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革命与解放

李宏图
复旦大学历史系暨全球史研究院教授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革命史观渐趋消退，在国内学界，具有欧洲性的1848年革命几乎已经无人问津，但令人欣喜的是，近十年来出版界相继出版了英国学者罗杰·普赖斯的《1848年欧洲革命》（郭侃俊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教授迈克·拉波特的《1848：革命之年》（郭东波、杜利敏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版），法国巴黎大学教授伊伯特·圣阿曼德的《1848年革命：席卷法兰西的大风暴》（华静译，华文出版社2020年版），也有一些青年学人开始专攻1848年革命。在这一研究悄然复苏之时，中信出版社推出了一部研究1848年革命的重量级著作，这便是由剑桥大学近代史皇家钦定教授克里斯托弗·克拉克所撰写的这部《1848》。

的确，研究1848年革命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诚如作者所言：“1848年革命有一种难以概述的特质。它无边无际地向四处蔓延，主角蜂拥而至，彼此矛盾的主张和观点喧嚣刺耳。围绕这一石破天惊的现代事件产生了海量的文献，其中充斥着有关民族国家、农业、政治、社会、历史编纂等各种问题。我不能宣称已然捕捉或理解了这场革命的全部，抑或是它的大部分——我每天都会想到那些本应在本书中出现，却被略过的事件、地点和人物。写作本书时，我时常想起我的已故友人兼博士导师乔纳森·斯坦伯格（Jonathan Steinberg）。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乔纳森就1848年革命发表了一场设计精妙的演讲。讲座中，他用一个纸圆盘呈现1848年革命，圆盘中间别着双头箭，圆盘外围则写着1848年的各种‘选项’：自由主义、激进主义、联邦主义、单一主义、君主主义、共和主义、绝对主义、宪政主义、民族主义、地方主义等。他顺时针或逆时针地转动着箭头，说道：‘我教了这个主题20年，却仍然不理解它！’”尽管如此，作者在阅读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学家特有的那种洞察力和才华撰写了这部杰作。此书视野恢宏，简洁凝练，新意迭出，让人击节赞叹。此书的审校者，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周保巍副教授也忍不住予以好评：这是一本激奋人心的书，将历史、哲学和文学，以及历史与当下完美地交融在一起，让人不忍释手，不愧是第一流历史学家的巅峰之作。

长久以来，我们都把1848年革命笼统地概括为民主和民族革命，但囿于研究条件，如需要掌握多种欧洲语言的能力、资料文献的阙如，更受到苏联历史观念的影响，对1848年革命的了解可能也只是肤浅的，甚至是错误的。而克拉克教授的这部著作无疑为我们打开了新的视野，让我们领略到了别样的风景，促进了我们对1848年革命的研究。

由于1848年革命是一场欧洲范围内的革命，作者改变了过往以国别为单位的研究范式，真正从欧洲乃至全球史的视角来展开研究。视野的变换自然会带来问题意识的不同，其考察的路径也别致多样。例如，1848年革命的原点究竟在哪里，是原先所认为的巴黎二月革命，还是现在挖掘出的意大利巴勒莫起义？如果是从意大利开始的，那么这一起源又何以蔓延成了一种欧洲性的革命？也就是说，某一狭小空间里的革命如何具有能量性的突增，以至成为遍布全欧洲的一场大革命？

对此，作者从引用美国历史学家的提问开始进行解析。他写道：“在关于19世纪中叶欧洲街垒战的一项经典研究中，美国历史学家马克·特劳戈特（Mark Traugott）在附录里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1848年的革命浪潮起源于巴勒莫，还是巴黎？’在他的研究中，他并未找到证据能证明，‘活跃于二月革命的巴黎人提到或记得上个月巴勒莫的事’。由此，他得出结论：‘巴勒莫起义的直接影响大体局限于意大利语地区。’”

对比历史，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正是意大利巴勒莫的起义带来了连环效应，为此，克拉克教授运用自然科学的“波”理论来展开解析，认为“波”是“不断传播的动态干扰”。“当我们按时间顺序在欧洲大陆的空间中定位1848年的骚乱时，这些骚乱似乎确实是从中心向外扩散的，如同将石子投入水后泛起的涟漪。不过，这种波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传播。一方面，我们可以把革命想象成从高强度震荡的节点（巴勒莫、罗马、巴黎、维也纳、柏林）向四周传播的过程。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想象震荡随时间的演进而不断扩散，即冲突不断积累。第一个方面引导我们思考，革命在何处‘兴起’，从哪里扩散而来。第二个方面让我们思考，许多地方经过数周、数月或数年的演变，形成了众多累积的动荡。我们应该将这两个方面都纳入考量范围，这样才能真正理解1848年到底发生了什么。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相互引发的，不像一连串的多米诺骨牌，一个推着一个倒下，但它们也并非彼此孤立。因为这些革命是类似的，扎根于同一个互相联系的经济空间，在相似的文化和政治秩序中展开，由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变革进程推动，而这些变革进程一直都存在跨国联系。当1848年革命爆发时，共时的传播作用与随时间不断演进的震荡情况相互作用。”

不仅如此，作为欧洲范围内的一场革命，一次小小的起义能够迅即在欧洲这一更大的空间里激荡开，在其后一定隐藏着更为一致性的条件，使别的空间的人们得以产生共鸣、增强信心，并借以展开行动。而要理解这种一致性的条件，就需要引入那个时期的社会状况。这也是作者着重强调“社会问题”，并且将其作为本书第一章主题的原因。为此，作者不厌其烦地征引了各种材料：“1839年，当比利时激进主义者佐薇·加蒂·德·加蒙（Zoé Gatti de Gamond）考察当时的欧洲时，举目所见尽是变迁与动荡。她写道：‘每个阶层的精神都已陷入怀疑、焦躁和不安。’一切信仰都已黯淡，一切权威皆已动摇，社会纽带也已几近分崩离析。政治前景晦暗不明。民族和政府都不知道自己将要走向何方。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血腥战争与内乱迫在眉睫’的气息。在这个分崩离析的世界中，欧洲人构建了种种思想观念，设想了各种方式，来更好地处理个人与民族的种种事务。有些人拥抱在当时已经初露端倪的变革进程，有些人诉诸理想化的过去，还有些人则期盼尚未降生的未来。”

“激进的德意志民主派人士兼社会福利活动家奥托·吕宁（Otto Lüning）博士是一名医生，与安热·盖潘（Ange Guépin）一样活动于贫困群体。1845年，他发表了前一年的‘政治综述’：‘工人的动乱太普遍了，很难将其归咎于个别人的恶意煽动。布雷斯劳、波希米亚、西里西亚、柏林、马格德堡都发生了起义；这样的骚乱频发，难道不是表明问题的根源深植于我们的社会状况吗？’”正如作者所描写的那样，贫困就是当下“文明的一个现象”。

作者对社会问题，特别是贫困底层民众的考察，似乎是要告诉人们贫困带来了革命，实际上却完全相反，作者恰恰是通过翔实的研究，得出了背离人们常见想法的结论：“暴动不管有多普遍都仍是例外，它们证实了一个更大的法则：贫困和谋生途径的丧失更可能让人民‘失语’和消极，而不是促使他们采取一致行动。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1845—1847年闹饥荒的地方和1848—1849年爆发革命的地方并不一致。假如饥荒与革命有直接联系，那么闹饥荒最严重的地方也应该是1848年革命最活跃的地方。但事实截然相反。就拿爱尔兰这个极端案例来说，饥荒一直持续到革命那年，它侵蚀着当地人的政治能量，也削弱了正在欧洲其他地方如火如荼展开的革命事件的影响。在尼德兰，闹饥荒最严重的地方在革命危机年代大体是沉默的。像西里西亚山谷这样连年受食品短缺和营养不良之苦的地区，在革命爆发时往往表现得消极被动。在普鲁士，革命激进主义思潮和暴力活动最火热的中心是那些在饥年根本没出现过粮食骚乱的城镇。纵观人类历史，令人惊讶的不是最贫穷者摩拳擦掌地准备改变贫苦现状，而是他们的逆来顺受。最近一项关于起义暴力的研究总结道：‘这是个深刻的、反复被印证的发现，即贫困和不平等的事实本身，甚至这类状况的恶化，都不足以导向政治……暴力。’这些观察很重要，因为它们提醒我们革命是政治事件，在革命进程中政治享有一定自主性。革命不完全是社会系统中不断累积的疾苦与不满的必然结果。

因此，这几十年的社会疾苦与1848年革命的爆发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但这不意味着前文所考察的暴动和抗议无关乎革命的开始和进程。社会冲突即便在动机上常是自发的或非政治的，但其影响仍有可能是高度政治化的……但革命从来就不只是革命者的梦想。革命释放了社会中积压的一切紧张与不满，而不仅限于那些进步的诉求。”

作者的这些论述也不由得让我想起19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的那句名言：“贫穷带来的只是暴动和造反，而非革命。”一种悖论是，1848年偏偏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就如何找到一种合理的解释，托克维尔的表述值得重视，在他看来，这场革命并非源于贫困，而是因为观念。也就是说，一批思想家和理论家通过自己的宣传，鼓动了这些深陷贫困的人挺身而出，发起革命。翻阅文献，我们可以看到托克维尔的睿智之见。同一时期的思想家蒲鲁东写下了《什么是所有权》一书，他以异常激越的文字写道：“所有权就是盗窃！这是1793年的口号！这是革命的信号！”工人阶级思想家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Louis-Auguste Blanqui）疾呼，1789年的革命是一场政治革命，而现在要进行一场“社会革命”。路易·勃朗也大力号召人民，现在“应该进行一次社会革命的尝试”。而“社会革命”就是摧毁现存的体制，重建新的社会。正是在这些思想家和理论家的鼓动下，“社会革命”成了1848年革命重要的主旋律。

也正是托克维尔，将1848年革命的“社会革命”特性看得异常透彻。“起义的目的并不在于改变政府的模式，而在于变更社会秩序。说实话，它并非一场政治斗争（就迄今为止我们给予这个字眼的含义而言），而是一场阶级战斗，一种奴隶战争……他们为摆脱被人们称为非法压迫的生存环境，为了开辟一条通往他们向往的幸福生活——很久以前人们就给他们指出，那是他们的权利——的道路而不惜使用武力，工人的这种力量是强大的。错误的理论与贪婪的欲望掺和在一起，正是这一点诱发了起义并使之变得一发不可收。人们向这些可怜的人断言富人的财产几乎就是从他们身上窃取的。人们还向他们断言，财富不均既有违于伦理、社会，又与天理相悖。在需求和激情的推动下，许多人对此信以为真。这种含糊、错误的法律概念，与暴力混为一体，把某种潜能、某种韧性以及某种纯粹的武力永远不能具备的威力注入其间。”

作为思想家，对于这场即将到来的、完全有别于1789年法国革命“旧革命”的“新革命”，托克维尔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曾发出警告：

1848年1月，就在法国二月革命爆发之前，托克维尔再次发出预警。对此，克拉克在书中也做了简洁的引用。在这里，为了便于读者更为准确地理解，还是将托克维尔的这段话较为完整地加以引用。托克维尔说道：

那时，没有人在意托克维尔的预警，就连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也自信满满地说道，工人阶级不会在寒冷的冬天闹革命的。可是话音刚落，声势浩大的二月革命就猛然爆发。

正是在这场革命中，革命者提出了自己的诉求。这些诉求体现在政治、社会等各个层面，如对政治改革的要求（建立议会，颁布宪法，扩大选举权、出版和结社自由等）与对社会改革的要求（设立最低工资，控制必需品价格，建立劳动组织，承认工作权等）。由此形成了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等诉求不同的思想流派。同样，反对革命的力量也在积聚，并在最后将革命镇压下去。

无论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确有一点不可忘记，那就是1848年革命是以暴力革命闻名于世的，其惨烈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托克维尔亲身经历了法国1848年革命。在他的《回忆录：1848年法国革命》中，他对这场革命有这样震撼人心的评价：“这是怎样的战争啊！六十年来都未曾见过。跟它比起来，法国大革命期间最血腥的日子也只是儿戏。”

面对这一要推翻资本主义体制的“革命”，反革命一方也十分凶悍，调动了强大的武装力量将其镇压。就连托克维尔这样的文弱书生也下定决心参加战斗。请看他的表态：“所以我下定决心要奋不顾身地投入政治舞台，全力捍卫组成社会本身的法律以及我的财产、安宁与人身，而不是为捍卫政府而献身。”他还表示，在尚未明确另一种更好的体制之前，诚实的人们还是要站起来为他们理解的唯一的体制辩护，甚至为它献身。而这个体制的核心就是自由、文明和财产。可以想见的是，1848年革命在强力的镇压下失败了。由此，书写1848年革命的历史学家不禁提出疑问：1848年革命究竟是胜利还是失败了？如果从形式上看，这场革命的确是失败了，但若是仔细考察便会发现，1848年革命改变了原有的社会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革命者的目标。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这场革命并未失败，而是获得了成功。

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我们要格外重视托克维尔所说的这段话，即工人阶级不就是“要动摇它目前赖以支撑的基础吗？难道你们没有听见每日在他们中间传播的话语吗？难道你们没有听见人们在那里不断重复说着，所有位居其上的阶级既无力也不配统治他们，到目前为止世间财产的划分是不公平的，所有权得以成立的基础并不公正？”这正是问题的核心所在。通过这一表述，可以看到，这是社会主义思想家对社会重构的向往，期冀通过一场“社会革命”，构建一个自由、公正、和谐共享的社会。尽管1848年革命具有民族革命的内容，但如果就现代社会的基本构建而言，社会主义思想家通过对现实资本主义的批判与对未来和谐共享社会的思考，丰富了现代性的内容，并在与自由主义的斗争中重塑了现代社会的基础。更需重视的是，正是在这一思想观念的感召下，普通民众开始有了一种自我的觉醒，要为自身的权利奋起斗争。

当然，就构建一个新社会而言，1848年革命无疑没有实现这一目标。具体而言，社会主义思想家对未来和谐共享社会的描画没有变为现实；自由主义者对宪政体制的追求也未实现，例如德意志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未能通过建立共和体制的宪法；从民族主义来说，意大利和德意志的统一与建立民族国家的重任则被留给了下一个时代。尽管如此，在我看来，1848年革命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将要以什么内容来构建社会的基本秩序，或者说，现代社会的基础和秩序的支撑应当是什么：是确立以私有财产权为基础的资本独占性社会，还是要构建以共享和谐为目标的社会？既然自由仅仅是有产者的自由，那么劳动者的自由又如何得到保证？一个民族是应该在帝国的空间里存在，还是应该获得自身的独立，形成民族国家？人们如何能免除被奴役的、奴隶般依附的状态，实现自由？在1848年革命中，我们可以第一次看到那一代人对这些问题深切的思考以及有关这些问题英勇的抗争。其核心就是托克维尔所提出的那个问题，即一个以自由、文明和财产为核心的社会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既有同时代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一书中所提出的对劳动阶级未来的安排，也有芬兰作家所说的，欧洲各民族将以独立的民族这种方式走向未来。

1848年革命早已终结，“过去即是异乡”。但不可忘却的是，历史从未逝去，这些核心主题依然存在，继续扑面而来，猛烈地击打和拷问现世的人们。面对1848年革命，我们的确既要从当下来思考历史，又要将历史与当下贯通融会。这既是此书的一种视角，又是其意义所在。如果从这一维度上看，今天重回1848年革命，阅读和思考这段历史，不禁令人想到，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和消化这场革命的遗产。回望那段历史，如果不再囿于单一的对未来社会的描画，而是拓展我们的视野，将不同的诉求、不同的“主义”，如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等融合在一起来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到，尽管不同的理念与群体在革命中诉诸迥然各异的目标，并在迥异的思想观念指导下展开行动，但总体而言，这场革命实质上就是一场消除奴役、实现自我解放的革命。

1828年，德国诗人海因里希·海涅问道：“我们时代的任务是什么？”“是解放。不仅仅是爱尔兰人、希腊人、法兰克福犹太人、西印度人、黑人和各个受压迫民族的解放，而且是整个世界的解放，特别是欧洲的解放。”对于“解放”，从概念内涵的演进来看，“解放”一词最初指的是罗姆奴隶的解放，而现在指特定群体——种族、阶级、民族（海涅没有提到妇女）的解放——融合成一个单一的、包罗万象的过程。事已至此，“解放”就成了历史流经的通道，仿佛没有历史不是由此经过的。受此启发，作者在书中也单列了一章，标题即“解放”。的确，如果要对1848年革命进行一种定性理解的话，完全可以将其概括为，这场革命就是欧洲近代历史上“奴役”与“解放”之间的第一次全面大决战：劳动要从资本的奴役下解放，人民要从个人执政的专权下解放，民族要从帝国的统治下解放，女性要从男权的控制下解放。总之，就是要走出被奴役的状态，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解放。

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在观察和沉思了那个时代的历史之后，写下了《悲惨世界》这部文学名著。百年之后，人们将其改编为音乐剧，其主题曲为《你可曾听到人民的呐喊》。

通过这雄壮的歌声，我们分明可以领略到1848年那时的人民为获得自身权利而呐喊，为创造一个新世界而奋起战斗。

阅读这部书写1848年革命的作品，在字里行间可以发现，历史没有断裂，事实仍在延续。正是如此，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将会重新激发人们对这场革命的思考，探寻未来的“大变局”之路。 DbKHlY81Ac9jjRhu/IuxPlMgiMmajZf3mvK5s0JbHWwpdkD685vpSUl4c3WbP9u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