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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是想知道最穷的工人住得怎么样，就去大粪街看看吧，那里住的几乎都是这个阶级的人。低下头，走进一条朝着路面敞开的下水道，踏入一条如洞穴般湿冷的地下通道。你会感到自己在肮脏的地面上打滑，你会害怕陷入泥潭。你会发现通道两侧都是些昏暗、冰冷、墙上渗出脏水的房间，仅有的微弱光亮是从一扇粗制滥造到无法关紧的小窗照进去的。如果恶臭的空气没有吓退你的话，那就推开那扇薄板门走进去吧。不过要当心，因为坑坑洼洼的地面上满是粪便，地面既没有经过平整处理，也没有铺上地砖。这里有三四张用绳子加固的发霉的破床，上面盖着几乎没有清洗的破布。橱柜呢？根本用不着。像这样一户人家是没有什么东西要放进橱柜的。一台纺车、一架织机就是剩下的全部家当了。
1836年，安热·盖潘和欧仁·博纳米（Eugène Bonamy）两位医生就是这样描述他们这座城市里最穷困的街区的。 [1] 他们笔下的场景不在巴黎或里昂，而在南特，一座位于法国西部上布列塔尼区、毗邻卢瓦尔河的外省城镇。南特不是个熙熙攘攘的大都会（1836年住在此地的有近7.6万人，此外还有约1.07万名主要由男性构成的流动人口，包括流动工人、水手、旅人和卫戍士兵），位列欧洲人口最多的前40个城市之外。这座城市仍在挣扎着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冲击中复原。18世纪时，大西洋贸易（尤其是非洲奴隶贸易）为南特带来了财富，许多发财的奴隶商人在城里最好的地段造起了豪华的宅邸。 [2] 然而，地缘政治的动荡摧毁了这一切。南特的人口在战争期间下降了，尽管1815年后商业有所复兴，但人口增长仍然缓慢。这部分是因为法国的沿大西洋地区从未从英国封锁的冲击中完全恢复过来，部分是因为纺织业的竞争更激烈了，部分是因为卢瓦尔河淤塞而导致大船开不进镇上的码头。1837年，南特的外贸交易额甚至比其在1790年的交易额还要少。 [3] 该市市长在1838年开展的一次统计调查表明，当地的工业主要由小企业构成：25家棉纺织厂（雇了1327名工人），12家建筑企业（雇了565名工人），38家毛料、粗斜纹布和其他类型的布匹厂，9家冶铜和炼钢厂，13家小糖厂（雇了310名工人），5家蜜饯厂（雇了290名工人），38家鞣皮厂（雇了193名工人）。 [4] 还有更多的人在工厂外工作，他们要么做计件工作，要么给人浆洗衣服，要么在建筑工地上干活，要么当各种各样的仆役。
然而，这座不起眼的小城是人类生活质量极端多样性的一个缩影，正是这一点吸引了有着强烈社会良心的医生兼公共卫生专家盖潘和博纳米的注意。在一部运用了统计描述的巨著里，两位医生把南特栩栩如生地呈现在了读者面前——街道、码头、工厂、广场、学校、俱乐部、图书馆、喷泉、监狱、医院无不包括在内。但是，书中最引人入胜的评论性段落出现在终章“论南特社会各阶级的生存模式”中。此处的重点在于社会命运的多样性。作者在南特观察到了八个“阶级”，这一概念和马克思之后支配社会主义的、辩证的三大阶级迥然不同。第一阶级仅由“富人”构成。接下来是四个资产阶级：高等资产阶级、富裕资产阶级、困顿资产阶级和贫穷资产阶级。位于金字塔底层的是三个工人阶级：富裕工人、贫穷工人和贫苦工人。 [5]
两位医生所做观察之全面和社会学素养之高令人惊叹。他们不仅描写了各阶级的经济状况，还进一步评论了各阶级的风格、习惯、意识和价值观。他们发现富人的孩子通常不多（平均是两个），他们的住所往往有10~15个房间，有12~15扇宽敞的窗户。这里居民的生活因“上千种微妙的享受”而美妙无比，“若非绝大部分人无力承担，人们或许会觉得这些享受是不可或缺的”。
下一阶级，即高等资产阶级，则需耗费大量精力为他们的女儿筹办季节性舞会。整间房子都得腾出来供舞者们使用，长辈则被挤到阁楼里的沙发床上休息。理发师在舞会季忙得团团转，简直就像疫情期间的医生一样被团团围住（在抗击1832年肆虐南特、造成800人死亡的霍乱期间，盖潘和博纳米出力甚多）。接下来的狂欢之夜是否值得如此大费周章是值得怀疑的，至少在两位医生看来如此。事实上，南特的大型舞会常常“拥挤不堪，你站在里面汗流浃背，呼吸着污浊的空气，肯定会缩减你的寿命”。次日清晨，如果气温足够低，你就能看到窗缝上结了一层“脏得可怕的冰”，“这就是昨晚300名宾客呼出的水汽结成的” [6] 。
高等资产阶级养着自己的马和马车，富裕资产阶级（第三阶级）则满足于坐公共马车穿行于市。富裕资产阶级的男性家长是读书俱乐部的忠实会员，但他们永远处于焦虑之中，因为“他们很清楚，要收支相抵就必须勤俭节约”。节俭的需求使得他们不能像最富有的那两个阶级那样张扬，不过相较于他们本人，他们的子女能够更容易地融入上流社会。
尤其值得同情的是困顿资产阶级（第四阶级）。他们是雇员、教授、店员、店主、“下层艺术家”：这些人构成了“最不快乐的阶级之一”，因为和更为富裕阶级的交往使得他们入不敷出。医生们指出，这些家庭只有厉行节俭才能维持生活。贫穷资产阶级（第五阶级）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尴尬：他们每年的开销在1000~1800法郎，挣的却比下一阶级的富裕工人（第六阶级）多不了多少，因此只住得起有两三个房间的房子，请不起仆人，给孩子提供的教育也参差不齐。他们是店员、出纳和地位较低的学者，其命运注定是“勉强活在当下，又为未来焦虑”。不过，他们眼中的贫穷对富裕工人而言富庶有余。富裕工人收入虽少（年收入在600~1000法郎），却能够“不操心未来”。这个阶级主要由印刷工、石匠、木匠、家具工人构成，“都是些好工人，通常为人正直，对朋友讲义气，讨人喜欢，家里整洁，牵挂并养活着自己的大家庭”。他们工作时间长且辛苦，却吃苦耐劳，甚至带着喜悦感操劳。他们会因为自己的家人能吃饱穿暖而心满意足，晚上回家时，“会看到冬日的炉火和足以补充体力的食物”。这是城里最幸福的居民，因为在他们这里，财力和心气匹配得最完美。 [7]
第七阶级是每年靠500~600法郎过活的贫穷工人，我们对这一阶级知之甚少。在他们之下，即金字塔的底部，是那些挣扎在“极端穷苦”（第八阶级）状况中的人。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和富裕工人不同，这不仅因为他们的收入（每年300法郎）微薄，还因为他们缺少无形慰藉和补偿：工作结束后，他们也得不到真正的休息，活干得漂亮也没有奖励，“没有微笑，只有无尽的叹息”，而正是这些使比他们更富裕的工人的日子变得美好。在这些最穷苦者的生活中，不存在能振奋石匠和家具工人的那种物质的、道德的快乐与成就感。“对他们而言，生活仅仅意味着苟延残喘。”他们住在大粪街散发着臭气的地下室里，或是其他同样糟糕的街上，比如巴士底街或马奇街上。他们在这种地方每日为了15~20苏的工钱，借着树脂蜡烛的微光，劳作长达14小时。 [8]
两位医生反复援引统计数字，这不仅因为统计数字能使其描写建立在无可辩驳的事实上，从而能使其叙述超越单纯的政治论断，还因为数字有时比文字更直白。下面是每年靠300法郎过活的一户人家的开支：
对于社会中这部分穷苦的民众，我们不管说什么，都不如列出开支细目来得直白，如下：
扣除这些开支后，这户穷困潦倒的人家每年还有196法郎来应付其他需求。但是，150法郎的面包钱是一定得花的，所以（每年！）只剩下46法郎用于买盐、黄油、卷心菜和土豆。“如果你想到还有一笔钱会花在酒馆里，那么你就能明白，尽管慈善机构时不时地会分发几磅面包，但这些人家的生活仍是如此糟糕。” [9]
再没有比南特各区的死亡率更能清晰地表现钱财对该城居民的影响力的了。迪盖克兰街是一条大宅林立的富裕街道。盖潘和博纳米发现，这里每年每78名居民中有1人死去。但是在同一城区靠近玛德莱娜街的大粪街，即南特最贫困的区域，每年每17名居民中就有1人死去。用更触目惊心的话来描述这种差异便是，他们发现迪盖克兰街居民的平均寿命是59.2岁，大粪街的则是31.16岁。
19世纪三四十年代，类似的报告席卷全欧。作者们探访工厂，走进最穷困的城区。他们的书和小册子反映了时人对准确观察和量化统计的尊崇。1832年，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毕业生詹姆斯·凯（James Kay）发表了关于曼彻斯特棉纺织业工人的研究成果。该研究讨论了织工之间的死亡率差异，并且列了许多张表格以呈现最贫穷区域的潮湿的住所、未整修的街面和露天污水坑的分布状况。对于“工作着的穷人”日常生活的乏味和肮脏，此研究也有所思考。凯写道，棉纺织业工人生活困苦，但主要由爱尔兰人构成的手工织工群体的处境尤其恶劣，因为动力织机的引入让他们的劳动贬值。他们的住所里最多有一两把椅子、一张不结实的桌子、一些简陋的厨具和“一两张沾满污物的床”。全家人可能挤在一张床上，盖的是一堆脏稻草，被套则是用旧麻袋做的。甚至有好几个家庭共16个人一块儿挤在一间湿漉漉、臭烘烘的地下室里。 [10]
路易-勒内·维莱姆（Louis-René Villermé）的《棉、羊毛及丝绸纺织厂工人的身体和道德状况表》（ Tableau de l’état physique et moral des ouvriers employés dans les manufactures de coton, de laine et de soie , 1840）是他长年研究法国上莱茵省、下塞纳省、埃纳省、北部省、索姆省、罗讷省和瑞士苏黎世州纺织工人的成果。作为卫生改革的先驱和社会流行病学的先驱，维莱姆关心的是工业化对工人阶级健康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此书受巴黎道德和政治科学院的委托而成，建立在对细致观察得来的数据的仔细分析和费心分类之上。维莱姆对工人的工作日时长、进食所需时间、通勤距离、报酬的方式和数额感兴趣。他亲自赶往工作现场，观察描写对象，耐心地和被观察者一起度过漫长的工作日，并表示自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去如实描述我所观察到的事实” [11] 。维莱姆早上看着阿尔萨斯的棉纺织业工人去往工厂，晚上又看着他们离开，他观察到“一群面色苍白、瘦骨嶙峋的女性赤脚走过泥泞”，在她们身边跟着的是一帮“同样肮脏、同样憔悴的幼童，他们衣衫褴褛，上面沾满了工作时从工厂机器上滴下来的油”。这些孩子没有用来装食物的包，“他们只是把面包拿在手里，或藏在衬衣下，在他们回家前只能靠它充饥” [12] 。
像盖潘和博纳米一样，维莱姆也踏进了工人的住处：昏暗的房间里，两户人家各占一角，睡在铺在地上的用两块木板拢起来的稻草上，只盖着破布和一床肮脏的被子。他也看到并描述了简陋的厨具和破旧的家具。他还发现，要住在条件如此恶劣的地方竟然需要支付高得离谱的租金，这诱使投机者建造越来越多的出租屋，他们确信穷人不久之后就会填满这些房间。维莱姆还提到了收入和预期寿命间的关系。维莱姆注意到，在法国东部、毗邻瑞士的上莱茵省，贫困严重影响了人的寿命：大商人、生意人和工厂董事的家庭中有一半孩子能活到29岁，而织工和棉纺纱工的孩子当中却有一半活不过2岁。“这向我们传达了什么？”维莱姆问道，他的同情心与某种更具批判性的东西斗争，“关于缺少照顾、父母的疏忽，关于他们的贫困和苦难？” [13]
卡洛·伊拉廖尼·佩蒂蒂·迪罗雷托（Carlo Ilarione Petitti di Roreto）伯爵写了一本关于工厂劳动对儿童影响的书，他是皮埃蒙特-撒丁王国的高级官员，也是当时皮埃蒙特最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之一。佩蒂蒂从一开始就表示，他理解工厂使用童工的价值和必要性。儿童个头小、动作灵活，能接、绕、卷那些磨损的或不齐整的线头；他们能爬到机器底下进行调试，同时又不打乱生产节奏（维莱姆在阿尔萨斯棉纺织业童工身上看到的油渍就是这么来的）；凡是需要纤细手指和快速反应的活儿，他们都干得很漂亮；他们比成人廉价，因此对维持低成本至关重要。而且，儿童也能贴补自己贫困的父母。
在这类工作中使用童工的现象逐渐增多。现在，孩子七八岁就开始工作；在这些工厂里，他们的人数竟升至工人总数的一半之多。佩蒂蒂指出，工厂主毫不掩饰自己对产量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追求，因此，即便是对这些最年幼的雇员，他们也会要求最大的劳动量。贫穷的父母也想减轻抚养后代的负担，因此十分愿意让孩子尽可能早地开始工作。所有利益相关方（除了孩子本人）似乎都可从这个剥削的体系中获益，但结果是可悲的。这些年幼的无产者因无休止的劳动和不充足的睡眠而精疲力竭，经常干着干着就打起瞌睡，在梦里“跑跑跳跳”，直到一声训斥将他们拉回手头的活计。他们要是反抗的话，就会挨打，或是挨饿。 [14]
一个人开始劳动的岁数越小，成长过程中因特定工作而患上职业病或发育畸形的风险就越大。菲利贝尔·帕蒂西耶（Philibert Patissier）在观察欧洲最大的丝织中心之一里昂的织工时，发现他们普遍虚弱，这似乎与其工作性质相关，而且这种虚弱不只体现在外貌和活力上，还体现在情绪和态度上。织工们脸色苍白，他们的四肢“因淋巴水肿而虚弱浮肿。肌肉绵软，没有活力，个头也比平均身高要矮”，“他们脸上带有一股痴呆气，交谈时的声调特别低缓”，他们的身体饱受佝偻病和各种畸形的摧残，远远地就能“凭借发育不良的体格和踉跄笨拙的步态”被认出来。 [15]
这就是工厂对工人身体所施加的暴力，帕蒂西耶写道，里昂附近农村来的年轻人在从事丝织业后不久就失去充满活力的表情和丰满的身姿：“腿上的静脉曲张和几种淋巴结核类疾病很快揭示出他们体内发生的剧变。” [16] 里昂贫民区恶劣的居住环境使得问题雪上加霜，那里昏暗污浊的小巷里杂乱无章地建着许多粗劣且通风不畅的房子，屋里塞满了“各年龄段的男男女女”。以如此方式居住的工人之间的关系十分亲密，早在“他们的生理状况发育到足够成熟之前”，淫乱就已经不可避免地在他们中间扎下了根。“这些工人很小就开始自慰，难以确定他们到底是在多大养成这种恶习的。” [17]
1843年，贝蒂娜·冯·阿尼姆（Bettina von Arnim）出版了一本题为《此书属于国王》（ This Book Belongs to the King ）的文集，批评了普鲁士政府对穷苦臣民的忽视。她委托23岁的瑞士学生海因里希·格伦霍尔策（Heinrich Grunholzer）写了一份关于柏林贫民窟的报告，并将其附在书后。对这位阅历丰富的作家、小说家兼作曲家而言，这是个不寻常的决定。此书其余部分在批评社会时采用的都是传奇而迂回的对话体（对话对象是个女祭司般的角色）。阿尼姆没有选择将格伦霍尔策的报告融进她自己的文本，而是原封不动地将其附在书后，似乎是为了表明“社会事实高于文学创作” [18] 。自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普鲁士首都的人口从19.7万增长至近40万。许多最穷苦的移民（大部分是雇佣工人和工匠）都住在城市北郊人口稠密的贫民窟中，格伦霍尔策就是在这儿记录下了他为阿尼姆的书所进行的观察。他花了四周时间摸排当地的廉租公寓，采访住户；他用简洁、非正式的散文记录下自己的印象，同时统合了支配着这座城市中最贫困家庭生活的残酷的统计数字。对话被编织到叙述中，现在时的频繁使用则表明这些笔记是在现场写下的。 [19]
恩格斯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是一部论述对社会和文化的观察的著作。该书副标题“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中的“亲身观察”四个字就表明了这一点。恩格斯也喜欢巨细靡遗地列举并归类各种事物和现象，他看到并描述了许多凯、维莱姆、沃尔夫、格伦霍尔策、佩蒂蒂、帕蒂西耶、盖潘和博纳米早先就见过的情况。他注意到最贫穷和最富裕的街区相邻。在距伦敦摄政街和特拉法尔加广场不远的圣贾尔斯，他发现“纵横交错的街道”上盖满了三四层高、里外都污秽不堪的廉租公寓。但与那些搭在大街 之间 的院子和小巷里的住所相比，这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因为后一类住所无异于由腐烂的垃圾堆、没装玻璃的窗户和坏掉的门框所构成的迷宫，最贫困的人就蜗居在这污秽阴湿的黑暗中。与维莱姆以及其他许多人一样，恩格斯也震惊于这种破地方的租金还高得离谱。他感叹道：“这些不幸的穷人（连小偷也不指望在他们那里找到一点什么）是怎样受着有产阶级在法律掩护下的剥削呵！” [20]
尽管各有不同，但这些著作还是表现出某种相似性。它们在关注各自的主题时，都带有时代特色，乐于使用数字、表格和精确描述。统计推理方面的新趋势，使人们更容易调和以下二者之间的分歧：一方是“大数据”和平均值的提取，一方是个体行为，后者现在被视作更广泛社会现象的表征。推动此种统计学转向的主力是比利时的天文学家、统计学家和社会学家阿道夫·凯特勒（Adolphe Quetelet）。这位“19世纪统计学的柱石”在1835年出版了一篇论“社会物理学”的开创性文章，他在其中主张，只有通过研究庞大的数据集合，才能揭示支配人类社会行为的法则般的力量。比方说，基于庞大数据集合的相关性测算揭示了一些颇具煽动性的因果关系，例如，收入与死亡率之间具有因果联系。此种在社会理解上的范式转换一旦发生便不可逆转。盖潘得出的令人痛心的结论——“看来交的税越少，死得就越早”——就带有此种新的统计学意识的烙印。 [21]
社会描述还有文学维度。描述社会问题的作家似乎是在描绘一个未经探索的世界，如德意志激进主义者弗里德里希·威廉·沃尔夫（Friedrich Wilhelm Wolff）在其一篇广为传阅的、关于布雷斯劳贫民窟的文章里所言，这个世界就像一本“摊开的书”一样摆在城墙前，但对大部分生活条件较好的市民而言，它是隐形的。 [22] 这是一个非超越的、转喻的世界，在这里，物理上的接近很重要：最富裕和最贫穷的区域反常地挨在一起，脏兮兮的孩子在破布底下蠕动，成年人在肮脏的床铺上紧挨着，工人们挤在工厂门口，病人和水井间的距离近得可怕。读者的视线被引导着穿过空间，从一个物体转向下一个：一扇打碎的窗、一张两条腿的桌子、一个破碗、一块破布、一张肮脏的简易床。其他感官也会被调动：黏糊糊、湿答答的墙壁、焦躁的婴儿啼哭声、人类排泄物的气味。 [23]
资产阶级读者在消费此类文本时无疑带着一丝窥淫癖式的快感。这类题材的吸引力太强了，甚至超出专业论文和官方报告的边界，侵入了虚构文学的领地。最突出的例子便是欧仁·苏（Eugène Sue）的十卷本畅销小说《巴黎的秘密》（ Les Mystères de Paris ）。该书描绘了巴黎的地下世界，最早于1842—1843年连载，对当时大量涌现的社会深描产生了重要影响。苏的书中角色比现实人物夸张，但他们所生活的世界正是我们在那些描述工业化和城市贫困的作品中所读到的，那里的街道满是泥泞，如迷宫般错综复杂：
房子色调暗沉，屋内采光靠的是破旧的窗棂上的几片玻璃，窗框还被虫蛀了。房子和房子之间挨得太近，街道又太窄，屋檐都快碰到对面邻居家了。散发着难闻气味的昏暗小巷通向更黑、更臭的楼梯。楼梯几乎呈直角，即便借着用铁扣固定在潮湿墙面上的绳子也很难爬上去。 [24]
苏的作品在欧洲广受模仿。 [25] 威廉·沃尔夫宣称，如果读者已经准备好让自己迷失在苏笔下五光十色的花花世界中，他们就更应该对自家门口真实的“布雷斯劳的秘密”感兴趣。奥古斯特·布拉斯（August Brass）创作了《柏林的神秘》（ Mysteries of Berlin , 1844）。他不满地指出，苏的德语译者将标题中的“神秘”译成了“秘密”。他抗议道，这是错误的，因为穷人的生活并不关乎秘密，而关乎“每天都发生在我们眼前”的神秘、费解之事。布拉斯写道，只要“愿意费神去摘下那张由自私和自满编织而成的舒适面纱”，将目光从自己习惯的圈子转向“我们手足同胞的生活”，人人都能观察到普鲁士首都地下世界的悲惨和绝望。 [26] 《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 On the Misery of the Working Classes in England and France , 1840）的作者欧仁·比雷（Eugène Buret）简明扼要地指出：
贫穷湮没无闻。致命病菌在国家的心脏中快速滋生，国家却很少注意到自己内部正在发生的罪恶；就像一个病人误把高烧当作活力的标志，他们用繁荣的表象自欺，对于已然感知到的内部苦难却充耳不闻。 [27]
这就是后来以“社会问题”著称的一类文体。官方报告、受公众委托的调查、获奖论文、新闻报道、非虚构文学于此交融、互动，成为19世纪中期欧洲“调查文化”的一部分。 [28]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一个以第三人称提出的问题：该对 他们 做什么？（安热·盖潘是个例外，他探究的目光不仅投向最悲苦者，还投向富人和中产阶级。）社会问题实际上是许多问题的集合，这些问题关乎公共健康、传染病的危险、职业病、社会凝聚力丧失、工业化的影响、犯罪、性道德、城市住房、人口增长、失业、童工、经济竞争潜在的腐蚀作用、城市对居民生活和态度的影响，以及所谓的宗教的衰落。
如何排序、展现和回答这些问题则取决于研究者的政治动机。对恩格斯而言，叙事的关键在于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如果他笔下弯腰驼背、步履蹒跚的工人看起来像老兵，那是因为在他看来，工人确实是“社会战争”中活生生的伤员。这场战争由生产资料所有者或直接或间接地发动，对象是那些除了劳动力就没有什么可出卖的无产大众。他指出，正是因为工业资本集中在一个阶级的手中，才会出现无产阶级。他相信，未来革命性转变的种子就藏在无产者与剥削者的对立中。因为在不远的将来——“这个时间几乎是可以算出来的”——“从格拉斯哥到伦敦的整个工人阶级对富有者”的怒火一定会在一场革命中爆发，“和这个革命比起来，法国第一次革命和1794年（雅各宾派恐怖统治的顶峰）简直就是儿戏”。 [29]
此种革命的预言并没有打动盖潘和博纳米。在他们对南特的研究的前言中，两人就清楚地表示，研究目标在于找出“我们必须做出哪些改善……从而避免再次经历扎克雷起义或1793年（雅各宾派恐怖统治的开端）” [30] 。在南特度过一生的盖潘首先是个医生和社会卫生学家，他将自己视作这座城市的“生理机能”的研究者。他相信，弥合社会分裂的关键在于推进以各色社团的激进活动为基础的改革。1830年秋，在这一年的政治革命后，他成立了南特工业社，以帮助失业工人。靠着政府和富裕赞助人的捐款，社团买下了一座建筑，里面带有图书馆和诊所；社团还资助各种互助活动。 [31] 深信科学和社团是社会改革的工具，这使他一度与精英乌托邦主义者亨利·德·圣西门（Henri de Saint-Simon, 1760—1825）伯爵的思想很亲近。圣西门声称，现代科学的首要任务在于建立一套完整的“生理学”，它能从牛顿式整体系统的视角出发，观察和解释一切社会和道德现象。预测和管理未来社会需求的任务就落到了此种科学的实践者肩上。正是圣西门思想的这方面吸引了盖潘，他后来表示自己是在完善并延续这位先哲的工作。 [32] 圣西门模式是以渐进、和平的方式向技术官僚治国过渡，而非恩格斯想象的那种改变一切的暴力革命。改造社会的不是愤怒的无产阶级，而是由卫生学家、工程师、规划师和经理组成的“实业阶级”。 [33]
有关社会问题的论文和小册子都受到一种道德化能量——“将道德移植到经济学上”的激励。 [34] 至于将这种能量聚焦于何处，则情况各异。恩格斯毫不打算掩饰他对城市资产阶级的厌恶。这些人在日子过得舒服时完全无视穷人；但要是城里暴发霍乱，他们就“突然想起”贫民窟里的肮脏街道而“惶恐不安”，唯恐穷人的住所变成传染病的温床，要求采取一些混乱而欠考虑的卫生措施。 [35] 马德里的拉蒙·德·拉·萨格拉（Ramón de la Sagra）则将“特定阶级的不幸”归咎于“政府的不道德与堕落”、某些不明智的直接税、基础教育的匮乏、对民众道德和宗教指导的忽视，以及向年轻人灌输“无限制的欲望和不切实际的希望”的倾向。 [36]
与之相对，在其发表于1840年的论文《大城市人口中的危险阶级》（“dangerous classes of the populations of the great cities”）中，奥诺雷·弗雷吉耶（Honoré Frégier）则主要将愤怒的矛头指向穷人自己，认为他们参与塑造了自身的命运。弗雷吉耶是一名行政官员，担任塞纳省的部门首脑，有查看警察档案的特权。他主要关心的是贫困和犯罪之间的联系，他把自己的论文作为行动指南，提供给那些被委以“保卫大城市秩序及其居民的人身与财富安全”重任的官员。他认为，大部分犯罪的根源在于，穷人往往因恶习和懒惰而使自身处境恶化。弗雷吉耶眼中的男性城市工人是精明的滑头，夸夸其谈，狡猾奸诈，要是哪个哥们儿愿意请他喝一杯，他很愿意旷工。 [37] 这就是贫困的“社会危害”的真正所在，因为“从工人屈服于欲望而不去工作的那一刻起，他就成了社会之敌”。 [38]
那些从懒惰走向恶行的人进入了“堕落阶级”的行列：“浪荡子、妓女和她们的情人、皮条客、老鸨、流浪汉、诈骗犯、无赖、恶棍、男女盗贼和销赃者”（在此，我们又发现了罗列的乐趣）。这种环境带来的危害不是煽动叛乱，这在“公共生活中是极少见的”（此话出自一位经历过两次转型革命的市民，值得关注），而是恶习本身的慢性危害，它像酸液一样腐蚀着文明的机体。解决办法一定不是改变或瓦解工业体系，而是在工厂主和工人之间重新引入家长制的顺从和保护关系。他写道：“我的精神并未被庞大的工业财产冒犯，但求富人和穷人之间能发展和延伸出一种庇护关系，由此前者的慷慨得到表彰，而后者的人格也并未被贬损。” [39]
弗雷吉耶的文章发表两年后，欧仁·比雷在1840年出版的《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 On the Misery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and France ）中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见解。巴黎道德和政治科学院在1837年宣布有奖（2500法郎）征文时，比雷正做着记者的工作。该科学院要求投稿人“确定贫困的构成要素及其在各国的表征”。比雷的获奖论文提及了一切常见因素：过高的房租、“又湿又臭的稻草”做的床、毁坏的窗户、采光恶劣的房间，以及被忽视的人发出的“腐臭味和尖叫声”。 [40] 但是与弗雷吉耶的论文不同，比雷批评的是工业体系而不是工人。他认为，将穷人的堕落归咎于他们自身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误解，因为“在我们看来，工人阶级的道德状况是结果，是其物质处境的直接后果”。一个观察者只有“全面而深入了解”是怎样的“现实构筑了物质的苦难”，才可能理解穷人的道德状况，才可能超越“因他们的堕落和恶行而生的厌恶感和蔑视之情”。 [41]
文章《贫穷与共产主义》（“Poverty and Communism”）的插图，1843年11月1日发表于《画报》。其中可以看到许多常见的元素：陈旧的家具、破烂的衣服、吵闹的孩子、常见的混乱，还有男性家长手中握着一瓶烈酒。这一图像表明，就像当时许多关于贫穷的描述一样，穷人对自己的困境负有部分责任
比雷主张，贫困不是现代工业体系的偶然特征，而是其必然结果；贫困不是像弗雷吉耶说的那样是对文明的威胁，而是“文明的一个现象” [42] 。比雷的灵感主要来自瑞士政治经济学家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德·西斯蒙第（Jean Charles Léonard Simon de Sismondi）。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 New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 1819）中主张：构成现代制造业经济特征的、无限制的竞争趋向于导致过量生产，与此同时，还会压低工资，进而抑制消费需求。这样看来，低工资不仅不是工业的福音，反而对整体经济是个负担。 [43]
关于社会问题的论述主要基于对现实状况的细致观察，但有时也带有道德恐慌的性质。这在男性作者论及劳动女性的处境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劳动女性既是受威胁的纯洁的载体，也是崩解和罪恶的孵化器。她们是能激起强烈情绪的象征，预示着人们对性别秩序稳定性的隐忧及“相互冲突的动机和欲望”入侵的潜在焦虑。 [44] 道德恐慌首要的导火索就是所谓的劳动女性和娼妓之间的紧密关系。19世纪30年代中期，在（带着好几箱论社会问题的书）回西班牙之前，拉蒙·德·拉·萨格拉一直在巴黎生活。他看见“自然和社会道德的法则遭到扰乱和违背”，因为工厂雇用了越来越多的女性和儿童。这就是社会失序、贫困、现代的道德败坏，以及大制造业中心和城市里卖淫普遍、私生子增多的主因。 [45] 欧仁·比雷引用了帕朗-迪沙特莱对巴黎娼妓的著名研究（1837）中的一段。据报告，女性性工作者几乎全是日结工、家仆、工匠和贫穷工人的孩子，这项发现表明，现代工业体系和性交易之间存在系统的相关性。 [46]
一旦承认工业化和卖淫之间的因果关系，一种可能性就得以揭示：女性性工作者本身就可能是财富和权力严重不平等的产物，而这种不平等正是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特征。而且较之男性，这种不平等对女性而言更为严酷，因为女性的工资通常更低，这是因为人们觉得女性的工作价值更低，又认为她们的收入只是或只应该是对养家糊口的男性所赚工资的一种补充。 [47] 在许多工厂中，工时太长，工资太低，工作太苦，恩格斯评论道，女性因而“宁愿去做娼妓也不愿忍受这种暴虐的统治” [48] 。对女性主义者安热·盖潘而言，真正令人愤怒的是，正是那些口口声声鄙弃卖淫的中产阶级男性让卖淫这种现象持续下去。盖潘写道，他们需要妓女来捍卫自己女儿的荣誉，“就像他们需要别人替自己的儿子服役一样” [49] 。
几乎所有评论者都承认街头和妓院里的卖淫只是性交易的冰山一角。恩斯特·德朗克（Ernst Dronke）估计，在柏林的1.8万名家仆中，至少有5000人参与性交易，她们就算没有公开卖淫，也会秘密私通以换取某种好处。此外还有“灰姑娘”——特指那些与中产阶级学生同居或只是睡觉的年轻女工；还有被男人“包养”在其公寓内的交际花；最可怜的是那些受华服美酒的诱惑，被老鸨卖给柏林有钱人的年仅十三四岁的小姑娘。德朗克写道，在几年间，人们或许会看到她们和朋友（通常是个处境相同的年轻女性）一起在柏林最好的街道上散步，伪装成体面阶级的女性。但她们的好运是短暂的：
你也许会问，这些误入歧途者最后怎么样了？当青春和美貌不再，她们也随之从公众视线中消失，而她们此前很容易就能吸引公众的注意。那些从这些不幸妇人的绝境中榨取并占有其青春和美貌之人，同时也是最不可能知道其结局之人……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走上一条不归路，读者自会原谅我不在这里予以详述。她们最后的下场无非是：警察会行使管辖权，像对待悲惨的不法之徒一样把她们从一个警局送到另一个警局，直到她们死去的那一天。
从这个角度来看，卖淫是一个“机体完全腐溃”的社会的病症。 [50] 有关女性劳工和性剥削之间病态紧密联系的声音回荡在激进主义者的宣言书和小册子中间。“面包还是革命！这应该成为你们的口号！”1847年夏，在法兰克福流传的一张匿名传单写道：“你们（给公子哥们）造那些鸳鸯帐，好让自己的女儿沦为这些色鬼的猎物。” [51]
“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非事物的总和。”这是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逻辑哲学论》（ Tractatus Logico - Philosophicus ）中的第二句话。 [52] 关于社会问题的论文与小说凭借表格、数字和细致描写表明，它们的确属于维特根斯坦这一思想形成的那个时代。正是在对社会状况的探寻中，新的统计学技术、现代城市作为人类历史上独特的存在形式的观念、观察性的社会学、后来以现实主义闻名的各种各样的文学实践得以交融、互动，并最终产生了新的知识形式。这种新措辞的“现实效应”不应使我们忽视其视野的缺陷和盲点。对巴黎的一项里程碑式的研究展示了巴黎的图景是如何演变的：万花筒般的旧图景中，巴黎是一座由无数生产和文化活动的“岛屿”构成的“多彩之城”，然而，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取而代之的是光影对比更加强烈的一幅图景。在其中，工人阶级的空间“逐渐隐入阴影中”，并有效地衬托出资产阶级崭新、明亮的消费空间——巴黎人的画廊——的光彩。中产阶级的社会弊病诊断者关注的是贫民窟的环境、污物和传染病，在经历了1832年霍乱冲击后尤为如此，但他们常常忽视了工人区的活力和变化的迹象，比如市中心日益稠密的商业和制造业网络，以及“自下而上”兴起的新型劳动组织形式。 [53]
围绕社会问题而生的能量反哺了政治。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提出的论点随后影响了他与马克思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这本著作对马克思而言是个重要的经验来源，是“后来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传统的一份基础文献”。 [54] 在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小册子之一《劳动组织》（ The Organization of Labour , 1840）中，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详尽地援引了安热·盖潘发现的南特社会各阶层的平均寿命差异，以此论证现代的工业和商业竞争是一个“灭绝人的体系”。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在于建立以社会工场形式存在的由国家管理的工人联盟。这些社会工场的内部生活和人际关系是合作性而非竞争性的。 [55] 西班牙的拉蒙·德·拉·萨格拉是“社会经济”的早期拥护者。在他看来，如果没有受一种训练有素的“社会物理学”原则指导，富人与穷人之间的长期斗争“总会破坏社会秩序的原则”，并让人对工业进步所付出的代价产生怀疑，但他并没有告诉读者，怎样才能将一种开明的科学精神注入所有政府机关。 [56]
[1] Ange Guépin and E.Bonamy, Nantes au XIXe siècle.Statistique topographique, industrielle et morale, faisant suite à l ’ histoire des progrès de Nantes (Nantes, 1835),pp.484–5.
[2] François Crouzet,‘Wars, Blockade, and Economic Change in Europe, 1792–1815’，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4/4 (Dec.1964), pp.567–8, 570.
[3] Émile Souvestre,‘Nantes’， Revue des Deux Mondes , 4th series, 9 (Jan.–Mar.1837),pp.53–74, here p.62.
[4] Henri Sée,‘La Vie politique et économique de Nantes pendant la Monarchie de Juillet,d’après la correspondance inédite de P.-F.Dubois’， Revue Historique 163/21930),pp.297–322, here p.309.
[5] Guépin and Bonamy, Nantes au XIXe siècle , pp.455–7.
[6] Ibid., p.472.
[7] Ibid., pp.472–81.
[8] Ibid., p.484.
[9] Ibid., pp.488–9.
[10] James Phillips Kay, The Moral and Physical Conditions of the Working Classes Employed in the Cotton Manufacture in Manchester (London, 1832), p.19.
[11] Louis-René Villermé, Tableau de l ’ état physique et moral des ouvriers employés dans les manufactures de coton, de laine et de soie (2 vols., Paris, 1840), vol.I, p.82.
[12] Ibid., vol.1, p.26.
[13] Ibid., p.29.
[14] Carlo Ilarione Petitti, Sul lavoro de ’ fanciulli nelle manifatture (Turin, 1841), p.16.
[15] Philibert Patissier, Traité des maladies des artisans et de celles qui résultent des diverses professions (Paris, 1822), pp.391–2.
[16] Ibid., p.392.
[17] Ibid., pp.395–6.
[18] Marie-Claire Hoock-Demarle,‘Les écrits sociaux de Bettina von Arnim ou les débuts de l’enquête sociale dans le Vormärz prussien’， Le Mouvement social , no.1101980),pp.5–33, here p.7.
[19] Heinrich Grunholzer,‘Erfahrungen eines jungen Schweizers im Vogtlande’，此文作为附录载于Bettina von Arnim, Dies Buch gehört dem König (1843), pp.534–98, here pp.537–8。贝蒂娜·冯·阿尼姆本人的批判性评论则见于该书《老鼠的对话》一文。
[20] Friedrich Engels, 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Leipzig, 1845), p.261.
[21] Adolphe Quetelet, Sur l ’ homme et le développement de ses facultés, ou Essai de physique sociale (2 vols., Paris, 1835), esp.vol.1, p.13.维莱姆阅读并评论了凯特勒的手稿，且在自己的《棉、羊毛及丝绸纺织厂工人的身体和道德状况表》中引用。拉·萨格拉也与凯特勒熟识，并且广泛引用凯特勒的作品。有关凯特勒之影响的精彩分析，参见Alain Desrosières, The Politics of Large Numbers.A History of Statistical Reasoning , trans.Camille Naish (Cambridge, Mass., 1998)。引自p.74; 关于凯特勒对当时的社会分析造成的影响，参见pp.73–95。
[22] Friedrich Wilhelm Wolff,‘“Die Kasematten von Breslau”，Breslauer Zeitung’，n Franz Mehring (ed.), Gesammelte Schriften von Wilhelm Wolff (Berlin, 1909), pp.49–56.对沃尔夫和他关于布雷斯劳的作品的讨论，参见W.O.Henderson, The Life of Friedrich Engels (2 vols., London, 1976), vol.1, pp.245–8。
[23] 这一时期的众多社会描述具有同质性，关于这一问题，参考Dominique Kalifa,‘Enquête et “culture de l’enquête” au XIXe siècle’， Romantisme , no.149 (2010), pp.3–23。
[24] Eugène Sue, The Mysteries of Paris , trans.anon.(London, 1845), p.2.
[25] Berry Palmer Chevasco, Mysterymania.The Reception of Eugène Sue in Britain, 1838–1860 (Oxford, 2003).
[26] August Brass, Mysterien von Berlin (2nd edn, 2 vols., Berlin, 1844), 写于1844年3月的第一版前言（p.4）。
[27] Eugène Buret, De la misère des classes laborieuses en Angleterre et en France.De la nature de la misère, de son existence, des ses effets, des ses causes, et de l ’ insuffisance des remèdes qu ’ on lui a opposés jusqu ’ ici; avec l ’ indication des moyens propres à en affranchir les sociétés (2 vols., Paris, 1840), vol.1, pp.132–3.
[28] 关于阿尼姆利用童话传奇的通行特征给社会批判编码，参见Helen G.Morris Keitel,‘The Audience Should be King.Bettina Brentano von Arnim’s “Tale of the Lucky Purse”’， Marvels and Tales 11/1–2 (1997), pp.48–60; 关于“调查文化”，参见Kalifa,‘Enquête et “culture de l’enquête”’。
[29] Engels, 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 p.45.
[30] Guépin and Bonamy, Nantes au XIXe siècle , pp.5–6.
[31] Pamela Pilbeam, French Socialists before Marx.Workers, Women and the Social Question in France (Teddington, 2000), p.143.
[32] Ange Guépin, Philosophie du XIXe siècle.Étude encyclopédique sur le monde et l ’ humanité (Paris, 1854), pp.13, 573–4; 关于圣西门作品的续篇，可参见p.543。
[33] Claude Henri de Rouvroy, comte de Saint-Simon, Catéchisme des Industriels (Paris, 1823), p.4.
[34] 关于社会问题的道德准则，参见Giovanna Procacci,‘Social Economy and the Government of Poverty’，in G.Burchel, C.Gordon and P.Miller (eds.), The Foucault Effect.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Chicago, 1991), pp.151–68, here pp.157–8。这一词语出自Jacques Donezelot, The Policing of Families (London, 1979)。社会话语和其他基于“问题”的更宽泛的话的“道德化”特征，参见Holly Case, The Age of Questions (Princeton, 2018), 特别是p.73。
[35] Engels,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 p.115.
[36] Ramón de la Sagra,‘Ideas generales sobre la Beneficiencia publica’，in La Sagra, Discursos pronunciados en el Ateneo Scientifico y Literario de Madrid (Paris, 1838), p.4.
[37] Honoré Frégier, Des classes dangereuses de la population dans les grandes villes et des moyens de les rendre meilleures (Brussels, 1840), pp.76–7.有关穷人实际的无助情绪和中产阶级评论者有关其处境的批判之间的意识形态差距，可对比参考19世纪晚期的Gareth Stedman Jones, Outcast London.A Stud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sses in Victorian Society 。
[38] Frégier, Des classes dangereuses , p.7.
[39] Ibid., pp.295–6.
[40] Buret, De la misère des classes laborieuses , vol.1, p.347.
[41] Buret, De la misère des classes laborieuses , vol.1, p.389.
[42] Buret, De la misère des classes laborieuses , vol.1, p.118，该书第三章的标题就是这么来的。
[43] 关于西斯蒙第是政治经济学的“英雄”，参见Buret, De la misère des classes laborieuses , vol.1, p.38。
[44] 关于对妇女的描绘中措辞含糊的欲望，参见Sally Alexander,‘Women, Class and Sexual Differences in the 1830s and 1840s.Some Reflections on the Writing of a Feminist History’， History Workshop 17/1 (Spring 1984), pp.125–49, here p.126; 关于妇女在社会问题话语中的位置的深入分析，参见Joan Scott,‘“L’ouvrière, mot impie, sordide...”.Women Workers in the Discourse of French Political Economy, 1840–1860’，in Scott,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New York, 1988), pp.139–63。
[45] La Sagra,‘Ideas generales sobre la Beneficiencia publica’，p.4.关于拉·萨格拉对女性劳动力的兴趣，参见Mónica Burguera, Las Damas del Liberalismo Respetable.Los imaginarios sociales del feminismo liberal en España (1834–1850) (Madrid, 2012), p.86。
[46] Buret, De la misère des classes laborieuses , vol.1, p.413.
[47] Scott,‘L’ouvrière, mot impie, sordide’，p.6.
[48] Engels,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n , p.220.
[49] Guépin and Bonamy, Nantes au XIXe siècle , pp.636–7.
[50] Ernst Dronke, Berlin (2 vols., Frankfurt/Main, 1846), vol.1, pp.50–55, 113.
[51] 1847年呼吁革命的匿名传单，转引自Walter Grab (ed.), Die Revolution von 1848/49.Eine Dokumentation (Munich, 1980), pp.27–8。
[52] Ludwig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London, 1922), p.25.
[53] 这是以下里程碑式研究的核心论点之一：Maurizio Gribaudi, Paris ville ouvrière.Une histoire occultée, 1789–1848 (Paris, 2014), p.74。
[54] David McClellan,‘Introduction’，in Friedrich Engels,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Oxford, 1993), pp.xix–xx.
[55] Louis Blanc, Organisation du travail (Paris, [1840]), pp.65, 94, 110–15.
[56] Ramón de la Sagra, Lecciones de economía social (Madrid, 1840), p.69；关于拉·萨格拉对工业进步的看法，参见Alfonso Sánchez Hormiga,‘Saint-Simonism and Economic Thought in Spain (1834–1848)’， History of Economic Ideas 17/2 (2009),pp.121–54; Ascensión Cambrón Infante,‘Ramón de la Sagra, un Gallego ilustrado’， Anuario da Facultade de Dereito da Universidade da Coruña , 1998, pp.215–28;consulted online at https://core.ac.uk/download/pdf/61893609.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