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三日：七月的巴黎

1830年7月26日周一的清晨，巴黎市民刚一醒来就得知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消息：国王查理十世下达了压制新闻媒体的法令，在新议会召开之前就将其解散，将众议院的规模缩减到近乎原来的一半，还修改了选举法。这些措施没有提交给议会讨论，而是作为各部大臣会签的法令单边强制施行。大批部队正在朝巴黎集结。看起来，政府正试图以政变的形式来彻底摧毁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力量，而后者几周之前刚在全国选举中获得了令人瞩目的胜利。

那个周一，22岁的瑞士诗人朱斯特·奥利维耶（Juste Olivier）正要结束在巴黎为期六个月的逗留。在进入洛桑的一所学院任教之前，他想要先了解一下巴黎的文学界。奥利维耶有写日记的习惯，这一天他为这个“重大的坏消息”而深感震惊。很难想象刚刚在6月的选举中因战果辉煌而信心倍增的自由主义反对派会做出让步，但是，同样没有理由认为法国晚近历史上最为顽固的保守派内阁会就此退缩。奥利维耶好奇：“这将把法国引向何方？法国又将把世界引向何方？”当他前去印刷商处询问自己正在出版的诗集进展如何时，他的印刷商，那个“通情达理、热爱和平、喜欢秩序与工作的小伙子”正处于罕见的激愤之中。他大吵大嚷着：“他们又要革命了！”他还用印刷商特有的隐喻补充道：“那就给他们革命，但要更正、修订、放大！” ^[1] 这天的晚上，当奥利维耶和朋友一起沿着圣奥诺雷街往嘉布遣大道走去时，街道前方的人群突然莫名掉头涌来，店主们纷纷跑出来关闭店铺。奥利维耶及其友人害怕被卷入争端，于是跳上了一辆看起来还在正常运行的公共马车。马车一路安然穿过人潮。

第二天，也就是7月27日的早上，奥利维耶和酒店的服务生让聊了起来。让知道一些新消息，因为头一天晚上他一直忙着搬石料，在街上挖堑壕以阻止骑兵，拆掉大门来修筑街垒。他告诉奥利维耶大麻烦即将来临，因为一旦议会被关闭，工厂和作坊也很快会关门，数千人将因此失业：“没有议会就没有工坊！”奥利维耶对此仍有怀疑，但实际上，对于政治动荡给城市工人造成的影响，让的判断相当准确。报社及印刷厂的强行关闭即刻把排字工、叠纸工和装订工统统推到了大街上。出版自由不单单是一种政治规范，也是一种经济实务。不再为印刷商所需的工人很快就有了伙伴——商店店员和助手，店主们为了躲避首都正在酝酿的动乱已然关门歇业。

事件的进程还在加速。早上9点30分，一位名叫亨利·拉达姆（Henri Ladame）的朋友来到奥利维耶的住处，带来了关于昨天事件的新消息。尽管奥利维耶所住的旅店附近一片祥和，王宫那边显然爆发了激烈的战斗。几家主要的自由派报社的所有者和编辑在《国民报》的办公室里集会，共同签署了一份抗议政府措施的宣言。《国民报》发表声明，宣称该报将继续出版发行，风雨无阻。人们纷纷把新出炉的报纸藏起来，以免遭到没收。议员们在一位长年履职的同僚家中举行集会，宣称他们绝不屈服，并且认为自己仍是法兰西的合法代表。

事情的全貌模糊不清，宛如正在信号奇差的无线网络里加载图片一般，而正在形成的图景似乎远比一场城市骚动复杂。到现在为止，奥利维耶所住的宾馆附近依然平静如常。这天晚上，他在王宫广场附近一家空荡荡的餐厅里和朋友聚餐，晚饭后他们顺着黎塞留街朝着圣奥诺雷街走去。这回他们撞上了一场严重的暴乱。两队骑兵从大街两头逼近人群，一路开枪射击、乱刀挥砍、纵马踩踏。奥利维耶及其朋友看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他们在远处看到人群来回奔涌，先是向前行进，随即又奔逃退回，往复循环。安全返回酒店房间后，他从窗口里看到矾鞣工场滨河街上的人群被大队骑兵驱赶得四散而逃。四面八方响起了“宪法万岁！大臣下台！”的呼喊声，其间夹杂着枪声和不知来自何处的人群的呼叫。不久之后，酒店附近的街区就安静了下来，但远处的叫喊声和枪声一直持续到了后半夜。 ^[2]

到了7月28日周三，冲突事件越发频繁。奥利维耶在这一天的8点、10点、10点半、1点、2点、4点半、5点、6点、7点、7点半、7点45分和9点都写了单独的日记条目。市中心的许多区域都爆发了激烈的冲突。有人看到一大群人手持长矛和棍棒穿过新桥。一群资产阶级人士和工人朝骑警开枪射击，打死了其中五名骑警。奥利维耶的住处俨然变成了剧院包厢，而奥利维耶既想坚持写日记，又按捺不住，想要亲眼去看看正在发生的事，越发觉得两者难以兼顾：

暴乱的过程中也常常点缀着一些显得不协调的常态生活，这是城市暴动的一个典型特征。费拉耶滨河街上一片车水马龙的景象，仿佛对暴动毫不知情。市场照常开门营业，宾客如云。暴动的人群里夹杂着的扛着梯子的巴黎市民，想着能站得更高，看得更清楚。在暴动的间歇，奥利维耶大为震撼地看着一个衣着光鲜的纨绔子弟在其时髦的腰带上挂着手枪，肩上还扛着一把步枪，懒散地朝着暴动现场走去。他看起来更关心自己的扮相，而不是面前这出大戏。

也有一些极端恐怖的时刻，那时，所有的常态就会被打破。周三晚上6点，奥利维耶的住处附近枪炮齐鸣，震耳欲聋。奥利维耶第一次看到有尸体从现场抬出来。他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当晚自己原本计划参加的晚宴不会照常举办了。这本来是场星光闪耀的文学聚会，雨果预计也会出席。写日记不再让他分心，反而变成了他的避难所。他这样写道：“在日记里记下所有的事情是不可能的。我写日记是为了让自己有事可做，保持头脑冷静。” ^[3]

直到7月29日周四的中午，奥利维耶和拉达姆才得知，在几位知名的自由派人士的领导下，临时政府已经宣布成立。国民卫队正在重组，准备从国王的军队手中夺回城市的控制权。两人觉得终于可以出门到街上走走了。地面上到处都是子弹和炮弹的碎片，空气中弥漫着尸体在烈日下逐渐腐烂的恶臭。奥利维耶在卢浮宫附近的塞纳河畔发现了三具并排躺着的士兵遗骸，其中一个的面容已经发黑，但另一个保存得相当完好，他的头部“微微歪斜，靠在草地上，看起来肃穆而温和”。走近之后，奥利维耶发现第三具尸体的衬衫上别着徽章，上边写着他的名字“卢茨”。人群中有人议论道：“这几个是瑞士人。” ^[4] 和已故同胞的这场相遇是奥利维耶与这场屠戮距离最近的一次。

当这位瑞士诗人透过旅店的窗户遥望事件发生时，年轻的轮胎装配工让-巴蒂斯特·博德里（Jean-Baptiste Baudry）正身处激烈的战斗之中。革命结束后的8月11日，他给自己在旺代圣埃尔默利纳村的父母写信报了平安，并且描述了自己参与过的种种事件。他回忆道，在1830年7月27日，一群扛着三色旗的武装群众一边高呼“宪法万岁！波旁王朝下台！大臣下台”，一边横扫了整个城镇。他们进入商店、酒馆和工场，呼吁所有人加入他们，共同对抗“在巴黎的每条街道推进、维持秩序”的守军。很多人前往圣奥诺雷街、市政厅或圣但尼门，而博德里一大早就去了圣安托万郊区——首都工人阶级聚居的城区。一路上，他所在的队伍从800人膨胀到了2.5万人以上。加入队伍的人中就有他的老友乌夫拉尔（Ouvrard）。乌夫拉尔恰好在自家窗边看到了博德里，于是“不顾妻子和小女儿号啕大哭”，毅然前来和他并肩作战。

在圣安托万郊区，博德里、乌夫拉尔和其他起义者很快发现自己是与大批正规军对抗，包括王室卫队的步兵、枪骑兵、胸甲骑兵、宪兵，甚至还有从万塞讷调来的一队炮兵。他们全都归拉古萨公爵奥古斯特·弗雷德里克·路易·维耶斯·德·马尔蒙（Auguste Frédéric Louis Viesse de Marmont）指挥。一名副官来到起义者面前，要求他们放下武器，否则就准备“横尸街头”。起义者回复说，民不畏死，只要副官喊出“宪法万岁！国王下台”，他们就会立即撤退。副官恼羞成怒，于是传令开火。战斗就此打响，从上午10点一直持续到晚上6点多。尽管伤亡甚众，起义者还是成功地守住了阵地，甚至以刺刀冲锋逼退了敌人。起义者分兵1000人去夺取士兵的弹药库。等到胸甲骑兵抵达并试图夺回弹药库时，起义者已经夺走了两门大炮，并将其部署在奥斯特里茨桥桥头。起义者靠着步枪和大炮的威力，在此接连三次击退敌人的进攻——虽然拿破仑战争已经过去了15年，但依然不难找到受过训练、懂得如何装填炮弹和开火的老兵。在守住了弹药库之后，这部分起义者便前往市政厅前的格雷夫广场，支援仍在作战的友军。 ^[5] 到深夜战斗结束的时候，广场仍然牢牢地掌握在起义者的手中。

周四，杜伊勒里宫和王宫附近爆发了更激烈的战斗。不过起义者获得了胜利，毫不留情地用刺刀捅死了他们的敌人（尤其是国王手下令人憎恶的瑞士卫队，奥利维耶在卢浮宫附近遇到的卢茨就是其中的一员）。在度过了一个相对平静的周五之后，博德里加入了出城追捕逃脱的查理十世的分队。在巴黎西边的圣克卢城堡，他们赶走了王室卫队，缴获了他们的大炮，进入城堡，却发现国王刚逃往朗布依埃。“但我们发现了国王的晚餐，兴奋之余立即大快朵颐了一番，”博德里写道，“较之于喂给国王，这顿饭拿来填饱我们的肚子可是好得多了。” ^[7]

7月27日周二下午5点左右，当玛丽·达古伯爵夫人第一次听到隆隆炮声时，她惊呼道：“这些可怜人！”奥利维耶和博德里两人都支持抗议政府最近的政策，但达古身边的人则心绪复杂。达古后来以达尼埃尔·斯特恩（Daniel Stern）为笔名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晚些时候还写了一部关于法国1848年革命的当代史，写得相当出彩。当时正在拜访她的朋友们听到她口出此言，不由大为惊诧：“夫人，他们算什么可怜人？这就是一群恶徒，只想把城市洗劫一空！” ^[8] 和奥利维耶一样，达古在战斗爆发的数日里也听到了各种各样的谣言。“我们的朋友、邻居和佣人都吓坏了，人们进进出出，每个人都能捎来新的坏消息。”由于报社几乎都被关停了，她和家人朋友聊天时，所有人都在一头雾水地互相询问：“国王在哪里？波利尼亚克亲王（时任首相）在哪里？战争大臣又在忙什么？” ^[9]

达古当时正在孕后期，夏天的酷暑让她备受煎熬。有人提议她到布鲁塞尔去，远离巴黎的种种纷扰，眼下那里还算风平浪静，但她的兄弟始终觉得这趟旅途的风险更大。她和母亲住在博讷街上，与卢浮宫及王宫隔河相望。到了7月29日，战斗越发激烈，而且离她越来越近：她从家里就能看到工人和学生的队伍沿着码头涌向卢浮宫和杜伊勒里宫。家人禁止她到外面的露台上去，但从二楼的窗台上，她还是看到了一场奇景：在杜伊勒里宫的花园里，士兵们正慌不择路地四处逃窜。她忽然意识到，查理十世的统治就要瓦解了。第二天，即7月30日，一连串消息传遍全城：王储取代拉古萨公爵成为首都驻军的指挥官；查理十世逃离了圣克卢城堡，不知所踪；奥尔良公爵被任命为摄政王；查理十世退位；随后，王储也宣告放弃王位。城里到处都贴出了布告，敦请奥尔良公爵登基。 ^[10] 在72小时的激战之后，七月革命结束了。后来，这72小时在法国历史上以“光荣三日”著称。三天的战斗导致800名平民和200名士兵死亡，4000名平民和800名士兵负伤。革命期间，起义者在巴黎的大街小巷中建了4000多座街垒。 ^[11]

[1] 日记条目，1830年7月26日，见Juste Olivier, Paris en 1830.Journal , ed.André Delattre and Marc Denkinger (Chapel Hill, 1951), p.235。

[2] 日记条目，1830年7月27日，10.30 p.m., ibid., p.239–43。

[3] 日记条目，1830年7月28日，6 p.m., ibid., pp.248, 252, 255–6。

[4] 日记条目，1830年7月29日，9.30 p.m., ibid., p.272。

[5] David H.Pinkney,‘The Revolution of 1830 Seen by a Combatant’，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2/2 (1961), pp.242–6.

[6] Ibid., p.245.

[7] Ibid., pp.242–6.

[8] Daniel Stern [Marie d’Agoult], Mes souvenirs, 1806–1833 (3rd edn, Paris, 1880), p.327.

[9] Ibid., pp.328, 330.

[10] Ibid., pp.330–2.

[11] Mark Traugott, The Insurgent Barricade (Berkeley, 2010), p.105. NIiABDnXPdDdSBKKBHaxyMz92ruw1mlFxF6fPRy4MYL2DXCQ5HLfV22BXpoRXHT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