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激进的德意志民主派人士兼社会福利活动家奥托·吕宁博士是一名医生，与安热·盖潘一样活动于贫困群体。1845年，他发表了前一年的“政治综述”：

吕宁不是唯一一个认为当时的抗议和起义是社会弊病征兆的人，正如前文所见，这是全欧洲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社会评论者的共识之一。1845年，吕宁写下这些话时，局势正在急剧恶化。1844年工业综合性危机的第一波浪潮刚席卷纺织业工厂。而后，1846—1847年，马铃薯病害和谷物价格暴涨波及整个欧洲大陆，进一步的困难接踵而至。而这些危机和困难经过民族的、区域的、地方的权力结构的折射，最终造成了严重程度各异的生存危机，有小规模的，有中等规模的，也有灾难性的。

我们很容易认为，这些问题逐渐升级，最终在1848年革命中达到了高潮。但是社会动荡和革命起义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如此直接。加利西亚的问题始于当地波兰贵族的政治雄心，而非农民的疾苦，后者的愤怒在反起义的大屠杀中得以释放。1848年革命之前的10年里，抗议和动荡确实如奥托·吕宁所言，是慢性病的症候。它们更像是痛风或风湿，而非心搏骤停——它们是间断性的，中间隔着许多平静期。而且，就像痛风一样，它们影响的是社会机体的特定部分，比方说，19世纪上半叶，奥地利帝国的德意志和波希米亚领土上，农民抗议活动就相对较少，因为当地的情况相对较好。在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多亏了1847年的粮食大丰收，革命爆发时，19世纪40年代的生存危机已经结束。粮食骚乱参与者无论如何都不是革命的先驱，他们的抗议在政治意义上并不激进。他们往往会按照传统的社会规范来行事，这反映了其所属社群的道德经济观念。他们也许会采取务实的措施，以重新控制食物供应。例如，爱尔兰抗议者试图阻止原定出口的粮食离境，但他们并没有偷任何东西。又或者，粮食骚乱参与者可能有意提醒当局，他们负有赈济灾民的传统义务。骚乱参与者并不是以阶级成员的身份行事，也不是以革命者或其他什么身份行事，而是以丧失了正当权利的地方社群代表的身份行事。

至于1848年革命之前欧洲如此普遍的森林冲突和土地斗争，它们通常是（尽管不总是）防御性行为，针对的是更加同质化、更加界限分明的所有权形式，而这种所有权形式正是“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织工（和其他工人）的抗议和起义活动有时在组织上较为复杂成熟，但它们仍然是对紧急状况的零星回应，从未升级成某种对抗运动。使如此之多生计不稳的人流离失所的社会变化发生在全欧洲范围内，但争夺生存资源的冲突是在较小范围内展开的，它们缺乏协调，受到了领导者个性和地方局限性的影响。大部分社会抗议关注点狭隘，在政治上短视，这使得一些观察家深感沮丧。1847年有人匿名出版了一本痛斥那不勒斯波旁王朝政府的小册子，其中，那不勒斯自由主义者路易吉·塞滕布里尼（Luigi Settembrini）抱怨道：贫苦民众将怒气都撒在了“那些直接压迫他们的人”身上，因而没能认识到“所有人都深受压迫，而罪魁祸首是政府”。 ^[2]

暴动不管有多普遍都仍是例外，它们证实了一个更大的法则：贫困和谋生途径的丧失更可能让人民“失语”和消极，而不是促使他们采取一致行动。 ^[3] 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1845—1847年闹饥荒的地方和1848—1849年爆发革命的地方并不一致。假如饥荒与革命有直接联系，那么闹饥荒最严重的地方也应该是1848年革命最活跃的地方。但事实截然相反。就拿爱尔兰这个极端案例来说，饥荒一直持续到革命那年，它侵蚀着当地人的政治能量，也削弱了正在欧洲其他地方如火如荼展开的革命事件的影响。在尼德兰，闹饥荒最严重的地方在革命危机年代大体是沉默的。像西里西亚山谷这样连年受食品短缺和营养不良之苦的地区，在革命爆发时往往表现得消极被动。在普鲁士，革命激进主义思潮和暴力活动最火热的中心是那些在饥年根本没出现过粮食骚乱的城镇。纵观人类历史，令人惊讶的不是最贫穷者摩拳擦掌地准备改变贫苦现状，而是他们的逆来顺受。最近一项关于起义暴力的研究总结道：“这是个深刻的、反复被印证的发现，即贫困和不平等的事实本身，甚至这类状况的恶化，都不足以导向政治……暴力。” ^[4] 这些观察很重要，因为它们提醒我们革命是政治事件，在革命进程中政治享有一定自主性。革命不完全是社会系统中不断累积的疾苦与不满的必然结果。 ^[5]

因此，这几十年的社会疾苦与1848年革命的爆发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但这不意味着前文所考察的暴动和抗议无关乎革命的开始和进程。社会冲突即便在动机上常是自发的或非政治的，但其影响仍有可能是高度政治化的。关于森林权的争议能开启政治推理和立场明确化的进程。1827年，莱茵兰的一些村社起诉普鲁士当局，因为后者拒不承认他们在当地森林享有放牧和拾柴的传统权利。村民选择的辩护律师不是别人，正是特里尔的海因里希·马克思（Heinrich Marx）——卡尔·马克思的父亲。这个案子极为复杂，一系列古已有之的使用权与新森林法规定的同质化的“资产阶级”所有权形式相冲突。其父亲答应接手此案时，卡尔·马克思只有9岁，而诉讼一直延续到1845年，那时，年轻的马克思已经为《莱茵报》撰写了数篇关于林木盗窃的文章。他在其中批评莱茵兰森林法一边倒地保护一种权利形式（财产权），却无视另一种权利形式（传统使用权）。“狭隘、麻木、沉闷、自私的利己心”战胜了允许不同阶级的人从同一种公共资源中获益的混合所有形式。 ^[6] 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中，马克思回忆起，正是其早年与莱茵兰森林法的论战，让他第一次有机会深入研究经济问题。 ^[7]

全欧洲的织工、农民、帮工、学徒和饥饿的暴动者所提过的零星要求在1848年革命中重新出现，这些要求不仅出现在马路上和街垒里，还出现在工匠代表大会和数不清的小型集会中。在革命席卷的每座大城市中，对政治改革的要求（建立议会、制定宪法、扩大选举权、出版和结社自由）与对社会改革的要求（最低工资、控制必需品价格、劳动组织、承认工作权）竞相争夺人们的注意力。1848年，柏林的面包房又像1846年那样受到袭击。整个莱茵兰地区，酝酿了数年的冲突于此时重新沸腾。在西西里，农村的暴力卷土重来。成群结队的农民自称“社员/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们是在捍卫村社对公有土地的权利。这些人组织大规模的非法占领运动，带着牲畜侵入森林或圈起来的土地，销毁税收和土地账册，将市政府的金库付之一炬。乡间弥漫着一种“阶级复仇”的情绪。 ^[8] 在西班牙，1848年，政治上最活跃的地区是纺织工人积极参与抗议的东北部。纽伦堡熟练的五金工人在1830—1832年就参与过暴力抗议；1848年，心怀不满的他们不仅再次要求降低师傅资格的准入门槛，其中许多人还参加了当年5月在激进中产阶级提议下成立的工人协会。1849年6月，六名熟练的五金工人和学徒被捕，因为他们秘密地用长柄镰刀武装起工人协会的成员，为革命起义做准备。在法国比利牛斯山区的森林里，“姑娘之战”在1848年达到了戏剧性的高潮，一个又一个村社发动起义，与派来协助护林员的军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9]

如果“革命性”指的是合乎自由主义或激进主义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目标，那么并非所有这些骚乱都具有革命性。一些骚乱与革命精英的利益相抵触。1846—1849年震动西班牙北部的第二次卡洛斯战争（也称“早起者战争”）的核心是一场加泰罗尼亚人的起义。其导火索部分在于没收教会地产与土地所有制的变革，后一政策剥夺了农民对于这些土地的传统使用权，包括烧炭、拾柴和放牧的权利。起义矛头指向拉蒙·马里亚·德·纳瓦埃斯（Ramón María de Narváez）的现代化和中央集权化政策，以及他在马德里的温和派政权。一些地方的起义者攻击那些被他们认定为“自由主义者”的富人。 ^[10] 类似的动机也推动了1846年的玛丽亚·达·丰特起义——葡萄牙北部的农民发动的反对安东尼奥·达·科斯塔·卡布拉尔（António da Costa Cabral）的自由主义政权的起义，它起初主要由女性领导。 ^[11] 法国居民为捍卫自古以来的权利而进行森林斗争，震动了巴黎二月革命后新建立的共和国。在1848年早春成立临时政府的巴勒莫自由主义要人，对农村“社员”的反侵占行为没有什么同情心。袭击犹太商人是19世纪40年代德意志社会动荡的一个特征，该现象在1848年革命时重现，而这对于促进革命事业显然毫无帮助。但革命从来就不只是革命者的梦想。革命释放了社会中积压的一切紧张与不满，而不仅限于那些进步的诉求。

当秩序的崩溃促进了冤屈的表达时，其结果常常是暴力。暴力一旦开始，很快就可能愈演愈烈。粮食骚乱一开始或许只是为了填饱肚子，但旋即演变为针对“财富的象征、奢侈的场所，以及地方和国家权力”的普遍攻击。 ^[12] 骚乱也可能会采取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形式。1847年4月普鲁士纺织业城镇施维布斯的一场粮食骚乱，始于饥民成袋地抢夺土豆和豌豆，但不久就扩展为一场大规模叛乱，将近1/4的居民都参与其中。 ^[13] 英国驻维也纳公使庞森比（Ponsonby）子爵在1848年11月的报告称，成群结队的武装工人试图闯入其邻居斯蒂芬·齐奇（Stephen Zichy）伯爵的家中，并劫掠其财物。他报告的到底是一场政治抗议活动，还是单纯的抢劫？ ^[14] 1846年加利西亚西部可怕的暴力事件体现出的是对横征暴敛的正义抵抗和对于受到起义威胁的奥地利秩序的忠诚，还是像一些人宣称的那样，纯粹是恶棍和“大路上的流民”犯下的莽撞暴行？

不论过去还是今天，暴力和政治间的界限都不好划定。在2011年伦敦骚乱期间，劫掠者从被毁的商店中搬走电视机，媒体对此场景极为震惊。这是在表达某种政见，还是只是在秩序普遍崩溃后释放出的贪婪，即对商品的欲望？博主里斯·威廉斯（Rhys Williams）评论道，如果暴徒组织起来，如果他们向国家提出要求，如果他们把自己的愤怒聚焦于一点，“我们更有可能称它为革命，而非刑事犯罪”。劫掠者很清楚地在表达一些东西——一种否定与一种匮乏，但他们的做法显得粗暴且令人费解，因为：

不过，即便社会暴力的实施者得不到理解和尊重，至少也会令人恐惧，而这也很重要。说到底，是武装起来的工人群体所制造的恐惧，逼着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领袖负起真正的责任。正是同样的恐惧，迫使各国政府让渡权力于新的运动，并允许在城市里成立公民卫队——这支穿着制服的纳税人组成的武装队伍，在富人区的街道上巡逻。同样的恐惧也能解释，为什么在更激进的群众暴力的幽灵逼近时，自由主义者会如此轻易地倒向传统的权威。恐惧在大部分情况下是对既定事实的反应，但有时也能起到未雨绸缪的作用。例如，皮埃蒙特-撒丁、尼德兰和丹麦那些机敏的自由主义大臣们，每当预见起义即将爆发，便成功引入改革。对于下层暴力的恐惧塑造了革命展开的全过程。恐惧不是外界强加给革命的外源性因素，而是革命本身的一部分。

[1] Otto Lüning,‘Ein politisches Rundgemälde’，in Lüning (ed.), Dieß Buch gehört dem Volke (Bielefeld, 1845), pp.1–86, here p.30.

[2] Anon.[Luigi Settembrini], Protesta del popolo delle due Sicilie [Naples, 1847], p.37.

[3] Michael Spehr, Maschinensturm.Protest und Widerstand gegen technische Neuerungen am Anfang der Industrialisierung (Münster, 2000), p.39.

[4] Jack Goldstone,‘Population and Security.How Demographic Change Can Lead to Violent Conflic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56/1 (2002), pp.3–21, here p.8.

[5] 关于社会冲突与革命激变的非线性关系，参见Anna Maria Garcia Rovira,‘Radica lismo liberal, republicanismo y revolución (1835–1837), Ayer, no.29, La Política en el reinado de Isabel II (1998), pp.63–90。

[6] [Karl Marx],‘Debatten über das Holzdiebstahlsgesetz’.还可参考该系列的其他文章，见 Rheinische Zeitung , nos.298, 303, 305, 307。consulted online at http://www.mlwerke.de/me/me01/me01_116.htm, http://www.mlwerke.de/me/me01/me01_109.htm, http://www.mlwerke.de/me/me01/me01_124.htm, http://www.mlwerke.de/me/me01/me01_131.htm, and http://www.mlwerke.de/me/me01/me01_139.htm,respectively.

[7] Monz,‘Waldprozeß der Mark Thalfang’，p.396.

[8] Riall, Sicily and the Unification of Italy , p.57; Rosario Romeo, Il Risorgimento in Sicilia (Bari, 1950), p.187; Smith,‘The Latifundia’，p.98.

[9] Ph.Vigier,‘Les troubles forestiers du premier XIX siècle français’， Revue forestière française 32 (1980), pp.128–35.

[10] 参见Vicente Fernández Benítez, Carlismo y rebeldía campesina.Un estudio sobre la conflictividad social en Cantabria durante la crisis final del Antiguo Régimen (Madrid, 1988); R.Vallverdú Martí, La guerra dels Matiners a Catalunya (1846–1849) 。 Una crisi económica i una revolta popular (Barcelona, 2002); 关于第二次卡洛斯战争在西班牙和更广阔的欧洲语境中的地位，参见Rafael Ruzafa Ortega,‘Movimientos sociales en la España del siglo XIX’， Aula-Historia Social , 22 (2008), pp.18–38; Ignacio García de Paso García,‘El 1848 español.¿Una excepción europea?’， Ayer , no.106 (2017) (2), pp.185–206。

[11] Ignacio de Paso García,‘“Ya no hay Pirineos”.La revolución de 1848 en Aragón’， Revista de historia Jerónimo Zurita , no.91 (2016), pp.183–203,here p.199.

[12] Gailus,‘Food Riots’，p.190.

[13] Ibid., p.172.

[14] 庞森比子爵致帕麦斯顿的信，写于1848年11月20日，维也纳，见Markus Mösslang, Torsten Riotte and Hagen Schulze (eds.), British Envoys to Germany, 1816–1866 (Cambridge, 2006), vol.3: 1848–1850, pp.423–5, here p.425。

[15] Rhys Williams,‘Diary of a Utopia.Looting an Empty Utopia’，23 August 2011;consulted online at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10813094529/https://finzion imagazine.it/. 7XRAg8hrJsj5ARm9TlLAzY5plRugbDYla7t7zKwZCtWicw4dXFlVWSZXbGAU4P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