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工

1831年11月21日周一早晨7点左右，400名丝织工人在里昂市郊的红十字区有序集结。他们计划沿大海岸路向市中心行进，要求其雇主，即该城的丝绸商人，接受几天前与市政当局共同商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织工向奉命阻止游行的50名国民卫队成员猛掷石头，并迫使他们在包围下缴械。当时群情激愤，织工师傅、这场抗议的重要组织者之一皮埃尔·沙尔尼耶（Pierre Charnier）好不容易才阻止了愤怒的抗议者绞死警察专员图桑。织工们手挽手组成四人小队，继续沿大海岸路行进，继而又碰上了国民卫队第一营的掷弹兵。国民卫队成员中，有许多人是雇用了起义织工的丝绸制造商。卫队开火，数名织工受重伤倒下，一名军官的大腿中弹。卫队被织工击溃，仓皇撤退；织工们则急匆匆地号召红十字区的人们拿起武器。大街入口处筑起了高高的街垒，织工们展开一面精美的旗帜（他们毕竟是织工）。绣在旗帜上的话语直到20世纪仍在回响：“工作不能活，毋宁战斗死。”

这便是发生于1831年11—12月的里昂工人起义［在法语中，这些工人被称为canut（卡努）］的序章。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织工们攻占了位于邦巴斯德的警察营房，抢夺了军火库中的武器，并向国民卫队和陆军的多支营队发起进攻。争夺里昂城的战斗造成600人伤亡。11月23日早晨，市长和守军指挥官都已逃离里昂。在开始阶段，这场起义和同时期的其他社会抗议活动并无不同。前一年发生在巴黎并因霍乱流行而加剧的革命、拉丁美洲的诸场革命，以及美国的银行业危机共同扰乱了丝绸贸易，导致订单、价格和工资下降。织工师傅们要求制定一份最低计件工资标准。市政当局认可了统一的工资标准并建议推行，但商人们拒绝按最低计件工资标准支付。 ^[1] 织工们于是开始罢工，要求还他们一个公道。

里昂工人起义的一个更显著的特征是其背后复杂的组织方式。1827年，一群织工师傅成立了一个互助协会。该协会的基础是由许多支部构成的复杂的网状结构，每个支部由不超过20名织工师傅组成（以防触犯1810年《法国刑法典》第291条），由一位代表领导，两名秘书辅佐。代表需要向由一名理事、两名副理事、一名秘书和一名会计所组成的中央办公室汇报情况。所有代表和中央办公室的五名成员一同构成一个大委员会。 ^[2] 其主要发起者皮埃尔·沙尔尼耶后来称呼其为织工共济会，它不只是互助组织，还试图矫正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开始并得到欧洲有产阶级推崇的商业自由所带来的不公平的历史后果。1791年的《列·霞白利法》不仅废除了旧的行会，而且否认了公民罢工或联合起来追求“所谓的共同利益”的权利。然而，工厂主和商人却能合法地参与卡特尔式的活动，或结成商会之类的组织。 ^[3]

在沙尔尼耶构建的这种支部必须向一个中央办公室汇报的全方位组织体系背后，存在着令人鼓舞的原则——联合。今天的我们很难理解这个词在19世纪中叶的魅力（这对法国人来说或许要容易些，因为他们那儿直到2017年还有一个“负责联合生活”的部长）。广大劳工只有依靠联合才能克服个体的结构性弱点。这个观念对织工师傅来说尤其有吸引力，他们并不在开放式的工厂里工作，而是拥有自己的织机，在自己的工坊里工作，支持他们的帮手包括学徒、帮工、分包商、专业女工和助手，这些人的级别、年龄、社会地位各异。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商人很容易离间这些师傅，让他们各自为战、彼此争斗。而通过协会联合起来之后，织工们就能获得自己应得的尊重：

1831年，织工师傅的互助协会与代表工人或出师学徒的丝绸工人协会合并。这些机构使得集体处理共同经验、集体议价、集体执行协议，以及确立集体战略成为可能。这种合作的能力本身就值得注意。师傅是小型企业家，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他们经常出租一两台织机给帮工，而帮工自己也会雇助手。与之相较，大部分出师学徒是除了劳动力就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尽管如此，里昂城里的八千余名师傅和两万余名出师学徒在大部分情况下还是能和衷共济的。这种成功的原因或许在于里昂织工在空间上的亲密关系：出师学徒通常寄宿在师傅家里。像红十字区郊区这样的地方挤满了织工：1832年红十字区的16 449名居民中有10 000名以上是织工及其家眷。 ^[5]

1831年的里昂工人起义乍看像是1830年巴黎的政治革命在外省引起的纯“社会”或“工业”的翻版。起义爆发时，恰好在这座城市的小说家兼诗人马塞利娜·德博尔德-瓦尔莫尔（Marceline Desbordes-Valmore）就是这么认为的。“政治在这场大骚乱中无足轻重。”1831年11月29日，她在给波尔多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这是一场因饥饿而爆发的起义。冲向枪林弹雨的女性们喊道：‘杀了我们吧！这样我们就不用再饿肚子了！’虽然能听到三四声‘共和国万岁！’的呼声，但工人和群众总是回应道：‘不！我们是在为面包和工作而战。’” ^[6] 中产阶级评论家经常坚持认为起义的动机是纯粹社会的、无关乎政治的，进而把这种动乱上升到悲剧层面。但总的来说，里昂织工并不是社会卫生学家笔下贫民窟中的那种饥民，织工的世界浸透了政治。里昂工人联合抗议的传统可以追溯到18世纪，而织工们的记性是很好的。 ^[7]

起义前夜，里昂就已吸引了激进知识分子的兴趣。1831年5月，一个激进主义代表团到访该城，他们的公开演讲吸引了大批听众。让·雷诺（Jean Reynaud）出生在里昂，后来在1848年巴黎的革命政府中任职，在他最具轰动性的、以财产为主题的“布道”中，他向听众说道：“看啊！（财产的）荣耀正在消逝，它的统治正在瓦解。” ^[8] 6月，里昂市新发行了两份共和派报纸，一份是约瑟夫·伯夫（Joseph Beuf，后来因煽动叛乱罪被罚款和逮捕）主编的《国民哨兵》，另一份是阿道夫·格拉涅尔（Adolphe Granier）主编的《拾穗者》。《拾穗者》是一份印在粉色纸张上的诙谐讽刺刊物，孜孜不倦地以短文、短篇小说、笑话、假秘方和广告等体裁，嘲讽1830年新建立的法国君主政体的装腔作势和自命不凡。但11月21日起义后，这份报纸没有刊登讽刺笑话，取而代之的是一篇严肃社论，它哀悼死者，歌颂战胜了“秩序”的武装力量的织工们：“我们要高声宣告，我们是站在最广大、最贫困阶级一方的！从今以后，我们将永远是他们的捍卫者；从今以后，我们将为他们争取神圣的公正权和人权！” ^[9]

《工厂回声》完全没有《拾穗者》那种善意但屈尊俯就的“为”下层发声的色彩，这份非凡的报纸创刊于1831年10月，它的专栏反映了织工，至少是织工师傅的世界观。这份报纸的创刊股东当中有31名织工师傅，专栏里充斥着关于工业谈判、劳动仲裁和织工会议的新闻。这份报纸在其发刊词中公开声明，创刊的目的在于与老板（大商人）的“贪婪和自私”斗争，扼制制度的滥用，并“建立一种平衡，在不损害雇主总体利益的前提下，改善雇工们赖以生存的收入状况”。《工厂回声》旨在为劳工群体提供一个以新方式发声的渠道——邀请全里昂的织工投递他们觉得有新闻价值的素材。 ^[10] “社会问题”文学那种疏离的、第三人称的视角让位于一种新的话语。这种新话语一方面以一种兼收并蓄的方式，受到圣西门主义和后来的夏尔·傅立叶的社会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其研究对象鲜活的生命体验的影响。这一话语可清楚表达和规范工人运动的情感特质，还给里昂织工与其雇主间的冲突赋予了伦理和政治正当性。 ^[11]

令人惊讶的是，1831年政府在收复里昂的过程中并未造成流血事件。在1830年的革命中登上王位的新王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对这场爆发在法国第二大城市的起义感到震惊，他命令军队在采取强力行动的同时，避免伤亡。12月3日，经历过拿破仑战争的老兵让-德-迪厄·苏尔特（Jean-de-Dieu Soult）将军率领两万名士兵进入里昂。许多人被逮捕，但只有极少数人被起诉，而且他们最后都被无罪释放。

故事本可以就此结束，但里昂的丝织工人在三年后再次起义，只是这次的背景大不相同。丝绸市场已然恢复过来，丝绸工人的计件工资也大幅上涨，但商人担心市场又会陷入衰退，于是试图削减工人工资。长毛绒工人对降薪的抗议逐步升级，进而引发了整个行业的罢工。1834年春，出现了新一轮冲突和逮捕行动。在发现一封由激进织工撰写、充满了所谓的煽动性话语的信之后，警方开始了严酷的镇压。4月，全面起义爆发；在之后的“血腥周”里，城市到处筑起街垒，以阻碍军队的行动。工人们突袭邦巴斯德营房（一如他们在1831年所为）和军火库，并将几个街区改造成设防营地。核心起义者大约有3000人，但许多居民也参与其中。例如，书商让·科西迪埃（Jean Caussidière）的妻子和女儿为街垒中的起义者送去子弹和食物。根据一位目击者的报告，在织工所掌控的地区，没有参与战斗的居民对军队的态度是“带有敌意的中立” ^[12] 。

政府这次的回应是残酷的。内政大臣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将军队从城内撤出后再围城，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夺回城市。在此过程中，军队毫无顾忌地使用火炮，并屠杀了许多工人和无辜的旁观者。梯也尔晚年时还会再次使用这套手法镇压1871年的巴黎公社。火炮用来清理广场。用来炸开建筑物大门的爆炸物在一些城区引起了火灾。一个躲在烟囱里的人被故意烧死。让·科西迪埃的一个儿子在战斗中牺牲，其遗体被士兵用刺刀反复捅刺。［1848年革命爆发后，他的另一个儿子马克·科西迪埃（Marc Caussidière）成为附近的圣艾蒂安的共和派领袖，并短暂地担任巴黎警察局长。］士兵们模仿他们的对手，爬上建筑物的屋顶，同起义者进行了一场“烟囱之战”。当时的画作生动地表现出了在四周高楼林立的小广场上近身肉搏的野蛮。军队和起义者在街垒及其周围爆发冲突时，战斗很快演变成屠杀。

医生、记者、图书馆馆长、土生土长的里昂人让-巴普蒂斯特·蒙法尔孔（Jean-Baptiste Monfalcon）注意到了两次起义之间的关键差异：“（这场起义）起初纯粹是经济性质的，后来却逐渐带上了经济和政治的双重色彩，它几乎完全呈现出政党政治的特质，实乃时代的不幸。”1831年11月，蒙法尔孔写道，工人起义是因为工资问题的“提出和理解都欠妥”。但到1834年4月，起义就不再只关乎工资了：工人们“在公开反对当权者政党的领导下，以共和派的名义筑起街垒” ^[13] 。

对于此种观点需要做些补充。在两次起义之间，事情确实起了变化。1831年后，共和派活动家逐渐渗透到里昂工人阶级当中；报刊上，共和派的政治言论越发尖锐，里昂成了共和派活动在法国东部的一个中心。第二次起义时，有人在城内散发共和派传单，并将它们张贴在建筑物上。这些传单声称，如今的起义不再是出于工作上的不满，而是要挑战奥尔良王朝的权威。在当时的环境下，宣传政治观念是相对容易的，因为里昂约3/4的男性丝织工人都识字。师傅们需要识文断字，以便能审查他们与商人的合同。织工（包括许多出师学徒）的孩子会上郊区的免费小学。许多父母也会上这些学校的晚间和周日课程，以掌握那些维持阅读俱乐部和图书馆协会的网络所必需的技能。 ^[14]

尽管共和派在少数地方领导了1834年4月的抵抗，大部分反抗力量还是从当地招募的，并由互助协会的成员，或直接由织工或其他工人领导（通常相当混乱）。在里昂第五区的战斗中被捕的108人中，只有5人被列为共和派。织工一方则继续在他们传统的道德经济观念框架内行事：他们的动机更多来自关于何为公正的传统假设，而非政治团体的理论或计划。共和派煽动者努力尝试把织工的行动主义 ^[15] 引向政治行动，但总体来说织工不愿意按照他们的指导行事。 ^[16] 在巴黎受审时，被起诉的共和派人士试图将审判转变为对七月王朝进行政治否定的舞台，但同被指控的里昂织工拒绝配合。 ^[17] 被指控的共和派一方则很少直接提到里昂工人，就算提到了，用的也是社会问题文学中的陈词滥调。共和主义者夏尔·拉格朗日（Charles Lagrange）是这样解释他及同事为何如此热衷于联合原则的：

但织工们不会将自己描述为“无产者”，也不需要拉格朗日这样的人来引导他们理解联合的价值。而且，没有哪个织工会在贵族院面前说自己社区的年轻女性是妓女。简而言之，共和主义的政治和织工行动主义的政治在1834年相汇聚却不交融。

1834年的起义仅持续了几天，但它对法国文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35年7月，在巴黎，对受指控的叛乱者的大规模审判已接近尾声，塞纳河畔的书店和货摊上正在出售那些在法庭上最直言不讳的被告人的平版肖像画。这“两场伟大事件”的“精彩戏剧”（司汤达语）在这一时代男性文豪的文章、信件和小说中反复出现，从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到巴尔扎克、雨果、夏多布里昂（François Chateaubriand）和阿尔弗雷德·德·维尼（Alfred de Vigny）都是如此。费利西泰·罗贝尔·德·拉梅内是一位激进的神父，他出版于1833年的小册子《一位信徒的话》（ Paroles d’un croyant ）在当时就备受推崇。他为里昂织工写了一本激情澎湃的小册子，在其中指责贵族院的审判违背了1830年革命所承诺的自由。他质问，人民把波旁王朝赶下台难道就是为了这样的结局吗？拉梅内警告道，“人民”最终会发展出“对自身权利的意识和感受”，从今以后，那些不能完全理解这意味着什么的人将永无宁日。 ^[19] 对女扮男装旁听贵族院审判的乔治·桑而言，这次审判促进了其政治上的觉醒。被告的辩护律师团汇集了左翼群英：亚历山大·赖德律-洛兰（Alexandre Ledru Rollin）和路易-安托万·加尼耶-帕热斯（Louis-Antoine Garnier-Pagès）会在1848年2月的临时政府中任职；阿尔芒·巴尔贝斯（Armand Barbès）是地下革命活动的常客，他将在1848年革命的左翼中扮演重要角色；辩护律师、日后一度担任左翼议员的米歇尔·德·布尔热（Michel de Bourges）也在1848年大显身手，他和乔治·桑的情事恰始于二人此次在法庭上的会面。 ^[20] 从布朗基、马克思、恩格斯和傅立叶，到革命记者、文学批评活动家兼法国工人党的联合创始者保罗·拉法格（Paul Lafargue），在这些左翼人士的历史想象中，里昂占据着一个独特且持久的位置。19世纪80年代，拉法格会告诉其党派的干部，里昂织工伟大的社会起义令1789年、1830年和1848年的革命都相形见绌。 ^[21]

马塞利娜·德博尔德-瓦尔莫尔在第二次起义后不久所作的一首诗，极为有力地表现了这些事件对时人情感造成的冲击。德博尔德-瓦尔莫尔把诗中的情节设定在起义刚被镇压之后，从而遮掩了起义的政治属性。她笔下的织工不是活动家，而是血腥镇压之下的受害者。织工的辩护人——一位无名女性和一个以古希腊戏剧方式组成的女性合唱队，没有做出特别的指控，但她们的语言中有一种激进的力量。说“杀人犯当上国王”不等于说国王就是杀人犯，但言外之意已经很明显了。德博尔德-瓦尔莫尔将镇压起义的暴力描述为对道德秩序的残暴颠覆，这不啻对教会所承诺的精神慰藉的无情嘲讽：

《在里昂黑暗的一天》

诗中对死去的女性和孩童的描写令人痛心。尽管在1834年4月的战斗结束后，被捕者当中似乎没有女性，随后的“大规模审判”的被告席上也没有女性，但死去的平民中还是有相当多的女性和儿童（无法给出准确数字）。这可能意味着，尽管在暴力开始时，女性往往会退出抗议人群，但她们及其孩子很难逃脱火炮射击和爆炸引起的火灾。德博尔德-瓦尔莫尔没有亲眼见证第二次起义，但她15岁时亲眼见证了1802年瓜德罗普的起义。起义的导火索是拿破仑决定在这个岛上重新推行已被废除八年之久的奴隶制。当时她与因黄热病而奄奄一息的母亲一起居住在皮特尔角城，在那里，她看见曾经的奴隶被扔进“铁笼”。她1821年出版的小说《萨拉》（ Sarah ）的主角之一是曾被奴役的男性难民阿尔塞纳，他充当了与书名同名的白人女主人公的替代“母亲”角色。在她对1834年无差别屠杀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窥见殖民地压迫行动中暴力的影子。 ^[22]

对那些同情丝绸商的人而言，起义的经历令他们充分意识到，即便是富裕资产阶级，其生存境遇也是极为脆弱的。1831年11月22日，战斗爆发后的第二天，医生兼记者让-巴普蒂斯特·蒙法尔孔自告奋勇，将警长的公告带到位于红十字山顶的起义军总部。当他沿着大海岸路向上走时，他震惊于四周的寂静：“这条平日里熙攘的街道上如今听不到一点织机声或人声。”他还没登上红十字山，就被40个人团团围住，其中有几个人背着粗制滥造的步枪。他们骂骂咧咧地抢走了他的步枪、刺刀和国民卫队军官的臂章。雨点般的拳头接踵而至。起义者把他自愿带来的公告夺走，踩在脚下。

这位从中说项的熟人说服愤怒的织工检查一下蒙法尔孔的步枪，发现这把枪最近没有开过火，就让他走了。这是一段挥之不去的亲身经历，令蒙法尔孔终生难忘。 ^[23] 蒙法尔孔自己就是织工师傅的儿子，他受过良好教育，因为免费给贫困的织工家庭看病而扬名里昂城。带着那个时代典型的对统计分析和社会卫生学的兴趣，他也写了不少备受推崇的社会问题相关文献——在帕蒂西耶著名的职业病汇编中，就收录了一篇蒙法尔孔关于织工典型疾病的论文。在4月21日下午，蒙法尔孔照料着第一天战斗的伤者——正是在这天，他遇到了会在次日救他一命的那个人。这段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最早发表在报纸上，而后又修订过数版，最终在20年后被写入他的回忆录。故事向读者传达了复杂的信息。这是一个有教化意义的寓言，它表明，投身社会服务有救赎的作用。但是像蒙法尔孔这样一个受尊敬的中产阶级人士竟会蜷缩在乱拳之下，代表军阶的标志被人扯掉，他本人像只待宰的羔羊一样被拖到阴沟里，这种描写无疑传达了一种紧迫的信息：城市秩序是多么来之不易，而且不可或缺。

1843年5月布吕恩的暴动从未获得里昂工人起义般的神话地位，但它同样扰乱了一个重要的地区纺织业生产中心的秩序。布吕恩号称“摩拉维亚的曼彻斯特”，是中欧许多著名纺织品牌的发源地，包括奥弗曼、舍勒、佩斯基纳、斯基恩、豪普特，此外，一众瞄准了维也纳、佩斯和米兰小众市场的小企业也发源于此。 ^[24] 1842—1843年的冬春之际，食品价格的上涨抑制了对纺织品的需求，同时温暖的天气减少了人们对冬衣的需求，因此，工厂里货物积压，其结果就是一波破产和裁员的大潮。布吕恩对此类市场波动极为敏感——该城和城郊的45 000多名居民中，约有8000人是织工。报告称，到1843年春，其中1/3左右（2600多人）被裁员。但这里的失业工人没有意识到彼此共同的经济利益。他们没有向老板施压，反而攻击那些仍在工作的工友。比方说，一群织工带着一包包要加工的棉花返回位于拉耶茨、拉齐采和扎布尔多维采的山村时，在路上遭到失业者的伏击。被袭击的工人既不是外国人也不是新来者，他们已经在布吕恩的工厂工作了许多年，从来没碰到过这种敌意。减薪会催生工人的义愤和对未来的恐惧，失业却倾向于钝化和削弱工人的政治意识。 ^[25] 对布吕恩失业织工而言，唯一的好消息就是他们是在夏初被裁的，那时他们还有希望找到一些临时的、工资没那么高的农活，或是到正在建设的布吕恩—斯维塔维铁路上干体力活。

次年席卷布拉格纺织业区的骚乱展现出更强的组织性。1844年6月16日，波格斯印花布工厂经理宣布减薪后，麻烦便开始了。工人离开了工位，派代表团与管理层交涉。他们不仅要求维持现在的工资水平，还要求工厂主放弃采用新式的模板印花机，即波若丁印花机。管理层拒绝了这两项要求，并把工人代表的名单交给警察，当晚就有六名工人代表被捕。事态迅速升级。工人冲进波格斯工厂，破坏了几台新机器。一股砸毁机器的浪潮席卷布拉格。在被拒绝进入各种场所之后，罢工者在布拉格佩尔施丁区建起了指挥部，就在城外工人所租住的公寓面前。整整一周，布拉格每座工厂的工人基本上都在罢工。6月24日，经省长办公室、驻军指挥官阿尔弗雷德·楚·温迪施格雷茨（Alfred zu Windischgrätz）将军、布拉格市长约瑟夫·米勒（Josef Müller）三方磋商后，军队和警察开始了行动，525名罢工者被捕。

女性的缺席是这些抗议活动的显著特征。女性构成了纺织业劳动力的很大一部分，而且还有许多工种仅限女性参与，她们和男性一样面临着波若丁印花机的威胁。但在6月24日被捕的525名罢工者中没有一位女性。女性回避或害怕暴力冲突的说辞根本站不住脚，因为根据目击者的报告，在被捕的男人被带去位于牲畜市场的法庭后，“女人们聚在一起，挨家挨户地叫上反叛者。她们每个人的围裙里都兜着石头，先是砸碎工厂的窗户，而后又到牲畜市场，开始向士兵扔石头” ^[26] 。有几个人被捕了，包括她们的领头人约瑟菲娜·米莱罗娃（Josefina Müllerová），其余人则被士兵用刺刀驱散。

所以，女性在抗议和示威中缺席的原因既不是她们恐惧或厌恶暴力，也不是忙于家庭琐务，更重要的原因是布拉格织工社团以男性为主导的特征。和里昂织工一样，布拉格的纺织业工人也建起了互助协会网络，以便在其成员受伤、生病、去世或失业时提供保障。但这些协会仅对男性开放，通常禁止女工加入。在奥地利帝国以及大部分欧洲大陆国家，法律一概禁止任何女性协会。这进而意味着罢工开始后，只有男性印花工能拿到补贴，同样因骚乱而失业的女工则无法获得补贴。根据大部分互助协会的章程，唯一有权领取罢工补贴的女性是“被监禁者的妻子”。女工因此不仅没法平等地享受互助协会所提供的经济好处，而且无法享受更深层的文化好处，比如不能参与每个季度召开的仪式烦琐的集会，不能参与讨论和投票，而正是这些场合提供了有关集体行动的丰富训练。因此，布拉格劳动女工与英国的女工面临相似的处境，工人阶级精致的社团文化反而带来了新形式的性别不平等和性别隔离。 ^[27]

政府投入大量警力来终结叛乱，追踪并逮捕那些逃脱的罢工者。1844年的工人抗议“招致了自拿破仑战争以来中欧地区最大规模的警务和军事行动”。工人们当然没能阻止工厂采用波若丁印花机。这些年里，破坏机器的现象在整个中欧都极为普遍。许多地方的工人也像布拉格的罢工者一样，向管理层提出类似的请愿和要求，但他们从未成功阻止科技变革，甚至连减缓其步伐都做不到。 ^[28] 不过，他们的工资略有上涨。罢工发生后，大部分布拉格的雇主悄悄地提高了工人工资，以绝后患。省政府也发布了日后调节内部劳资关系的指导方针，它至少赋予了工人最低限度的权利。 ^[29]

布拉格事件的残响仍回荡在波希米亚北部，在西里西亚彼得斯瓦尔道和朗根比劳一带的纺织业区，上演了1848年革命前普鲁士最血腥的起义场景。动乱始于1844年7月4日，一群愤怒的织工袭击了彼得斯瓦尔道大纺织企业茨万齐格尔兄弟纺织厂的总部。当地人认为，这家黑心企业利用当地过剩的劳动力来压低工资、恶化工作环境。当地一首民谣唱道：“茨万齐格尔兄弟是刽子手，他们的仆人是恶棍。他们不保护工人，像对待奴隶一样压榨我们。” ^[30]

织工们冲进总部后，砸烂了他们找到的一切东西——镜子、贴着瓷砖的烤炉、镀金镜框、枝形吊灯和昂贵的瓷器。他们把书籍、债券、期票、记录以及一切文书都撕了个粉碎；接着冲进临近的商店、滚压车间、打包间、工棚和库房，走到哪儿砸到哪儿。直到傍晚，破坏行动才停止，一群又一群织工不断从郊外乡村赶到事发现场。第二天早晨，一些织工又回来摧毁了仅保留了完好的建筑，就连屋顶也不放过。要不是有人指出工厂主能从火灾保险中获得赔偿，整片厂区都会被工人们一把火烧了。

至此，约3000名带着斧子、草叉和石头的织工离开彼得斯瓦尔道，朝着位于朗根比劳的迪里希家族宅邸进发。吓呆了的公司职员向他们保证，每个同意放过公司建筑的织工，都能拿到5银格罗申的现钱。与此同时，罗森贝格尔（Rosenberger）少校指挥的两个步兵连已经从施韦德尼茨赶来恢复秩序，士兵们在迪里希宅前的广场上整队。导致之后灾难的一切要素已经齐备。因为担心织工们马上就要袭击迪里希家宅，罗森贝格尔下令开火。三轮齐射后，11人倒地身亡。他们之中，有在起义者队伍中的一名女性和一名儿童，也有几个旁观者，包括一个正要去上缝纫课的小姑娘、一个站在200步外的家门口看热闹的妇女。如今，群众的反抗和怒火都不可遏制。人群奋不顾身地向军队发起一轮冲锋，成功将其击退。当晚，织工们大肆洗劫迪里希家宅及其附属建筑，摧毁了价值8万泰勒的商品、家具、书籍和文件。

次日清晨，增援部队带着火炮抵达朗根比劳，迅速驱散了还在迪里希家宅内外的群众。随后附近的弗里德里希斯格伦德也发生了暴动，布雷斯劳的一群工匠则袭击了犹太商人的住宅，但该市驻军成功阻止了进一步的骚乱。约50人因参与暴动被捕，其中有18人被判处监禁，附带苦役和肉刑（抽24下鞭子）。 ^[31]

与里昂和布拉格类似，低工资在此次事件中是一个关键诱因；和布吕恩类似，订单短缺也是一个因素。但是，西里西亚织工的处境恶化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正如《泰晤士报》在7月18日报道的那样：

这里的情况和里昂丝织业完全不同。这里的工人是亚麻或棉纺织工，而不是丝织工，他们和国际市场的联系更不稳固。且相较于里昂同行，他们更容易受英国的机织布和地缘政治动荡（东西里西亚与俄国的跨境贸易最近中断了）的影响。这里没有互助协会，没有《工厂回声》，没有竭力在织工中间宣传政治、协调起义的共和派网络。这里的暴动更为原始，带有更浓重的守旧色彩。

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真正令人惊讶的一点在于，它在整个普鲁士的公共生活和智识话语中引发了反响。早在叛乱爆发前，西里西亚纺织区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莱茵兰的纺织业城镇中有不少西里西亚人的社区。1844年3月，诗人兼激进文学研究者卡尔·格林（Karl Grün）在各个城镇进行了关于莎士比亚的巡回演讲，并大受欢迎，他把演讲所得收入通过省政府捐给了利格尼茨地区的织工。5月，起义前夜，省政府的官员、布雷斯劳协会成员亚历山大·施内尔（Alexander Schneer）在一些苦难最深重的区域挨家挨户走访，详细记录下了他们的处境。在这种充满同情的文化环境中，无怪乎时人会把1844年6月的起义视作潜在社会弊病的必然表现，而非不可接受的骚乱。

尽管审查官员百般努力，起义和镇压的新闻还是在几天之内就传遍了普鲁士王国。从柯尼斯堡和柏林到比勒费尔德、特里尔、亚琛、科隆、埃尔伯费尔德和杜塞尔多夫，西里西亚织工起义激起了大规模的报刊评论和公众热议。一时涌现出许多激进的织工诗歌，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就在1844年写了一首启示录式的《西里西亚织工》（ The Weavers’Song ）。诗中描绘了一幅令人悲愤而无望的画面，织工们虽无休止劳作，但仍不免饥寒交迫：“机杼作响，梭子飞动；/我们织布，日夜匆忙。/德意志，我们织的是你的棺材罩；/我们织进去三重诅咒，/我们织，我们织！”

对激进主义者而言，人民为生存而发起的暴动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去聚焦和提炼他们的观点。一些左翼黑格尔派成员像社会保守派一样主张：防止社会两极分化的责任应当落在作为普遍利益守护者的国家的肩上。1844年西里西亚织工起义促使作家弗里德里希·威廉·沃尔夫详述并完善他对危机的社会主义分析。在1843年关于布雷斯劳贫民窟的报告中，他行文的布局还是围绕“富人”和“穷人”，“这些人”和“有钱人”，或“日结工”和“独立的资产阶级”这种松散的二元对立展开。然而，七个月后，他详论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的长文在理论抱负上则要远大得多。在此，“无产阶级”被置于“资本的垄断”的对立面，类似的还有“生产者”与“消费者”相对，“人民中的劳动阶级”与“私有制”相对。 ^[33]

阿尔诺德·卢格（Arnold Ruge）和马克思关于西里西亚起义之意义的争论，则进一步展现了上述理论化进程。《前进报》是侨居巴黎的德意志激进主义流亡者创设的刊物。卢格在上面发表了一篇悲观的文章，认为这场织工起义不过是场饥饿引发的暴动，不会对普鲁士的政治权威构成真正的威胁。马克思针锋相对地发表了两篇长文，来驳斥这位旧友的看法。马克思的话听起来甚至不乏普鲁士爱国主义的骄傲，他认为英国和法国的“工人起义”都不如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有阶级意识、有理论品性”。马克思宣称，只有“普鲁士人”采取了“正确的观点”。他暗示，在西里西亚的织工烧掉茨万齐格尔兄弟和迪里希家族的账册时，他们的怒火直指“财产所有权”，因此他们攻击的就不只是工业家，还有工业家背后的金融资本体系。 ^[34] 这场争论指向的终极议题是，被压迫者在何种情况下才能成功地革命化。争论标志着两人彻底分道扬镳。

不论是在西里西亚、布拉格、布吕恩还是里昂，激进左翼的政治诉求和织工的行动主义都未能结合。但是围绕着资源而展开的激烈的社会冲突释放出负面能量，进而加速了政治分化的进程。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的影响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盖哈特·霍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的五幕剧《织工》（ Die Weber , 1892）是德意志自然主义的经典之作，这部剧如此生动而强烈地唤起人们对起义的回忆，以至演出一开始就遭到柏林警方禁演。被霍普特曼戏剧打动的人当中就有凯绥·珂勒惠支（Käthe Kollwitz），这个主题令她着迷，促使她创作出令人难忘的系列版画《织工暴动》（ Ein Weberaufstand ）。在其中一幅版画中，憔悴且两眼空洞的织工身陷与压迫性体制的徒劳斗争，这幅画至今仍在塑造着有关1844年事件的公共记忆。

[1] Fernand Rude, Les Révoltes des canuts, 1831–1834 (Paris, 1982), p.27.

[2] Ludovic Frobert and George Sheridan, Le Solitaire du ravin.Pierre Charnier (1795–1857), canut lyonnais et prud ’ homme tisseur (Lyons, 2014), p.87.

[3] Rude, Les Révoltes des canuts , p.15; 关于立法环境以各种方式歧视工人而偏袒雇主，参见Bezucha, The Lyon Uprising of 1834 , pp.21–2。

[4] 沙尔尼耶的备忘录，转引自Fernand Rude,‘L’insurrection ouvrière de Lyon en 1831 et le rôle de Pierre Charnier’， Revue d ’ Histoire du XIX e siècle 13/35 (1938),pp.26–7; 关于沙尔尼耶互助论的演化，参见Frobert and Sheridan, Le Solitaire du ravin , pp.85–98。

[5] Villermé, Tableau de l ’ état physique et moral des ouvriers , p.359.

[6] 马塞利娜·德博尔德-瓦尔莫尔致让-巴蒂斯特·热尔热雷斯（Jean-Baptise Gergères）的信，写于1831年11月29日，里昂，consulted online at https://www.corres-pondancedesbordesvalmore.com/2018/05/revolte-ouvriers-Lyon-1831.html。

[7] 关于记忆在里昂暴动政治文化中的地位，参见Bruno Benoit,‘Relecture des violences collectives lyonnaises du XIXe siècle’， Revue Historique 299/2 (1998),pp.255–85。

[8] Rude, Les Révoltes des canuts , p.24.

[9] ‘Lyon, 21 Novembre 1831’， La Glaneuse 1/47, 25 November 1831, p.1.

[10] 《工厂回声》发刊词，1831年10月23日；consulted online at ENS de Lyon, L ’ Écho de la Fabrique et la petite presse ouvrière Lyonnaise des années 1831–1835 ,http://echo-fabrique.ens-lyon.fr/sommaire.php?id=61&type=numero。

[11] 关于《工厂回声》饱含情感的词汇及其对傅立叶主义的借鉴，参见Emmanuel Renault,‘Mépris et souffrance dans l’Écho de la Fabrique’；Jonathan Beecher,‘Le fouriérisme des canuts’，in Ludovic Frobert (ed.), L ’ Écho de la Fabrique.Naissance de la presse ouvrière à Lyon (Lyons, 2010), pp.87–110，111–39。

[12] Bezucha, The Lyon Uprising of 1834 , pp.167–8.

[13] Jean-Baptiste Monfalcon, Histoire des insurrections de Lyon en 1831 et en 1834 (Paris, 1834),pp.1–2, 331–2。

[14] Mary Lynn McDougall,‘Popular Culture, Political Culture.The Case of Lyon, 1830–1850’， Historical Reflections/Réflexions Historiques 8/2 (1981), pp.27–41, here p.28.

[15] Activism，一种强调通过采取积极行动促进、阻止、指导或介入社会、政治、经济或环境等议题的学说或实践，其目的是推动社会变革。奉行这套策略的人即活跃分子或活动家（activist）。——译者注

[16] André Jardin and André-Jean Tudesq, Restoration and Reaction 1815–1848 , trans.Elborg Forster (Cambridge, 1984), p.294.

[17] Bezucha, The Lyon Uprising of 1834 , pp.187–8.

[18] 1835年7月2日共和主义者夏尔·拉格朗日对贵族院的演讲，转引自Bezucha, The Lyon Uprising of 1834 , p.190。

[19] Félicité Robert de Lamennais, La Liberté trahie (du procès d ’ avril et de la République) [1834], ed.Lucien Scheler (Paris, 1946), p.41.

[20] Jonathan Beecher, Writers and Revolution.Intellectual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of 1848 (Cambridge, 2021), p.84.

[21] Jacques Viard,‘Les origines du socialisme républicain’， Revue d ’ 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33/1 (1986), pp.133–47, here p.134.

[22] 关于这些联系，参见Deborah Jenson,‘Myth, History and Witnessing in Marceline Desbordes-Valmore’s Caribbean Poetics’， L ’ Esprit Créateur 47/4 (2007), pp.81–92。

[23] Jeremy Popkin,‘Worlds Turned Upside Down.Bourgeois Experien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Revolutions’，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40/4 (Summer 2007), pp.821–39.

[24] Kateřina Tučková, Andrea Březinová and Tomáš Zapletal, Fabrika.Příběh textilních baronů z moravského Manchesteru (Brno, 2017).该书生动地将布吕恩描绘为纺织业生产的历史中心，尤其是奥弗曼品牌的生产中心。

[25] Radimský,‘Dělnické bouře v Brně roku 1843’.

[26] 见证者的叙述引自Rudolf Kučera,‘Marginalizing Josefina.Work, Gender, and Protest in Bohemia 1820–1844’，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46/2 (Winter 2012), pp.430–48, here p.436。以下有关这些事件的论述得益于Kučera的精彩分析。

[27] 关于英国的类似现象，参见Anna Clark, The Struggle for the Breeches.Gender and the Making of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 (Berkeley, 1995)。

[28] Michael Spehr, Maschinensturm.Protest und Widerstand gegen technische Neuerungen am Anfang der Industrialisierung (Münster, 2000).

[29] Kučera,‘Marginalizing Josefina’，p.434.

[30] Anon.,‘Das Blutgericht (1844)’，彼得斯瓦尔道和朗根比劳织工之歌，重印于Lutz Kroneberg and Rolf Schloesser (eds.), Weber-Revolte 1844.Der schlesische Weberaufstand im Spiegel der zeitgenössischen Publizistik und Literatur (Cologne, 1979), pp.469–72。

[31] 关于这些事件的论述大体上基于当时的报告，Wilhelm Wolff,‘Das Elend und der Aufruhr in Schlesien 1844’。该报告撰写于1844年6月，重印于Kroneberg and Schloesser, Weber-Revolte , pp.241–64。

[32] ‘The Manufacturing Districts of Germany’， The Times , 18 July 1844, p.6.《泰晤士报》数字档案馆（The Times Digital Archive），http://tinyurl.galegroup.com/tinyurl/BPsLc9，访问于2019年7月22日。

[33] Kroneberg and Schloesser, Weber-Revolte , pp.24–5.

[34] ‘Der “Preuße” stelle sich dagegen auf den richtigen Standpunkt’，Karl Marx,‘Kritische Randglossen zu dem Artikel “Der König von Preussen und die Sozialreform”’， Vorwärts! ,No.63, 7 August 1844, pp.392–409, here p.404, consulted online at http://www.mlwerke.de/me/me01/me01_392.htm. 69YPIkUuf+HbHyc5f7uRF908KfFJu1cgNSzRRQUSUtT38bG6bl/wz08f7nj9N4Y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