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1848年革命因其激烈程度与地域广度而独一无二，至少在欧洲历史上是如此。1789年法国大革命、1830年七月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1905年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都没有像1848年革命那样冲击整个欧洲大陆。1989年的事件似乎是个更好的参照，但能否将那些反抗行为称为“革命”还有待商榷。与之相较，1848年，从瑞士和葡萄牙到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从挪威、丹麦和瑞典到巴勒莫和伊奥尼亚群岛，整个欧洲大陆同时陷入政治动荡。这是有史以来唯一一场真正的欧洲革命。

1848年革命在某些方面也是一场全球性剧变，至少是一场有全球维度的欧洲剧变。巴黎爆发革命的新闻对法属加勒比海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伦敦当局为防止不列颠本土爆发革命而采取的举措在整个英帝国范围内激起了抗议与暴动。在新近独立的拉美国家，欧洲的革命也使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政治精英振奋。二月革命掀起的政治浪潮甚至远及澳大利亚，不过要到1848年6月19日，二月革命的消息才传到新南威尔士殖民地的悉尼。这令人想起澳大利亚史学家杰弗里·布莱内（Geoffrey Blainey）曾哀叹的“距离的暴政”。

革命牵扯形形色色的魅力超凡、天赋异禀的参与者。从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到玛丽·达古（Marie d’Agoult，她用男性笔名写作，是当时法国最优秀的革命史家），从法国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Louis Blanc）到匈牙利民族运动领袖科苏特·拉约什（Kossuth Lajos），从杰出的保守自由主义社会理论家、史学家、政治家托克维尔到瓦拉几亚革命战士、记者、支持激进农业改革的尼古拉·伯尔切斯库（Nicolae Bǎlcescu），从年轻的爱国诗人裴多菲·山陀尔（Petöfi Sándor）到忧心忡忡的教士费利西泰·罗贝尔·德·拉梅内（Félicité Robert de Lamennais）（前者为匈牙利人朗诵的全新民族之歌激励了布达-佩斯的革命群众，后者试图将自己的信仰和政治观点相结合的努力虽以失败告终，却使他成了1848年以前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从为巴黎的临时政府写了许多“革命简报”的作家乔治·桑（George Sand）到罗马人民的领袖、被亲切地称作“胖子”的安杰洛·布鲁内蒂（Angelo Brunetti，他对推动1848—1849年罗马革命发展的贡献良多），更别提那些在欧洲的大街小巷卖报、在街垒当中战斗的女性了（她们的形象在描绘革命的图画中尤其突出）。对有政治意识的欧洲人而言，1848年革命是共有的经验，是个包罗万象的时刻。它使所有人都成了同代人，在他们心中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1848年革命是场 全欧洲 的剧变，有许多证据足以表明这一点，但如今回想，革命却被民族化了。 ^[1] 欧洲各民族的史学家和记忆的司掌者将革命纳入各民族独特的故事。德意志革命所谓的失败被纳入了名为“特殊道路论”的民族叙事，为关于德国走向现代化反常道路的论述提供了依据，道路的终点是希特勒灾难性的独裁统治。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意大利，1848年革命的失败为新生的意大利王国的威权主义转向埋下了伏笔，因此也为1922年的“向罗马进军”和此后的法西斯夺权铺平了道路。法国人则认为1848年革命的失败开启了第二帝国这一波拿巴主义的历史插曲，同时也预示了戴高乐主义在日后的胜利。换言之，聚焦于1848年革命所谓的失败，同样会造成革命的故事被吸纳进许多平行的、以民族国家为焦点的叙事。在现代人的记忆中，这些本应相连的激变却被沿着国界切割成碎片。要展现民族国家作为塑造历史记录的路径之伟力，没有比这更好的例子了，我们至今仍能体会到此种力量。

1848年的事件可分为三个阶段。2月和3月，动乱如野火般在整片大陆蔓延开来，从一座城市烧至另一座，在其间的乡镇撒下无数星火。奥地利首相克莱门斯·冯·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逃离维也纳，普鲁士军队撤出柏林，皮埃蒙特-撒丁、丹麦和那不勒斯国王颁布宪法，一切似乎都非常顺利。这是1848年的“解放广场时刻”：如果有谁认为这场运动席卷了整个社会也无须责怪他，全体一致的狂喜令人迷醉。一位德意志的激进主义者写道：“我不得不在冬天的寒气里走到精疲力尽，只为了让我的血冷下来，让心跳慢下来。我的心前所未有地莫名地躁动着，简直要从胸膛中跳出来。” ^[2] 米兰街头，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相拥。这便是1848年的春日。

然而，这场剧变内部的裂痕（在冲突爆发的最初几个小时内就已经存在）很快变得鲜明夺目：5月，激进的示威者已经在尝试冲击并推翻二月革命时在巴黎成立的国民议会；与此同时，在维也纳，奥地利的民主主义者抗议慢吞吞的自由主义改革，自己成立了一个公共安全委员会。6月，在各大城市的街头巷尾，自由主义（在法国则是共和主义）领导者与激进人群发生了武装冲突，在巴黎则以六月起义的残酷流血告终，牺牲的起义者至少有3000人。这便是1848年漫长而炎热的夏天，马克思不无欣喜地判断道：在此时此刻，革命已失去了纯真，春天里甜蜜（但带有欺骗性）的全体一致正让位于苦涩的阶级斗争。

1848年的秋天则呈现出一幅更为复杂的图景。9—11月，在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和瓦拉几亚，反革命开始涌动。议会被解散，起义者遭逮捕、被判刑，大批军队进入城市。但与此同时，在德意志中部和南部的诸邦国（尤其是萨克森、巴登和符腾堡），在法国西部和南部，在罗马，由民主主义者和形形色色的社会共和主义者主导的第二阶段激进起义活动爆发了。11月24日教宗出逃后，罗马的激进主义者终于宣布成立共和国。在德意志南部，第二阶段动乱直到1849年夏方告平息，当时普鲁士军队最终攻占激进主义者起义的最后堡垒，即巴登的拉施塔特要塞。此后不久的1849年8月，法军摧毁了罗马共和国，恢复了教宗的统治，这令那些一度尊法国为全欧革命捍卫者的人深感失望。几乎与此同时，奥地利和俄国的军队占领匈牙利，那场决定匈牙利王国未来的残酷战争也最终尘埃落定。1849年夏末，革命基本结束。

这些阴暗而常常极尽暴力的终局意味良多，其一便是这些剧变的叙事缺少一个救赎性的终局时刻。当学生时代的我第一次接触1848年革命时，正是其“以失败告终”的坏名声使我敬而远之。结局中的复杂性与失败可不是什么讨人喜欢的组合。

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费力去反思1848年革命呢？首先，1848年革命实际上并非一场失败：它在许多国家引发了迅速而持久的宪法改革，1848年以后的欧洲是，或者说已成为一个与此前大不相同的地方。不妨将这场横跨整个欧洲大陆的起义想象成位于19世纪欧洲中心的一间粒子对撞室。人、各色群体和观念涌入其中，在此碰撞、融合、分裂，复从新事物的大潮中涌现，其轨迹延及此后数十年。从社会主义和民主激进主义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法团主义和保守主义，各种政治运动和观念都在此试验，一切都变了，现代欧洲史受到了深远的影响。尽管将这场革命视为“失败”的观点根深蒂固，但1848年革命还是深刻地改变了全欧洲的政治和行政实践，这是一场欧洲“政府革命”。

其次，1848年的起义者们所提出的问题并未失去效力，虽然仍存在例外：我们不再为教宗的世俗权力或“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而头疼，但我们仍然担心当政治或经济自由的要求与社会权利的要求相冲突时，事态将如何发展。1848年的激进主义者津津乐道的出版自由确实有万般好处，但饿得什么也读不进去的时候，一份阳春白雪的报纸又有何益？当德意志的激进主义者不无幽默地把“读报的自由”和“吃饱的自由”并列时，他们就抓住了这一问题的关键。

名为“贫困化”的幽灵在19世纪40年代的上空徘徊。为什么就连全职工作的人都难以养活自己？所有制造业部门（纺织业是最突出的例子）似乎都深陷此种困境。但这波贫困化的浪潮意味着什么？贫富悬殊是否果真如保守派所言，只是上天注定？或如自由主义者所言，是过度管制与落后的症候？抑或如激进主义者所言，是现行政治与经济体系结出的恶果？保守派指望慈善事业来解决问题，而自由主义者则指望放宽经济管制与工业增长，但激进主义者就没那么乐观了：在他们看来，整个经济制度都建立在强者对弱者的剥削上。这些问题并未随时间的流逝而褪色。“工作贫穷”是今天的社会政策当中最令人焦灼的问题之一。资本主义和社会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也仍在接受检视。

劳动问题尤为棘手。要是工作本身成了一种稀缺商品，又该如何呢？1847年冬到1848年春的商业下行周期使成千上万男女失去了工作。公民是否有权要求政府在必要时将劳动作为一种有尊严的生活必需品分配给自己？正是在努力回答这一问题的过程中，诞生了巴黎饱受争议的“国家工场”及欧洲其他地方的许多类似部门。但要说服辛勤劳作的利穆赞农民缴纳额外的赋税，以资助为他们眼中的巴黎懒汉而打造的就业方案绝非易事。然而，正是国家工场突然关停，才导致10万名失业者涌向巴黎街头，引发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

杜塞尔多夫的艺术家约翰·彼得·哈森克勒费尔（Johann Peter Hasenclever）在其油画《市议会前的工人》（ Workers before the City Council ）中捕捉到了同样的问题。这幅作于1849年、以多种版本广泛展出的油画描绘了一个前来抗议的劳工代表团，他们本来靠着就业促进计划得到一份疏浚莱茵河各条支流的工作，但到1848年秋，这一工程却因资金短缺而中止了。于是，他们向那些坐在豪华会议室中的杜塞尔多夫市权贵递上了表示抗议的请愿书。窗外，一位演说者正在广场上对着愤怒的人群演讲。马克思认为这幅画直白地描绘了一次阶级斗争，因而对它十分喜爱。在他为《纽约论坛报》写的一篇长文的结尾，他称赞这位艺术家把进步作家要花上好几页纸才能分析清楚的事态“极生动”地浓缩在了一幅画面里。 ^[3] 1848年夏，社会权利、贫困和工作权的问题撕裂了革命。这些问题直至今日也没有失去其紧迫性。

作为一场非线性的、剧烈动荡的、时有暴力且具有变革性的“未竟革命”，1848年革命对今天的读者而言仍是个有趣的研究课题。在2010—2011年，许多记者和史学家都注意到了那些有时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杂沓剧变与1848年革命（也被称为“人民之春”）之间不可思议的相似性。与阿拉伯国家的剧变类似，1848年的诸场革命各具特色、地域分散却又相互关联。1848年革命最醒目的特点就是其共时性——这在时人看来是个谜，在后世史家看来亦是如此。这也是2010—2011年在阿拉伯发生的事件最神秘莫测的特点之一：它们有着深刻的地方根源，却又显然相互关联。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和开罗的解放广场在许多方面并不相似，《福斯报》也不是脸书，但它们的相似度足以引发更广泛的联想。重要的相似点是一般性的：19世纪中叶的骚乱与今日剧变的类似之处在于，二者参与人数众多，诸多势力都在其中难以捉摸地相互作用，只是今日剧变还很难找到明确的终点。

1848年革命是一场议会革命。所涉议会包括：巴黎制宪议会，后来被名为立法议会的一院制立法机构取代；柏林的普鲁士国民议会，或称制宪议会——依照为制宪而制定的新法律选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在该市圣保罗教堂典雅的圆形大厅内召开。匈牙利议会历史悠久，但在1848年匈牙利革命的过程中，一个新的国民议会在佩斯召开。那不勒斯、皮埃蒙特-撒丁、托斯卡纳和教宗国的起义者都成立了新议会。试图脱离那不勒斯统治的西西里革命者成立了他们自己的全西西里议会，该议会在1848年4月废黜了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朝国王费迪南多二世（Ferdinando Ⅱ）。

但议会并非唯一的行动舞台。时至1848年夏，各个国家的议会都处于双重压力之下，压力既来自君主行政部门，也来自一系列更具激进色彩的竞争机构，例如“委员会”和俱乐部的网络，或是像工匠总会和制造业代表大会之类的激进对抗性代表大会。制造业代表大会于1848年7月在法兰克福成立，代表的是未得到自由主义者和中产阶级主导的国民议会照拂的技术工人。甚至连这个组织在五天后也分裂成了两个独立的代表大会，因为事实证明它无法弥合师傅和帮工之间的分歧。

自由主义者尊崇议会，以惴惴不安的挑剔眼光审视激进主义者的俱乐部和集会，在他们看来，这些东西就是对经妥当选举而组建的议会的崇高程序文化的拙劣模仿。在“议会自由派”眼中，那些打算直接介入议会事务的有组织的示威，甚至更加值得警惕。这类事情确实发生了：在1848年5月15日的巴黎，一群人冲进疏于守卫的制宪议会的会议厅，打断议程，并宣读了一份请愿书，而后前往市政厅，宣告一个由著名激进分子担任领导的“起义政府”成立。议会和其他形式的代表机构关系紧张（这也是代议制民主和直接民主之间的紧张）是1848年革命的另一特征。以下特点也见于今日的政治舞台——议会在公众眼中的信誉下降，形形色色的非议会或议会外团体涌现且与之竞争，它们利用社交媒体，围绕着那些或许不会引起职业政客注意的问题形成组织。

1848年革命不只是革命者的故事。20世纪和21世纪那些本性自由的史学家自然而然地被某些人的事业吸引。这些人要求结社、言论、出版自由，要求制定宪法、定期选举和组建议会，他们的诉求已成为现代自由民主的保留项目。尽管我和那些读报纸、喝咖啡的自由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在这点上志趣相投，但在我看来，关于1848年革命的叙事若囿于起义者或自由主义者的视角，就会错失这场革命大戏及其意义的关键部分。新旧势力的碰撞相当复杂，旧势力和新势力一样塑造了革命的短期和长期结果。即便这一修正也不全面，因为革命后幸存的“旧势力”本身也受到了革命的改造，尽管此种改造通常并不会让大多数史家感到有趣。未来的普鲁士首相、德意志政治家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在1848年还是个小角色，但革命让他得以将自身命运和国家未来融为一体。他始终认为1848年是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之间的断裂，是变革的时刻。如果没有1848年革命，他自己的职业生涯是不可想象的。教宗庇护九世（Pius Ⅸ）的统治，还有天主教会及其与现代世界的关系都被革命深刻改变。今天的天主教会在许多方面都是那时的结果。拿破仑三世（Napoléon Ⅲ）并不觉得自己是摧毁革命之人，反而觉得自己是恢复秩序之人。在论及革命释放出的力量时，他重疏不重堵，引导其将国家建设成为物质进步的先锋。

1848年的动荡中，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有时模糊不清。许多1848年的革命者为了自己的信念而死，或遭到流放和监禁；但也有许多人转变立场，与革命后的行政机关握手言和。不过行政机构自身也受到了革命冲击的改造或磨炼，由此开启了漫长的制度化征程。在1848年之后波拿巴主义的法国，超过1/3的警长（地方治安官员）是从前的激进主义者；1849年7月以后的奥地利内政部长亚历山大·冯·巴赫（Alexander von Bach）曾登上维也纳警局开列的民主派可疑分子名单。反革命常常将自己视作革命的遗嘱执行人而非掘墓人，理解这一点能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这场革命是如何改变欧洲的。

回忆里的革命（至少对许多原先的参与者而言）在情绪上有着强烈的明暗对比：初期是明亮的狂喜，在“反革命的铁网”［如柏林人范妮·莱瓦尔德（Fanny Lewald）所言］笼罩起义城市之后，则是挫败、苦涩与忧郁。狂喜和失望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但恐惧亦然。士兵害怕愤怒的市民，正如后者害怕前者。在每个城市中都能见到与军队对峙的人群因突然的恐慌而毫无预兆地作鸟兽散。巴黎国家工场的建筑师、日后狂热的波拿巴主义者埃米尔·托马（Émile Thomas）写道：“自（1848年）2月25日之后，我们就处在恐惧的统治下，这位邪恶的顾问麻痹了一切善的意向。” ^[4]

自由派领导人怕自己可能驾驭不了革命释放出来的社会能量。社会地位更低的人则担心有人正阴谋破坏革命，推翻已取得的成就，将他们推入万劫不复的贫穷和无助。城市中产阶级看见那些郊区莽汉涌入无人看守的城门时愁眉紧蹙，他们为自己的财产，有时也为自己的性命担惊受怕。在巴勒莫，起义大潮之下涌动着一股猛烈、复杂、难以驾驭的社会潜流。巴勒莫革命的早期领导者是感情淡漠、墨守成规的显贵。但正如一本未出版的巴勒莫革命编年史的作者、时人费迪南多·马尔维卡（Ferdinando Malvica）指出的，路上很快就同样满是武装起来的工匠；更令人不安的是，那些来自周边农村的队伍也涌上街头——这些人在他笔下都是“近乎没有人性的暴徒，嗜血而粗鄙。丑恶的民众包围了西西里美丽的首府。这些仿佛来自地狱的生物身上唯一像人的地方就是那张黝黑的脸” ^[5] 。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推动和可能的威胁，1848年的起义绝无成功之可能。尽管如此，对底层的普遍恐惧在后期还是让革命陷于瘫痪，令各派革命者更容易相互仇视，令自由主义者更容易被争取到当局一边，也令激进主义者更容易被孤立，成为社会秩序的敌人。同时，恐惧的消退会激起狂喜的亢进，正如那年春天许多欧洲城市里的情况一样，那时的市民突然失去或克服了他们对治安部队和秘密警察的恐惧。

特定的情感表达有时会发展成对革命感性的抒发，其中一些表现出了1848年革命作为中产阶级反叛时刻的独特性。1848年11月9日早晨，激进主义议员罗伯特·布卢姆（Robert Blum）在维也纳郊外被行刑队处决。根据几首纪念他牺牲的诗歌，他落下了一滴泪。一个军官跟他说：“别害怕，一瞬间就结束了。”布卢姆没有接受他的安慰，而是挺直了算不得伟岸的身躯，反驳道：“这滴眼泪不是德意志民族议员罗伯特·布卢姆的眼泪。这是一位父亲和丈夫的眼泪。”

布卢姆的眼泪成了激进主义者传说的一部分。在南德意志诸邦，直至20世纪仍传唱着《罗伯特·布卢姆之歌》，其中提到了在处决政治犯这样一个公共仪式上流露出来的个人的悲伤情感，歌中庄重地唱道：“为妻儿流下的眼泪无损人的荣誉。”这滴泪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因为这证明了布卢姆是个有中产阶级情感和价值观的人，是进入公众生活的个人。这是带有资产阶级基调的政治。（直至今天，“像罗伯特·布卢姆一样被射杀”在南德意志的部分地区仍是一句谚语。）

当然，反革命分子也有情感。奥托·冯·俾斯麦向柏林的联合省议会做了一番非凡的演说，结尾时他不情愿地承认革命是不可逆转的这一历史事实，承认新产生的自由主义内阁是“未来的政府”，而后泣不成声地离开讲坛。俾斯麦的眼泪与布卢姆的不同，在表演性和起因两方面都是决然公共的。3月，从勃兰登堡的边远之地召来的农民军在首都一边吼着“柏林猪猡”，一边用木棒和铁棍殴打那些可疑的街垒战士。这种称谓在一定程度上（当然并不全然）使我们了解到农村青年是怀着何种情感来镇压城市起义的。像朱利叶斯·雅各布·冯·海瑙（Julius Jacob von Haynau）这样的奥地利将军之所以如此残酷，报复心和愤怒是很重要的因素，他在判决和处死战败的匈牙利起义者时，似乎能从中获得快感。

本书第一章论述的是1848年之前风雨飘摇的欧洲社会。那是个大多数人都因骤变而困顿流徙的时代。社会困苦与政治动荡之间的关联即便不算直接，也是深刻的。由经济因素驱动的抗议和极端困苦的社会景象触发了日渐两极化的政治能量，这有助于塑造那些将来会发动或继承1848年革命的人的政治忠诚。爆发革命的那个政治世界（第二章）并不是由忠心耿耿和坚定的党派认同构成的。那个时代的欧洲人穿行于论争的群岛和思想的山脉之间，进行着相当奇异的旅行。他们的想法变动不居，在1848年革命当时和之后都是如此。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政治冲突（第三章）是沿着多条断层线展开的。不存在非黑即白的分野，有的只是许多四散辐射的裂痕。这也是革命本身的特征，革命乍看起来惊人地混乱而令人费解——在这一方面，1848年革命和当下令人关注的那些冲突是相似的。

第四章到第六章聚焦于革命本身：是革命者塑造了革命，还是革命塑造了革命者？动荡通常始于极具戏剧性的场面。在叙述革命的开端时，不仅要阐明其中所蕴含的伟力，还要弄清楚为革命最终失败埋下伏笔的社会结构层面和社会心理层面的脆弱之处。第五章探讨的是在革命主舞台上并辔而行的诸进程：城市转变为政治情感激荡其中的场域，人们为革命牺牲者举办庄严葬礼，新政府、新议院和新宪法常常在极端不确定的情况下创设。1848年的革命者认为自己带来和促成了“解放”，但这对那些想要靠他们求得解放的人而言又意味着什么？考察法兰西帝国的黑奴、活跃于政治舞台的女性、犹太人和罗马尼亚土地上的“吉卜赛奴隶”，能为我们提供一条路径，以探知1848年革命成果的范围与局限。

第七章和第八章考察了革命的退潮。首先聚焦于逐渐逸散的革命能量、愈加分散的行动，以及脱离共同事业的倾向——这些便是1848年夏天和秋天的特征。随之而来的是一长串暴力逐渐升级的镇压行动，它们为革命画上了句号。为了理解这部分故事，我们不仅要明白革命内部有什么弱点遏制了革命动力，还要明白反革命成功的根源——这一部分源于他们从过去继承来的潜在优势，一部分源于他们在观察革命展开时学到的经验。革命的终幕尤为清楚地表明：在实现国际合作方面，反革命分子比其对手优秀得多。事实证明，影响1848年革命轨迹的不只有各国内部的动荡，还有各国之间的关系。第九章的内容在时间和空间上离开了革命的震中。19世纪中叶欧洲革命的涟漪穿过北美、南美、南亚和环太平洋地区，波及各个复杂社会。它们或极化或澄清政治论争，使每个人都意识到一切政治结构的可塑性和脆弱性。但是，我们离欧洲越远，“冲击”的隐喻就越不贴切——相较于革命内容的扩散，更重要的是远方的人们如何选择性地理解这场革命，而他们的理解则取决于地方的政治分化和政治冲突的进程。与之相较，在欧洲大陆上，1848年革命的遗产是深刻且持久的。为了清楚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跟随19世纪中叶的民众、观念和思维方式，来重新进入和告别这场革命。

欧洲人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健谈，而且没有哪场革命比1848年革命被人谈论得更多。关于革命的个人见闻数不胜数。我始终试着去倾听不同的声音，并思考他们能提供哪些线索，以使我们能更深刻地理解他们身边的事的意义。但这些七嘴八舌的声音并不总是能够达意，我们也应该反思，在某些场合中，1848年的人们与其说是在 相互交谈 ，不如说是在 自说自话 。激动人心的演说也可能同时是空洞的。自由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在农民面前大谈特谈革命斗争的好处和必要性，却收效甚微。自由主义者知道如何歪曲激进主义者的诉求，或是索性置若罔闻。一如今日，信息在谣言和假新闻的迷雾中流传，而恐惧使人偏听偏信某些声音和观念，对另一些却充耳不闻。

有关这场革命的一件醒目之事是许多革命主角有强烈的历史意识。这是1848年革命与18世纪之前革命之间的一大区别：1789年的革命完全出乎意料。而19世纪中叶各场革命的亲历者则对照着这一伟大原型的模板来解读当时的事件。而且，在他们那般行事的世界里， “历史” 这一概念已经获得了相当重的分量。较之1789年的男男女女，1848年的革命者更加真切地感受到历史正发生在当下。人们能从革命进程的每个转折和变化中觉察到历史的运动。相当多的当事人都创作了标满脚注的回忆录或历史论文。

对某些人而言，这种返身回顾的倾向让1848年事件成了对法国大革命的拙劣模仿，马克思的著作最为雄辩地阐述了此种观点。但是对其他人而言，两者的关系正好相反：1789年的史诗并未退化成一出滑稽戏，相反，因第一次革命而促成的历史意识已然得到积聚、深化和广泛传播，1848年的事件充满意义。智利作家、记者兼政治家本哈明·比库尼亚·麦肯纳（Benjamin Vicuña Mackenna）在其回忆录中便持后一种观点：

[1] Axel Körner, 1848．A European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Ideas and National Memories of 1848 (2nd rev.edn, Basingstoke, 2004).

[2] Paul Boerner, Erinnerungen eines Revolutionärs.Skizzen aus dem Jahre 1848 (Leipzig,1920), vol.1, p.73.

[3] Karl Marx,‘Financial Failure of Government–Cabs–Ireland–The Russian Question’， New York Daily Tribune , no.2844, 12 August 1853；重印版载于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 vol.12: Werke Artikel Entwürfe.Januar bis Dezember 1853 (Berlin, 1984), pp.254– 62, here p.262。

[4] Émile Thomas, Histoire des Ateliers Nationaux.Considérés sous le double point de vue politique et social, des causes de leur formation et de leur existence, de l ’ influence qu ’ ils ont exercée sur les événements des quatre premiers mois de la République, suivi des pièces justificatives (Paris, 1848), p.17.

[5] Giovanna Fiume, La crisi sociale del 1848 in Sicilia (Messina, 1982), p.72.

[6] Benjamin Vicuña Mackenna, The Girondins of Chile.Reminiscences of an Eyewitness ,trans.J.H.R.Polt (Oxford, 2003), p.3. 69YPIkUuf+HbHyc5f7uRF908KfFJu1cgNSzRRQUSUtT38bG6bl/wz08f7nj9N4Y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