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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尼提出社会性别这个有别于生理性别的概念之后，接下来的理论步骤似乎就是证明：一方面，社会性别在某种意义上是独立存在的；另一方面，生理性别无法独立于社会性别存在。事实上，莫尼被后女性主义者批判的一点，就在于他仍然承认存在某些不同的生理性别，也就是说，每个孩子在其出生之时都有一个确定的生理性别，尽管莫尼认为生理性别在性别认同中不发挥重要作用。而现在，在莫尼之后，似乎需要进一步证明的是“社会性别决定生理性别”——我的生理性别是我的社会性别的产物，我的性别认同取决于我的意志。
而第二阶段的论证工作首先是由“后女性主义生物学”标杆人物安妮·福斯托-斯特林做出的，之后则由她的朋友朱迪斯·巴特勒继续。巴特勒不仅坚称生理性别并非客观存在，甚至人的整个身体也不能在没有相关“话语”的前提下独立存在。同样，当莫尼在法国声名狼藉之时，这一既存在又不存在的性别理论的卫道士们则试图让人们相信他们才是莫尼最早的批评者。比如，普雷西亚多就解释，巴特勒应该是最早一批反驳莫尼“规范主义”主张的人之一。不过，他们的批评实际上是将莫尼的论证推到极端乃至荒谬的程度。相比于莫尼，他们在彻底解构生理性别与身体这一方向上走得更远。
安妮·福斯托-斯特林是最早从这一角度批评莫尼的人之一。早在1985年，她就在其著作《性别神话：有关男性与女性的生物学理论》（ Myths of Gender: Biological Theories about Women and Men ）中提出了这一观点。而后，她在自己最著名的著作《赋身以性：性别政治和性的建构》中，对这一观点做了更为全面的陈述。起初，福斯托-斯特林相当欣赏莫尼的观点，并承认莫尼与埃尔哈特合著的《男人和女人，男孩和女孩》这本书深得其心：“他们将社会性别的概念运用到个体心理学，因而此书甫一面世，我便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其中的内容。” [1] 她称赞莫尼和他的同事们成功地证明了决定社会性别的是教育而不是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并不是由生殖腺、激素抑或染色体决定的。福斯托-斯特林而后不无赞赏地引用了莫尼的观点：“从对双性人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性行为与性取向（男性或女性）都没有内在或本能层面的基础。” [2] 对福斯托-斯特林来说，莫尼与他合作者的论证直到此处都很不错，他们错就错在仅止步于此——生物学二元原则，即认为只存在两种生理性别。福斯托-斯特林为他们从未质疑过“只存在两种生理性别的基本假设”而感到遗憾。在他们看来，“他们的患者需要医学治疗，是因为他们本应成为一名男孩或女孩” [3] 。
这些科学家研究双性人案例，以证明自然因素在性别认同问题上不起重要作用。然而他们却未曾质疑“只存在两种生理性别”这个基本假设本身，他们研究双性个体的目的只是更深入地了解何为正常发育。换言之，对莫尼来说，双性现象是由本质上异常的过程导致的。他们的患者需要医学治疗，是因为患者 本应 成为一名男孩或女孩。 [4]
而福斯托-斯特林认为，正如双性人案例的多样性所揭示的那样，实际情况要比莫尼认为的复杂许多。她意图借助自己生物学的教育背景来提升观点的可信度，即自然界不只存在两种性别，而是至少有五种乃至无限多种。在颇具噱头的《五种性别：为何“男性”及“女性”概念是不充分的》（ Les cinq sexes : Pourquoi mâle et femelle ne suffisent pas ）一书中，她阐述了上述观点。她总结道：
在本书中，我指出社会中的二元化性别体系并不足以充分涵盖人类性征的完整光谱。因而我提议，用一种囊括五种性别的体系来取代原有的。在新体系中，在男性、女性之外，我还添加了“双性人”（即“真正”意义上的雌雄同体，生来同时具有一个睾丸和一个卵巢）、“偏男性”（即偏男性准雌雄同体，生来具有一对睾丸，并具有部分女性生殖器官特征），以及“偏女性”（即偏女性准雌雄同体，具有卵巢，并具有部分男性生殖器官特征）。 [5]
由此，福斯托-斯特林认为，自然界中存在一系列生理、激素或染色体层面的渐变，构成了所有自然生物之间的统一体。基于此，也存在一系列处于两种性别之间的可能的中间性别。她更愿称这些人为“双性人”而不是“雌雄同体”，在她看来，双性人的存在表明了在不同性别以及各种性征之间的统一体的存在。基于此，在生物学意义上区分男性和女性，在现在已经绝无可能了。她继而指出，在一个孩子出生之时就确定其性别的做法本质上是一种基于现有文化的武断决定，是一种粗鄙的二元思维的产物。我们不难想象助产士们在每次迎接新生儿并为其指定性别时的踌躇不决。为了证明这种武断决定比人们想象的要普遍，福斯托-斯特林重新评估并上调了天生双性人的数量：据她估算，这种情况约占新生儿总体数量的1.7%。尽管这个估值就其绝对数量而言并不高，但与大多数生物学家所提供的数据相比，这实际上已经是个相当骇人听闻的估值了：为得出上述数据，福斯托-斯特林实际上将具有不同类型的性征障碍的新生儿（先天性卵巢发育不全综合征、先天性睾丸发育不全综合征、腺体增生等）全都归集到这一范畴中。而事实上，所谓“真正的双性人”是极为罕见的，罕见到根本不足以支撑任何观点，遑论由此产生什么新的性伦理学或对社会的彻底重组了。 [6] 莫尼引入理论偏差，即基于罕见的双性人案例，来建构一套关于性别差异（或者说，关于性别差异不存在）的理论；而在福斯托-斯特林这里，这种偏差被进一步放大了。
福斯托-斯特林的这一相当简洁的“证明”似乎已经足以说服大多数性别理论家，比如朱迪斯·巴特勒：“就算身体形态和构造向我们证明，人有且仅有两种生理性别（我们在之后还会质疑这一点），我们也依旧没有理由认为社会性别应该就此局限于两种。” [7] 是啊，为什么不呢，就像黑格尔曾经讽刺的那样：“ 这好比想象 一头母牛飞到天上，先是和一只骑在驴背上的螃蟹亲热，然后又怎样怎样。” [8] 传统的生物学类别概念似乎已然不具任何意义：因为自然是连续统一的，因而提出任何分类都是不可能的。性别理论家埃里克·法桑对“五种性别”的说法沉醉不已：“纵然这一表达本身略带讽刺之意，但不应掩盖其包含的理由。实际上，它指向了某种生物学统一体。” [9]
对后女性主义者而言，福斯托-斯特林《赋身以性：性别政治和性的建构》的一个巨大亮点就是提供了某种关于生物学本身的批判性观点。而在此视角下，传统生物学被打上了“性别化”和“男性化”的烙印，因为这门科学认为只存在两种性别，并且人类的繁殖不可避免地是有性繁殖。从这一视角出发，后女性主义者认为生物学应该受到彻底的批判。因而，当他们发现一位生物学家——安妮·福斯托-斯特林正在这么做的时候，他们由衷地感到欣喜。而实际上，正如在当下被西方社会的某些人视为“政治不正确”的女性主义者卡米拉·帕格利亚（Camille Paglia）讥讽的那样，巴特勒不算是真正的生物学权威：“她在哲学领域开启自己的职业生涯，然后放弃，而后被那些搞文学评论的人捧成一位大哲学家。但是，我们要问，她真的从事过科学研究吗？她想否定生物学，并进而宣称性别是彻头彻尾的社会建构，但她这些主张究竟是基于哪些文献和研究的呢？说到底，这些主张不过是一场游戏，一场文字游戏，而她的工作本身不仅完全是一条死路，更是贻害无穷。” [10]
正如其一篇文章的标题——《社会书写生物学/生物学建构性别》所主张的那样，
[11]
对福斯托-斯特林而言，生物学关于性别特征的二元视角不过是特定时期的社会和文化观念的结果。生物学并不“中立”，而是和所有科学门类一样，都是某种“处境化的知识”，取决于其运作时所处的社会和文化条件。它只是“借由别种手段去实施的政治策略”
[12]
。性别活动家一般会对生物学抱有敌意，因为在他们看来，生物学是一门“本质主义”
的学科。在“性别研究”中，对生物学中的“认知特权”的批判并不鲜见——该认知特权主张在自然界存在两种性别，分别是男性和女性：“现有的生物学误导了我们。目前的生物学是父权制的生物学，深陷男性中心主义和异性恋主义这两种应该摆脱的毛病，不然每当我们用生物学谈论女性的时候，都必然会遇到问题。在下文中，我们会将这一问题与种族问题做类比讨论。”
[13]
因此，按他们的说法，唯一可接受的生物学应该是明确的“处境化”的生物学，也就是女性主义的生物学，这种生物学反对那种伪客观的生物学，后者不过是一种男性偏见（乃至种族主义偏见）的表达形式。其实，如果依照这些性别活动家的主张，我们实际上仍会回到陈旧的将科学一分为二的区分方式，只不过在这里，相应术语被替换为“女性中心主义、母权制或同性主义”的科学对抗“父权制”
的科学。
福斯托-斯特林对莫尼提出的另一项重要批评并不在理论层面，而是在实践层面。她关注的是莫尼（及其后大多数处理双性人案例的机构）实施的性别重置手术。在她看来，通过手术，莫尼迫使那些尚未确定自己性别认同的人被困在一个不一定属于他们的性别身份当中。从这个角度出发，莫尼似乎已经在与自己的争论中败下一阵——福斯托-斯特林对此颇感得意：“大量重置‘失败’案例的公之于众，以及双性人权益活动的兴起，使得越来越多的小儿内分泌学家、泌尿科医生以及心理学家开始质疑最初那些生殖器外科手术所传达的理念。” [14] 因此，就大卫当时的状况而言，如果他提出了相应要求，那么莫尼就应该尽可能地推迟手术。坦白来说，对于福斯托-斯特林的这一项批评，我们的确认同——珍妮丝·雷蒙德当年对莫尼也提出了同样的批评。
不过，具体到福斯托-斯特林这里，情况更为复杂，因为她走得更远：她认为，实际上最好干脆永远不要为大卫再次手术。因为在她看来，所有的二元区分都终将完结，尤其是其中涉及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二元区分。根据福斯托-斯特林的说法，双性人现象不仅不是一个毫无特殊价值（甚至具有负面价值）的事实状态，相反，这种现象极具价值：双性人预示着一个不再有明确区分的、属于人类的光明前景。届时，关于性别多元性的思考将以梦幻般的方式延续：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将不再有固定的性别身份或认同。性别的选择范围将不仅限于“男性”或“女性”：性别“将呈现极致的多样化，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那将是一个权力共享的世界。患者与医生，家长与孩子，男性与女性，异性恋与同性恋，所有上述的这些对立，包括其他种类的对立，届时都将消散于无形，因为它们是分裂的根源”。 [15]
因而，在福斯托-斯特林构想的理想世界中，我们将可以不断地从一种性别身份切换到另一种，从一种社会地位切换到另一种：一切都将不再有任何限制。这让人不由得回想起一个古老的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我们将“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16] 但是，伟大如马克思，也未曾想过我们有朝一日可以上午当男人，晚上当女人。值得一提的是，福斯托-斯特林自己那少得可怜的几篇科学论文主要研究的是扁形动物，尤其是涡虫，它们雌雄同体，并同时具有雌雄两性的繁殖器官。这种扁形动物既可以通过有性繁殖的方式繁衍，即每个个体通过储存另一个个体的精子的方式自我受精；也可以以一种更令人惊奇的方式繁殖，即无性别的分裂繁殖。这着实新颖独特，并且或许这正是福斯托-斯特林希望我们迎接的光明前景。不过可惜，抑或可喜的是，相比这些原始生物，我们多多少少已然完成了一些进化，以致我们想不出如何退化回扁形动物。
此外，这种对双性人及其所揭示的、以性别不明确为核心特征的“光明前景”，恐怕还会碰到一些“小麻烦”，比如肾上腺功能障碍、癌症以及其他各种疝气。对此，福斯托-斯特林不得不加以回应（当然，看起来只是随口一提）：“在我的乌托邦构想中，双性人社会所面临的重大医疗问题，将是伴随这种社会发展而偶尔出现的一些潜在的致命病症。” [17] 因而，为此有必要“构想某种新型的医疗伦理，使得性别模糊性可以持续蓬勃发展——当然，这种性别模糊性也植根于一种终将超越性别等级划分的文化” [18] 。在她眼里，如果人类可以借此终结性别差异，那么最终来看，这点代价算不了什么。
[1] A. Fausto-Sterling, P. Touraille, 《Autour des critiques du concept de sexe. Entretien avec Anne Fausto-Sterling》, Genre, sexualité et société , 12, automne 2014.Consultable sur http:// journals.openedition.org/gss/3290.
[2] J. Money, cité par A. Fausto-Sterling, Corps en tous genres , op. cit. , p. 68.
[3] J. Money, cité par A. Fausto-Sterling, Corps en tous genres , op. cit. , p. 68.
[4] J. Money, cité par A. Fausto-Sterling, Corps en tous genres , op. cit. , p. 68.
[5] A. Fausto-Sterling, Les cinq sexes. Pourquoi mâle et femelle ne suffisent pas , Paris,Éditions Payot & Rivages, Petite Bibliothèque Payot, trad. Anne-Emmanuelle Boterf, 2013, p. 72.
[6] 某些评估显示，这种同时具有睾丸和卵巢的个体案例约占总出生人数的0.018%。（L. Sax, 《How Common Is Intersex ? A Response to Anne Fausto Sterling》, The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 vol. 39, nº 3, août 2002, p. 177.）另外，在法国，据某书估计，在每年约80万名新生儿中，约有“十几名真正的双性人”，占前者比例的0.0013%。（cf. J. Picquart, Ni homme ni femme. Enquête sur l’intersexuation , Paris, La Musardine, 2009, p. 136.）
[7] J. Butler, Trouble dans le genre (Gender Trouble). Le féminisme et la subversion de l’identité ,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6, p. 67. （中文版参见 [美] 朱迪斯·巴特勒著，宋素凤译，《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8页。——译者注）
[8] G. W. F. Hegel, La Phénoménologie de l’esprit , Paris, Aubier-Montaigne, 1977, p. 278.（中文版参见［德］黑格尔著，先刚译，《精神现象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09页。——译者注）
[9] E. Fassin, V. Magron, Homme, femme, quelle différence ? , Paris, Salvator, 2016,p. 33-34.
[10] D. Nester, 《An Interview with Camille Paglia》, Bookslut , avril 2005. Consultable sur www.bookslut.com.
[11] A. Fausto-Sterling, 《Society Writes Biology/Biology Constructs Gender》, Daedalus ,vol. 116, nº 4, automne 1987.
[12] A. Fausto-Sterling, Corps en tous genres , op. cit. , p. 286.
[13] T. Hoquet, Des sexes innombrables. Le genre à l’épreuve de la biologie , Paris, Seuil,2016, p. 62.
[14] A. Fausto-Sterling, Les cinq sexes , op. cit. , p. 81.
[15] A. Fausto-Sterling, Les cinq sexes , op. cit. , p. 62.
[16] Marx, L’Idéologie allemande , t. I, Paris, Éditions sociales, 1968, p. 63. （中文版参见［德］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0页。——译者注）
[17] A. Fausto-Sterling, Corps en tous genres , op. cit. , p. 121.
[18] A. Fausto-Sterling, Corps en tous genres , op. cit. , p. 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