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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动物权利和安乐死等问题已然跨越大西洋，成为我们所热衷的 社会辩论 议题：社会性别认同与生理性别认同是否有区别？动物有没有感觉？它们是否有权利？是否应该将安乐死合法化？
然而，这些并不是真正的辩论。因为，根据民意调查的结果，法国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出奇地一致。关于动物权利，89%的法国人表示他们“赞成对民法典中关于动物的法律地位的修改，例如，在‘人’与‘财产’之外，在法典中增设‘动物’这一范畴，以承认它们是‘有生命且有感觉’的存在”。 [1] 而谈到安乐死，其合法化则会更彻底地点燃公众的热情。对于以下问题：“法国法律是否应该允许医生应痛苦的绝症患者的要求，帮助其安乐死”，95%的受访者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不过，这一调查似乎恰恰忘了征询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患者本人的意见。 [2] 只有性别问题似乎得到了相对谨慎的反馈。对于旨在反对“偏见”和性别刻板印象的“平等基础课”教学（政府通过该课程在幼儿园阶段就开始教授“男女间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文化”），只有53%的受访者给出了积极的回应。相比之下，仍有相当比例的受访者未被说服，例如37%的受访者认为这一教学模块是散布“性别理论”的一种手段，而33%的受访者甚至认为该教学模块的内容是“危险的”。 [3]
许多人会认为，这些令人瞠目的数据已然足够了，立法者更应该对这些调查结果感到满意，因为它们似乎证明了相关法律是由事实——这些看起来还算可靠的民意调查——所决定的。于是，支持动物权利、安乐死合法化以及性别教育的组织从未停止诉求，并在狂热的氛围中不断加码，以使其议程推进得更快、更远。借由这些 进步 ，我们似乎正走在“正确的方向”上，这是一个我们人类正在向其迈进的、光芒四射的、安定友爱的未来：岂能不对农场动物恶劣的生存条件感到愤慨？岂能不祝愿那些绝症患者得到他们梦寐以求的“平静”离世？而谁又能不为针对跨性别者和变性者的歧视感到震惊？
然而，我们可以提出其他更为古怪也更令人不安的问题：如果所谓的社会性别真的与生理性别无关，那我们何不每天早上都换一种性别呢？如果身体是受意识决定并支配的，那何不将我们的身体无限修改下去？比如，何不截去那些健康但与我们的理想身材不相符的肢体？如果其他动物和人类之间不再有任何区别，那何不与它们发生一些“相互满足”的性关系呢？何不终止在健康动物身上进行的医学实验，转而将实验对象换成昏迷的人类？如果我们可以选择终结那些“不配活下去”的人的生命，那何不也杀死那些“有缺陷”或不符合预期的孩子呢？何不进而改变“死亡”的标准，从而将遗体国有化，以便从那些濒死者身上取得更多、更好的器官，用以造福看起来更有希望和前途的活人呢？
当生理性别和身体的定义从根本上被改变，当人与动物之间的界限被抹除，当我们认为每个人的生命价值都不相同的时候，我们将会面临诸多问题。而截肢狂、恋兽癖、优生学这些随之而来的困惑不过是上述问题的小小缩影。由于这些潜在问题过于耸人听闻，以至我们会认为它们都是为争辩而捏造出来的。而实际上绝非如此——它们都是当代英语国家的“道德”反思中的超经典主题。应当看到，对于上述问题，最具声望的美国学者给出的答案往往最荒谬，同时也在我们可想象的范围内最令人咋舌。性别理论的创始人约翰·莫尼（John Money）设想我们可以截去那些我们不满意的肢体。著名赛博格理论家唐娜·哈拉维深情描绘了她与她的母狗“深吻”，并在此过程中消弭了“物种隔阂”。极负盛名的动物解放理论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指出，如果我们可以做到不虐待动物，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进一步与它们发生“满足彼此”的性关系。而恰恰又是这位彼得·辛格先生，在同一时间不断鼓吹杀婴，以作为他支持安乐死的推论。此外，涉及为“尊严死”而进行的斗争时，就不得不提到生命伦理学的创始人雨果·特里斯特朗·恩格尔哈特（Hugo Traitram Engelhardt），他主张用脑损伤患者代替“非人类动物”作为医学实验的对象。而他们在欧洲的信徒也都在追随他们的脚步。
或许会有人指责我们夸大其词，认为这并不是这些人的本意，主张进一步领会他们真正想要表达的内容。有人甚至猜测他们的观点之所以如此夸张，只是为了引发讨论，抑或他们就是单纯想开个玩笑。然而事实绝非如此——他们所有人都极端严肃，甚至“完全缺乏幽默感”已成为这些人的主要特征。这些对我们而言近乎谵妄的主张恰恰是由那些绝非边缘人物的作者一步步详尽阐发的：他们是当世最著名的哲学家，是性别研究、动物伦理学以及生命伦理学这三门堪称成功的新学科的创始人。他们是或曾经是美国最负盛名的几所大学的教授：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朱迪斯·巴特勒、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约翰·莫尼、普林斯顿大学的彼得·辛格、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唐娜·哈拉维，休斯敦莱斯大学的雨果·特里斯特朗·恩格尔哈特……
有人或许认为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因为这不过是些好奇而大胆的“思想实验”罢了，不会造成什么严重后果。而在我们看来，情况并非如此，因为这确实堪称一场“人类学革命”，其影响已经开始在现实世界显现，并导致我们在心态和生活上的改变。我们发现，在现代化改革和常识的表象之下，这些讨论在本质上涉及是否要对关于人性本身的基本定义做重大修改。对此，我们已经部分地在引起最多抵制的性别问题上注意到了这一点。此外，这也同样涉及我们的另外两个议题——动物权利和安乐死，这两个议题在调查中显得更为大众所接受。但同样，这些表面上非常能体现相关人士仁善之心的计划却往往导致荒谬乃至骇人听闻的后果。而我们在此想做的，正是借由研读性别研究、动物研究和生命伦理学，以及这些标榜自身“政治正确”的学科创始人的理论和经历，勾勒出这些学科初始的善意是如何变得卑劣丑恶的。
实际上，我们的世界已经随着这些思想实验发生了改变。当下，美国的一些儿科医生正在谴责“跨性别”潮流给初、高中生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兽道主义者”正带领追随者攻击那些开展动物实验的科学实验室，并主张用昏迷的人类患者代替前者。而谈到“安乐死潮”，以及那些旨在“提高生产力”而对死亡所做的新定义，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潮流和更改显然在不断提前死亡时间和试图提前抢夺遗体，以使“有资格活下去”的人受益。
因而，这些问题是值得我们稍作停留并思考的。尤其是在仔细研究由社会性别主义、兽道主义或生命伦理所引发的诸多争议时，我们意识到，那些最了解相关问题、与这些理论创新的后果有最直接关切的人，恰恰是对这些理论主张最不买账的人。精神科医生或精神分析师大都不是性别理论的拥趸；赞同动物权利的法学家在全体法学家中所占比例也极小；而医生群体中，明确支持安乐死的人亦是极其少见的。之所以如此，不仅因为他们都已经看到了对“人”之定义的激进修改所引发的一系列极为负面的后果，还因为上述这些令人咋舌乃至荒谬的理论创新，实际上是与精神分析、精神病学、法学和医学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的。
对正在发生的人类学变革所带来的猛烈震撼最有感触的往往是作家而非哲学家，因为作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认真聆听这个他们努力描绘的世界。对此，只需引用法国作家菲利普·穆雷（Philippe Muray）和米歇尔·维勒贝克的作品便足以说明问题。仅在几年前，穆雷就已清晰地勾勒出被他称为“快乐人”的形象。快乐人拒绝自我超越，拒绝面对死亡，总是选择站在模糊不清的一边，意欲抹去性别特征，并且只憧憬一件事——回归兽性。实际上穆雷想要描述的，乃是一种“重新兽化的人”：
既然能重新做回野兽，又何必做天使？……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种经过技术改造、被重新兽化、去人性化的人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欲望将像在野兽那里一样，不过是周期性和实用性的，并且在交配斗争中，只在最低程度上涉及与历史相关的 声誉 问题。因而，所有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不会再有具备性别特征的身体，不会再有历史，不会再有矛盾，不会再有冲突，不会再有人兽之别——从文化的樊笼中逃出，“复得返自然”。 [4]
米歇尔·维勒贝克也描绘了一种步入绝境的人，一种在自身的终结之外别无他求的人。人，或者更恰当地说，“西方人”，已然“穷途末路”。根据维勒贝克的说法，后人类主义绝不是为了创造一种新人类、一种超人，而是为了在人类的古老冒险中划出一条最终的界限。因此，人类将会是“已知宇宙中首个为自身的更替而提前安排各种条件的生物物种” [5] 。声称写于2080年左右的《基本粒子》一书的结尾赞赏这种“人类灭绝”的进程“在平和的氛围中”顺利推进：我们“甚至会对人类能如此平稳，如此顺从，乃至也许暗地里对以如此如释重负的心态面对他们自身的灭亡而感到吃惊”。 [6] 但这种人类对其自身终结的渴望在当下已然显而易见。依然是在《基本粒子》中，科学家布吕诺这一角色被赫胥黎所作预言的“惊人”准确性震撼，这一预言是赫胥黎于1932年在《美丽新世界》中做出的。而被预言的未来正逐渐实现，布吕诺则对此感到欢欣：“《美丽新世界》是我们的天堂。” [7] 确实，我们人类当下的世界正如赫胥黎笔下的反乌托邦——一个充斥着人工生育、随心所欲的性行为、镇静剂和安乐死的世界：
越来越精确地控制生殖，总有一天将达到生殖与性的彻底分离，在安全和可靠遗传的整体条件下，在实验室里繁殖人类。结果家庭关系、父子及血统概念都会消失……最后当人无法再同衰老斗争时，他便自愿接受安乐死，悄悄地，很快地，毫不悲惨地离开人世……那里有彻底的性自由，没有任何东西阻碍人的发展和快乐。那里依然有微不足道的消沉、忧愁和怀疑的时刻，但很容易通过药物得到治疗；抗抑郁和抗焦虑药的化学生产取得了巨大进步。“一立方厘米，可医治十种情绪。”
令人好奇的是，尼采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也是以同样这些词汇来宣告“末人”的到来的。对健康的执念、对安乐死的追求、回归兽性的风险，以及对一切自我超越的拒斥，尼采笔下的末人以发明了实质上仅以健康为诉求的“幸福”为荣：“人们在白昼有自己小小的快乐，在夜里也有自己的丁点乐趣，但人们重视健康。”
[8]
尼采很好地总结了今天我们生活中的基本组合——日常使用抗焦虑药，最后配合具有溶酶作用的鸡尾酒，在二者的帮助下，我们可以毫无阻滞地结束生命，不必面对死亡带来的负面因素与悲剧性：“偶尔吃一点点毒药：这将给人带来适意的梦。最后吃大量毒药，导致一种适意的死亡。”
同时，他还预见了人与动物之间界限的消除，假使人不向超人的方向努力，那他就有极大的风险坠入深渊，最终与野兽为伍：“人是一根系在动物与超人之间的绳索——一根悬在深渊之上的绳索。”
末了，末人不再具有自我超越的意志：“呵！人类再也不能射出他那渴望超越自己的飞箭之时正在到来，人类的弓弦已经忘掉了嗖嗖之声！……呵！人类再也不能孕育任何星球之时正在到来。”
所有理想，所有能让人自我超越的东西，所有那些曾赋予其先祖的生命以意义的东西，对末人而言，都无关紧要。
查拉图斯特拉相信自己用末人的形象勾画了“最可鄙之事”。但他更惊诧于那些听他讲话的人群的反应：“‘把这个末人给我们吧，查拉图斯特拉啊’——他们叫喊起来——‘把我们弄成这种末人吧！我们就可以把超人送给你了！’群众全体欢欣鼓舞，发出咂舌之声。”
消除性别差异、兽化人类、抹除死亡、拒斥理想——那个被尼采、穆雷以及维勒贝克精准描绘的畸形世界，正是我们极力避免堕入的世界。
[1] Sondage Ifop pour la Fondation 30 Millions d’Amis, Les Français et le droit de l’animal , 5 novembre 2013.
[2] Sondage Ifop pour l ’ADMD, Le regard des Français sur la fin de vie à l’approche de la présidentielle , 21 mars 2017.
[3] Sondage BVA – iTélé, Les Français et les ABCD de l’égalité , 1 er février 2014.
[4] P. Muray, Exorcismes spirituels , t. III,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2002, p. 174.
[5] M. Houellebecq, Les Particules élémentaires , Paris, Michel Houellebecq et Flammarion, 1998, p. 393. （中文版参见［法］维勒贝克著，罗国林译，《基本粒子》，深圳：海天出版社，2000年。——译者注）
[6] M. Houellebecq, Les Particules élémentaires , Paris, Michel Houellebecq et Flammarion, 1998, p. 393. （中文版参见［法］维勒贝克著，罗国林译，《基本粒子》，深圳：海天出版社，2000年。——译者注）
[7] M. Houellebecq, Les Particules élémentaires , Paris, Michel Houellebecq et Flammarion, 1998, p. 196.
[8] F. Nietzsche, Ainsi parlait Zarathoustra , Paris, UGE 10/18, 1972, p.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