时扬抑，往往得风气之先。桓帝初年，外戚梁氏用事，袁成为五官中郎将，“壮健好交结，大将军梁冀以下莫不善之”
。桓灵之际，宦官专擅朝政，“时中常侍袁赦，隗之宗也，用事于中。以逢、隗世宰相家，推崇以为外援。故袁氏贵宠于世，富奢甚，不与它公族同”
。袁氏一面立身外朝，为士大夫所推戴，一面依违于外戚、宦官之间，以此保持“贵宠”地位于不坠。
东汉末期，“主荒政谬”，官僚士大夫与宦官势力之间争斗激烈，社会矛盾日益激化，预示着一场大规模的动荡和变革即将到来。袁氏所在的汝南及毗邻之颍川、南阳一带，是当时政治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其中，汝、颍名士在士人群体中享有极高声望，其政治才能备受推崇，有“汝颍固多奇士”之说。
袁氏出入朝堂，依托汝、颍，加之“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
，如能顺应时势，自然可以在政治上有一番更大的作为。担当这一历史使命的，主要是袁氏新秀袁绍和袁术。
袁绍年少为郎，后除濮阳长，遭母忧去官。母丧期满，又追行父服，凡在冢庐六年。此举是当时士人“砥砺名行”的一个重要途径。之后，袁绍徙居京师洛阳。《后汉书》卷七四本传载：
绍有姿貌威容，爱士养名。既累世台司，宾客所归，加倾心折节，莫不争赴其庭，士无贵贱，与之抗礼，辎軿柴毂，填接街陌。内官皆恶之。中常侍赵忠言于省内曰：“袁本初坐作声价，好养死士，不知此儿终欲何作。”叔父太傅隗闻而呼绍，以忠言责之，绍终不改。
袁绍利用家世资本结交士人，“内官”对其所作所为分外嫌忌。另据《三国志》卷六本传注引《英雄记》载，袁绍“好游侠，与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伍德瑜等皆为奔走之友”。所谓“奔走之友”，并非简单的结友交游。《后汉书》卷六七《何颙传》载，何颙字伯求，南阳人，因党事亡匿汝南郡境，“所至皆亲其豪桀，有声荆豫之域。袁绍慕之，私与往来，结为奔走之友。是时党事起，天下多离其难，颙常私入洛阳，从绍计议。其穷困闭厄者，为求援救，以济其患。有被掩捕者，则广设权计，使得逃隐，全免者甚众”。很明显，袁绍与何颙等往来“奔走”，乃是为党人广开避祸脱难之途，目标直接针对着宦官势力。中常侍赵忠怀疑袁绍，必是有所风闻。
袁绍在士大夫中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扩大了自己的影响，下一步便是谋求实际政治权势。他受辟为大将军何进掾，为侍御史、虎贲中郎将。中平五年（188），初置西园八校尉，统领禁军，袁绍为中军校尉。次年，灵帝去世，少帝刘辩继位，大将军何进与太傅袁隗辅政，录尚书事。袁绍与何进合谋，策划诛除宦官。为壮大势力，何进“博征智谋之士”二十余人，见于史籍记载的有逄纪、何颙、荀攸、郑泰、陈纪、王匡、王允、王谦、伍琼、鲍信、刘表、华歆、蒯越等13人，大都是党人或其亲族。
其中，伍琼即伍德瑜，汝南人，与何颙同为袁绍的“奔走之友”。这份不完整的征召名单显露出袁绍在拟定名单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袁术时为五官中郎将，也与何进深相结纳。
何进与袁绍在特定的形势下结成政治联盟，对双方都具有重要意义。按照汉朝惯例，幼主登基，多以外戚辅政，因此，何进以元舅之尊而为众望所归。但是，何进在政治上骤然崛起，缺乏实力基础。袁氏“树恩四世”，势大根深，虽说袁绍为何进故吏，却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势力。何袁联盟乃是何进享其名而袁绍专其实，两者互为补充依托。从《后汉书》卷六九《何进传》所载史实来看，情况也确实如此。然而，事情的发展却非何进、袁绍等始料所及。何进败死，董卓进京主政；袁绍、袁术等虽然消灭了宦官势力，却又受制于凉州军阀。袁绍被迫出奔冀州，袁术逃往南阳。东汉王朝经过这场变乱，迅趋瓦解。
袁绍逃奔冀州后，由于伍琼、何颙等周旋于内，董卓不仅赦免其罪，而且拜他为勃海太守，封邟乡侯。初平元年（190），袁绍据勃海起兵，打出讨伐董卓的旗号。“山东豪杰”一时俱起，共推袁绍为盟主。袁绍自号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与冀州牧韩馥拟立幽州牧刘虞为帝，被刘虞拒绝。董卓闻讯，尽诛袁隗以下留在京师的袁氏宗族。据《后汉书》本传载：“是时豪杰既多附绍，且感其家祸，人思为报，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为名。”在战乱初起的那一刻，汝南袁氏积久的家世资本释放出巨大的政治能量，成为袁绍割据争霸的基础。袁绍逼迫韩馥，夺取冀州，便是利用了韩馥为袁氏故吏、政治上软弱等因素。自此至建安四年（199），袁绍攻灭盘踞幽州的劲敌公孙瓒，占据了河北青、冀、幽、并四州的广大地区，实现了“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的既定战略。
袁绍政权在河北地区的活动，以下分别加以考察。
袁绍集团的主要成分，除袁氏宗亲外，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一是与袁绍同时从洛阳逃奔冀州者，包括逄纪（籍贯不详）、南阳许攸（即许子远）。二是韩馥的颍川籍同乡，包括荀谌、辛评、郭图等，他们由韩馥从本籍接来，到达时袁绍已据韩馥之位，遂接受袁绍任命。三是河北本地的大族豪强，包括广平沮授、钜鹿田丰、魏郡审配、清河崔琰、安平牵招、北海王修等，他们在袁绍政权中占有的比重最大。当初韩馥打算将冀州让给袁绍，沮授为骑都尉，与韩馥长史耿武，别驾闵纯，治中李历，从事赵孚、程奂等并力劝阻。韩馥让位后，袁绍辟沮授为别驾。沮授进言袁绍，称颂功德，指画方略，甚至说到“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士，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长安，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诛讨未服”
，深得袁绍赞赏。田丰、审配在韩馥治下不得志，袁绍分别以二人为别驾、治中，甚见器任。冀州大族最初支持韩馥，排斥袁绍，表现了其地方性的一面。然而，袁绍具有的公族世家地位更能代表其政治需要，因而他们很快转向接受、拥戴袁绍。随着袁绍统治区域的扩大，更多河北大族进入该集团，袁氏政权的地域色彩也愈来愈重。
关于袁绍在河北地区的统治，郭嘉有一段较为全面的评析。他论袁绍有“十败”，曹操有“十胜”，其中提道：“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绍因累世之资，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
内容涉及袁绍的治国政策、用人原则、统治方略等重要方面。以此征诸史籍，实际情况又如何呢？《三国志》卷一一《王修传》载：“袁氏政宽，在职势者多畜聚。太祖（曹操）破邺，籍没审配等家财物赀以万数。”反映了袁氏治下权贵积聚之丰厚。袁绍的重要谋臣许攸即以“贪财”著称。与上述情况对应，必然是对普通百姓横征暴敛。史称袁谭在青州，“肆志奢淫，不知稼穑之艰难。……募兵下县，有赂者见免，无者见取，贫弱者多，乃至于窜伏丘野之中，放兵捕索，如猎鸟兽”
。以上事实说明，所谓“袁氏政宽”，实质上是对权贵、豪强侵暴小民的纵容，而这正是东汉末期弊政的延续和发展，即郭嘉所谓“以宽济宽”。建安九年（204）九月，曹操攻破邺城，下令说：“袁氏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衒鬻家财，不足应命；审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为逋逃主。”
该令比较全面地揭露了袁氏治下“强民隐藏，弱民兼赋”情况之深重。在用人方面，袁绍以长子袁谭为青州刺史，中子袁熙为幽州刺史，外甥高幹为并州刺史，各自总揽一方，很能说明问题。而他对待属下谋士，则是另一种情况。沮授足智多谋，见识深远，起初颇受袁绍信重，先任冀州别驾，后拜监军、奋威将军。他对袁绍打算进攻曹操持有异议，郭图等人乘机谗间他。袁绍听信郭图等人的意见，分沮授所统为三都督，由沮授、郭图、淳于琼各典一军。田丰刚直忠正，因反对袁绍进攻曹操所采取的策略，竟遭袁绍“械系”，终于被杀。就统治方略而言，袁绍自称“备公族子弟，生长京辇，颇闻俎豆，不习干戈”
，意在标榜儒教礼法。为此，他特意把大儒郑玄请来，甚至行军作战也带在身边。袁谭也能“接待宾客，慕名敬士”
。在袁氏父子属下，礼法之士颇不乏人，而其中不少是缺乏真才实干者。透过以上几个方面，我们看到，袁绍政权在河北地区的统治，沿袭了东汉的陈规而不能有所突破和革新；依靠这样的统治者和政权，根本不可能扫除东汉末期以来的政治积弊。从这个意义上说，汝南袁氏在政治上继承了东汉王朝的衣钵，而这构成了“政在家门”实际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
袁绍统治时期，还致力于镇压境内的黄巾军。同时，改善与乌丸等边境少数民族的关系，立乌丸“酋豪”为单于，与之和亲，“乃抚有三郡（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乌丸，宠其名王而收其精骑”
。这是前述袁绍既定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后袁尚、袁熙战败，逃往辽东，投靠单于蹋顿，企图借乌丸势力卷土重来，正是乃父奠定的根基。
袁绍统治时期的活动，最突出的莫过于他与东汉朝廷的关系，同样突出的是袁术与东汉朝廷的关系，这些构成了“政在家门”实际内容的最主要方面。
袁绍在洛阳时，董卓打算废黜少帝刘辩，改立献帝刘协，袁绍表示反对，为此与董卓闹翻。待到起兵以后，袁绍与韩馥图谋立刘虞为帝，借以与凉州军阀分庭抗礼。此举已经显露出袁绍在对待皇权问题上的不轨迹象。兴平二年（195），汉献帝在“白波帅”杨奉、韩暹等挟持下返回河东安邑，沮授明确提出“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郭图、淳于琼却认为汉室衰败已久，不可复兴，“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意在干脆弃置汉朝皇帝，兼并天下而称王称帝。
袁绍采纳了郭图等人的意见。袁绍作出这样的决断是有思想基础的。他在初平元年（190）起兵，据史载，“是时年号初平，绍字本初，自以为年与字合，必能克平祸乱”
，即对兼并天下颇为自信。他构想占据河北四州的战略，便是以“争天下”为最终目标。再从当时的形势看，汉献帝最初受制于董卓，继而受制于李傕、郭汜，以后又被“白波帅”杨奉、韩暹等挟制。当他脱离凉州军阀投奔“白波帅”时，被李傕、郭汜追败于弘农曹阳，公卿百官多被杀害。东汉皇室至此已是苟延残喘，而那些挟持汉献帝的军阀集团也未能形成气候。这些因素必定也在袁绍的考虑中。总之，在袁绍看来，东汉皇室已经不是一个能够左右政局的因素；弃置汉朝皇帝，兼并天下而自立，可以省去许多麻烦。但是，恰恰在这个判断上，袁绍犯了致命的错误。
建安元年（196），曹操运用政治手腕，从“白波帅”手中夺取汉献帝，定都于许，收到巨大的政治效果。袁绍这时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借口许下卑湿，要求曹操将汉献帝迁徙到邻近冀州的鄄城，以便就近控制。曹操当然予以拒绝。建安四年，袁绍兼并公孙瓒，统领四州，聚众数十万，骄心炽盛。他授意主簿耿包上书云：“赤德衰尽，袁为黄胤，宜顺天意，以从民心。”
然后将耿包上书示于军府僚属。众人以为耿包“妖妄宜诛”，袁绍不得已杀耿包以弭其迹。不久，袁绍不顾沮授等人反对，向曹操集团发起总攻，进逼许都。官渡一战，袁绍惨遭失败，其皇帝梦就此破灭，而袁氏势力也由盛转衰。
与袁绍相比，袁术代汉称帝的野心更为迫切。袁术逃奔南阳后，适逢长沙太守孙坚杀南阳太守张咨，领兵前来投靠，遂据有该郡。据《后汉书》卷七五本传记载，袁术“少见谶书，言：‘代汉者当涂高’，自云名字应之。
又以袁氏出陈为舜后，以黄代赤，德运之次，
遂有僭逆之谋。又闻孙坚得传国玺，遂拘坚妻夺之”。后来孙坚战死，袁术转战至九江，自领扬州刺史。他写信给少年时知交下邳陈珪，希望陈珪辅佐自己争霸天下，并拘质陈珪中子陈应。陈珪回信，以大义谴责袁术。兴平二年（195），汉献帝及其追随者在曹阳被李傕、郭汜等打败，袁术大会群下，称云：“今海内鼎沸，刘氏微弱。吾家四世公辅，百姓所归，欲应天顺民，于诸君何如？”
主簿阎象当场表示反对。名士河内张范、张承兄弟，孙坚子孙策等也对袁术的阴谋加以抵制。建安二年（197），袁术不顾众人反对，采用河内张炯的符命，僭称帝号，自称“仲家”。以九江太守为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不久，陈珪、陈登父子使用反间，诱使袁术的主要盟友吕布反目，导致二者互相攻伐，袁军大败。随后，曹操率军讨伐袁术，再败袁军。袁术接连损兵折将，部属离叛，物资匮乏，建安四年忧困病死。
汝南袁氏在汉末乱世提出“政在家门”的政治纲领，并据以指导其政治实践，最终却以失败而告终。造成这一系列事态的基本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认为，以下两个方面值得注意。
首先是东汉时期世家大族势力的发展及其政治取向的演变。汉朝自武帝倡导五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长盛不衰。当时选拔官吏实行察举征辟制度，主要是叙用所谓“经明行修”之人，于是，儒学与仕宦相结合，出现了不少累世习经的权贵世家。这种情况在东汉时期更为突出。仅就光武帝的佐命功臣而言，大多是习染儒术者。
虽说东汉大部分时期是外戚、宦官交替把持朝政，但构成统治集团支柱的无疑还是那些世家大族，即便是外戚也以世族居多。世家大族或者开门收徒，教授经书；或者任官时辟署掾属，构成主从关系。那些门生、故吏便成为世族强有力的社会、政治基础，他们与世族的关系甚至用“录牒”“名籍”的形式确定下来。
世族势力的发展导致国家政治权力呈普遍下移趋势。
汝南袁氏是东汉时期最著名的世族之一，它在汉末政治舞台上崛起，既是上述世族势力发展的一般结果，又有其特殊性。上文所析袁氏与现实政治联系紧密，善于把握时势，是一个方面；袁氏处在汉末政治较为活跃的汝、颍地区，有所依托，是另一方面。在这样的前提下，袁绍、袁术更为积极地参与现实政治，发起新一轮官僚士大夫反宦官的斗争，从而走上了政治前台。随着东汉王朝解体，袁术、袁绍打出“政在家门”的旗号，以汉朝的当然继承者自居，企图取而代之。
汝南袁氏图谋篡汉自代，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汉末群雄割据，大小军阀称王称帝者皆有，但在比较有势力和影响的军阀集团中，公开提出要代汉自立并付诸行动的却只有汝南袁氏之袁术、袁绍。袁氏之所以敢于作出如此“非常之举”，除了借用“五德终始”的天命说教和谶纬迷信外，主要还是仗恃“四世公辅”的政治地位和由此发展壮大的政治势力。这就表明，中国专制皇权经过长期演变，至汉末已受到由其自身孕育发展起来的世家大族势力的严重挑战。
其次是当时人如何看待东汉皇权。如前所述，东汉皇权在汉末已丧失其神圣性，部分士大夫对它采取轻视态度，个别世家大族甚至想取代它。然而，汉朝立国四百年，在人们心目中的影响根深蒂固，即便在东汉王朝业已解体的形势下，汉朝皇帝的独特作用依然不可忽视，这种作用主要通过大族、名士的政治倾向表现出来。袁术称帝后迅速败亡，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失去了大族、名士的支持。袁绍之所以失败，也直接或间接与大族、名士的政治态度有关。当初颍川士人前往冀州投靠韩馥，其中包括颍阴荀氏家族之荀衍、荀彧、荀谌和荀悦，结果除荀谌留在袁绍集团外，其余三人都南下投奔了曹操。荀彧舍袁投曹，是因为他“每怀匡佐之义”，“而度绍终不能定大业”，
当是怀疑袁绍能否匡扶汉室及是否具有足够的政治才能。像荀彧那样怀疑袁绍的名士还有不少。比如党人领袖李膺之子李瓒、颍川郭嘉怀疑袁绍的政治才能，鲁国孔融怀疑袁绍对汉室图谋不轨，
等等。袁绍在冀州，曾经派人到汝南迎接本籍士大夫，但从史籍反映的情况看，效果并不好。汝南士人之所以应召者少，除了一部分在战乱初起时已流徙江南外，
还与他们对袁绍的看法有关。和洽就认为“本初乘资，虽能强大，然雄豪方起，全未可必”
，因而拒绝应召，南下荆州。其实，还在更早以前，汝南名士王俊与曹操结交，两人已对袁绍、袁术的不轨之迹有所察觉。
无可否认，汝南袁氏的家世资本是袁绍赢得众多大族、豪强拥戴的重要原因，在袁氏本籍汝南郡更是如此。但是，袁绍野心太大而才能有限，对于那些有政治远见的士人来说，他并不是一个可以托付前途命运的乱世之主。袁绍依托汝、颍发展政治势力，当他割据河北地区时，汝南士人从之者少，颍川士人则大多投靠了曹操，帮助曹操将他打败，很能说明问题。再从曹操这边看，他之所以成功，一是掌握了汉献帝，二是具有非凡的政治才能。事实上，一部分名士投奔到曹操集团这边，是冲着汉献帝而来，如杨彪、孔融；一部分是看中了曹操的政治才能，如郭嘉、杜袭、赵俨等；还有的是两者兼而有之，如荀彧
。汉献帝的特殊作用与曹操的政治才能结合，两者相得益彰，而这正是袁绍所欠缺的。诸葛亮分析曹操战胜袁绍的原因，指出“非惟天时，抑亦人谋”
，确为中的之评；“天时”者皇权，“人谋”者，政治才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