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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不是什么新事物。但19世纪中早期的“赤贫”有别于传统的贫困。这个新词的抽象性抓住了该现象的系统性特质。赤贫是集体性的、结构性的，不取决于诸如疾病、亲友去世、受伤或歉收这类个人时运。赤贫是永久性的而非季节性的。赤贫展现出要吞没某些社会群体（如工匠，尤其是学徒和帮工，还有自耕农）的迹象，而此前这些群体的社会地位相对安稳。
当我们观察1848年之前的欧洲时，几乎在每个地方都能发现生活恶化的迹象。根据博洛尼亚1841年的特别人口统计，该市7万居民中有1万是“永久乞丐”，另有3万人生活在贫困中，经常需要公共援助。 [1] 在1829—1834年的不来梅市，每年有超过100名手艺人因乞讨被捕。 [2] 19世纪40年代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普鲁士50%~60%的人口挣扎在生存线上。
正如我们在上文中看到的，城市贫民的困境在描写社会问题的作品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记述。但那么多工人涌入肮脏的城市街道就表明农村的情况更糟。19世纪30年代，在爱尔兰北部多山且闭塞的弗马纳郡，村民住在“破烂的棚屋”中，根据官方的说法，它们“总体上不适合人类居住”。 [3] 1841年，在威尼西亚（威尼斯腹地）旅行的英国人塞缪尔·莱恩（Samuel Laing）震惊于当地人的贫穷，他写道：“这场面真是令人惊骇，丝绸是最昂贵的织物，干活的养蚕人却赤着双脚，衣衫破旧。” [4] 当地的农民靠毫无营养价值的食物勉强维生，在破败肮脏的房子里艰难度日。慢性病流行，负债者比比皆是。工作也是不稳定的，完全取决于收成。 [5] 伦巴第乡村的情况也差不多，大约从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起，这里的生活水平一路下滑。低收入地区疟疾肆虐，佃农住在通风差、肮脏的小屋里，主要靠玉米过活。穷人以玉米这种廉价谷物为主而患上糙皮病——一种营养不良症，其症状包括皮炎、腹泻和精神失常。社会各阶层间的营养差距很明显，中产阶级（商人、有产者、律师和其他专业人士）的平均身高比纺织工人、马车夫和理发师高2.85厘米。 [6] 19世纪上半叶，德意志人的平均身高也下降了，这在19世纪30年代末生人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因为他们遭遇了接下来10年的多场生存危机。 [7]
时人为生存状况的此种恶化找出了不同的理由。保守派倾向于责怪现代社会的“去法团化”（decorporation），他们通常用这个词表示：行会的废止或削弱，以及与封建土地所有制相联系的相互权利和义务体系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的终结。恩格斯将其归咎于资本主义的工业经济及其剥削逻辑。卡洛·佩蒂蒂则将矛头指向日益普遍的雇用女工和童工的现象：这两类人都在行会之外，且习惯于低工资，因而拉低了所有工人的报酬。在路易·勃朗看来，贫穷的根源在于同行企业间无处不在的竞争：“我坚持认为是竞争导致了人的悲惨境遇，这是个已经得到数据证明的事实。” [8]
这些解释中没有哪个被完全接受，不过它们都捕捉到了部分真相。去法团化显然是整个故事的一部分：在巴塞罗那，旧行会在法律上的消失使工匠人数迅速增长，也使他们陷入了“无产阶级化”的进程。 [9] 爱尔兰经济与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不列颠经济融合，这给爱尔兰的家庭工业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在此，竞争显然是工人贫困化的一个因素。波希米亚纺织业的情况与之类似，19世纪40年代，当地的纺织业正奋力应对不断涌入的廉价英国商品。 [10] 对法国某些地区的研究表明，人口显著过剩的农业区会抑制周边地区的工业工资。 [11] 不过，当工厂主以“竞争”为由压低工资时，工人们通常是有理由警觉的。 [12]
工业化本身是否“引起”了贫困则值得怀疑：威廉·阿贝尔（Wilhelm Abel）在他对近代早期欧洲贫困的经典研究中证明，全欧洲范围内不断加剧的现代贫困远早于工业化的肇始；在机器出现之前，就已经是贫者愈贫了。另外，有证据表明，欠工业化（underindustrialization）反倒可能加剧生存危机。 [13] 不过，对19世纪早期英国工业化程度最高地区的研究则表明，新的生产方式产生了一群非专业化的流动劳动力，“结构性的弱点”使他们更可能在人生中某些阶段陷入最悲惨的贫困状况。 [14] 与之相反，有证据表明，某些区域残存的行会对工人营养水平有正面作用。换言之，在某些情况下，传统形式的劳动组织能保障工人的生活水平，而那是更具活力的工商业环境无法做到的。 [15]
大规模贫困化是在人口加速增长的背景下展开的，但这是问题的根源吗？1818—1850年，意大利诸邦的人口从1700万增长到2400万；德意志诸邦（不算奥地利帝国）的人口从2200万增长到3300万；从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到1848年革命，法国的人口从2600万增长到了3600万。而且，人口增长在农村尤为显著。在普鲁士王国，人口从1816年的1030万增长到了1846年的1590万，涨幅高达54%，但是城市人口占比仅从26%上升到28%，这意味着人口激增的主要地区是农村。1800—1848年，博洛尼亚省的人口增速惊人，博洛尼亚城的人口却停滞不前。爱尔兰是个极端的例子，其人口增长速度是西北欧平均水平的两到三倍，结果就是爱尔兰农村的人口密度在整个欧洲大陆都是数一数二的。 [16]
但是若要在人口密度与贫困之间寻找直接关系，我们就碰到了麻烦。对饥荒之前的爱尔兰的一项重要研究表明，人均收入最低的地方不一定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 [17] 也不能笼统地说这一时期的社会危机缘于马尔萨斯陷阱——人口对食物的需求超过可获得的农业生产供给。从19世纪初到1848年革命，耕地面积的扩大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使得欧洲的食物供给几乎翻了一番。换言之，以历史标准来看，当时的人口增速固然高，但粮食供给的增速更高。但这当中也有问题：爱尔兰的食品供给越发依赖土豆（32%的可耕地都用来种土豆了），这有助于维持与停滞的经济相比高得不成比例的人口增速。在西班牙，也可见类似的效果，当地粮食产量由于耕地面积的扩大和地租结构的自由化改革而提高，这有助于维持马德里周边和东北沿海地区人口的快速增长。 [18] 粮食供给的增加也反映在粮食价格上。从长时段来看，1815—1850年谷物的平均价格是在下降的。因此，与其说问题在于人口数量超过了自然资源的承载限度，不如说尽管粮食产量整体上有所增加，但在面对自然灾害时仍极为脆弱。歉收、畜疫、农作物病害都会使粮食由原本有所盈余转为急剧短缺，从而引起价格暴涨，进而使许多人陷入生存危机。
不平衡的增长扩大了最不稳定的社会阶层。位于德意志西部、隶属于普鲁士威斯特伐利亚省的明登-拉文斯堡乡村地区，靠雇佣劳动为生的家庭与有地农民的比例从19世纪初的149∶100上升到了1846年的310∶100。这些家庭日益微薄的收入既来自农业劳动，也来自供应跨区域市场的商人所分派的各种形式的家庭计件工作。这类乡村劳工将他们的大部分收入都花在了面包上。他们在面对谷物价格上涨时极为脆弱，不仅如此，商业周期的波动还会减少对他们参与生产的那些商品（尤其是纺织品）的需求，从而威胁其生计。 [19]
意大利中部的情况与之类似。本就不足的土地承受越来越大的人口压力，这使得大部分人从传统的佃作转变为各种形式的无地工资劳动。佃作是一种艰辛的生活方式，但至少能提供稳定的住处和相对有营养的、稳定的伙食。相较而言，日结工则要为日薪工作，并频繁更换活计。他们是农业体系中最底层的成员。由于不能和佃农阶层结婚，他们形成了一个乡村无产阶级，作为犯罪和混乱的源头而普遍为人所畏惧。 [20]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制造业部门：1816—1846年，普鲁士人口增长了54%，同一时期工匠师傅的人数却增长了70%，增长得更快（156%）、更成问题的是帮工和学徒的人数。19世纪早期，纽伦堡的人口增长曾引发金属加工行业中师傅与帮工间的紧张冲突。师傅们抱怨大量帮工从小镇和农村涌入城市，“塞满”了他们的行当，使得劳动力市场人满为患；帮工则抱怨工匠执照的门槛太高。 [21] 如果一个经济体中生计不稳的成员日益增多，那么，一时的不景气就会触发饥民的大规模流动，其中许多人会去镇上找工作或寻求施舍。1828年谷价上涨，博洛尼亚市里挤满了来自农村的失业日结工。用一位高级官员的话来说，城里净是农村流浪汉，以至市政当局向全省颁布命令，禁止农民离开乡村。这条禁令徒劳无果，因为根本没有办法管控这样的人口流动。 [22]
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不会从马尔萨斯理论的意义上，将稀缺或贫困理解为“自然的”或神定的，他们认为这些苦难的根源在于人与人之间权力关系的变动。由此，不稳定和粮食短缺的体验就构成了对公共秩序的潜在威胁。权力关系的变动可能发生在特定生产中心这种微观层面，也可能通过区域或全国范围的政治和法律变革发挥作用。技术工人可能会容忍低工资，但他们要是觉得管理者在对他们滥用权力，便会不服管束。例如，在里昂的丝织业和西里西亚的亚麻纺织业中，商人评估织工师傅上交的成品质量和价格的整个流程复杂且缺少监管，很方便操纵和滥用权力，因而这一过程一直是双方的冲突之源，其结果就是两个力量悬殊的群体之间连续不断的争斗。 [23] 巴塞罗那的工人与纺织业老板也经常发生冲突，原因是后者向前者索要备用材料的费用。 [24] 南特建筑工人复杂的工资体系为分包商提出相互冲突的解释和滥用权力大开方便之门，在因为坏天气或其他干扰而停工的时候，情况尤其如此。1836年夏，南特建筑工人不满于反复无常的工资计算法而罢工。工人以自己的荣誉起誓，不再给任何拒不认可他们诉求的分包商打工。诉求得到满足的工人每人每天要捐赠50生丁给那些仍在罢工的工人，破坏罢工者则要向仍在罢工的同志们支付5法郎的罚金。这些方法很有效，大部分分包商很快就让步了，接受了向工人提供相对透明且固定的收费标准的要求。但是既然还有些分包商拒绝让步，罢工和骚乱就继续。当局以“非法联合”为由逮捕罢工领袖时，罢工者们集体向押送领袖出法院的警察和军人扔石头。在最终达成了一个普遍的工资协议后，骚乱才得以平息。 [25]
此类劳工抗议在有限的范围内挑战了当地的劳动纪律和管控体系。当更大的社会政治结构处在变动中时，面对超越地区和国家边界的抗议浪潮，一度被视作永恒不变的法律安排也会变得脆弱。在19世纪早期欧洲的社会冲突中，土地所有权和开发的问题首先爆发，这正是因为围绕土地问题的规范性结构本身也在变化。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教会和大封建主凭借封建土地保有制占有的土地被没收并转卖给私人，这为之后数代人埋下了冲突的伏笔。19世纪20—30年代，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的小农户们在夺回那些被当地地主“侵夺”的农田时，进行了抗租、诉讼、强行占有土地等多种形式的斗争。 [26] 19世纪40年代，在马德里以南约161千米的雷阿尔城省，围绕公地的封建地租问题爆发了一场冲突，这项地租一度由卡拉特拉瓦骑士团（一个可以追溯到12世纪的卡斯蒂利亚骑士团）征收。根本问题在于，封建制的废除只解决了土地所有权的问题，没有解决土地使用权的问题。 [27]
凡是在更同质化的商业所有权和开发形式取代了传统的“封建”使用权体系的地方，当地社群都会通过抗议、诉讼、非法侵占、攻击执行官员的方式来反抗。受到威胁的是各种传统使用权，它们准许当地社群利用公地的水源、森林和牧场。19世纪20年代，在加泰罗尼亚赫罗纳附近的乌利亚镇，一个当地大地主刚买下了三月屋森林，当地居民就要求他归还土地的共同使用权。省当局指出这些土地现在是私有财产，拒绝了村民的诉求。此后便爆发了一场大规模骚乱，出现了入侵、强占土地等行为和武装冲突。 [28]
这些都是因为当地不满而爆发的地方性骚乱，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原始的”或非政治的。19世纪20年代，塞维利亚省的小土地承租人埃尔科罗尼尔和洛斯莫拉莱斯发动了一场组织性极强的运动，以支持其抗租斗争。他们筹到了一笔对他们来说算是巨款的钱，以雇用律师起诉当地公爵。能说会道、满腔热血的当地神父则帮他们把抗议提升到具有法律和意识形态条理性和连贯性的高度。地主管家企图收税，但无果而终；据他报告：“我和所有这些居民都吵翻了。鉴于他们目标一致，我认为这背后有个普遍的阴谋。” [29]
在西西里，新法律也允许地产所有者主张“不受限制的私有财产权”，不理会那些与传统的封建保有权相关的权利和义务，包括公用权（usi civici）。农民本据此有权使用领主土地上的牧场、柴火和水源。那不勒斯政府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1817年、1839年和1841年立法规定：公地在转为私有时，只要农民能“证实世世代代的使用习俗”，他们就有权得到赔偿（形式是从公地分得一部分土地）以弥补传统使用权的丧失。但现实是，许多地方既没有档案或记录来证明使用权的存在，也没有合适的执法手段。公地被简单粗暴地夺走，并由恐吓者和武装打手看管。这种事情一旦发生，波旁家族的统治者往往会把事实上的占有等同于法理上的所有。 [30] 西西里西南部萨拉帕鲁塔村的案例生动地说明了要从这个体系中寻求公道有多么困难。1829年，这个村子起诉维拉弗兰卡亲王非法占有了原先公有的林地。亲王对这些乡下人的冒犯怒不可遏，一把火烧了这片森林。直到1842年，地方当局才做出不利于他的判决。亲王随后上诉，而直到1896年，上诉法庭才判村民胜诉。这片有争议的林地的剩余部分直到1903年才还给这个村子，此时，最初对簿公堂的双方都去世几十年了。 [31]
在法国，针对各种各样的地方使用权问题，有关公地的政策更加渐进和灵活谨慎，不过，普遍倾向仍然是分割、出租、售卖、开垦公地，这种趋势有利于中农和小土地所有者。正是由于村社的坚决抵制，这儿才没有发生大规模出售公地的情况。 [32] 如果说在1815年后的法国关于耕地的冲突相对较少的话，那么林业权依然极具争议，在1827年的新森林法颁布后尤其如此。先前的政府容忍了各种形式的集体使用权，而新法则力图将之废除。从今以后，在树林里放羊就被禁止了（猪是个例外，它们要吃橡子），开垦土地也严格受限，捡树枝的人也会受到惩罚，因为掉落的树枝现在也算所有者的私有财产。
1829—1831年，在阿列日省的比利牛斯山区爆发了名为“姑娘之战”的抗议，这是上述措施激起的众多抗议之一。地方当局和私人企业家（尤其是加泰罗尼亚的铸造厂主）否认当地人在树林里捡柴火和锯木材，以及放牧家畜的传统权利。为此，当地的男性农民穿上女装来抗议。他们身着宽松的白衬衫，下摆不掖进裤子里，腰系彩带，脸上或抹了厚厚的红色或黑色颜料，或戴着布或纸做的面具。“姑娘们”朝天放枪，威胁且有时袭击那些负责阻止他们进入林地的护林员。这种奇装异服（通常还包括拿破仑时期的帽子以及其他战争纪念品）既是一种伪装，也是一种象征：它将抗议者与农民传说中被称为“姑娘”或“白夫人”的森林精灵联系起来。 [33] 新法太不得人心了，上阿尔卑斯省省长都找不到愿意当村长的当地人，因为没人想当如此遭人憎恨的政策的替罪羊。 [34] 普鲁士政府颁布新法规定，民众如果从他们享有传统使用权的森林里“偷窃”木材，将受到处罚。此后，类似的紧张局面也在莱茵兰出现。1824—1829年，光是特里尔一地就出现了37 328份木材盗窃案判决，以及14 000余份“其他与森林相关的违法行为”的判决。 [35]
这些故事都表现了如下两者间的冲突：一方是贪婪的地主或咄咄逼人的国家，另一方是捍卫自己古老权利的英勇农民。但并不是每一个地方都发生了从公地到私地的转变，变化的主导者也因地而异。在法国朗格多克—鲁西永大区的科比耶尔，是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推动了经济变革的进程，他们通常在没有任何授权的情况下就占领并分割了公地。在弗洛朗斯·戈捷（Florence Gauthier）所举的一个“农民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的例子中，农民将公地纳入一种以市场为导向的葡萄种植占主导地位的农业。 [36]
这些变化所引起的冲突不仅是社会性的，而且是环境性的，因为“自由的”私有财产模式必然会推广一种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型资源管理模式。农业会优先于其他混合式的土地使用形式（放牧、采集、林业）。公地传统的“农林牧复合”体系和土地的公共使用不复存在。这是农业生态系统不同的管理视野之间的冲突。 [37] 1827年森林法颁布后，法国的森林被滥伐，导致了深远的生态后果：罗讷河流域在1843年暴发了严重的洪灾；19世纪50年代末，阿尔卑斯山区诸省森林遭滥伐的地区也出现大洪水。 [38] 林地不是唯一以这种方式退化的资源。在亚平宁山脉和西西里王国北境的第勒尼安海之间的利里河谷，废除旧封建体系和私有化水源，为造纸和纺织厂混乱而匆忙的建设打开了方便之门。各方围绕着用水权爆发了激烈冲突，他们或毁坏对方的水坝，或在对方的土地上兴建非法工厂。这个过程中，河谷的生态被彻底改变。由于大肆兴建水利设施和采伐坡地森林，洪水的暴发愈加严重，1825年和1833年发生了毁灭性的洪灾。当地的工业也没有像预料的那样腾飞。“个体‘所有者’对水源不受限制的自由导致了‘所有人的毁灭’。” [39]
工人会自发地动员起来，对抗那些被他们视作稀缺资源竞争者的“外人”。1843年，摩拉维亚首府、工业城镇布吕恩（今布尔诺）的失业织工攻击了那些带着计件工作从城里工厂回家的农村织工，前者误认为正是后者夺走了他们的工作。 [40] 在安达卢西亚的农村，“外地来的工人”是在土地上劳作的人当中最边缘化的群体。这些被称作“贫农”的人仅拥有一小块贫瘠多石的土地，这勉强让他们感到自己不仅仅是劳工。他们会在一年当中四处流动，会到山谷里找工作，因为单凭自己那一小块地是养不活一家人的。1825年3月，塞维利亚总督报告称，在拉阿尔加瓦（在阿拉伯语中意为“森林”）镇发生了一起暴力抗议。当地的日结工攻击来自科尔多瓦和格拉纳达的工人，后者“因为家乡遭受旱灾而大批前来此地，做起割草的工作”。当地人认为，这些人的到来把工资压得“如此之低”，以至当地工人“无法缓解寒冬的困苦”。 [41] 共同的悲惨命运本身并不足以让最困苦的人团结起来。
纵观1848年革命前的欧洲，人们为竞争每一种可想象得到的资源而爆发社会冲突，这幅全景图以资源稀缺性和增长缓慢的生产率为特征。怨恨烟草税的公民烧掉了装满贵重烟叶的仓库，在树林里捡柴火的农民向林业官员放冷枪，相邻城镇的渔民因捕鱼权起冲突，此外还有针对税吏和海关官员的袭击事件。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指出，在经济严重停滞、管制极其严格的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烟草、盐、纸牌、彩票等王室垄断商品的销售执照分发体系本身，就成了在每一个交易层级进行敲诈的由头，这仅仅是因为敲诈消费者是让利益最大化的最简单的方法。向那不勒斯王国臣民征收的许多直接税，实际上是腐败的官员或地方敲诈者强加的非法捐税。这种混乱局面不仅导致贫困加剧和需求减弱，而且在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都引发了愤怒和冲突。 [42]
这些脆弱而缺乏弹性的系统会周期性地受到短期食品供应问题的冲击。1829年，小麦价格的突然上涨引发了一系列暴动和抢粮事件。在法国中西部的商业城镇蒙莫里永，愤怒的镇民侮辱并殴打磨坊主和谷物商人，连镇长也不放过。商人们被迫以低价出售商品。当地宪兵抽出刺刀准备动武时，抗议者闯入刀具作坊，抢走了镰刀、小刀和干草叉。直到50名猎骑兵到来后，动乱才得以平息。 [43] 这类骚动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迅速传播开来，展现民众的集体愤怒情绪。在有些地方，每当价格再次上涨时，暴动的浪潮就会再现，致使富裕阶层心惊胆战。19世纪30年代末，歉收引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粮食暴动，集中于布雷斯特、南特和拉罗谢尔等大西洋沿岸的港口城市，因为运往英国的谷物存放在这里的出口仓库中。在卢瓦尔河以南的地区，粮食时常遭劫，且大多发生在通往卢瓦尔河的水道上。与德意志和其他地方类似，在法国，若某地本就粮食匮乏或粮价猛涨，却还要从该地输出或转运粮食，那么发生暴动的可能性就相当大。 [44] 最贫困者聚集在镇上，不是手持干草叉，就是在围裙里装满了铺路石。看到这幅景象，支持开放市场和任意处置私有财产等自由经济秩序的那些人怎么会不害怕呢？1831年秋，法国西北部的贝尔纳堡的公诉人写道：“一想到即将到来的冬天会在我们那些最穷苦的民众引发怎样的盲动和混乱，我就感到心慌。” [45]
1845—1847年的情况更糟，当时，一场工农业双重危机席卷整个欧洲大陆。1840年左右，马铃薯晚疫病的致病疫霉孢子从美洲传到欧洲。这种真菌繁殖极快，而且靠着风和雾的传播，能在数小时内感染一整片马铃薯田。马铃薯的叶子在感染后会发黑、腐烂；如果下雨的话，真菌很快会侵蚀到根部和块茎。1845年的夏天异常潮湿，这种致病疫霉在黏土里生长得最快，因此马铃薯晚疫病在黏土里传染性最强，而食用马铃薯（不同于工业用或饲料用马铃薯）就栽培在黏土里，后果变得更为严峻了。1845年荷兰的马铃薯收成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产量从1842—1844年的平均每公顷17.93吨下降到4.45吨。实际情况比数据表现出来的更糟，因为1846年收获的马铃薯大部分是工业用马铃薯，收成中只有极少的一部分是耐储存的冬马铃薯。早熟品种的马铃薯得病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因为马铃薯晚疫病每年7月中旬开始发威，而此前早熟品种已经成熟了。 [46] 次年，荷兰的灾情有所缓解：1846年8月和9月的干旱减缓了马铃薯病害的发展和蔓延；没有下雨，因此孢子难以传播到地下的块茎。
爱尔兰的情况却截然相反：马铃薯病害在1845年摧毁了将近一半的马铃薯，在1846年则令农民颗粒无收。尼德兰饥荒造成的死亡总数约为6万人，爱尔兰饥荒及随之而来的疫病直接导致的死亡人数高达当地总人口的1/8（830万中约有110万）。这是“欧洲现代史上最严重的自然因素导致的人口灾难” [47] 。这也是一起生态事件，因为病害对马铃薯造成的伤害是永久性的，这种作物再也没能恢复。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工业化本身，因为以当时的西欧标准来看，爱尔兰和尼德兰都是“欠工业化”地区。灾情的严重程度差不多，但农业工业化和商业化程度更高的比利时和苏格兰反倒更好地挺过了马铃薯病害的冲击。换言之，造成脆弱性的不是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而是过度依赖一种脆弱的商品（在此之前，没人知道马铃薯竟如此脆弱）。爱尔兰的情况则因饥荒加重后政府的应对不力而进一步恶化。
马铃薯病害暴发的同时，粮食经济的其他环节也出了问题。1846年的干旱虽减缓了马铃薯病害在北欧的蔓延，却转而损害了谷物的收成，尤其是贫困阶级的主食小麦和黑麦。法国的小麦产量从1844年的约315万吨下降到1846年的约203万吨。黑麦秆锈病使北欧黑麦产量几乎减半。由于马铃薯危机耗尽了粮食储备，本来可以用作缓冲的储备粮也没有了。接着的便是1846年年末到1847年年初那个异常漫长而严酷的冬天。1847年春，从小麦、黑麦到荞麦、燕麦、大麦和豆子，所有替代食品的价格都在飙升，这令穷人更难填补马铃薯的空缺，如今这是他们无论如何都负担不起的。在法国卢瓦尔河以北各省，小麦价格从1845年的每吨2法郎涨到1846年的2.4法郎，在1847年5月的饥饿季（青黄不接的时节）则涨到3.9法郎。
欧洲各大经济体中，食品短缺引发的价格飙升抑制了对工业制品的需求，与此同时，投资者信心不足导致商业领域的流动性紧缺。人们很容易将19世纪50年代经济“步入稳步增长”之前的时期，想象成一切都依赖于食品供应的“农业经济”时代，但天平正在向另一端倾斜。诚然，法国仍有80%的人住在农村。但农产品在GDP（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已从1820年的45%下降到1850年的34%，工业产品（即制成品）的占比则从37%上升到43%。这类制造业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分散在农村。在阿尔卑斯山谷和上西里西亚，到处都是小纺织厂。随着农村的人口密度增加，农村人身上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他们不得不在种地之外找些活儿干。 [48]
不管在哪儿工作，为他人生产商品的人很容易受供应链中断和市场需求波动的影响。面包对穷人来说是无可替代的主食，面包价格的上涨则会抑制他们对其他商品的需求，进而使作坊和工厂的收入减少，许多工人也随之失业。由此产生的反向乘数效应使得工业生产急剧收缩。 [49] 在毛纺业中心鲁贝市，1847年2月，有30%的工人失业，5月中旬的失业率上升至60%。许多工厂关停、裁员或减产，缺少资金的经营者们以存货为抵押向商业银行贷款，却因普遍的信贷短缺吃了闭门羹。 [50] 美国接连两次的棉花歉收（1845—1846年和1846—1847年）使得工业的情况更加恶化。棉花进口减少导致1845—1847年原棉价格暴涨50%，进一步抑制了本就因粮价高企而低迷的家庭消费。首当其冲的是兰开夏郡的棉纺织厂，当地出现了严重的失业和工时缩短的现象，类似的情况很快遍及全欧洲的棉纺织业。
国际性工商业危机、食品短缺和粮价上涨的组合拳是致命的，将无地的或几乎无地的农村贫困人口逼上了绝路。他们光靠自己的土地养不活一家人，所以才需要依靠诸如纺纱、织布等各类计件工作的收入维生。他们现在面临双重危机：一是食品价格高涨；二是订单减少导致的计件工资下降，甚至失业。就像卢森堡大公国的一位评论家注意到的，工人阶级或下层工匠的生活处境是无法精确量化的，因为“工作机会越来越少，食物却变贵了，他们的收入甚至都不够勉强维持生计，只能听天由命，依赖慈善救济” [51] 。
社会下层受到了直接且严重的冲击。里昂教会的记录显示，在1845—1847年死去的13 752人中，有10 274人没有为子孙留下任何遗产。在总人口245 000的弗里斯兰，1844年共有34 859人领取了贫困补助，1847年，这一数字上升至47 482人。在列日市，1847年年中到1848年年中，接受紧急赈济者从不足8000人飙升至近17 000人。 [52] 在此种状况下，德意志各城镇中被官方认定为穷人的人数膨胀至总人口的2/3甚至3/4。 [53] 粮食骚乱遍及全欧。1845年秋，由于人们害怕马铃薯歉收和粮价上涨会使得即将到来的冬天格外难熬，莱顿、海牙、代尔夫特、哈勒姆发生了严重的骚乱。一位历史学家统计，仅普鲁士一国，在惶恐不安、青黄不接的1847年4—5月，就发生了158起粮食骚乱。实际参与者人数要远多于上述数字：1847年春记录在案的约200起暴动中，总共约有10万公民积极参与。暴动采取了各种形式。在有许多无地农村劳工的东普鲁士，劫掠或乞讨的群体发起了“食物行军”，他们有数百人，手里拿着麻袋和篮子。 [54] 这些人就是在德意志农村生计最不稳定的佃农、贫农和长工，他们和春天从安达卢西亚山区到来、迫切想找一份工作的贫农很像。在整个欧洲，流浪汉和乞丐的人数剧增。1847年5月，尼德兰布拉班特北部的一份报告显示：“在乡村，许多人，其中还有些相当富足的人”，“正在靠田野里的草药、刺荨麻和野生接骨木”填饱肚子；穷人们在乡野拼命搜寻这些植物，令它们几近绝迹。 [55] 在爱尔兰，许多人离乡背井找工作或食物，而这又大大促进了传染病的传播。精疲力尽的人们没条件洗漱或换衣服，身上很快长满虱子，而正是虱子所携带的斑疹伤寒在饥荒年代要了许多人的命。
人口统计数据最为冷酷地证明了荒年的恶劣环境所造成的苦难。前文提到，马铃薯病害对爱尔兰造成了灾难性影响，并在尼德兰引起了大量死亡。实际上，整个欧洲大陆的死亡率几乎都上升了。德意志诸邦1847年的死亡率比平时高8.8%，奥地利的死亡率则比平时高48%。法国受灾要轻些，即便如此，其死亡率仍略有上升，比平均水平高出5.3%。 [56] 数十年间困扰着社会问题相关文献的“赤贫”现象至此臻于顶点。
这类灾难有时候看起来像是地震或极端天气这样的自然现象。但是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所评论的，饥馑不是自然现象，而是政治现象。 [57] 欧洲的这场生存危机更是典型的政治现象，因为这危机既是不同社会群体间权力关系的社会结构塑造的结果，也迫使当地和地区官员在压力下做出决策。西班牙就有一城镇成功避免了1846年粮食危机的最坏结局，通过考察这一案例，我们能更清楚地理解上述观点。
时至1846年初秋，西班牙南部收成极差这一点已显而易见。距西班牙西南部的加的斯不远的赫雷斯—德拉弗龙特拉城，小麦价格在9月就开始猛涨，尽管收获季才刚开始。这是极不寻常的。在往常的年份，这座城市为了避免需求波动，会从该省内陆小镇购买谷物以平衡其谷物输出，但这一年，到处粮食短缺，而人们一筹莫展。最先对迫近的危机做出反应的是投机者和谷物商人，他们涌上公路，抢购骡夫从周围农村运往赫雷斯—德拉弗龙特拉的粮食。随着价格继续攀升，城内和该地区的许多小镇也深感不安。市政府下令调查城内粮食储量，而答复令人忧虑。根据商务委员会的报告，在下一个收获季到来前，现有的储粮仅能满足总需求的一半左右。由心系慈善的地方权贵组成的爱国经济协会则给出了直白的警告，他们坚持认为：当局必须把人民的营养需求置于农业部门的商业利益之上，即便这样做意味着在短期内有损一部分大宗商品投机商的利益。
就在这些事进行时，恐慌在城里爆发了。1847年2月23日，一个当地的面包师向市议会陈情：他买不到足够的小麦来做面团，所以这周六没法给零售商供货了。他认为这是粮商囤积居奇的结果。当局暂时决定继续相信市场，令当地官员制止任何阻碍或扰乱谷物交易的行为。但与此同时，他们把粮商召集到市政厅，以确认当前哪些商人囤积了小麦。市议会强令谷物商人开仓售粮，并警告称，如果他们的不配合致使“本市公共秩序发生重大变化”，那么他们是要负责任的。粮商和粮农还受命详述他们的储量。市议会宣布，报告有瞒报、漏报者，须重新提交，且将受到重罚。
时至1847年3月，这些措施都没能阻止面包价格一路上扬。3月11日晚8点，市议会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召集市内最重要的12名面包师。当晚11点，面包师到场，市长要求他们考虑下调面包价格，让城里的普通百姓也买得起。面包师们对于此种压低自己利润空间的方案犹豫不决。但是在第二天，超过36名面包师到场后，人们达成协定：该市的面包房每天会以约定好的折扣价出售1140个面包（随着危机加深，这个数字上升到了6000）。市政府会补贴每个面包，以补偿面包师的一部分损失。由此，赫雷斯—德拉弗龙特拉市及其面包师分担了应对供给不足的紧急措施所带来的负担。这项协定一直执行到5月底，那时，粮食价格开始下跌，紧张局势有所缓解。
在19世纪中叶的西班牙，这是一次极为深刻且大胆的行政干预实践。本能地倾向于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市政当局推崇自由市场，他们一般不愿意限制财产所有人自由买卖商品的权利。尽管在这个案例中，谷物投机商行事与卡特尔类似，很难说是自由市场治理的光辉典范，但作为预防重大社会动荡的一种方式，赫雷斯—德拉弗龙特拉市达成的务实方案还是卓有成效的。6月，由于人们预测今年会有好收成，作物价格再度下跌。 [58] 赫雷斯—德拉弗龙特拉市的面包师们选择配合市政当局的举措是明智的：在欧洲的其他地方，面包师是暴动人群攻击的首选对象之一。1847年4月21—23日柏林的“马铃薯革命”期间，暴动者袭击、洗劫的45家店铺中，有将近30家是面包房。 [59]
当局如何应对这些骚乱带来的挑战因地而异。在普鲁士，30年的自由主义经济治理使得政府不愿干预危机，他们只出台了一些旨在建立公共信心的表面政策。普鲁士政府更相信强力且有效的镇压。但在地方层面，人们也采取了很多与赫雷斯—德拉弗龙特拉市类似的积极举措。在莱茵河流域（也包括普鲁士）的一些工商业城镇，如科隆、巴门、埃尔伯费尔德、索林根、克雷菲尔德，当地中产阶级精英带头采取各项纾困措施并为其出资，这些行动强化了富裕资产阶级对社会和政治领导权的主张。在但泽，私人也愿意出资补贴廉价土豆销售点和施粥站。柏林的情况要糟得多，因为普鲁士当局不愿意把任何主导权让渡给城市资产阶级精英，结果就是资产阶级对预防措施和组建民兵的要求全都遭到了拒绝。在授权中产阶级维持其所在地区的治安，和相对混乱的粮食暴动中，当局“宁选暴动” [60] 。
在法国的比藏赛、利雪和勒芒，也发生了饥荒暴动，报刊大肆渲染这些事件。但在法国大部分地区，当局组织的面包分配并没有出大问题。比利时议会投票通过一笔特别济贫贷款，使得几乎每个地区都得以成立慈善委员会。以修缮地方道路为主要内容的政府就业计划帮助许多失业者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瓦隆尼亚地区，仍在大量招工（尽管工资极低）的工厂也有助于缓解食品短缺的严重影响，所幸粮食短缺周期与工业危机周期只是偶然相关，而非完全同步。 [61]
虽然爱尔兰的情况要糟得多，但这并不是因为英国政府完全没有干预。马铃薯病害在1845年造成歉收时，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领导的政府迅速做出反应：从美国进口玉米到爱尔兰出售，扩大了现存的公共工程计划，在1846年削减关税以促进谷物进口（瑞典、比利时、尼德兰和皮埃蒙特-撒丁也推行了类似的关税改革 [62] ）。但是此种干预举措引起的争议最终导致皮尔政府下台。继任首相约翰·罗素（John Russell）勋爵是自由放任原则的坚定拥趸，因而反对国家干预社会或市场的运行。罗素的财政大臣查尔斯·伍德（Charles Wood）爵士也是自由放任主义的狂热信徒，他把饥荒看作神的审判，认为这能引起有益的结构性变化，最好还是任其自行展开。 [63] 皮尔政府于1845—1846年采取的大部分措施都在次年被废止，公共工程计划被叫停，1847年2月建立的成效显著的施粥站网络（和欧洲大陆城镇的慈善委员会类似）也在当年10月被关停。当时的英国人普遍担心纾困措施会造成财政负担，“饥荒疲劳”也日渐普遍。在此背景下，人们任由这场灾难肆虐，直至1/8的爱尔兰人死去，成千上万人背井离乡。本书作者的祖先就是在那时来到新南威尔士农村的爱尔兰移民中的一员。
[1] Steven C.Hughes, Crime, Disorder and the Risorgimento.The Politics of Policing in Bologna (Cambridge, 2002), p.17.
[2] Robert Lee,‘Urban Labor Markets, In-Migration, and Demographic Growth.Bremen, 1815–1914’，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30/3 (1999), pp.437–73, here p.452.
[3] Neil McAtamney,‘The Great Famine in County Fermanagh’， Clougher Record 15/1(1994), pp.76–89, here p.81。1837年，Samuel Lewis记录了弗马纳郡9000多个这样的居住点。Samuel Lewis, A Top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Ireland (2 vols.,London, 1837), vol.1, p.622.
[4] Samuel Laing, Notes of a Traveller on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State of France, Prussia, Switzerland, Italy and Other Parts of Europe (London, 1842), p.473.
[5] Berengo, M., L ’ Agricoltura Veneta dalla Caduta della Repubblica all ’ Unità (Milano,1963), p.223；Paul Ginsborg,‘Peasant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Venice and the Veneto, 1848’， The Historical Journal 17/3 (1974), pp.503–50, here p.506.
[6] Brian A’Hearn,‘Anthropometric Evidence on Living Standards in Northern Italy, 1730–186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3/2 (2003), pp.351–81, here pp.365–6；19世纪晚期的一项身高统计研究覆盖了伦巴第和皮埃蒙特的12个省份，研究报告了相似的结果，参见Ridolfo Livi, Antropometria militare (2 vols., Rome, 1896 and 1905)。
[7] Michela Coppola,‘The Biological Standard of Living in Germany before the Kaiserreich, 1815–1840.Insights from English Army Data’，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14/1 (2010), pp.71–109.
[8] Blanc, Organisation du travail , p.57.
[9] Germán Rueda Hernanz, España 1790–1900.Sociedad y condiciones económicas (=Alfredo Alvar Esquerra (ed.), Historia de España , vol.19) (Madrid, 2006),pp.206, 196.
[10] Joel Mokyr, Why Ireland Starved.A Quantitive and Analytical History of the Irish Economy 1800–1850 (London, 1985), p.282; Stanley Z.Pech,‘The Czech Working Class in 1848’， Canadian Slavonic Papers/Revue Canadienne des Slavistes 9/1 (1967),pp.60–73, here p.61.
[11] 在法国诸多地区，农业收入相较于工业收入更低廉，这一现象广泛传播的一个例子参见Michel Hau,‘Pauvreté rurale et dynamisme économique.Le cas de l’Alsace au XIXe siècle’， Histoire, Économie et Société 6/1 (1987), pp.113–38, esp.pp.122–6。
[12] Fernand Rude, Les Révoltes des Canuts (novembre 1831–avril 1834) (Paris, 1982),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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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Giovanni Gozzini,‘The Poor and the Life-Cycle in Nineteenth-Century Florence, 1813–59’， Social History 18/3 (Oct.1993), pp.299–317, here p.313.
[15] Coppola,‘The Biological Standard of Living’.
[16] B.R.Mitchell, European Historical Statistics (London, 1978), pp.4–5; 关于博洛尼亚，参见Hughes, Crime, Disorder and the Risorgimento , pp.16–7; 关于爱尔兰，参见Kenneth H.Connell, The Population of Ireland 1750–1845 (Oxford, 1950); 有关近期的讨论，参见Peter M.Solar,‘Why Ireland Starved and the Big Issues in Pre-Famine Irish Economic History’， Irish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42 (2015),pp.62–75, esp.p.66。
[17] Mokyr, Why Ireland Starved ；更简明的概要见Joel Mokyr,‘Malthusian Models and Irish Histor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0/1 (1980), pp.159–66.Morgan Kelly and Cormac Ó Gráda,‘Why Ireland Starved after Three Decades.The Great Famine in Cross-Section Reconsidered’， Irish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42 (2015),pp.53–61。后一研究用不同的统计数据确证了莫基尔的结论。
[18] J.Nadal Oller, El fracaso de la revolución industrial en España, 1814–1913 (Barcelona, 1975), pp.21–3.
[19] Josef Mooser, Ländliche Klassengesellschaft 1770–1848 . Bauern und Unters chichten, Wirtschaft und Gewerbe im östlichen Westfalen (Göttingen, 1984), p.343.
[20] Hughes, Crime, Disorder and the Risorgimento , p.17.
[21] Michael J.Neufeld, The Skilled Metalworkers of Nuremberg.Craft and Class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New Brunswick, 1989), pp.36–41.
[22] Hughes, Crime, Disorder and the Risorgimento , p.84.
[23] Robert Bezucha, The Lyon Uprising of 1834.Social and Political Conflict in the Early July Monarchy (Cambridge, Mass., 1974), pp.43–4.
[24] Rueda Hernanz, España 1790–1900 , p.206.
[25] Henri Sée,‘La Vie politique et économique de Nantes pendant la Monarchie de Juillet,d’après la correspondance inédite de P.-F.Dubois’， Revue Historique 163/2 (1930),pp.297–322.
[26] A.M.Bernal, La Lucha por la tierra en la crisis del Antiguo Regimen (Madrid, 1979), pp.420–25.
[27] Vicente Cendrero Almodóvar,‘Pervivencias feudales y conflicto social en la Mancha.El derecho maestral de Calatrava (c.1819–1855)’， Historia Social , no.83 (2015),pp.19–36, here pp.21–2, 25–6, 30–32, 34–5.
[28] Manuel González de Molina and Antonio Ortega Santos,‘Bienes comunes y conflictos por los recursos en las sociedades rurales, siglos XIX y XX’， Historia Social , no.38(2000), pp.95–116.
[29] Bernal, La lucha por la tierra , p.422; 关于教士的角色，见p.423。
[30] Lucy Riall, Sicily and the Unification of Italy (Oxford, 1998), pp.47–8.
[31] Denis Mack Smith,‘The Latifundia in Modern Sicilian History’，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51 (1965), pp.85–124, here pp.95–7.
[32] Nadine Vivier, Propriété collective et identité communale.Les biens commun-aux en France, 1750–1914 (Paris, 1998).
[33] Peter Sahlins, Forest Rites.The War of the Demoiselles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Cambridge, Mass., 1994).
[34] Nadine Vivier,‘Une question délaissée.Les biens communaux aux XVIIIe et XIXe siècles’， Revue Historique 290/1, no.587 (1993), pp.143–60, here p.146; Vivier,‘Les biens communaux du Briançonnais aux XVIIIe et XIXe siècles’， Études rurales ,no.117, L ’ Architecture rurale.Questions d ’ esthétique (1990), pp.139–58, esp.pp.151–3.
[35] Heinz Monz,‘Der Waldprozeß der Mark Thalfang als Grundlage für Karl Marx’Kritik an den Debatten um das Holzdiebstahlsgesetz’， Jahrbuch für westdeutsche Landesgeschichte 3 (1977), pp.395–418, here p.396.
[36] 关于转变的非不可避免性，参见Francisco J.Beltrán Tapia,‘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Filters to Market Incentives’，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 no.15/2 (2015), pp.239–60;Peter McPhee, Revolution and Environment in Southern France.Peasants, Lords and Murder in the Corbières, 1780–1830 (Oxford, 1999), p.238; 关于“农民道路”，见Florence Gauthier, La Voie paysanne dans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L ’ Example de la Picardie (Paris, 1977)。
[37] González de Molina and Ortega Santos,‘Bienes comunes y conflictos por los recursos’，pp.103–4, 101, 112; Mónica Bosch,‘La defensa del “sagrado derecho de propiedad”.La unió dels hisendats contra les ocupacions de terres durant el Trienni Liberal’，in J.J.Busqueta and E.Vicedo (eds.), Béns Comunals als Països Catalans i a I ’ Europa Contemporània.Sistemes Agraris, Organització social i poder local als Països Catalans (Lleida, 1996), pp.375–400; 关于这些冲突的环境特征，参见Manuel González de Molina, Antonio Herrera, Antonio Ortega Santos and David Soto,‘Peasant Protest as Environmental Protest.Some Cases from the Eigh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Global Environment 4 (2009), pp.48–77, here p.77。
[38] Curtis Sarles,‘The Instatement of Order.State Initiatives and Hegemony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French Forest Policy’， Theory and Society 35/5–6 (2006), pp.565–85,here p.580.
[39] Stefania Barca,‘Enclosing the River.Industrialisation and the “Property Rights” Discourse in the Liri Valley (South of Italy), 1806–1916’，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13/1(2007), pp.3–23, here p.15.
[40] Jiří Radimský,‘Dělnické bouře v Brně roku 1843’， Český lid 36/1–2 (1949), pp.9–13, here p.11, col.2.
[41] Bernal, La lucha por la tierra , p.430.
[42] John Davis, Merchants, Monopolists and Contractors.A Study of Economic Activity and Society in Bourbon Naples 1815–1860 (New York, 1981), pp.323–9.
[43] Paul Gonnet,‘Esquisse de la crise économique en France de 1827–1832’， Revue d ’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33/3 (1955), pp.249–92, here pp.251–2.
[44] Louise Tilly,‘The Food Riot as a Form of Political Conflict in Franc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2/1 (1971), pp.23–57, here.56.
[45] Gonnet,‘Esquisse’，p.255.
[46] M.Bergman,‘The Potato Blight in the Netherlands and Its Social Consequences(1845–1847)’，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12/3 (1967), 390–431, here pp.393–4.
[47] Joel Mokyr,‘Industrialisation and Poverty in Ireland and the Netherlands’，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0/3 (1980), pp.429–58, here pp.434–8.
[48] 对这些事件的清晰反思，参见Nadine Vivier,‘Pour un réexamen des crises économi ques du XIXe siècle en France’， Histoire & Mesure 26/1, Revisiter les crises (2011),pp.135–55, here p.151。
[49] Mark Traugott,‘The Mid-Nineteenth-Century Crisis in France and England’， Theory and Society 12/4 (1983), pp.455–68.
[50] Anthony Rowley,‘Deux crises économiques modernes.1846 et 1848?’，in 1848．Révolutions et mutations au XIXe siècle , no.2 (1986), pp.81–90, here p.82。
[51] Gustav Adolf Bergenroth,‘Verhältnisse des Großherzogthums Luxemburg [...] in den Jahren 1844, 1845 und 1846’， in Zeitschrift des Vereins für deutsche Statistik 2 (1848),p.445, cited in Dietrich Saalfeld,‘Lebensverhältnisse der Unterschichten Deutschlands im neunzehnten Jahrhundert’，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29/2 (1984),pp.215–53, here p.250.
[52] Bergman,‘Potato Blight’，p.399; Paul Servais,‘La crise des années 1845–1848 dans l’est de la Wallonie.Une approche’， Histoire & Mesure 26/1, Revisiter les crises (2011), pp.157–86, here p.171.
[53] Saalfeld,‘Lebensverhältnisse’，p.250.
[54] Manfred Gailus,‘Food Riots in Germany in the Late 1840s’， Past & Present 145/1(1994), pp.157–93, here pp.172–3.
[55] 报告载于1847年5月14日的 Leydsche Courant , 转引自Bergman,‘Blight in the Netherlands’，p.401。
[56] Mokyr,‘Industrialization and Poverty’，p.433.
[57] Amartya Sen, Poverty and Famines.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 (Oxford, 1981).
[58] José García Cabrera,‘Tiempo de escasez, tiempo de carestía.La crisis de subsistencia de 1847 en Jerez de la Frontera’， Historia Social , no.42 (2002), pp.21–38.
[59] Gailus,‘Food Riots’，pp.184–5.
[60] Ibid., pp.187–97.
[61] Servais,‘La crise des années 1845–1848’，pp.174–6.
[62] Giovanni Federico,‘The Corn Laws in Continental Perspective’，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16/2 (2012), pp.166–87.
[63] 英国福音派在饥荒和瘟疫等灾难中寻找看似荒诞的“伪装的赐福”，关于这种倾向，参见Boyd Hilton, The Age of Atonement.The Influence of Evangelicalism on Social and Economic Thought (Oxford, 1986), pp.21–2；将这一理解方式运用到爱尔兰饥荒上，参见Ciarán Ó Murchadha, Famine.Ireland’s Agony , 1845–1852(London, 2011), pp.1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