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6年，加利西亚

谈到由社会问题触发的怨恨与政治冲突相结合的后果，在1848年以前的欧洲，没有哪里比奥地利帝国的加利西亚更深受其害。1846年2月18日或19日的晚上，加利西亚西部重镇塔尔努夫以北大概七千米的利西亚古拉，一家旅馆门前发生了一次不同寻常的会面。波兰爱国者集合于此，以策划一场反抗奥地利当局的起义。他们之中有流亡巴黎的波兰民族政府的代表，如弗朗齐歇克·维肖沃夫斯基（Franciszek Wiesiołowski）伯爵和其他名流，还有波兰的土地贵族及其庄园管理者，以及神职人员和专业人士。这些人都全副武装，准备发动一场旨在控制加利西亚和克拉科夫自由市的起义，接着建立民族执行委员会，再朝着复兴独立的波兰努力。不过波兰很大程度上是个农业社会，密谋者们明白，他们的事业若想成功，就必须得到农民的支持。附近多个村庄的农民被召集到了这家旅馆，他们拿着镰刀、草叉、连枷和铁镐之类的武器。一个名叫莫根施特恩的神父参与了这场密谋，他向农民发表演说，号召他们加入波兰贵族的起义军。接着是维肖沃夫斯基伯爵的发言，他向农民承诺，参加起义的回报相当丰厚：所有的封建赋税都能免除，以后不再有劳役，招人恨的食盐和烟草王室专卖制度也会被废除。用镰刀和连枷武装起来的农民应该加入向塔尔努夫进发的队伍，为建设新波兰出一份力。

维肖沃夫斯基讲完后，一直与农民站在一起的一个名为施特尔马赫的村官公开向维肖沃夫斯基发难。他让农民想想奥地利政府为他们做过的善事，请求农民继续效忠皇帝。有个农民听到这话后胆子大了起来，警告其他人：“要是听信了这些贵族的话，他们就会把你们当牛马一样套上挽具驱使了。”这一瞬间似乎万事都静止了。但紧接着，一个贵族抬枪射杀了这个发言的农民。他本想震住这群人，结果却适得其反：愤怒的农民开始攻击起义者，地主们则用手枪和猎枪还击，“但在肉搏战中，拿着镰刀的农民占据了决定性优势”。双方互有伤亡。40名起义者（大部分都身受重伤）落入农民手中，剩下的则逃离了现场。在这些被俘的人当中有维肖沃夫斯基伯爵、罗默和斯托约夫斯基。他们被五花大绑，关在旅馆里一整夜。次日早晨，一支来自塔尔努夫的奥地利骑兵中队将他们押走。 ^[1]

类似的场景接下来几天在加利西亚西部反复上演。同一天在距塔尔努夫不远的奥莱斯诺，一位颇有名望的当地地主，在与不久前才参与密谋的起义者卡罗尔·科塔尔斯基（Karol Kotarski）伯爵和其他起义者会面后，召集了早已武装好的农民。他把波兰国旗插到他们面前的地上，向农民保证：将来农民可免除劳役，拥有自己的土地，并可获得社会平等地位。这里的农民也没有被说动。农民祝科塔尔斯基好运，但不打算和他们的好皇帝斐迪南（Ferdinand I）开战。科塔尔斯基不再试图说服农民，准备在当晚前往克利科瓦的集合点。但此时农民的情绪越发敌对，他们开始在宅邸周围聚集。科塔尔斯基再次现身，跟在他身旁的神父也劝农民参加起义。但农民轰走了神父，要把伯爵押到奥地利在当地的驻军总部，因为他现在是个实打实的叛乱分子。局势开始失控。当农民试图抓住科塔尔斯基时，有人开了枪，农民也挥舞起了镰刀。在接下来的血腥冲突中，科塔尔斯基、神父、管家（一位高级庄园管理人），以及两个姓名不详的人被杀。剩下的奥莱斯诺密谋者大部分都受了伤，农民把他们全抓起来，五花大绑，次日早上用马车押解到塔尔努夫。

1846年加利西亚起义是拿破仑战争结束和1848年革命之间欧洲最血腥的内部冲突。它事实上是两场起义而非一场。第一场是加利西亚省和邻近的克拉科夫自由市的波兰精英试图发动的民族起义；第二场是农民的反起义暴力浪潮，它将前一场起义扼杀在摇篮中。

波兰在1772年、1793年和1795年被它的三个邻居普、奥、俄三次瓜分后，落入奥地利手中的原波兰王国南部地区被称作加利西亚。其面积约占原波兰王国的18%，人口却占该王国的32%。加利西亚位于奥地利与俄国两大帝国交界的山区，即便以哈布斯堡王朝领地的标准来看，它的民族构成也是极为多元的。这里散布着犹太人、德意志人、亚美尼亚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和罗姆人的社群，此外在外喀尔巴阡山区还零星分布着一系列高地文化社群：有从前（和现在）说乌克兰语方言的兰克人、博伊科人和胡楚尔人，还有讲一种类似于乌克兰语的波兰高地方言的戈拉尔人。在加利西亚西部（今属波兰）占支配地位的民族是波兰人，而在伦贝格（今利沃夫）一带的东部区域（今属乌克兰）占优势的则是乌克兰人。

多年来，波兰民族主义者在加利西亚密集开展政治活动。1830—1831年起义失败后，许多逃离俄占区的波兰难民流落到了加利西亚，他们希望在此建立一个跨俄国边境的领土收复运动中心。奥地利当局驱赶这些人员的行动收效甚微，因为难民轻易地融入了波兰的庄园环境，而且还能从爱国神父那儿取得伪造的洗礼证书，以证明自己是加利西亚人。从19世纪40年代初开始，来自加利西亚地区的奥地利警情报告就一直显示，当地的波兰土地贵族及其支持者正在频繁进行革命活动。该省充斥着从边境的数条秘密渠道偷运来的民族主义小册子和书籍。1845年，当局对戈尔奇库夫一个名叫爱德华·雷尔斯基（Eduard Rylski）的人展开调查，他是庄园主的儿子，曾劝说庄园上的农民反抗奥地利政府。调查显示，雷尔斯基曾向农民承诺：要从劳役中解放农民，要废除盐税和烟草税，关键在于赶走“德意志人”。 ^[2] 他的言辞很诱人，但是承诺解放农民的土地贵族面临着信任问题：封建体系的最大担保人和受益者正是这些波兰贵族自己，而劳役是这一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盐和烟草专卖是另一回事，那是由奥地利王室垄断的。但农民为什么会相信波兰贵族会废除那个把贵族归为特权阶层的体系呢？

未来波兰起义的性质应该是纯粹民族性的、政治性的，还是也要包含社会改造的维度？关于这一点，巴黎的流亡者所领导的波兰复国运动内部并不能达成共识。总的来说，侨民中贵族的、保守的或温和的派系倾向于前者：先尽可能通过国际外交的手段来光复历史悠久的祖国，之后再处理内部问题。民主派则倾向于社会革命的方式：光复祖国应该与社会解放相结合，如此才能确保这一事业在最底层的波兰人眼中具有正当性。 ^[3] 19世纪三四十年代，民主革命派与贵族派之间关于波兰民族未来问题的分歧始终困扰着加利西亚的波兰复国主义者。贵族派的理想合乎地主的胃口，但对背负着封建义务的农民而言没什么好处。民主派的方案对社会下层有潜在的吸引力，对许多传统的贵族而言却是令人厌恶的。

加利西亚的农村也不能幸免于那些折磨欧洲其他农业社会的问题。与许多地方类似，这里的人口增长加剧了日渐两极化的社会结构的不平衡：一方面是一小群富裕农民；另一方面是人口越来越庞大的边缘阶层，他们靠着耕种小块土地和在庄园里劳作勉强维生。这里有一些农村纺织业和手工业，但它们主要面向当地消费市场：农民的制成品不会流入出口导向的商业网络，而是由庄园主直接收购，庄园主垄断了买方市场，这使得他们能够压低价格。在这里，庄园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结构相互渗透的程度远不如普鲁士等地。因此，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工业化或商业化，而在于农民接触不到庄园之外的经济机会。作为消费者，许多庄园农民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外界隔绝，比方说，他们只能买到在庄园里用本地产的谷物酿造的定量啤酒和烈酒。

结果，加利西亚农业所创造的繁荣只有很少一部分惠及真正耕种土地的人。加利西亚农民贫困加剧的一个标志，是他们愈加依赖马铃薯。1845年马铃薯病害席卷全欧时，加利西亚马铃薯的播种面积是小麦和黑麦的播种面积之和的4倍。 ^[4] 1845年与1846年之交的冬天，饥饿在加利西亚农村蔓延，奥地利当局和欧洲其他许多政府一样采取了赈济措施，向较大的城镇供应低价面包和其他食物。这些措施也附带着强化了农民对奥地利当局的忠诚。

在一个被如此严重的不平等割裂的农业社会中，波兰地主始终难以说服他们的属民为了贵族的反奥地利民族起义赌上身家性命。更何况，低识字率（该省只有20%的儿童接受教育）使得侨民组织更难在农民间开展宣传工作。 ^[5] 起义领袖发布的指令称，要用演讲和布道鼓动农民，令他们相信起义的目标不是恢复旧波兰，而是在“完全自由和人道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波兰。 ^[6] 诚然，土地所有者承诺减免“封建负担”，但农民很可能问：要是他们这么热衷于贵族和农民间兄弟般的平等，之前为什么不做出改变呢？在许多起义者的庄园里，直到1846年，农民和庄园管理层仍时常因苛重的劳役负担和其他地方性争端对簿公堂。这本身没什么奇怪的——在当时的欧洲，这种争端随处可见，但在当时的特殊背景下，这些争端就破坏了波兰民族运动的逻辑，因为它的前提假设是全体波兰人存在共同感情，团结一致。欧洲大陆许多地方的农民都会向上级权威请愿，把他们从所谓的地方精英的虐待中解救出来。但在加利西亚，这种仲裁使问题变得很复杂，因为农民并没有把奥地利司法当局当作压迫者，而是当作调停者和担保人。让事态进一步复杂化的是，在加利西亚东部庄园里劳动的大部分都不是波兰人，而是乌克兰人，他们的神职人员和宗教仪式与波兰地主阶层不同。相较于遥远西部的波兰农民，波兰民族起义的想法对乌克兰农民的吸引力就更小了。因此，波兰起义哪怕组织得再好，也会在号召加利西亚人起来反抗奥地利帝国时面临重大困难。更别提这场起义从一开始就命运多舛了。

筹备起义的中心不在加利西亚本土，而在流亡团体中，尤其是在1830—1831年起义失败后成立于巴黎的波兰民主协会的圈子里。协会任命作家兼军事理论家卢德维克·梅罗斯瓦夫斯基（Ludwik Mierosławski）为加利西亚行动的领袖和指挥官。起义者制订了详尽的计划，不仅包括未来波兰的国家制度，还包括外交、贸易和社会政策。不过，未来的波兰政府到底要如何处理社会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起义者一心在为他们的冒险做军事准备。起义会在加利西亚和克拉科夫自由市打响，之后将扩展到被普、奥、俄瓜分的全部三个区域。

梅罗斯瓦夫斯基深信，光靠迅速且组织良好的贵族起义就足以达成主要目标。然而在2月15日，他们的密谋受到一记重击：指挥官本人及其副手在波森城内被普鲁士警察逮捕，而密谋者已聚集在此地，为起义做最后的安排。重要协调人以及梅罗斯瓦夫斯基的秘密文件统统落入警方手中，其中不乏骇人听闻的指示：在起义后的最初几小时内杀掉各地的“压迫者”，并以“诡计和西西里晚祷”相结合的手段消灭驻军，最终建立一个拥有独裁权力的临时政府。更令人难堪的是，普鲁士警方之所以能突袭起义委员会，是因为那些担心革命前景的波兰地主把起义消息泄露了出去。 ^[7] 此般凶兆为整场短命的起义蒙上阴影。

起义仍能进行下去或许才是令人惊讶的。起义者仅在克拉科夫短暂地取代了当局。波兰民族复兴的梦想在这座城市得到了广泛的社会支持，起义者一度成为这座占地约60平方千米的自由市不可挑战的统治者。克拉科夫的起义要到格杜夫战役后才彻底失败。此战中，由路德维希·冯·贝内德克（Ludwig von Benedek）上校率领的奥地利军队（在许多农民志愿军的帮助下）消灭了仍在此地区活动的最大一支起义军。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加利西亚，起义从一开始就受到本土农民的阻挠。

那些天发生的事件最令时人震惊的一点是其极端的暴力性。根据一份以目击者证词为基础的叙述，2月19日，“区首府塔尔努夫的景象史上罕见” ^[8] 。雪橇和马车涌入镇子，上面装满浸透了鲜血的贵族、官员和管事的残尸，扛着镰刀、长矛、连枷、草叉和枪支的农民围在一旁。农民先是在起义者动员时打败了他们，再用死者的步枪武装自己，开始到各家各户搜查可疑分子。有时，吓破胆的起义者或疑似起义者从窗子里朝攻击者开火自卫残害尸体，农民就会冲进房子或将其点燃，有时会杀死里面男女老幼。这种暴力持续了好几天。一些尸体被运往塔尔努夫；另一些则被直接倒进墓地外的沟，草草掩埋。在死者家人面前残害尸体、实施酷刑和表演性斩首的行径见于大屠杀暴行的传说。

起义发生时，正在加利西亚的三个区进行为期六个月的传教活动的卡罗尔·安东涅维奇（Karol Antoniewicz）神父惊骇于这种无差别的暴行。他在毁灭和伤害的景象间穿行了数日，看到庄园宅邸或被洗劫一空，或被夷为平地。他走近一幢房子的废墟问道：“主人在哪儿？”当地人答道：“被人用连枷打死了。”尤其令他震惊的是有关神父被残杀的报告和教堂被亵渎的景象。那些曾经如此虔诚的信徒如今成了“劫掠教堂的人”，“他们毁坏、亵渎了十字架，但就在一个月前，他们还跪在这些十字架前”。整个“教区的社会秩序”都毁于一旦。 ^[9] 安东涅维奇没有意识到，正是因为起义者招募加利西亚的波兰神职人员作为密使和鼓动者，他的同事们才会陷入险境。

博古施家族的命运尤其骇人。87岁的任齐奥维采庄园主斯坦尼斯劳斯·博古施在自己的宅邸中被杀。在他的几个儿子当中，生病的维克托林和几乎完全瘫痪的尼科代姆在妻儿面前被人用连枷活活打死。他14岁的孙子弗拉迪米尔被割断了喉咙。另一个儿子蒂图斯被人从阁楼扔到院子的鹅卵石地面上摔死了。46岁的小斯坦尼斯劳斯在亚沃采被农民抓住，带到了皮尔兹诺的治安官那儿。但另一帮农民强令镇长把他交出来，然后扒掉了他的衣服，他试图逃走的时候被人用连枷把“脑浆打了出来”。 ^[10] 农民追上了从庄园里出逃的四人（包括博古施家的另一个兄弟维克托和一个叫亚当·波霍雷茨基的当地教师），对他们先殴打，再割喉。 ^[11]

塔尔努夫一带的局势完全失控，起义军总指挥部于是立即命令其他地区的指挥官暂停行动，观望并等待进一步指示。但并不是所有的命令都能顺利送达。给桑博尔（今乌克兰桑比尔）地区起义军指挥官西科尔斯基伯爵传令的信使在路上被捕，于是连人带信被移交到伦贝格警方的手中。与此同时，西科尔斯基还不知道其他地方起义的结果就开始了行动。2月20日晚，我们熟悉的那一套又开始了：伦贝格东南方向的霍罗扎纳庄园下属6个村子的农民被告知，次日早晨带上镰刀、连枷、草叉和铁镐集合。约60个密谋者在大院门前预先搭好的木制主席台上就座，他们中许多人都是当天早晨坐马车来的。来自各村的农民各自列好队，在讲坛前围成大型的半圆。各村队伍前站着的是村治安官和市政官员。根据一份资料所述，西科尔斯基登上主席台，升起波兰国旗，发表了一番激情澎湃的演说，称他的听众为“波兰兄弟”。这个开头不好。农民开始高呼：“我们是鲁塞尼亚人！我们是鲁塞尼亚人！”根据另一份报告，发言的是管家恰普利茨基，他举起右手对天发誓自己接下来说的话句句属实，而后宣称：从今往后废除一切赋役；烟草和盐会变得便宜；所有人，不论是地主还是农民，都享有自由，都是兄弟；但他们必须先和地主一起武装起来，赶走欺压农民的皇帝和“德意志人”。 ^[12]

这时，村治安官、鲁塞尼亚人德米特罗·库哈尔开始发言。他表示，事情的发展不会如这位官员所愿。他们不会赶走皇帝，因为那只会回到以前波兰联邦的日子，那时，每个人都想当国王，每个波兰贵族都能随便虐待自己的农民。于是战斗爆发了。密谋者成功地在院子里筑起工事。农民则纵火围攻大门，密谋者成群突围时，他们遭遇了与全国各地的许多同伴相同的命运：或是被镰刀砍死，或是被连枷打死。死者和半死不活的人被堆上马车，送往伦贝格。 ^[13] 西科尔斯基的结局尤具悲剧性：他和一个朋友成功逃脱了，但当他们发现自己跑不过追捕者的时候，就把枪口对准了彼此。此处的底层逻辑和加利西亚西部地区的一样，只不过多了民族差异。但这类暴力在加利西亚东部并不普遍，这里的大部分起义没有流血就直接失败了。

加利西亚事件之残酷，以及近身屠杀之惨烈震惊了许多时人，至今仍令人震惊。死者人数据估计在500~3000人，最可靠的估计是1000人左右。约500幢庄园宅邸被毁。事件发生时一名年仅4岁的贵族幸存了下来，他在50年后的叙述展现了这一创伤的持久影响：“那些感情如此猛烈，足以震动一个孩子的灵魂。这段经历太重大了，就像是自我认同发展的起点。” ^[14]

那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关于这些问题，人们从未达成共识。留存下来的记录或来自受害者的亲戚和支持者，或来自奥地利官方，对事件的叙述可谓天差地别。当时的报刊报道也好，后世的历史书写也罢，人们对同一事件的看法因民族和意识形态的不同而严重割裂。那些肯定奥地利帝国及其代表的政治秩序正当性的人，倾向于强调起义者的鲁莽无谋。起义只有得到人民的支持才能成功，在大部分人民都不信任或憎恶起义精英的情况下，起义者们为什么还要铤而走险发动起义？对心怀民族情感的波兰人和认同其事业正义性的人们而言，起义的正当性是毋庸置疑的（尽管侨民团体对起义的时机和策划仍有些不愉快的争论）。起义叙事的每一个要点几乎都存在争论。 ^[15] 奥地利方面的叙述强调波兰地主压迫农民的行为，波兰方面的叙述则声称是奥地利人存心挑拨农民与地主的关系。 ^[16] 在奥地利方面的叙述中，杀人者是心怀怨恨的农民；在波兰方面的叙述中，杀人者则是“轮休的帝国士兵”、罪犯和“大路上的流民”——他们是背弃祖国召唤的流氓无产者。 ^[17] 在奥地利方面的叙述中，反起义是忠诚的帝国臣民自发的回应；在波兰方面和同情波兰方的叙述中，反起义是犯罪者和奥地利当局在起义前就谋划好的残暴回击。

奥地利当局付给农民钱和盐，以换取其俘虏的波兰起义者的头颅，这一信念在波兰人的公共记忆中根深蒂固。扬·内波穆岑·莱维茨基（Jan Nepomucen Lewicki）的油画《加利西亚大屠杀》（ Galician Massacre ）完美地再现了这一传说。在此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在奥地利军营前恭恭敬敬地排队，手里提着波兰贵族的头颅，一名军官正在给他们发钱和盐，桌子底下堆着一摞从庄园宅邸里抢来的瓷器。实际上，在当时的文件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奥地利当局为起义者的头颅开出了“犹大的赏金”，也没有证据支持在早期的波兰叙述中反复提及的一种说法：用活捉的起义者只能从奥地利人那里换来5兹罗提，用其尸首却能换来10兹罗提。 ^[18] 另外，奥地利人尽管在事前掌握了充足的情报，他们应对起义的安保措施却相当不力。毫无疑问，一旦发现事态发展对他们有利，奥地利人便连着几天都任其自流，连皇帝最有权势的大臣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也批评奥地利当局反应迟缓。 ^[19] 也确实有两个地方的基层官员，因为警力和军力不足而奖赏那些将（活着的）起义者移交给当局的人。不管怎么说，暴力一旦开始，很快就不再需要任何政治借口，而自有其动力。不论地主参与起义与否，杀人团伙都开始追猎他们并抢夺其财产。

两场势同水火的起义同时发生，给解读带来了困难。多年以来，波兰人为争取民族独立发动了一系列英勇但失败的起义，这次起义可以轻易地纳入这一语境。解放与现代化为它提供了部分动力，至少在一些参与起义谋划的流亡者眼中如此。这是否意味着农民起义是反革命？又或者它是农民对封建制的反抗？毕竟，大部分地主对于激进的社会起义的前景不感兴趣，像雅各布·谢拉（Jakub Szela）这样的农民领袖则在波兰起义中看到了封建主义卷土重来的可能性。谢拉的名声也因评论者的民族和意识形态立场不同而迥异。在奥地利人眼里，他是个被地主（博古施家族）的长年虐待逼反的正直农民。在幸存的博古施家族成员眼中和波兰乡绅传统的民族记忆中，他是个可恶的讼棍、奥地利的走狗，一有机会清算那些社会地位更高的人，便成了冷酷的杀人犯。但是塔尔努夫的农民将他视作敢于反抗主人的“农民王”。在一些冷战时期的波兰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看来，谢拉是个农民革命者。

不管我们怎么解读中欧这段短暂但极度暴力的历史，它都表明了社会动乱是复杂而多维的。地主的民族复兴美梦在农民眼里也许是封建制复辟的噩梦。政治的不满和社会的愤懑可能无法携手一致。各种动乱可能汇聚、共振，也可能相互抵消。这两种情况在1848年革命时都会出现。正如马克思在他写于1842年的关于森林法的文章中所言，世界的多面性是由其无数组成部分的单面性构成的。 ^[20]

加利西亚事件也提醒了世人，如果政治领袖不考虑农民，会带来怎样的风险。在1846年3月写给奥地利驻意大利最高指挥官、陆军元帅拉德茨基（Radetzky）的信中，梅特涅不无得意地夸口道：“新时代已经到来。民主派搞错了他们的社会基础，没有人民的民主不过是妄想。” ^[21] 梅特涅时代很快就会终结，但费利克斯·冯·施瓦岑贝格（Felix von Schwarzenberg）亲王到访暴行现场后，得出了自己的结论。（1848—1849年的政治动荡后，施瓦岑贝格将在奥地利体系的重建中发挥中心作用。）当时的一个象征性事件尤其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声称自己在皮尔兹诺遇到了一群武装的加利西亚农民，并询问他们要去干什么。农民（用波兰语）答道：“我们押来了几个波兰人。”施瓦岑贝格被弄糊涂了：“‘波兰人’，这是什么意思？那 你们 是什么人？”农民答道：“我们不是波兰人，我们是帝国的农民。”施瓦岑贝格问道：“那谁是波兰人？”他们答道：“哦，波兰人！地主、官吏、文书、教授才算波兰人，而我们是农民，帝国的农民！” ^[22] 施瓦岑贝格是当真参与了这场对话，还是道听途说的？这一切是否确实发生过？所有这些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他的故事反映了奥地利人对这些事件的某种理解。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皮尔兹诺的“帝国的农民”的答复似乎暗示，尽管最贫穷、最卑微者完全有理由感到不满，但他们仍是保守派或至少是想要维持、恢复秩序的人在紧急情况下可依靠的一种资源。如果比起波兰民族运动，帝国在人民心中扎根更深，对帝国权威的捍卫者而言，这无疑是个令人心安的消息。施瓦岑贝格在1848—1849年革命当时和之后都会牢记这次“教训”（这和许多“历史教训”一样，不过是确证了想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者的一厢情愿的直觉）。

一些波兰民族运动的积极分子察觉到了同样的问题。加利西亚起义前夕，流亡民主主义者兼哲学家亨里克·卡缅斯基（Henryk Kamieński）发现，农奴制下的波兰农民不知道什么是“祖国母亲”，因为对他们而言，波兰不是母亲，而是凶恶的继母。 ^[23] 波兰诗人、地理学家兼革命者文岑蒂·波尔（Wincenty Pol）曾在1830—1831年的起义中英勇奋战，加利西亚起义爆发时正住在塔尔努夫东南约四十千米的克罗斯诺。他被农民痛打了一顿，其手稿和文书连同他藏身的宅邸被付之一炬。要不是奥地利人赶到，他很可能已然身亡。对他而言，1846年的创伤永久摧毁了他的信念——通过农民和民主的道路实现政治改革。其他人则从中学到了更为偏狭的教训：对卡罗尔·安东涅维奇神父而言，罪魁祸首显然是“犹太人”，“他们像蜘蛛一样，用不道德的网裹住了贫苦农民”。 ^[24] 匈牙利的反对派领袖也吸取了加利西亚“教训”，在加利西亚事件之后，他们才接受科苏特·拉约什的主张：将彻底解放匈牙利农民作为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手段。 ^[25] 匈牙利农民群体要是像加利西亚农民一样反对马扎尔爱国地主阶级领导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在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克罗地亚贵族和知识分子当中，加利西亚事件的冲击突显了农村问题之重要性及其对克罗地亚民族团结的威胁。 ^[26]

加利西亚事件在西欧几乎被彻底遗忘了，但它在东欧和中东欧的记忆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痕迹，在奥地利、波兰、乌克兰作家和史家的史著、回忆录和虚构文学中反复出现。 ^[27] 利奥波德·冯·萨赫-马索克（Leopold von Sacher-Masoch）的小说《东斯基伯爵：一部加利西亚史》（ Graf Donski.Eine galizische Geschichte ）是加利西亚事件最奇异的回响之一。此书两个略有不同的版本分别于1858年和1864年出版。萨赫-马索克写了著名的《穿裘皮的维纳斯》（ Venus in Furs ）。他的名字还是“masochism”（受虐症）一词的词源，精神病学家理查德·冯·克拉夫特-埃宾（Richard von Krafft-Ebing）未经他同意就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种心理状态。他的父亲也叫利奥波德·冯·萨赫-马索克，在1846年起义时任伦贝格帝国警察局长。其父据信是《波兰起义：来自加利西亚的回忆》（ Polnische Revolutionen: Erinnerungen aus Galizien ）的作者。此书于1863年匿名出版于布拉格，对起义做了细致的描写，在许多方面相当真实，但也颇具争议。关于作者的猜测是有道理的，因为从书中可看到警方档案和行政管理知识的痕迹。但是这位父亲在回忆录中对暴行和苦难的密切关注非同寻常，这一特点在他儿子更加怪异的小说中还会出现。

小说的主角是东斯基伯爵，一名潇洒的波兰起义者。起义发动的2月19日早晨，他正在霍沃扎尼（可能是在影射霍罗扎纳）庄园宅邸的一间卧室里和万达调情，她是一位亲王的妻子、起义领袖罗兹明斯基的女儿。当时，起义者在这里集合。接着便是奥地利人的记述中那些熟悉的场景：农民带着武器到起义者面前集合。庄园管家以标准的演说开场：

农民们沉默不语，东斯基伯爵失去了耐心。“你们这帮不知感恩的狗东西！”他怒吼道，“看来你们不想要仁慈和享乐，更喜欢吃棍子！该说的都说了，要是你们这帮贱民不愿意安安静静地跟我们走，就用鞭子抽着你们走。”

东斯基伯爵又说了些难听的话，这时，“温柔的巨人奥努夫里”——一个四肢发达、秉性温和的鲁塞尼亚人——推开人群，走到了最前面，向管家说道：“我是个农民，但我也有记忆。”他提醒农民许多年前地主老爷也曾像这样把他们召集起来。农妇们被强令站到中间，弯下腰，掀开裙子。男人们则被命令靠看屁股来辨认自己的妻子，认错的人要挨50下藤条。奥努夫里在最后慷慨激昂地呼吁农民不要参加起义。有个贵族开了一枪，奥努夫里的镰刀一闪，管家的脑袋“被劈成了两半”。接下来的场景极其残暴。作者重点描写的是万达。骑在马上的她突然被乌克兰人包围了。有人用镰刀从身后砍她的坐骑，马被吓得腾空而起。万达从马鞍上摔了下来，脚却卡在了马镫里。

暂时赶走暴动农民后，东斯基一行人把万达抬进了屋里。她奇迹般地还活着。血从她的唇间，从他“不久之前以渴望亲吻的眼神注视着的”嘴唇中间流了出来。他撕开她的上衣好让她呼吸，于是“亲王夫人迷人的白胸脯露了出来”。她的身体状况似乎在好转。但又一股“血流”的出现表明情况并不乐观。东斯基没有被吓倒，他抓起一块亚麻餐巾，蘸了点水，用它“轻轻地把脑组织从伤口处按了回去，然后用湿布包住伤口”。这种大胆的做法惊人地有效，至少暂时如此。万达猛地睁开眼，激动地将血肉模糊的手伸向东斯基，亲吻他，露出天使般的笑容，然后死了。 ^[28]

读了这些段落，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克拉夫特-埃宾要用作者之名来命名一种性心理疾病。但我们也知道，这种栩栩如生的暴力描写与其他回忆并无根本的不同。比方说，万达脑浆迸流的景象就与波兰贵族卢多维克·德比茨基（Ludowik Dębicki）回忆中一个令人难忘的场景颇为相似。起义发生时，德比茨基只有4岁。他描写了一个农民怎样“用斧子一下劈开（一个年轻人的）脑袋，脑浆都溅到了谷仓顶上”。这个年轻人吓得魂飞魄散的姐妹试图“擦掉兄弟脸上的鲜血和脑浆”，此时几个农民拿来水“想要唤醒他”（这不太可能）。 ^[29] 萨赫-马索克的小说还有其他有趣的特点。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叙事是破碎的、多视角的。他在描写当事各方——波兰地主、波兰农民和乌克兰农民——时考虑到了各人不同的志向、价值观和对过去的意识，从而创造出了丰满鲜活的人物形象。他笔下的每个人都值得同情，但都有缺点。萨赫-马索克或许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回答如下问题：在一个仍试图弥合裂痕（至少在官方层面如此）的社会，要如何回忆过去的暴力冲突？他从暴力中获得的可怕的、性爱化的愉悦更难解释。一个或许还算恰当的解释是：若要真正地全面理解暴力发生时的情况，必须从施暴者和受害者的角度去设身处地地想象和思考。萨赫-马索克关于1846年加利西亚暴力事件感知的核心，是他亲历并铭记的事。在1879年出版的一篇自传片段中，他回忆起自己10岁时所看到的场景：

[1] Anon.[Leopoldvon Sacher-Masoch], Polnische Revolutionen.Erinnerungen aus Galizien (Prague, 1863), p.89.

[2] Michael Chvojka,‘Zwischen Konspiration und Revolution.Entstehung und Auswirkungen der Revolution von 1846 in Krakau und Galizien.Wahrnehmung und Aktionsradius der Habsburger Polizei’， Jahrbücher für Geschichte Osteuropas , new series, 58/4 (2010), pp.481–507.

[3] Moritz Freiherr von Sala, Geschichte des polnischen Aufstandes vom Jahre 1846.Nach authentischen Quellen dargestellt (Vienna, 1867), p.50.

[4] Arnon Gill, Die polnische Revolution 1846.Zwischen nationalem Befreiung-skampf und antifeudaler Bauernerhebung (Munich, 1974), pp.76–8.

[5] Hans Henning Hahn,‘The Polish Nation in the Revolution of 1846–49’，in Dieter Dowe,Heinz-Gerhard Haupt, Dieter Langewiesche and Jonathan Sperber (eds.), Europe in 1848.Revolution und Reform (New York, 2001), pp.170–85.

[6] 卢德维克·梅罗斯瓦夫斯基给地区官员的指示，这些官员由国民委员会任命并派驻到加利西亚地区，转引自[Sacher-Masoch], Polnische Revolutionen , p.50。

[7] Gill, Die polnische Revolution 1846 , p.186.

[8] [Sacher-Masoch], Polnische Revolutionen , p.95.

[9] 例如，可参见如下论述Ksiądz (Father) Karol Antoniewicz, Misyjne z roku 1846 (Poznań, 1849), pp.2, 7–8, 14, 16, 17, 24, 27, 35, 80–81。

[10] [Sacher-Masoch], Polnische Revolutionen , p.105; Sala, Geschichte des polnischen Aufstandes vom Jahre 1846 , pp.270–72.

[11] 这些及其他恐怖事件被列在呈递给皇帝的祈愿书里，作者是亨里克·博古施，博古施家族为数不多的幸存成年男性之一，写作时间为1846年4月15日。相关内容转引自Léonard Chodźko, Les Massacres de Galicie et Krakovie confisquée par l ’ Autriche en 1846 (Paris, 1861), pp.67–71。

[12] [Sacher-Masoch], Polnische Revolutionen , pp.182–4; Sala, Geschichte des polnischen Aufstandes vom Jahre 1846 , pp.232–4.

[13] [Sacher-Masoch], Polnische Revolutionen , pp.184–5; Sala, Geschichte des polnischen Aufstandes vom Jahre 1846 , pp.232–3.按照文中说法，这些密谋者被农民围困在庄园的一座建筑里，他们以为奥地利巡逻队会很快现身，击退叛乱者。而巡逻队没能奇迹般地出现，农民攻击了这些受困者，并杀害了其中的许多人。

[14] Ludwik Dębicki, Z dawnich wspomnień (Cracow, 1903), p.72.

[15] 有关1846年的波兰文献，参见Gill, Die polnische Revolution , pp.38–9; Lesya Ivasyuk, Die polnische Revolution von 1846 in Galizien.Österreichische, ukrai-nische und polnische Wahrnehmungen (Vienna, 2014), pp.15–35。

[16] Alan Sked,‘Austria and the “Galician Massacres” of 1846.Schwarzenberg and the Propaganda War.An Unknown But Key Episode in the Career of the Austrian Statesman’，in Lother Höbelt and Thomas G.Otte (eds.), A Living Anachronism? European Diplomacy and the Habsburg Monarchy.Festschrift für Roy Bridge zum 70.Geburtstag (Vienna, 2010),pp.49–118, here pp.51–2; Chodźko, Les Massacres , p.23.关于波兰的细致入微的评估，参见Antoni Podraza,‘Das Präludium der Revol-ution des Jahres 1848’.Die poinischen Erei gnisse des Jahres 1846’，in Heiner Timm-ermann (ed.), 1848．Revolution in Europa.Verlauf, Politische Programme, Folgen und Wirkungen (Berlin, 1999), pp.173–82。

[17] Chodźko, Les Massacres , p.27.

[18] Thus Léonard Chodźko, Les Massacres de Galicie (Paris, 1861), pp.51–3, 58, and Dębicki, Z dawnich wspomnień , p.52.

[19] Gill, Die polnische Revolution , p.17.

[20] ‘...die Welt wäre nicht vielseitig ohne die vielen Einseitigkeiten’.[Karl Marx],‘Debatten über das Holzdiebstahlsgesetz.Von einem Rheinländer’， Rheinische Zeitung , no.300, 27 October 1842, pp.116–24, here p.118.

[21] Metternich to Radetzky, 16 March 1846, 转引自Alan Sked,‘The Nationality Problem in the Habsburg Monarchy and the Revolutions of 1848.A Reassessment’，in Douglas Moggach and Gareth Stedman Jones (eds.), The 1848 Revolutions and European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2018), pp.322–44, here p.330。

[22] Sked,‘Austria and the “Galician Massacres” of 1846’，and‘The Nationality Problem in the Habsburg Monarchy and the Revolutions of 1848’.

[23] Édouard Conte,‘Terre et “Pureté ethnique” aux confins polono-ukrainiens’， Études rurales , no.138–140, Paysans audelà du mur (1995), pp.53–85, here p.60.

[24] Antoniewicz, Misyjne z roku 1846 , pp.6, 23, 29.

[25] László Péter撰写的导言，见于László Péter, Martyn Rady and Peter Sherwood (eds.), Lajos Kossuth Sent Word...Papers Delivered on the Occasion of the Bicentenary of Kossuth ’ s Birth (London, 2003), pp.1–14, here p.5。

[26] Wolfgang Höpken,‘The Agrarian Question in Southeastern Europe during the Revolution of 1848/49’，in Dowe at al.(eds.), Europe in 1848 , pp.443–71, here p.459.

[27] Ivasyuk, Die polnische Revolution , passim.

[28] Leopold Sacher-Masoch, Graf Donski.Eine Galizische Geschichte, 1846 (1st edn, 1858,With the title Eine Galizische Geschichte , 1846 ; 2nd edn, Schaffhausen, 1864),pp.339–51.

[29] Dębicki, Z dawnich wspomnień , p.60.

[30] Leopold von Sacher-Masoch,‘Eine Autobiographie’， Deutsche Monatsblätter.Centralorgan für das literarische Leben der Gegenwart 2/3 (1879), pp.259–69, here p.260.这里提到的狗舔舐起义者流淌到泥地里的血这幅画面，也出现于[Sacher Masoch], Polnische Revolutionen , p.185。这样的相似使得以下理论更加可信：后一本书的作者实际上是小萨赫-马索克，他根据父亲收集的评论和文件进行创作（这一点可参见Ivasyuk, Die polnische Revolution ）。 YbJ0cgsyVJe9/Q9oiNycoEPtVMVCKJefSsJZWLPQJuhOpMcGMIQnbsheutBFMS6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