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的位置

以上是《我的未来法则》中一段令人费解的段落，克莱尔·德马尔在此表达了一种历史进程不可阻挡的感触。参与起义的社会主义者马丁·贝尔纳（Martin Bernard）在其狱中回忆录里也表达了同样的感受。大人物们所强加的那些“不明智的限制”，他们试图回到“已成幻影的过去”的努力，对那宏大的历史叙事根本毫无影响：“想要阻挡进步之战车的人有祸了！他们必将被车轮碾碎！”贝尔纳对这辆不可阻挡的战车充满信心，甚至在内心深处产生了对反革命者的同情：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像那些为了胜利而献身的人一样”，反革命者也必定只会加速进步的步伐。 ^[2]

以上都是法国激进主义左翼的声音。但实际上，历史的运动轨迹不可逆转之感在整个欧洲的激进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身上都能够找到。意大利爱国者弗朗切斯科·萨韦里奥·萨尔菲（Francesco Saverio Salfi）、德乔·瓦伦蒂尼（Decio Valentini）和费代莱·博诺（Fedele Bono）都承认，法国大革命并不只是一个历史事件，而是世界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在意大利，它的变革性影响仍在发酵，重生的进程也正在展开。 ^[3] 从那不勒斯到加的斯、巴黎、巴登、巴伐利亚、皮埃蒙特-撒丁、葡萄牙、布鲁塞尔，19世纪早期，欧洲的宪法数量激增，这滋养了自由主义者的信心，使他们相信自由主义的宪政秩序终将胜利。波兰自由主义者弗朗齐歇克·格日马瓦（Franciszek Grzymała）在1820年为期刊《白鹰》（该刊很快遭俄国当局查禁）所撰写的文章中说道：“宪法已是可以预见的未来。”格日马瓦认为，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宪法的威力在于它多元、平衡的性质。它不啻“所有等级、党派、阶级甚至各种敌对势力之间的一个和约”。 ^[4]

欧洲各地的自由主义者都将宪法的这种温和特质视为无价之宝。那不勒斯杂志《宪法之友》的格言就是“温和而坚定”。最重要的是，温和的宪政将保证历史不再重复，保证人们能从过去的错误和过度行为中获得教训。在19世纪20年代早期，在西班牙、葡萄牙、两西西里王国和皮埃蒙特接连爆发的一连串革命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这四场革命的共同点在于，起义者都宣布采用《加的斯宪法》，也就是半岛战争期间于加的斯起草的宪法。这些自由主义政权都在国际干预下迅速倾覆，最后一个覆灭的是西班牙的自由主义政府，1823年它因法国的武装干涉而倒台。对葡萄牙自由主义者阿尔梅达·加雷特（Almeida Garrett）来说，无论这些革命多么短命，它们都展示了一种新的“南方自由体制”的力量，而为这种体制赋予活力的正是自觉的、“温和”的政治形式。阿尔梅达认为，自由主义宪政这种“平静”而“有吸引力”的力量代表了一种明确的进步，标志人们已经超越了18世纪末那种“毁灭性的”“蛮横的”“爆炸式的”革命，尤其是法国革命。 ^[5]

保守主义者往往质疑如下观点——自由主义者已经从早先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在他们眼中，自由主义革命的景象唤起的是对激进化的回忆，正是这种激进化将大革命的法国拽入雅各宾专政的极端暴力。作家、历史学家、时任外交大臣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曾在众议院发表演说，指出了西班牙立宪政权的不稳定，并且提出了严厉警告：“大革命的法国催生了（雅各宾的）国民公会，西班牙革命难道不会创造出自己的国民公会吗？”保守主义者倾向认为，历史会陷入某种循环、重复的结构。法国极端保守主义报纸《日报》支持插手对抗西班牙的立宪政权。该报纸在1823年同样清晰地总结出这一观点：“革命总是在同一个圆圈里打转，说着同样的话语，并走向同样的结果。” ^[6] 与之相对，自由主义者则坚持认为，他们踏上了通往更加美好的未来的旅程。

宣称要阻止变革的人最敏锐地意识到周遭要求变革的压力。普鲁士保守主义贵族利奥波德·冯·格拉赫在1843年写道，似乎没有什么人或物能安稳地扛过“时代精神清新的劲风”——即使是他那些看似保守的挚友，也总是在寻求与这些时髦的自由主义观念达成某种妥协。 ^[7] 19世纪第二个和第三个十年，时代精神也是波兰自由主义者的口头禅之一。它是一个代号，指示着推动欧洲各个社会沿着一条殊途同归的道路走向现代性的一切力量。对波兰改革家博纳文图拉·涅莫约夫斯基（Bonawentura Niemojowski）来说，时代精神“就像是古代的斯芬克斯，谁要是猜不出它的含义，就要被它吞噬”。 ^[8] 西班牙自由主义者弗朗西斯科·马丁内斯·德拉罗萨在《世纪精神》（ Spirit of the Century ，1835）中将他所处的时代描述为一个改革的时代，而改革是“暴动的一个默默无闻的兄弟”。他认为，改革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它是唯一手段，可用来调节各种“政治和民事关系”，以便缓和“社会秩序的剧烈变动”。 ^[9] 德意志各邦大臣曾集会商讨应对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团体的治安措施。奥地利政治家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在会上发表讲话，他表达了对秩序受到威胁的担忧，言语中传递出类似的、历史的运动轨迹不可逆转的观念：“如果我们不建起一座大坝来控制奔腾的洪水，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君主权力消失得无影无踪……” ^[10]

无论选择站在政治光谱的哪个位置，欧洲人都不得不面对和理解这股变革的浪潮。由此，他们踏上了一段漫长的旅程，用19世纪30—40年代席卷欧洲的各种思想的链条编织出多变的理想与信念之网。社会主义起义者马丁·贝尔纳最初是被圣西门主义者引入政治领域的。他对苏珊·瓦尔坎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性别平权呼声兴趣寥寥，但对“联合”这个“意味深长”的观念兴味盎然。他一度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指南针”。 ^[11] 但后来他放弃了圣西门主义，转而通过博纳罗蒂（Buonarroti）的著作来研究罗伯斯庇尔。费利西泰·拉梅内一开始作为教会权利的捍卫者，反对大革命与拿破仑的威权主义，但在研习一系列的自由主义信念之后，他最终把自己残存的基督教精神同某种社会主义的福音结合在一起。他最初是法国大革命的反对者，最终却肯定了革命的价值。在这些思想转变的中心，是对重塑社会凝聚力的关注，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似乎正不断分裂成无数相互疏离的个体。 ^[12]

在流亡的意大利爱国者朱塞佩·马志尼的作品中，我们也能找到类似的转变。1832年时，马志尼还在称赞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阶段，认为它预示着即将到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但1833—1834年，他的社会激进主义观念逐渐消退，他开始采纳更加基于唯意志论和唯灵论的革命观念，谴责国家恐怖政策，并宣布放弃对社会所有制基础做出深刻变革的主张。 ^[13] 马克思在1837年还醉心于黑格尔的著作，这些著作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启示性冲击。“有一段时间”，他在这年11月告诉自己父亲，他激动得“几乎无法思考”，他“在污浊的施普雷河旁的花园里狂奔”，不能自已地渴望去拥抱柏林街角的每个流浪汉。 ^[14] 但马克思随后抛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在构建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时，他消化、吸收、重组了许多其他人的思想，在这方面，他的渴求与睿智可谓世所未见。 ^[15]

胡安·多诺索·科尔特斯后来被誉为伊比利亚模式中不妥协的、雄辩的保守主义的象征，但即便是他，最开始踏入西班牙政治生活的时候也是一个心境复杂的自由主义者。他转向更加保守的立场是在1836年8月拉格兰哈的激进主义者起义之后。 ^[16] 荷兰自由主义者约翰·鲁道夫·托尔贝克（Johan Rudolf Thorbecke）的政治生涯则代表了一段截然相反的旅途：刚成年时，他是一个浪漫主义保守派，对宪政试验充满敌意。1824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法律的唯一合法性来源就是“已经逝去的历史”，任何更高的标准都纯属“幻觉”。尽管如此，到19世纪40年代早期，托尔贝克已经蜕变成自由主义的先锋、激进宪政改革的支持者，并且将在1848年的革命中发挥关键的作用。 ^[17]

在对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政治新闻事业所做的分析中，罗杰·博舍（Roger Boesche）注意到，托克维尔以一种不协调的方式将不同的观点融合在一起，其中似乎既有夏多布里昂的保守主义，又有贡斯当的自由主义和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的激进共和主义。博舍将这种异质性解释为托克维尔“奇异”的自由主义的标志。 ^[18] 然而，在19世纪30—40年代的世界里，没有谁不是“奇异”的。跨越了整个19世纪的曲折思想旅程的也不仅限于文化精英。皮埃尔-西蒙·巴朗什（Pierre-Simon Ballanche）是一位相当晦涩难懂的哲学家，他的思想就经历过多次转变。据他19世纪30年代的记载，他结识过一位工头，后者召集工友们组成了一个哲学小团体。“最开始他是个圣西门主义者；不久之后，他抛弃了圣西门，转而宣讲傅立叶的政治经济学；但他又很快就意识到，仅仅构建在物质福祉基础上的政治经济学是不充分的。现在他开始研究我的作品，并对我的学说产生了真挚的热情……” ^[19]

一切人和事物都处在变化之中。或许这是世间常态。不过，有一些时代的特征就在于趋向稳定，而先前不稳定的形态历经熔铸，边界逐渐明晰：加洛林文艺复兴，13—14世纪领土国家兴起，认信运动的时代，现代民族国家兴起，还有冷战。但也有一些时代特征在于变化与过渡，时代前进的方向难以辨识，不同的身份认同和信念出人意料地交织在一起。我们的时代便是如此。19世纪革命那几十年的魅力也部分来自于此。

[1] Démar, Ma loi d ’ avenir , p.42.

[2] Martin Bernard, Dix ans de prison au Mont Saint-Michel et à la Citadelle de Doullens.1838 à 1848 (Paris, 1861), p.101.

[3] Franco della Peruta,‘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dans la pensée des démocrates italiens du Risorgimento’，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49/230 (1977), pp.664–76,here pp.664–5.

[4] Cited in George T.Bujarski,‘1815–1823.The Question of Cosmopolitan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 The Polish Review 17/2 (Spring 1972), pp.23–4.

[5] 阿尔梅达在他1830年的文章‘Portugal na Balança da Europa’中讨论了19世纪20年代革命的这一特征。对该文章的讨论见Gabriel Paquette,‘An Itinerant Liberal.Almeida Garrett’s Exilic Itineraries and Political Ideas in the Age of Southern European Revolutions (1820–1834)’，in Maurizio Isabella and Konstantina Zanou (eds.), Mediterranean Diasporas.Politics and Ideas in the Long 19th Century (London, 2015), p.50。

[6] 三处都转引自Kôbô Seigan,‘L’influence de la mém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de l’Empire Napoléonien dans l’opinion publique française face à la guerre d’Espagne de 1823’，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 no.335 (January/March 2004),pp.159–81, here p.174。

[7] Leopold von Gerlach, diary entry, 28 and 29 October 1843, Abschriften aus den Tagebüchern Leopold von Gerlach, Staatsarchiv Bundesarchiv Potsdam 90 Ge 6, fol.98.

[8] Bujarski,‘1815–1823.The Question of Cosmopolitan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pp.17–18.

[9] Martínez de la Rosa, El Espíritu del siglo , pp.xi, xiii, 30.

[10] Cited in Wolfgang Mommsen,‘Die Julirevolution von 1830 und die europäische Staatenwelt’， in Mommsen, 1848.Die ungewollte Revolution.Die revolu-tionären Bewegungen in Europa 1830–1849 (Frankfurt/Main, 1998), pp.42–67, here p.58.

[11] Bernard, Dix ans de prison , p.196.

[12] Robert A.Nisbet,‘The Politics of Social Pluralism.Some Reflections on Lamennai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10 (1948), pp.764–86; Louis le Guillou,‘Lamennais, ses amis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Revue d ’ histoire littéraire de la France 90/4–5 (1990), pp.715–24.

[13] Della Peruta,‘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dans la pensée des démocrates italiens du Risorgi mento’，pp.670–3.

[14] Cited in James Sheehan, German History, 1770–1866 (Oxford, 1989), p.568.

[15] 关于马克思是创造性的观念集大成者，参见Jonathan Sperber, Karl Marx. A Nineteenth-Century Life (New York, 2013)，多处。

[16] Maria de Fátima Bonifácio,‘Costa Cabral no contexto do liberalismo doutrinário’， Análise Social , 4th series, 28/123–4 (1993), pp.1043–91, here pp.1076–7.

[17] Johan Rudolf Thorbecke, Ueber das Wesen und den organischen Charakter der Geschichte.Ein Schreiben an Herrn Hofrath K.F.Eichhorn in Göttingen (Göttingen, 1824), p.7; 关于转变，参见Izaak Johannes Brugmans, Thorbecke (Haarlem, 1932), pp.17–36，53–84;Remieg Aerts, Thorbecke wil het.Biografie van een staatsman (Amsterdam, 2018),pp.262–315。

[18] Roger Boesche,‘Tocqueville and Le Commerce.A Newspaper Expressing His Unusual Liberalis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4/2 (1983), pp.277–92.

[19] Cited in Georges Navet,‘De l’Aventin à la Croix Rousse.Pierre-Simon Ballanche et le héros plébéien’， Le Cahier (Collèg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 , no.5 (1988), pp.29–41, here p.29. xRHjMI+Rn2tVIV15oUtjP8BDOONPaubpSaXoD13XE/H6/AH1B52RmjZjxxUtp+A/