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柳君春新撰写的《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一书即将出版，邀我写个序言，这是件好事，我欣然应允。

春新君的这本书，包括博士学位论文在内，共计十四篇论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分论汉末曹氏的治国思想、政策和有关政治事件，而以曹操“霸府政治”为终结，计论文七篇；下篇分论曹魏文、明二帝以及此后司马氏主政时的政治倾向、政策和相关事件，而以晋武帝治国方略为终结，计论文六篇。另附“汉晋之际的北地傅氏家族”研究一篇。

从汉末桓、灵天下大乱，到西晋武帝重归统一，只不过一百多年，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史中只能算短短一瞬。但是，它确是历史的转折时期，社会繁杂纷乱。汉晋之际，从政权来说，最少应包括魏、蜀、吴三国鼎立。春新君这部书没有谈东吴，也没有写蜀汉，而以曹操、曹丕代汉，到司马氏父子代魏为主线，只写了曹魏、司马晋的历史，颇有受东晋襄阳史家习凿齿“以晋继汉”思想影响之嫌，我想这大概是另有道理的。在当时，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一个较成熟的阶级占据政治统治地位，由豪强、大族建立起来的曹魏、司马晋两代王朝，大概正代表着这种历史的走向。豪强也好，大族也好，其统治集团的家门政治和家门意念，不仅在当时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影响深远，随着东晋、南朝诸王朝的此伏彼起，这种政治和理念占据统治地位，尤其是新、旧门阀士族阶层是这样。

“政在家门”这一口号，不仅道出了汝南袁氏政治活动的关键内涵，而且也是当时政治军事诸集团的利益趋向。当时以及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各武装割据集团的政治、军事、经济以及文化诸方面的利益，往往是以“家门”利益作为最高利益来考虑的，无论是汝南袁氏、河内司马氏，还是谯沛曹氏、夏侯氏几乎无一例外，这大概可以看作以宗族乡里为基础形成的割据势力的共同特性。春新君正是以此为线索来勾画分析这段历史所发生的政治、军事、文化诸方面的变化及其特点，多能从繁杂纷乱之中得到澄清。这种分析，从根本上讲是以阶级、阶层剖析为基础的，也自然是顺理成章、符合客观事实的。该书以《论汉晋之际的北地傅氏家族》一文作为结尾，大概正是力图以个案分析来表达作者的写作主题吧。

春新君还提出了一个颇有趣味、值得研究的问题，即汉末曹操建立的“霸府政治”。曹操的“霸府政治”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个具有历史特点的政治模式。曹操把他的丞相府置于黄河以北的邺城，用以遥控建都黄河南岸的许县汉献帝的朝廷。在二十多年的精心经营中，逐步形成一套既可以与汉朝廷官府机构对接，又能够熟悉并掌握汉朝政的丞相僚佐体系；形成一套既能够操纵朝政，又能够在形式上维持汉朝廷的政权运转机制；通过“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权术，最后水到渠成，达到取汉献帝而代之的目的。曹操的这种政治思维和实践影响十分深远，成为此后三百年中频繁改朝换代的政局变化中的极为常见的一种。我们看到北朝后期怀朔镇豪强高欢在掌握军政大权后，他和他的丞相府长期西据晋阳，遥控太行山东麓、漳水河南岸邺城的魏孝静帝，最后以高齐取代了东魏。高欢的诸多作为效法的正是曹操。这当然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而是在封建割据势力形成之后，各种武装集团争夺皇权合乎历史进程的重要形式的一种。

春新君勤于思考，刻苦钻研，初步树立了朴素务实的良好学风。这种学风的形成，除了春新君自身的努力之外，与他有良好的学习环境、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有关。春新君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先后在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攻读并取得硕士、博士学位。这个研究所是在史学前辈唐长孺教授领导下的，所内外各位老师对春新君的硕士、博士论文，从写作提纲到论文撰写、答辩，都进行过系统的帮助和严肃的指导，因而他深受研究所朴素务实学风的影响。在这里，特别应该注意的是春新君实际上也曾受益于北大史学学风的熏陶，在撰写博士论文的阶段，何德章同志的认真指点是春新君所念念不忘的。

作为近十年的辛勤劳动成果，现在有机会公开发表，大家都很欣慰。听说春新君又有新的计划，准备花更多时间、精力，对唐修《晋书》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整理。这是一件繁重的、有益于后学的工作，是我多年梦想而未做成的事。借此机会，我预祝计划成功，给古代史研究在资料建设方面留下传世之作。

黄惠贤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一日于武昌珞珈山南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