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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别的概念确实存在。具体来说，此概念的明确出现应追溯至1955年——在美国名校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心理学家、性学家约翰·莫尼笔下，这一概念宣告诞生。长期以来，莫尼一直被女性主义者、后女性主义者尊为英雄。就连曾在几年前指责米歇尔·翁弗雷提及莫尼过往的比阿特丽斯·普雷西亚多本人，也在其作品《睾酮瘾君子》（
Testo Junkie
）中为莫尼留了一个极为突出的位置。在莫尼身上，她看到了一个用“社会性别的技术可塑性”来反对“生理性别僵化”的人，“（莫尼的）工作为我们呈现出一种新的可能性，即通过激素或手术改变那些出生时带有生殖器官（以及/或者特定染色体的）的婴儿的生理性别。相比之下，单纯以其视觉和话语标准，医学并不足以严格断定婴儿的性别”。
[1]
因此，莫尼被视作致力于推进一项激进的、开启了一个新时代的积极变革的作者。同时，这一变革还为那些借助睾酮（雄激素）进行自我改造的尝试赋予意义，其中就包括比阿特丽斯·普雷西亚多（女性名）更名为“保罗·B.普雷西亚多”（男性名），以此进行“过渡”而做的诸项尝试：“如果说，在19世纪的学科体系中，生理性别是自然的、确定不变以及先验的，那么从今往后的社会性别则体现为综合的、可塑可变的，并可以借助技术手段对其进行转移、模仿、制造和复制。”
[2]
不仅如此，普雷西亚多还颇为抒情地将社会性别概念的提出者与黑格尔和爱因斯坦相提并论，认为前者的重要性不亚于后两者：“如果说社会性别这一概念为我们带来了某种观念上的断裂，那么这一断裂就表现在，它最先让我们反思性别差异建构的基本结构。这种理论上的贡献是里程碑式的，一经奠定，便不再倒退。因而，莫尼之于性史恰如黑格尔之于哲学史，亦如爱因斯坦之于时空概念。莫尼的工作开启了某些观念的终结过程：自此，‘性别—自然’的概念、‘自然—历史’的概念、线性和广延的时空观逐渐崩解。”
至于莫尼本人，他后来从未停止对外界表明自己才是“社会性别”这一术语的真正发明者。1995年，他曾将矛头指向《牛津英语词典》，因为该词典将这一术语的发明归功于另一位作者，并将其发明时间推迟。莫尼并未忘记指出，“该词在英语中的首次出现”是在他195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用于表示一种“人的属性，而不仅是生理性别的同义词”。莫尼进一步解释，该术语表示“在婴儿、儿童以及成人群体中被亲密感受到和被公开表现出的男性气质的总体程度。尽管不一定，但在通常情况下，该属性与生殖器官的解剖结构相关” [3] 。
约翰·莫尼成长于一个隶属新西兰弟兄会的清教徒家庭。在新西兰惠灵顿大学完成心理学学业后，他在哈佛大学继续自己的研究，并于1952年提交了自己关于雌雄同体（如今被称为“双性人”）问题的博士论文《雌雄同体：关于一个人类悖论的本质的研究》。据其自传所言，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兴趣源于他在哈佛参加的一次案例展示，该展示聚焦于一个被当成男孩抚养长大的孩子，“这个男孩生来就没有阴茎，只有一个大小和外形类似阴蒂的器官，尽管外科手术和激素疗法都未能奏效，但他仍然以男性的身份生活。此后，他结了婚，通过收养成为父亲，并在他所任职的医学界获得了认可” [4] 。这个男孩曾一度在青春期被女性化，尽管发生了这些变化，但是“在心理上他仍是一个男孩，并且无法接受自己被视作女孩” [5] 。因此，男孩在教育中接受的社会性别胜过了他的生理性别，正是这一观察让莫尼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
如其标题所示，莫尼的论文旨在阐明一个哲学问题，即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因而，这不是一个临床问题，而是一个阐明“某个人类悖论”的哲学问题。我们不能忘记的是，莫尼是一位心理学家而不是医生，因此相比于为双性人患者提供治疗，更令他感兴趣的是从双性人现象中提炼出关于自然和文化在性别认同的构建过程中的作用的普遍理论。“对雌雄同体患者的心理学研究，为关于决定性别特征的遗传因素的经典争论提供了有趣启示，或者从另一方面说，也为思考决定性别特征的环境性因素提供了启发。” [6] 同时，对莫尼来说，这一研究也意味着拒绝当时的保守道德观，并提出一个极端自由主义的主张。对于那些被批评偏离主流道德的人，莫尼则是不惜一切代价地接受，这也解释了他为什么想用更中性的术语“性偏离”（paraphilie，在希腊语中意为“旁侧之爱”）来全面代替听起来有些负面的术语——“性倒错”（perversion），来指称那些在道德规范之外的性行为。
由此，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莫尼便致力于研究双性人的问题。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其中大多是与一对医生夫妇合著的——乔安·汉普森（Joan Hampson）和约翰·汉普森（John Hampson）。我们可以发现，他对性别特征的思考建立在双性人这个极为特殊的情况的基础上。而正是由此出发，莫尼开辟了一个至今仍在拓展的研究领域。社会性别概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提出的。恰如他的传记作者所说，莫尼“开创了一种属于我们当代的趋势，即将双性人模型视作有关社会性别和性别特征的诸方面要素的理解来源” [7] 。莫尼过高估计了双性人的出生率（高达4%）这一点也让双性人的意义被夸大了。 [8] 对莫尼来说，该研究主题的选择本身便隐含一个假设，即男女之间的分别并没有看上去那么清晰。莫尼想借此证明两种生理性别之间并非泾渭分明，因而有必要终结性别的二元划分。
此外，在其他几乎所有问题上，莫尼也都反对二元论，因而在莫尼看来，各种性行为也不能被简单划分为“倒错的”和“规范的”。这就是莫尼所说的“连续性理论”。人类的性别特征并不是“一个双球冰激凌”：“人类的性别特征并非如双球冰激凌般分成两个——一边是香草味，另一边是巧克力味；一边是好，另一边是坏；一边是正常，另一边是反常。恰恰相反，人的性别特征是沿着一系列连续体分布的，就像构成车轮轴线的那些辐条一样，每一根都同时连接着松散和病态，每一根上的组合也都是多样的。” [9] 因而，就人类的性别特征而言，我们无法完全区分正常与病态——它并非好坏分明。如其一位评注者所言，“对错误的二分法的反对贯穿了（莫尼的）整个职业生涯”，其中尤以对男女对立、自然与文化对立以及身心对立的反对为甚。 [10] 而反对二元论这一主旨将在莫尼之后的所有性别理论家那里得到重现，如生物学家安妮·福斯托-斯特林，她将自己主要著作的一个章节命名为“向二元论发起决斗”，并赞赏朱迪斯·巴特勒以非二元的方式思考身体。此外，莫尼的传记作者还指出，上述理论旨趣和立场的选择与莫尼本人的生活经历相当吻合。当然，这种演变可能并不完全符合莫尼清教徒原生家庭的期望。
正是在这些关于双性人的研究中，莫尼构思了社会性别这一概念。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声誉吸引了大量双性患儿的父母前来咨询。专门研究这些问题的法国精神病学家莱昂·克莱斯勒（Léon Kreisler）指出：“我们正在步入对性别模糊做心理学研究的新时代。其中，莫尼、汉普森夫妇等威尔金斯团队的精神病学家的工作突出了这一点，他们从1955年就开始发表相关文章了。实际上，此前的研究已经证明了一个基本事实，即躯体的性别与心理的性别之间可能不存在相关性。相关研究纳入大量个体案例（76例），以科学的严谨性为指导，采用更精确的性心理研究方法，以及有关性别模糊案例的性别分配选择等大量实际结论，上述观点才正式得到决定性的确认。” [11]
因而，莫尼和汉普森夫妇于1957年发表文章笃称，自己的结论是基于对105例“双性患者”的研究而得出的。他们提出，在患有性别模糊的双性婴儿案例中，“社会性别”或“抚养性别”在性别认同的形成上具有首要影响力。他们在文中表明如下结论：“除极少数例外，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这些患者的心理性别与他们的指定性别或抚养性别相符，即使后两者与他们的染色体性别、生殖腺性别、激素性别、主要内部生殖器官或外部生殖器官形态相悖。” [12] 为得出上述结论，莫尼建构了一对双性人患者——从生物学上说，二人的性别是相同的，但其中一个被当作男孩抚养长大，而另一个则被当作女孩抚养长大。其研究表明，在这一过程中，与教育相关的因素是最重要的。据莫尼所说，双性人通常都能极好地适应自己被指定的性别，而当其能更早接受相关教育且教育内容更为明确时，情况尤其如此。在写于1955年的第一篇关于该主题的文章中，莫尼提出了“性别认同”的概念，并认为与染色体性别或与生殖腺之间的关系相比，性别认同与人早期的生活经历更相关。他甚至提出，性取向看起来“并未在人出生之时的心理层面得到明确分化”：“一个人是具有男性还是女性的性举止和性取向，这一问题并没有内在的、本能层面的基础。” [13]
正是出于这一原因，莫尼提议，在出生时性别不确定的情况下，孩子需要第一时间（甚至在其父母怀疑其性别的时间节点之前）接受相关治疗，即尽快对孩子的性器官进行干预以“修复”其性别，并最终将孩子“稳定”在某种性别上。因而，在生殖器官的物理外观不明确的情况下，需要借助外科手术的方式进行干预以保证其外观明确、不模糊。实际上，根据莫尼和汉普森夫妇的说法，若孩子的生殖器官不“规范”，父母就将无法有效扮演他们作为教育者的角色：“如果一对父母观察他们女儿的生殖器，而看到一个巨大的、看起来更像阴茎的阴蒂，这将引起某种混淆，而这种混淆将让他们把这个孩子当作男孩而不是女孩来对待。” [14] 为使性别教育取得成功，父母及孩子周围的人必须“明确地”教育孩子去扮演某一个“性别角色”。当时的临床医生围绕这个“莫尼范式”达成了某种真正的共识，他们认为该范式建立了先天性双性人症的诊疗标准和常规。后来，莫尼还建议，在进行性别重置手术，也就是变性手术前，不仅要考虑科学和医学层面的评估结果（比如性腺、激素、染色体等），而且要参考莫尼所说的“性别角色”，也就是一个主体更倾向于将自己视为男性还是女性。
在1955年的一篇关于双性人的文章中，他首次使用了“社会性别”概念以及“性别角色”这一表述。在文中，他将“性别角色”定义如下：
性别角色是指一个人为显示自己具有男孩/男人、女孩/女人的身份，所说及所做的所有事情。这包括但不限于性意义上的性别特征和性行为。性别角色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通过各种遭遇和生活经验逐步累积而构建的。 [15]
由此，社会性别首次与生理性别区分开来：通常情况下，二者是一致的，但并非任何时候都如此。在某种意义上，性别角色类似母语，是我们在生命中最初的几个月内习得的，而且同母语一样，从某个年龄段开始，性别角色就不能被完全消除了。此处，莫尼受到了20世纪5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启发，该学说认定教育无所不能，甚至凌驾于先天因素之上。他据此指出，这种对性别角色的学习会很快定型：性别角色在人两岁半左右便会被“完全锁定”，而后便几乎不可能对这一“印迹”进行改变，正如我们几乎不能改变一个人的母语。
1972年，莫尼在其最著名的著作中普及了社会性别这一概念。该书是他与心理学家、性学家安科·埃尔哈特（Anke Ehrhardt）合著的，名为《男人和女人，男孩和女孩》（ Man & Woman, Boy & Girl ）。在书中，莫尼向大家说明了何为社会性别，并在此范畴下进一步区分性别认同和性别角色。性别认同指“每个人作为男性、女性或模糊性别的个体，或多或少表现出的认同、统一性和持续性，尤其是在这种性别认同作为由意识和行为所构成的经验的意义上；性别认同是性别角色的私人化体验，而性别角色则是性别认同的公开表达” [16] 。该书收获了巨大反响，当然首先可能是因为其理论承诺有利于当时的性解放运动，但这种成功背后或许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其中收录了许多双性人手术前后的“血腥”照片。当时，《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甚至称其为“自《金赛性学报告》以来最重要的社科类书籍”。其中，被《纽约时报》着重关注的是该书宣扬的文化胜于自然的观点，这一观点被该报概括如下：“如果你跟一个男孩说他是一个女孩，并把他当作女性培养，那他将来就真的会希望自己的行为举止像一位女性。” [17] 安妮·福斯托-斯特林则强调了该书在性别概念的推广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1972年，莫尼和埃尔哈特证明了“ 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 是两类不同的范畴。生理性别指的是身体、物质意义上的属性……而社会性别则指自我的心理转变” [18] 。而我们在莫尼的作品中关注到的是，他将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特征与从属于某种特定社会性别的感受（即性别角色）完全分开。并且，在性别认同上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生理性别，而是被教育、文化所建构的社会性别。
除了从文化人类学中汲取的论据，该书的基本论点主要植根于“约翰/乔安个案”——该个案既在表面上证明了莫尼的观点，也导致了他的垮台。1966年，雷默夫妇，一对双胞胎儿子的父母向莫尼咨询。双胞胎之一的大卫（后来在莫尼的报告中被称为“约翰”），在包皮环切手术中由于电锯调整有误，致使其阴茎被烧伤并被切除了。雷默夫妇后来在电视上听说了这位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双性及变性问题方面的专家，并得知对方宣称可以把男孩变成女孩，也可以把女孩变成男孩。因此，他们决定和莫尼会面，并向其咨询大卫的情况。莫尼告诉他们，需要对大卫进行手术以移除其男性生殖器官的剩余部分，并从此将其当作女孩抚养，这样他就会变成一个女孩。“如果我们给他穿女孩的衣服，给他做女孩的发型，让他做女孩做的游戏，简言之，如果我们把他当作一个女孩来对待，那么他也就会成为一个女孩，而不会在将来因为他那受损的性器官而在某些方面吃亏。”听了他的建议后，雷默夫妇犹豫再三，但莫尼催促他们尽快采取行动，因为性别认同会在年幼的时候就被确定下来，也就是在两岁半至三岁这个年龄段。而鉴于当时大卫已经19个月大，所以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莫尼显然对这个案例充满热情，该案例之后也被其称作自己研究的核心，并成为其理论有效性的最有力证明以及一部有关变性这一主题的重要经典文献。如果性别重置，真的让大卫成为一名女孩，而其在生物学意义上并非女孩，那么莫尼的理论便会被证实。与莫尼之前研究的双性患者不同，大卫在生物学意义上无疑是个男孩，而如果真的能把他培养成女孩，那将会是“文化胜于自然”的无可争辩的证明。此外，莫尼之所以对这一案例感兴趣，是因为大卫还有一个孪生兄弟——布莱恩，后者将成为这一实验的对照组，为莫尼的观点提供证明，许多关于先天和后天因素如何各自对人施加影响的争论都曾以同卵双胞胎作为论据。因而，莫尼非常看重这个“关键实验”，因为这将证明他的文化主义观点。正如莫尼所说：“这一儿童性别重置案例的极不寻常之处在于，这个孩子出生时是一位完全正常的男孩，并有一位双胞胎兄弟，当时他们都没有生殖器畸形发育和性别模糊。” [19]
孩子的父母最终同意了手术，并在1967年切除了大卫男性生殖器官的剩余部分。大卫被变成一个女孩，莫尼给他重新命名为“乔安”（“约翰”的同义女性名）。随后，大卫接受了激素治疗，以使其生理性别在将来真正与通过教育“烙印”在其身上的社会性别吻合。在一开始，这种转变看起来是成功的。在《男人和女人，男孩和女孩》中，莫尼和埃尔哈特解释道，曾经的男孩大卫已经变成了“典型的”小姑娘，其行为举止与孪生兄弟截然不同：“小姑娘想在圣诞节收到玩具娃娃、娃娃屋和婴儿车——这显然与成年女性角色的母性有关；而小男孩则想要收到带汽车的玩具车库、玩具加油站和其他工具玩具——这是对男性角色的一种演练。与众多男性一样，他的父亲也对汽车和机械感兴趣。”
[20]
将大卫作为女孩进行培养的教育大获成功，这为莫尼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证明性别认同的大门在孩子出生之际是敞开的，其中包括正常孩子、出生时性器官不完整的孩子，以及产前雄激素过量或不足的孩子。并且，至少在出生后一年多的时间内，这扇门都是敞开的。“二态教育模式对儿童性别分化的形成以及作为女性或男性的性认同的最终结果有非同一般的影响。”
此时的莫尼，口气中显然带着胜利者的得意，他写道：“套用希腊神话中皮格马利翁的故事，同一块黏土，我们既可以将其塑造成男性神祇，也可以塑造成女性神祇。”
所以，社会性别这一概念让莫尼对性别做出了根本性区分——生理性别是生物学指标，而社会性别是文化习得。换言之，社会性别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生理性别的各种指标。二者并不必然吻合，并且在二者不一致的情况下，文化面的性别，也就是社会性别，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以上就是对约翰·莫尼基本主张的一个极为简略的概括。凭借这一所谓“文化主义”的主张，莫尼似乎为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构建的理论模型提供了一个实验层面的证明，也就是后来成为女性主义口号的那句：“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莫尼也完全乐见他对“文化胜于自然”的“证明”可以被“妇女解放运动的拥护者们”接受。 [21] 将性别研究引入法国的埃里克·法桑（Éric Fassin）将莫尼视为社会性别概念的真正发明者，因为莫尼为性和性别特征的“去自然化”事业开辟了道路：“对约翰·莫尼这位参与了二战后，在进步主义愿景下构建科学、反对单纯基于生物学视角的各种观点和实践的人而言，确实是教育造就了男性和女性。” [22] 然而，莫尼并未止步于此。
1965年，仍旧是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莫尼创立了变性性别认同诊所。这是对其关于双性人研究的自然延伸。并且，这个性别认同诊所也成了后来美国诸多类似机构的模板。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团队汇集了外科医生、泌尿科医生、内分泌学家、精神病学家等各个相关领域的专家，以协作应对相关病例。尽管从未接受过任何真正的医学培训，莫尼仍在该诊所中担任医学心理学和儿科教授。诊所的主要工作，是回应那些对自身生理性别感觉不佳且想从某种性别“过渡”到另一种性别的患者的需求。莫尼和他的团队成员不会质疑这些患者自身的感受并尝试让他们的感受去适应他们的身体，而是提出了与之相反的假设，即相较于让感受去适应身体，似乎改造身体并令其与感受相匹配显得更为容易。因为性别认同自两岁起就被确定了，因而相较之下，改变身体更容易，换言之，意识比身体更重要。根据女性主义活动者和“变性帝国”的尖锐批评者珍妮丝·雷蒙德（Janice Raymond）的说法，基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信誉背书，莫尼推动了“将变性问题塞入专家和公众眼中的医学问题范畴”，并引发了某种“变性”热。 [23]
虽然先天性严重性别模糊的案例实际上极为罕见（最多0.001%），但这并不妨碍那些围绕双性人“迷人”特质的观察作品和出版物的大量面世，其中不仅有专业人士的作品，也包含非常大众化的读物。而如今我们看到，人们开始同样好奇另一相似但并不完全相同的现象——跨性别人士。自那些年之后，变性行为从一种特殊的病理学实体转而成为某种社会示威议题的“变性现象”。自此，“性别选择”在西方某些国家被视为某种名副其实的“人权”，而在同时，变性人也成为人们好奇的对象（当然，通常是不太健康的好奇）。这种好奇并不限于医疗外科，在整个社会和文化领域也一样。在1979年的书中，珍妮丝·雷蒙德将矛头直指莫尼——他及其性别认同诊所令变性在西方成为一种潮流，并处于庞大的医学、心理学、司法及传媒复合体的核心位置。莫尼的作品在这一领域被奉为“圣经”，“在学术圈内外都受到了极大欢迎” [24] 。
在女性主义者珍妮丝·雷蒙德看来，变性行为体现了“医学帝国的扩张，因而同时也是父权的扩张”
。相关外科手术号称以“身体健康”为目标，隐藏在其背后的实际则是“医疗系统”的意志，即“强迫变性人再次被纳入一个根本性的性别歧视规范（及价值）未被纠正的社会系统”
。变性手术是“一门服务于‘服从性别角色’的父权意识形态的科学，就像当年（纳粹）为了获得金发蓝眼的种族而实行的生育规划一样，让科学为一套北欧人种规范服务”
。根据雷蒙德的说法，如此看来，变性手术便是女性割礼或脑前额叶切除术这些众所周知的灾难的延续：“所有这些外科手术的共同点在于，其治疗的合法性都基于一套‘将行为问题与具体器官联系在一起’的医学模型。因而需要外科手术的介入并摘除相关器官（在变性手术的情形中，还包括增加某些器官的情况）。”
[25]
然而，上述手术都对其干预所造成的“巨大身体痛苦”只字未提。
为谴责医学控制和规范化的趋势，雷蒙德引用自由主义精神病学家托马斯·萨斯（Thomas Szasz）的话，后者的作品曾启发了福柯：“纳粹医生的活动……并不代表以治愈为追求的医学在他们那里走偏了……而只是医学专业作为社会控制工具的传统功能的特定表现，尽管在该情形中被极端放大了。” [26]
此外，雷蒙德从其女权主义观点出发，批判了“变性帝国”所传播的男女刻板印象：一个人若想获取变性手术的权利，先得遵从一套关于性别（通常是女性）的刻板印象。实际上，变性行为主要是从男性“变成”女性的问题：“所谓从女转男的变性人不过是个‘托词’，使得他们可以渲染那个似乎很动听的说法，即变性问题是 全人类 的问题，而不仅仅是男性的问题。” [27] 因此，雷蒙德认为，变性侵蚀了女性的存在，特别是在那些变成女性并以“女性主义女同性恋者”自居的变性者那里，这种侵蚀显得尤为明显。变性“不仅殖民了女性的身体，同时也将某种女性主义灵魂据为己有” [28] 。
约翰·莫尼的名字再次进入法国公众的视野，是在有关婚姻平权
和性别的社会辩论之际，但有所不同的是，他这一次出现在批判上述议题的作者的笔下。而匪夷所思的是，在谈到莫尼这个人的时候，那些本应对性别理论引以为傲的支持者开始装聋作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米歇尔·翁弗雷向公众重提约翰/乔安个案，并提醒道，约翰/乔安的真实故事并非以莫尼当初所期待的方式画上了句号——这一点在法国被完全忽视了。事实上，该案例彻头彻尾地失败了，并以极为悲惨的方式告终。莫尼曾试图掩盖这一结局，但多亏一位长期反对莫尼的精神病学家，真相才得以揭露。同时，这一真相得以公之于众，更得益于BBC（英国广播公司）1980年的一次报道以及1997年《滚石》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文章作者约翰·科拉平托此后于2000年又出版了一部精彩的作品，其内容基于与包括大卫·雷默本人在内的主要当事人的多次对谈，以及对大量相关资料的查证。这本书的标题开门见山——《像自然般造就他：一个被当作女孩抚养的男孩的故事》（
As Nature Made
Him: The Boy Was Raised as a Girl
），出版后便轰动一时。从科拉平托的叙述中，我们得知，由于当时莫尼在其所处机构和领域内都有举足轻重的权力，医学界无人胆敢批评他：一位曾跟进约翰/乔安个案的精神病学家对莫尼的理论持怀疑态度，但他解释道，莫尼令他“发怵”，因为他担心一旦对莫尼发起批评或挑战，自己的职业生涯会受到影响。
[29]
那些追随莫尼跟进大卫病情的医生都不敢反对这位大专家所鼓吹的疗法，尽管他们已经清楚地看出该疗法不起作用。
在科拉平托的书中（莫尼及其支持者都未曾反驳该书的内容），我们发现，实际上，当时的小大卫·雷默仍玩着男孩玩的游戏，并且他不仅外在表现得像个男孩，内在也感觉自己是个男孩。在青春期的时候，他同样会被女孩吸引。他完全不接受父母的那些希望他言谈举止像个女孩的企图和尝试。对于一年一度前往巴尔的摩接受医疗咨询的行程，他也愈发迟疑和抵触。不得不说，疗程内容通常是向这对孪生兄弟展示色情照片或让他们模仿异性交媾的情景，以检验他们是否真的了解各自的性别。莫尼痴迷于建构一个观点，尤其是借助那些多少可供参考的民族志资料，即孩子可以通过“重复”他们必须看到的、他们的父母所进行的异性交媾动作来为自己未来的性事做准备。在孩子无法参加莫尼为他们设计的游戏时，莫尼还主张给孩子播放色情电影。当莫尼给大卫看女性分娩的照片以说服他成为一位女孩的时候，大卫反应冷淡。莫尼还让大卫与“男变女”变性人见面，以说服大卫永久改变性别，但这一企图也收效甚微。实际上，大卫随后选择了逃离，因为他对莫尼给他设计的未来感到恐惧。在这之前的一段时间，当他知道强加给他的激素治疗旨在改变他的性别时，他就已经开始拒绝治疗：他感觉自己是男孩子，而与变性人的见面并未动摇这一点。随着大卫年龄的增长，由男变女的永久性手术所带来的威胁也随之逼近，终于，在13岁那年，大卫以死相逼，断然拒绝父母再强迫他去莫尼那里接受医疗咨询。他随后获准停止之前的治疗，并接受一种基于睾酮的新疗法，切除了因之前的激素治疗而发育的乳房，并进行了阴茎成形手术。在14岁那年，他决定重新称自己为“大卫”。
当了解到这些困难，并意识到大卫抗拒强加于他的治疗后，莫尼并未检视自己的理论假设，而是继续向孩子施压，试图让他屈从。即使在真相被科拉平托公之于众之后，莫尼也从未承认自己理论所依据的案例是场失败。一方面，莫尼犯下了一个可怕的道德错误：他拒绝倾听大卫的痛苦，后者坚决拒绝被变成女孩并清晰地感到“自己是男孩”。另一方面，莫尼还犯下了一个同样严重的科学错误：他从未承认从那标志性的独特研究案例中所提取的数据是伪造的。实际上，在1972年出版《男人和女人，男孩和女孩》的时候，莫尼就已经知道事情肯定不会像他当初所期待的那样在大卫身上展开。 [30] 当有关大卫的报道引起越来越多的批评时，莫尼只是将这些批评斥为极右翼和反女权运动的阴谋。而实际上，整件事的结局比上面所说的还要悲惨：大卫在2004年选择自尽，而他的孪生兄弟酗酒成瘾，其中部分原因可能是父母对他的忽视，因为他们只关心如何救治大卫。
只有一位医生是从一开始就质疑莫尼的，他就是精神病学家米尔顿·戴蒙德（Milton Diamond）。戴蒙德一直坚信性别认同是天生且不变的，无法通过教育改变。基于对啮齿动物的实验研究，戴蒙德提出，从胚胎阶段起就是且只是激素，才是男性或女性性征的决定因素。因而，大卫的案例一出现就立即引起戴蒙德的注意：基于此案例，莫尼得出了教育因素在性别认同问题上比生物因素重要的结论，这使得该案例在一系列相关文献中独一无二。戴蒙德极度怀疑这一案例的真实性。当他看到BBC的纪录片时，戴蒙德认出该案例是由莫尼提供的，于是，他在医学媒体上刊登告示以寻找曾经治疗过大卫的其他精神病学家。凯斯·西格蒙德森（Keith Sigmundson）联系了他，并向他介绍了大卫如何在最后放弃治疗，并接受手术以恢复男儿身——大卫从始至终都认定自己是男性。1982年，戴蒙德发表了一篇权威文章，全面否定了莫尼的各种论据。 [31] 而科拉平托的书揭露了关于莫尼本人各种龌龊不堪的细节，这宣告了莫尼的社会性死亡。后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性别认同诊所的关闭或许也与此书的面世有关。还有人认为，莫尼“在儿童色情及乱伦方面的问题”上的煽动性言论也是该诊所关闭的原因之一。 [32] 全方位性解放的时代已然结束了，当然其中并不包括莫尼和他的门徒，他们可以在性科学学会的会议结束后，从容不迫地继续他们的性派对。
邪典类型片导演约翰·沃特斯（John Waters），曾在其影片《粉红色的火烈鸟》与《女人的烦恼》中让变装表演者、“最下流的活人”（这是该表演者非常中意的称谓）迪韦恩担纲主角，沃特斯或许最有资格向我们展现他的好友约翰·莫尼究竟是何等人物。在约翰·莫尼最受欢迎的书《爱情地图》
[33]
的封底上，沃特斯称赞他为“机能障碍公爵”：“约翰·莫尼博士不愧为‘机能障碍公爵’。这个人，以如此庄重和关怀的态度写下了这些难以启齿的有关人类的性的各种问题的研究，他的态度如此虔敬，以至连我读下来都感觉自己像个正常人了。”
[34]
对于熟悉沃特斯那些另类作品的人来说，他绝不是在阴阳怪气。必须指出，莫尼在《爱情地图》中，正如沃特斯在他的电影中一样，都毫不吝惜对各种性倒错的关注。在该书中，莫尼带着一种明显的狂喜，收集各种性倒错类型，其数量甚至超过了前一个世纪的性学家们所做的归纳，比如克拉夫特-埃宾（Krafft-Ebing）。莫尼收集的这些性倒错类型包括：施虐、受虐癖、嗜粪癖、自缢癖、恋尸癖等。除此之外，莫尼还乐于发现并命名其他新型的性倒错（通常很滑稽），比如电话骚扰癖、慕自我暗杀癖以及恋罪犯癖（即希望与罪犯发生性关系）
。
[35]
莫尼的基本观点被他总结为“连续统一体理论”，即在与性相关的问题上，并没有真正的正常，也没有真正的病态。所有的规范都是“文化的”，而在通常规范之外的其他规范也都是可能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反而是我们社会中的“反性态度”造成了大多数的性障碍，而宽容有助于消除它们。因为在宽容的态度下，压抑不复存在。在如何指称这些规范外的性行为的问题上，莫尼更倾向于使用旧术语“性偏离”而不是“性倒错”，以免污名化这些奇异性行为（甚至包括那些最令人反感的类型）。在这些性偏离类型中，莫尼不仅列举了恋尸癖和截肢癖（即渴望被截肢的癖好，下文还会进一步分析），还写了一些一般看来相当严重的类型，比如恋童癖和乱伦。
不得不说，莫尼在个人生活中也并不遵从社会规范：婚后，他保持了几段同性关系，同时又与其他异性纠缠。在一次以专家身份出庭做证时，他被问到是不是同性恋，他否认了。他随后向一位亲属解释自己如此回答并不算做伪证，因为严格说来，自己是双性恋。此外，正如他的一位搭档在一篇非常“私人的”悼文中所指出的那样，莫尼“热衷于群体性行为”：“性科学学会的历届年会都以闭幕后由约翰组织的‘夜间狂欢’而著称，参与其中的也不乏一些性学界的权威。而在这些人中，莫尼显然天赋异禀。” [36] 还好并不是所有科学年会都以此种方式闭幕……应该说，这类行为完全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性解放精神指导下的产物。有鉴于此，莫尼的许多文章首先是在诸如《花花公子》这类软色情杂志上面世也就不足为奇了，尤其是1990年的一篇采访《性：好人、坏人和怪人》，这一标题参考了埃尼奥·莫里康内（Ennio Morricone）为之配乐的著名电影《黄金三镖客》（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直译为“好人、坏人和小人”）。到目前为止，关于莫尼本人及其行为，还没有什么特别可指摘的。
不过，他在恋童癖和乱伦等问题上的言论就不那么容易被人接受了。莫尼一向坚称，只有社会和文化因素才有权界定哪些性行为正常，哪些不正常。对他来说，这一判断原则同样适用于恋童癖和乱伦。在这两种情况中，与对社会性别的判定一样，唯一的判定依据只有文化因素。在此，莫尼毫不犹豫地向我们社会中的这两项大忌发起了挑战。而在关于孩童性行为的问题上，莫尼则一再指出他所谓的“孩童的情欲性重复游戏”的观察价值，即儿童模仿成年人性关系的性游戏。如前所述，莫尼曾让雷默兄弟观看色情电影，并在之后强迫二人模仿片中行为。据莫尼称，这类游戏在某些传统社会是普遍存在且必不可少的，例如澳大利亚的原住民雍古族就会进行此类游戏。莫尼为我们的社会尚未准备好对此类儿童性行为开展科学研究深感遗憾，他表示，有关这一课题的研究的数量“清楚明白地显示为零，因为任何试图进行此类研究的人都有可能背上助长青少年犯罪或散播淫秽的罪名而锒铛入狱。只要想象一下届时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的标题，就可想而知要申请到观察儿童性游戏的研究经费有多困难” [37] 。然而，据他所说，大部分成年后的性障碍正应归咎于我们社会对这一类游戏的压制——那些在实验中被禁止性游戏的猴子在成年后无法完成正常的性行为。据大卫·雷默称，谈到有关此类研究的禁令时，像莫尼这样痴迷于此类游戏的观察者似乎感到尤为遗憾。
而至于恋童癖，必须指出莫尼本人并不愿意使用这一术语。他将其纳入“忘年恋”这样一个更为宽泛的范畴，即所有那些“在年龄上存在差异的情侣”之间的爱慕关系。但他随即指出，尽管从前我们“容许”此种“合乎事理的智慧”，希望这些行为有助于孕育出如《爱丽丝梦游仙境》的作者刘易斯·卡罗尔及“小飞侠”彼得·潘的创作者詹姆斯·巴里这样的“天才”，但如今这些行为已不再被容许，“恋童癖性质的爱慕已经成为犯罪”。 [38] 此外，莫尼还解释道，与恋童癖行为本身相比，围绕这种关系所形成的耻辱感与随之而来的报复行为更具创伤性：“如果这段关系被发现，保密与报复的沉重压力形成的困境往往比恋童癖的性行为本身更具创伤性。” [39] 在接受采访时，莫尼解释道：“当我们看到一个十岁或十二岁的男孩被一个二三十岁的男性在情色意义上深深吸引，如果这种关系确实是完全两相情愿的……那么，我怎样也不会将其归类为病态。” [40] 他认为，实际上应该区分具有强迫性的“虐待狂恋童癖”与具有相互满足性质的“情感型恋童癖”。在一份未公开发表的有关恋童癖与恋青少年癖关系的手稿中，他提及，他的一些患者有过比自己年长很多的伴侣，而对这些患者来说，这些关系“是互惠互补的。年轻一方当然符合成年一方在性冲动意义上的幻想。另外，还有一个从表面上来看不容易发现的因素，那就是这种关系也可以产生类似于正常夫妻关系所带来的积极影响，比如常见的经济与消遣方面的，以及对年轻一方的情感与情欲方面的积极影响。因为对这一方来说，他们通常苦于亲子情感缺失或青少年时期被有意或无意忽视的经历”。 [41]
1987年，莫尼还为荷兰恋童癖活动家西奥·桑德福特（Theo Sandfort）的书写了一篇不吝赞美的推荐序，此书书名露骨，题为《男孩及其与成年男性的接触：关于以性的形式所表达的友谊的研究》（ Boys on their Contact with Men: A Study of Sexwally Expressed Friendship ）。在序言中，莫尼解释道，恋童癖是一种与其他个体习性性质相同的习性，就像左撇子或色盲一样，因而绝不应将之视为一种疾病。他认为，我们应该与之共存：“就像左撇子或色盲一样，恋童癖与恋青年癖不再是一个关乎个人意志选择的问题。在已知范围内，我们没有可以将之永久改变、移除或替代的治疗方法。惩罚是无效的。对于这些行为为何存在于大自然的整体系统之中，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无论这些解释是基于进化论还是其他理论。因而，我们只需接受‘这些行为存在’这一事实，而在了解这一点的前提下，制定关于妥善应对这一问题的政策。” [42] 在一篇未公开发表的关于该主题的手稿中，莫尼更进一步，他写道：“在一位年长伴侣与一位青春期前或刚刚进入青春期的男孩之间的关系可能是：1.互补互惠的；2.充满深情并结成情侣的；3.排除一切形式的侵犯、损害或伤害的；4.时间上有限的；5.现象学层面上可能是童年时期亲子情感缺乏、被忽视或性侵经历的延续。在这样一种关系中，有关儿童和青少年的性权利的伦理及法律问题应该被重新审视和定义。” [43]
莫尼对乱伦持类似观点。在这一情景中，也同样需要区分暴力及创伤性的乱伦行为、“温和”乱伦。他认为，一位和蔼祖父的爱抚与一位好色叔父的侵犯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一位祖父爱抚与他同床入睡的乖孙；当一位做客的叔父不顾后者的尖叫和惊恐，强暴刚刚进入青春期的侄女——前一种与后一种乱伦不能被归为一类。” [44] 莫尼认为，正如在恋童癖的情境中一样，乱伦行为本身并不会造成伤害，真正会造成伤害的是其周遭的谴责，他指出：“如果没有谴责，尤其是当乱伦行为不为家庭之外的人所知时，反而是乱伦关系的中断更容易造成创伤。当双方已经建立起一种真正具有爱慕和情欲性质的关系时，这种伴侣关系的被揭发与解除，而不是这种关系本身，更可能成为创伤的根源。” [45] 并且，莫尼还提及：“当一种关系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时，不仓促打断这种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46]
无论是恋童癖还是乱伦，这些行为都完全取决于文化，就像莫尼对性取向所做出的解释一样。莫尼认为，仅在某种极其特殊的意义上，即“在一个只支持单一宗教，并存在所谓宗教偏离这项罪名的社会” [47] 的意义上，乱伦才被视作一种性偏离。因而，他认为必须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就像社会对不同宗教或观点表现出宽容一样，我们同样需要对恋童癖和乱伦行为表现出类似的态度，因为，他们只“错”在属于少数群体。 [48] 然而，正如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所证明的那样，这些普遍的奠基性禁忌也正是扩大后的人类社会得以存在的条件。但约翰·莫尼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1] B. Preciado, Testo Junkie. Sexe, drogue et biopolitique , Paris, Grasset, 2008,p. 93-94.
[2] B. Preciado, Testo Junkie. Sexe, drogue et biopolitique , Paris, Grasset, 2008, p. 94.
[3] J. Money, Gendermaps. Social Constructionism, Feminism and Sexosophical History , New York, Continuum, 1995, p. 19.
[4] J. Money, 《Prologue. Professional Biography》, in J. Money, Venuses Penuses. Sexology, Sexosophy and Exigence Theory , Amherst NY，Prometheus Books,1986, p. 6. 此书收录了莫尼的主要文章。莫尼解释道，之所以选择这么一个无实义而纯粹诗意的书名，是因为出版商曾建议他放弃当初的书名——“维纳斯的阴茎”（ Venus’s Penises ，见该书序言第XIX-XX页）。
[5] J. Money, 《Prologue. Professional Biography》, in J. Money, Venuses Penuses. Sexology, Sexosophy and Exigence Theory , Amherst NY，Prometheus Books,1986, p. 6.
[6] J. Money, J.-G. Hampson, J.-L. Hampson, 《Imprinting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Gender Role》, AMA Archives of Neurology and Psychiatry , n° 77, 1957, p. 333,repris dans Venuses Penuses , p. 186.
[7] T. Goldie, The Man Who Invented Gender , UBC Press, 2015, p. 319.
[8] 对此，涉及同一主题的某书作者指出，莫尼对这一概率的估算是“目前已知的各种估算中最大的”：“莫尼使用的很多范畴往往过于宽泛且定义不明确，因而不足以代表当今绝大多数医学专家所持有的普遍看法，其中就包括‘双性人’概念。”(A. Domurat-Dreger, Hermaphrodites and the Medical Invention of Sex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11, note 79.)
[9] J. Money, Au cœur de nos rêveries érotiques. Cartes affectives, fantasmes sexuels et perversions (The Lovemap Guidebook) , New York, Paris, Payot, 2004, p. 14.
[10] L. Downing, 《A Disavowed Inheritance : Nineteenth-Century Perversion Theory and John Money’s “Paraphilia”》, in L. Downing, I. Morland, J. Sullivan, Fuckology. Critical Essays on John Money’s Diagnostic Concepts , op. cit. , p. 42.
[11] L. Kreisler, 《Les intersexuels avec ambiguïté génitale》, La psychiatrie de l’en fant , 13, 1,1970, p. 20.
[12] J. Money, J.-G. Hampson, J.-L. Hampson, 《Imprinting and Establishment of Gender Role》, op. cit. , repris dans Venuses Penuses , p. 189-190.
[13] J. Money, 《An Examination of Some Basic Sexual Concepts : the Evidence of Human Hermaphroditism》, Bulletin of the Johns Hopkins Hospital , 97, 4, repris dans Venuses Penuses , p. 160.
[14] E. Reis, Bodies in Doubt. An American History of Intersex ,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38.
[15] J. Money, 《Hermaphroditism, Gender and Precocity in Hyperadrenocorticism :Psychologic Findings》, Bulletin of the Johns Hopkins Hospital , 96, 1955, p, 254.
[16] J. Money, A. Erhardt, Man & Woman , Boy & Girl : Gender Identity from Conception to Maturity.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Dimorphism of Gender Identity from Conception to Maturity ,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4.
[17] J. L. Collier, 《Man & Woman, Boy & Girl》, The New York Times , 25 février 1973.
[18] A. Fausto-Sterling, Corps en tous genres , La Découverte, 2012, p. 19-20.
[19] J. Money, A. Ehrhardt, Man & Woman, Boy & Girl , op. cit. , p. 118.
[20] J. Money, A. Ehrhardt, Man & Woman, Boy & Girl , op. cit. , p. 122.
[21] J. Money, A. Ehrhardt, Man & Woman, Boy & Girl , op. cit. , p. XI.
[22] E. Fassin, 《L’empire du genre. L’histoire politique ambiguë d’un outil conceptuel》, L’Homme , 2008, 3, nos 187-188, p. 375. 法桑采纳了历史学家伊拉娜·洛伊（Ilana Löwy）的结论（《Interserxe et transsexualités : les technologies de la médecine et la séparation du sexe biologique et social》, Cahiers du Genre ,2003/1, n°34）。
[23] J. Raymond, L’Empire transsexuel , Paris, Seuil, 1981, p. 51-52.
[24] J. Raymond, L’Empire transsexuel , Paris, Seuil, 1981, p. 75.
[25] Ibid. , p. 165.
[26] J. Raymond, L’Empire transsexuel , Paris, Seuil, 1981, p. 183. 作为回应，萨斯后来也对雷蒙德的书大加赞赏。我们将在下文再次提及她的书。
[27] Ibid. , p. 21.
[28] Ibid. , p. 20.
[29] J. Colapinto, Bruce, Brenda et David. L’histoire du garçon que l’on transforma en fille , op. cit. , p. 231.
[30] 尽管洛伊支持性别理论，但她仍指出：“从伦理道德角度来看，莫尼的做法有待商榷。”(I. Löwy, 《Intersexe et transsexualités : les technologies de la médecine et la séparation du sexe biologique du sexe social》, Cahiers du genre , 2003/1, n° 34, p. 91.)
[31] Cf. M. Diamond, 《Sexual identity, monozygotic twins reared in discordant sex roles and a BBC follow-up》,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 11(2), 1982, p. 181-186.
[32] 这是珍妮丝·雷蒙德的观点。她认为，诊所的关闭与莫尼“在儿童色情及乱伦方面的问题”不无关系，后者还特别指出，有必要区分“创伤性乱伦”和“非创伤性乱伦”。(Préface à l’édition de 1994 de The Transsexual Empire ,Teachers College Press, New York, p. XII.) 值得注意的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精神病学系系主任保罗·麦克修（Paul Machugh）曾中止莫尼进行的手术，但他后来也受到支持跨性别运动的活动组织的批评。迫于这些人的压力，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于2016年恢复了变性手术。(Cf. R. T. Anderson, When Harry Became Sally. Responding to the Transgender Moment , New York-Londres,Encounter Books, 2018, p. 15-21.)
[33] 该书全名为《爱情地图：关于少儿、青年和成人阶段的性/情色健康与病理、性倒错，以及性别转换的临床概念》（ Lovemaps : Clinical Concepts of Sexual/Erotic Health and Pathology, Paraphilia, and Gender Transposition in Childhood, Adolescence, and Maturity ）。——译者注
[34] Appréciation en quatrième de couverture du livre de Money, Lovemaps , citée par L.Downing, I. Morland, N. Sullivan, Fuckology… , op. cit. , p. 1.
[35] 在 Venuses Penuses (1986, p. 477 sq.)这本书中的词汇表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份荒诞的清单，收录了从慕残到恋兽癖等各种性倒错类型。
[36] R. Green, 《John Money Ph. D. (July 8, 1921 – July 7, 2006) A Personal Obituary》,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 35 (2006), p. 630. 然而，莫尼本人的情感生活似乎开局不利。在自传中，他提到童年时曾遭受其父亲的残酷对待。在题为“人类行为探索”的一章中，他写道：“我父亲在我四岁时对我的虐待和鞭打对我产生了矛盾的影响，导致我终生排斥他那天的工装。同时，这也向我展现了男子气概的粗暴和权威的自我满足……虽然我的父亲已死，但我无法忘记也无法原谅这种无理的残暴。”（J. Money, 《Explorations in Human Behavior》,in C. E. Walker (ed.), The History of Clinical Psychology in Autobiography , vol. II,Pacific Grove, CA, Brooks-Cole, 1991, p. 238. ）
[37] J. Money, Love and Love Sickness. The Science of Sex, Gender Difference and Pair bonding ,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53.
[38] J. Money, 《Pedophilia : A Specific Instance of New Phylism Theory as Applied to Paraphilic Lovemaps》, in R. Feierman (ed.), Pedophilia. Biosocial Dimensions ,New York, Springer, 1990, p. 453.
[39] J. Money, Au cœur de nos rêveries érotiques , op. cit. , p. 232.
[40] Interview dans Paidika : the Journal of Paedophilia, vol. 2, n° 3, printemps 1991,p. 5. 莫尼还曾为《身体政治》杂志编辑提供辩护证词，后者曾发表过一篇支持恋童癖的文章。
[41] Cité par T. Goldie, The Man Who Invented Gender , op. cit. , p. 168.
[42] Préface à T. Sandfort, Boys on Their Contacts with Men : A Study of Sexually Expressed Friendship , Elmhurst, NY, Global Academic Publisher, 1987. Consultable sur https://www.ipce.info/host/sandfort_87/intro1.htm.
[43] Cité par T. Goldie, The Man Who Invented Gender , op. cit. , p. 169.
[44] J. Money, 《Paraphilias》, in J. Money, H. Musaph (ed.) Handbook of Sexology ,Amsterdam, Excerpta Medica, 1977, p. 1922.
[45] J. Money, G. J. Williams, Traumatic Abuse and Neglect of Children at Hom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412. 这也是朱迪斯·巴特勒的观点，她在其书中曾写道：“我的确认为有些形式的乱伦可能不一定会造成创伤，或者说，它们是因其引起的社会羞耻感才具有了创伤性。”J. Butler, Défaire le genre , Paris, Éditions Amsterdam, 2006, p. 162. （中文版参见［美］朱迪斯·巴特勒著，郭劼译，《消解性别》，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16页。——译者注）
[46] J. Money, G. J. Williams, Traumatic Abuse and Neglect of Children at Hom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412. 这也是朱迪斯·巴特勒的观点，她在其书中曾写道：“我的确认为有些形式的乱伦可能不一定会造成创伤，或者说，它们是因其引起的社会羞耻感才具有了创伤性。”J. Butler, Défaire le genre , Paris, Éditions Amsterdam, 2006, p. 162. （中文版参见［美］朱迪斯·巴特勒著，郭劼译，《消解性别》，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16页。——译者注）
[47] J. Money, G. J. Williams, Traumatic Abuse and Neglect of Children at Home , op. cit. , p. 412.
[48] 著名性学家金赛的门生后学也基本在这个方向上进行论证。金赛的主要弟子沃德尔·波默罗伊（Wardell Pomeroy）曾表示，“是时候承认乱伦不应被视为一种性倒错或精神疾病症状了”。儿童与成年人之间的乱伦“有时候是有益的”。Cité dans 《Attacking the Last Taboo》, Time magazine , 115, 15, 14 avril 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